张宏良：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四）

第三部分，当今中国摆脱危难的历史选择

 

　　崛起还是解体，和谐统一还是动荡分裂，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处于历史交叉路口的中国已不可能再沿着原有道路继续发展下去了，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目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都在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做准备，准备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重新改造中国。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的巨变前夕，正在进入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前夜。与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的同时，世界正在进入文化转型期，所以不仅是中国，包括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同样认为目前状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今年春季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就是历史转型期大变革的反映。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中华民族崛起前的最后一场大决战，那么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则是世界由精英时代进入大众时代的第一场大决战。并且这两场大决战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复兴运动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持，世界反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运动，则需要中国政治文明的引导。

　　由电脑网络、基因技术和股票带动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把人类社会由以往的精英时代送入大众政治时代，由于以往的政治文化都属于精英时代的政治文化，必然会与崭新的大众政治时代形成尖锐冲突，并让反对精英统治的世界人民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感到迷惘，今年欧美国家反资本主义大游行的模糊口号 “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就反映了进入新的陌生历史时代人民的迷惘。其实，欧美人民所讲的另一个世界，就是社会主义世界，西方人民之所以不敢再公开提出坚持了数百年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代之以十分模糊的“另一个世界”，就在于苏联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把社会主义弄脏了，从而造成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历史迷惘。但是，西方国家的人民大众在迷惘的同时，之所以又十分坚定地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就在于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创造出了与大众政治时代相适应的另外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并且这种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已经成为当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进步因素，所以人们才会在否定现有世界的同时，坚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行的”。世界才会再次掀起毛泽东热，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胡锦涛主席那句话：“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伟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许多人可能很难理解在世界转型期过程中，中国在先进政治文明方面的引导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大众政治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中国精英集团，持续30多年的妖魔化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大崩溃之中，因而很难想象一个陷入道德大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引导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不过辩证地看待就会发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不会形成对中国引导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否定，相反，恰恰证明了当今世界文化转型期的发展道路就在中国。一方面，在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当中，唯独中国精英集团对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探索，在进行疯狂否定和恶毒诅咒，在当今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会如此彻底地否定本国本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唯独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唯独中国产生了取代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制度，所以才激起了中国精英集团空前的恐惧、仇恨和诅咒。另一方面，私有制的两大社会毒瘤——权力统治和资本统治——所形成的所有罪恶，全部集中在了当今中国，罪恶集中在中国，矛盾集中在中国，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自然也就在中国，矛盾集中在哪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在哪里。当今中国是权力和资本的邪恶到了无以复加的时期，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超越了以往人们关于罪恶的最大胆想象。高俅是权倾朝野的国防部长，却费尽周折也难以整死林冲一个普通教官，而今天随便一个处长就能够十分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是资本血腥的代表，所圈占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土地，而今天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的“现代圈地运动”，所圈占的却都是他人财产;当初被镇压的黄世仁如果活到今天，即使按照剧情中的事实，也肯定会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正是因为当今中国权力和资本的罪恶达到了极端，中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权力和资本的罪恶，正是因为全世界权力和资本的罪恶都在流向中国，全世界的目光才会再次转向中国，中国才会再次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中心，中国的崛起才会对世界产生积极意义。在此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历史背后那巨大的宿命力量：把私有制积聚数千年、资本主义积聚数百年的罪恶集中在中国爆发，由中国来消除这些罪恶产生的根源，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转型，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幸运的选择，因为对于当今世界而言，唯有创造了辉煌东方文明的中国，才有能力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整合，才有能力消除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罪恶，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崭新发展新路，引领世界完成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型。

　　可见，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与整个世界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文化转型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内容和本质，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则是历史发展的形式是途径。虽然这一形式和途径将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应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坚持以人为本，废除丛林法则；建立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大众政治制度，把中国建设成为拥有先进政治文明和人伦法则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突破的基本原则和文明底线。人类社会生产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此外任何其它生产目的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剥夺和践踏，是违背人类文明的犯罪行为。根据这个生产目的来衡量现有生产能力，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居者有其屋，劳者有其作，患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物质基础，必须按照五有社会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五有社会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五有社会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经济权利，那么，四大自由则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政治权利。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不是要取消或者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右派就是这样污蔑和妖魔化四大自由的)，而是要把原来只由少数精英享有的自由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特别是扩大到没有条件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劳动人民。把自由权利纳入只有少数精英才有条件享有的特定渠道，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劳动群众的政治专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自由权利的彻底剥夺。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就是通过这种特定渠道，把广大中国人民排除在自由之外的。没有四大自由，人民大众就没有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渠道，所谓的自由民主，就只能成为少数精英欺压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民主，这就是中国官僚买办集团反对四大自由等大民主的政治目的和历史本质。况且，如同目前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了实现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一样，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也具备了实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物质基础。网络已经形成了现代大字报制度，恢复宪法中人民拥有的四大自由权利，只不过是顺应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而已。目前，包括那些疯狂反对四大自由的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也无一不是都在使用这一现代大字报的形式。他们反对四大自由的目的，不过是要继续维持其对传统媒体和舆论的垄断地位而已。网络时代已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人民大众自由权利的限制，试图通过妖魔化四大自由的方法，把人民大众继续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继续把自由民主作为少数精英享有的政治特权，不仅是十分反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以往那种通过垄断传统媒体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的复辟和倒退无论多么疯狂，都只能是短暂破灭的政治泡沫，绝对不可能挡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无论反动派如何叫嚣和反对，以四大自由为代表的人民政治权利的历史回归，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坚持以人为本，废除丛林法则，是保障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的根本原则，是拥有先进政治文明和人伦法则的根本条件。人类社会应该以人为本，实行人伦法则，而以往社会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以官为本、以资为本。也就是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强加于社会，按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低等动物的竞争法则组织社会生活，把中国社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的生存法则之中。包括狮豹虎狼等高等动物在同类之间都不会实行弱肉强食，可中国精英集团却打着增加社会活力的旗号，把13亿中国人强行纳入了低等动物的竞争状态。结果把一个充满雷锋精神的理想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道德崩溃、人伦尽失的魔兽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殖民经济、官僚政治、太监民主和兽性文化等病态因素组成的历史怪胎。所以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废除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按照以人为本的人伦法则重新组建社会生活，济贫助弱、除暴安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符合人道、天道、公道的人类社会，而不再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逼死人的社会，不再是逼迫男人当牲口，逼迫女人当娼妓的社会。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有多么漂亮的借口，只要是逼迫女人出卖肉体的社会，就是最野蛮、最残暴、最邪恶、最下流、最肮脏的社会，就是不配称其为人类社会的社会，就是妖魔鬼怪统治的社会。马克思之所以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此前历史，称为是人类的“史前史”，就是在强调这种逼迫男人出卖劳力、逼迫女人出卖肉体，并且相互杀戮的历史，不应该属于人类历史，只能属于“史前史”。自然界连脊椎动物等高等动物都不会自相残杀，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无论如何都绝不应该降低到脊椎动物的道德水平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还有一个女人依靠出卖肉体为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配称为是人类社会，更谈不上是什么文明社会。把女人逼为娼妓，是对人类尊严最野蛮的践踏，是对天理人伦最无耻的背叛，是对基本人权最彻底的否定。任何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的人，都绝不会把一个逼良为娼的社会，歌颂为是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歌颂为是人类理想的宪政社会。

　　正是鉴于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把废除丛林法则，铲除兽性文化，恢复人类尊严，实行人伦法则，看作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首要任务。首先必须回归人类社会，然后才谈得上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选择。

 

　　二，建立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以什么方式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民主权利，已成为当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成为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政治问题，也是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核心内容。虽然西方宪政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仍然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利分配制度，本质上是资本集团控制权力和控制社会的一种政治方式，是对权力集团和人民大众的双向约束。与以往封建社会相比，人民大众除了对资本筛选出来的政府候选人进行四年一次的投票之外，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权力，并且无论是赞成票还是反对派，都仅限于资本筛选出来的候选人之间。特别是人民大众这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选举权绝不是“免费午餐”，而是以牺牲实际权利换取的，是以绝对服从顶头上司和老板为代价的。对于一个遭受老板侵害的民工或者遭受老板侮辱的女工来讲，任何形式的直接反抗都属于“非理性的非法行为或者是邪恶的暴力行为”，唯一的合法行为就是盼望四年以后出现一个关心自己的总统先生。至于西方宪政社会中人民大众拥有的其他一些权力，那完全是在暴力均衡基础上实行政治妥协和政治和解的结果，以及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与西方宪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即便抛开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不论，目前中国也不具备西方宪政制度所必须的强大资本力量和暴力均衡基础。精英集团内部分的权制衡只能产生两个结果：要么像百年前那样军阀混战，要么像最近30年来那样精英集团联合起来欺压百姓。中国30年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分权的过程，结果不仅没有形成什么权利制衡，反倒形成了“官学商铁三角”，联合起来欺压民众。就拿拆迁来说，被认为是专制集大成者的希特勒都不敢强行扒德国老百姓的房子，可是中国随便一个开发商就可以带着流氓强行扒老百姓的房子;官员不仅不保护老百姓，反倒派武警和法官一起跟着扒房;媒体和法学家不仅不替百姓鸣冤，反倒共同声讨那些哭爹叫娘的“钉子户”。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法学界就会看到，那些倡导西方宪政的人，无一不是赞成扒房子圈地抢企业，以及赞成把妇女变成娼妓的人;并且在类似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的问题上，还无一不是理直气壮的人。这就是我们不赞成套搬西方宪政，而主张建立大众政治，实行大众民主的原因。社会是大家的社会，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父精母血，十月怀胎，人人生而平等，同样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贫穷对于穷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公，如果再以贫穷为借口剥夺穷人的政治权利，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由资本主导的西方宪政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更大的不公。

　　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政治体制，就目前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

　　大众民主是包括全体人民的民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的民主，是不能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剥夺的民主，而以往的精英民主则通过各种借口和形式把广大人民特别是把底层劳动人民排除在民主之外。要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做到：

　　第一，以直免方式的民主取代单纯直选方式的民主。直免方式是指人民有权直接免除各级官员，直选方式就是目前西方国家实行的人民直接选举地方和国家最高领导。直选方式无法实现人民民主权力的弊端在于：一是候选人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人民只能在资本筛选出来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人民无法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如美国人民只能在两个资本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这就如同一个妇女在两个流氓之间选择丈夫一样，表面来看她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而实际上她只有在两个流氓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而没有不选择流氓的自由。二是西方直选方式仅仅局限于对最高行政官员的选择，而把直接决定老百姓利益的顶头上司等各级官员排除在选举之外，老百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见，西方的直选民主实际上是资本对权力和对民众控制的双向手段，在这种直选民主中，人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而能够同时表达人民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只能是直免方式的大众民主。在直免方式的民主中，无论是以什么方式采用什么手段上台的官员，都只能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会随时被人民所罢免。因而任何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都不可能发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造大民主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此，中国官权阶级、资产阶级和反动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无比仇恨毛泽东的根源也在于此。

　　第二，建立能够让所有人民直接表达各自诉求的自由渠道，而不再受传统媒体等特定渠道的限制。这是大众民主区别于精英民主的一个本质特点。精英民主，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还是目前中国的党内民主，其主要弊端就是只能通过专门设立的民主渠道，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所有这些民主渠道都设有很高的知识门槛、资本门槛以及权力门槛，一般人很难跨越，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比如通过新闻出版等传统媒体来表达政治诉求，就把没有条件发表论文著作的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了自由民主之外。这绝大多数民众便如同被掐住脖子的公鸡一样，丧失了最起码的打鸣权利。可见，精英民主的所谓平等权利，仅限于在跨越知识门槛和资本门槛之后少数精英之间的平等，而对于被挡在知识和资本门槛之外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平等、自由、民主的权利。要想和少数精英享有同样的自由民主，就必须先和少数精英一样跨越知识和资本的门槛，能够跨过去的就有权享有自由民主，不能跨过去的就不能享有自由民主。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跨越这两道门槛，所以绝大多数人也就无权享有自由民主，这在精英看来的确十分公平，但是站在大众立场上看，却毫无公平可言。所以，大众民主就是要彻底拆除把普通民众排除民主在外的所有门槛，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能够使用什么方式就选择什么方式，不受传统媒体等特定渠道的限制，让普通民众和精英一样能够没有任何障碍地自由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

　　就目前而言，建立大众民主的渠道主要包括：一是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传统媒体表达渠道，传统媒体渠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精英以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空间;二是发展和保护网络媒体的表达渠道，给普通民众自由表达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舆论空间，废除目前由少数人把持的网络管理制度，作为大众媒体的网络管理权，必须交还给人民大众;三是允许和保护还不能使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那些弱势群体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比如传统的大字报、大辩论等等。当初毛泽东坚持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写入共和国宪法，就是为了保障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三，实行“人民即法”的法律原则，废除精英立法制度。“人民即法”原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并且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政治原则。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就是成功吸收和继承中国“人民即法”原则的结果。虽然受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仍然带有明显的资本印记，但它却是中国六十年代创立的“人民即法”原则在当今世界结成的唯一硕果。所谓“人民即法”，是指人民意愿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是天然的立法者，是社会唯一的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和执法主体，所有法律官员和法学人士，只能成为贯彻“人民即法”原则的附属性工具，无权决定任何法律条款，无权决定任何案件性质。现代社会的法治之法，只能是天理良心组成的自然法，而不能以任何社会法作为法治依据。目前，必须立刻建立已包含在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能够体现“人民即法”原则的三大制度：建立在“富人天然有罪论”基础上的有罪推定制度，建立在“道德至上”基础上的人民陪审团制度，建立在“保护穷人”基础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彻底废除精英立法制度。精英立法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如果再由无恶不作的精英立法，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30年来中国就不幸成为了这悲剧中的悲剧。当今中国由作恶的精英立法，也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西门庆立法”，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是当今中国老百姓独有的历史灾难。

　　2，恢复共和国国体的人民性质，恢复共和国政体的原有功能，建立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

　　中国买办汉奸势力为了解体中华民族，保护其海外财产和亲属，总是把瓦解和推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目标，但是，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认真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制度框架中，由毛泽东创建的当代中国政体的制度框架是最合理最先进的。统一的政党领导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利益的统一，否则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立法和决策只能服从人民利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保证了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充分施展治国安邦的才能;人民政府制度加上后来的革命委员会制度，保证了政府官员只能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善的一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框架，比之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

　　既然如此，那么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主要是出自于原有制度功能的扭曲，而不是出自于这个制度框架本身。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变成了官权集团的统一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变成了明星俱乐部、老年俱乐部和社会宠物乐园;人民政府制度，变成了黑道衙门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功能的扭曲，造成了中国官权泛滥、资本泛滥、黑道泛滥、色情泛滥、汉奸泛滥等无所不在的罪恶泛滥现象。要消除这些罪恶现象，只需要恢复原有的制度功能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我们和那些极端右翼势力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们和人民内部那些激进力量的分歧也在这里。是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还是恢复原有制度的基本功能，实际上也是一个是不是真的信仰毛泽东的问题，是不是相信毛泽东创立的这个基本制度属于先进制度的问题。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还没有拆掉社会主义这块牌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如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等)之所以还能够成为世界反资本主义大游行的口号，中国左翼力量之所以还能够像“打不死的吴琼华那样活在人间”，中华民族之所以还有崛起的希望，就是有赖于毛泽东生前创造的这个制度框架。并且，未来的大众政治制度也只有在整个框架基础上才能形成。

　　通过恢复毛泽东创造的原有制度功能，可以形成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和现代权利制衡机制，保证整个社会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进行运转。首先，恢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党只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集团，而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前提条件。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有权也有责任选拔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士担任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党选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其次，为了保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建立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人民监督委员会有权独立罢免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党选干部和民免干部相结合。第三，政治协商会议只能成为政治家俱乐部，主要任务和职能就是提供各种治国安邦的政治方案，必须由具有远大政治理想和战略眼光的优秀人士组成，不受其政治立场和思想派别的限制。第四，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性质，严禁任何官员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是选择方案，而不是制订方案，因此不受文化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可以成为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对政府工作规划拥有决策权和咨询权，但是不拥有对政府各级干部的罢免权。第五，各级人民政府只拥有执行权，并且置于执政党、人民监督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全方位的控制监督之下，从而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官权泛滥现象。在这个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当中，由执政党选拔干部，人民监督委员会罢免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和审查政府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咨询和批评政府工作，这就彻底消除了现在这种由权利滋生权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制度基础，也就有可能彻底杜绝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解决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腐败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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