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五）

3，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恢复党的阶级性质。

鉴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当前中国政治领域所有争论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共产党身上，如何实现对执政党的监督，已成为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中国人民是铁板一块的中国精英集团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重大分歧，政治精英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监督模式，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则坚持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衡。各路精英彼此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唯独把中国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抛在了一边，仿佛中国老百姓如同鸡鸭狗兔一样与此完全没有关系。其实，无论是政治精英坚持的党内监督，还是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坚持的多党制衡，完全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利分赃游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作为社会主体的老百姓排除在监督之外。而我们所要实行的恰恰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
首先，就党内监督来说，共产党能否通过自我监督保持其先进性？这是毛泽东建党路线与刘邓建党路线的本质区别。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到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在探索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执政党的有效形式。而后者则认为，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巩固共产党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镇压群众。暂且不论这种方法的善恶性质，至少30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以及道德崩溃、伦理尽失的空前悲剧，证明了党内监督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其次，就多党制衡来说，与党内监督相比较，多党制衡的确十分有效。但是，多党制衡比较成功的国家必须具有两个前提：一是具有能够完全控制社会的强大资本力量，政党不过是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多党竞争可以更加有利于资本的统治，如同多名员工竞争更加有利于老板的统治一样。在强大资本的统一支配下，无论政党竞争如何激烈，都绝不会演变成为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二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无论所在国家是强大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精英集团都同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美国和印度就是典型，尽管他们彼此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但是两个国家精英集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难分高下地一样强烈。在由爱国主义精英集团组成的多党竞争中，多党竞争只是表现为如何更加有效地捍卫和实现国家利益，而不可能彼此竞相损害国家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各个政党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互相指责对方没有能够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可以说，利用多党竞争捍卫国家利益，是西方国家十分成功的政治制度。最近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普京武力收复车臣、攻打格鲁吉亚，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刺杀别维年科等，这些事情哪怕是有任何一件放到中国，肯定会引起天下大哗。可是，俄罗斯上千个政党却没有任何异议，西方国家一看俄罗斯国内众多政党都没有反映，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为什么没有任何反映？就是因为符合国家利益。
显然，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国家多党制衡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目前中国没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或者其它政治力量能够控制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央集权这一政治力量，离开政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会立刻天下大乱、割据混战，这是中国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来历史的基本经验。当初大清王朝垮台后的军阀混战，造成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老百姓才奋起支持国民党北伐、重新统一中国，只是国民党不争气，统一不了中国，老百姓才转而支持共产党，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中国，多党竞争已经成为军阀割据的代名词。二是中国没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英集团，这是中国多党制必然造成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大家看一下当今世界，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精英集团，是在疯狂讨伐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在疯狂歌颂和积极投靠外来侵略势力，这种现象唯独发生在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后，不仅没有建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反倒陷入军阀混战，几乎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中国实行多党制后，各个政党纷纷投靠西方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效法吴三桂，各自寻找西方主子作为靠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彼此之间混战不休，直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可以说，精英集团卖国并且是争先恐后地卖国，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国情差别。作为法国精英集团代表的萨科奇，凭借“绝不让法国超市落入外国手中”这句激进的民族主义口号，赢得了法国大选；可是中国大学生只是在法国超市家乐福门前搞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抗议示威，就遭受到中国精英集团的齐声痛骂，什么爱国贼、民粹分子、义和团暴徒等等，不一而足。当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所有中国主流媒体，对抗议家乐福的中国大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搞多党制，等于是让西方国家公开瓜分中国。
所以，目前中国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来历史做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屡次遭受亡国灭种大祸后的基本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避免被西方国家肢解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未来崛起的需要。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政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只能是任人宰割的一头羔羊，是任人随意践踏的一盘散沙。所以，虽然需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但是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使执政党能廉洁，使国家能强大，而不是相反，是为了把执政党推翻，把国家变成一盘散沙。并且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执政党的监督，并非只有党内民主的自我监督和外部多党监督（本质是资本监督）两种形式，还有第三种形式，就是群众监督，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以党群一体化代替目前的党政一体化，就是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监督，恢复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保持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正确途径。
目前中国政治腐败的根源并非是什么一党领导的必然结果，而是党政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党政一体化可以说是30年中国政治改革最彻底的政治复辟，把中国彻底逼上了以往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把中国共产党彻底逼上了国民党的发展道路。由于是集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成者，所以其腐败程度也超过了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时期。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帝国家一体化制度；封建社会被推翻以后，又代之以国民党和国家一体化的党国制度；新中国建立以后，刘邓又要建立共产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新的党国制度，因毛泽东发动文革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而没有得逞。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打着恢复国家政治生活的旗号，全面恢复了国民党时期的党国一体化体制。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党政一体化体制的全面恢复，恰恰是打着党政分开的改革旗号实现的。这是因为，邓小平为恢复被毛泽东打碎了的旧的国家机器，便提出了不能“以党代政”，要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恢复建立了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恢复起来的国家机器，对党和群众之间进行了政治隔离，把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由原来的群众基础变成了后来的官僚基础，成功实现了党群之间的政治分离。可见当时的党政分开是假，党群分开是真。不仅党政没有分开，而且形成了党政一体化。这是因为，所谓党政分开，是指党政之间功能分开，党政之间功能分开的作用，在于能够更加有效地对付老百姓。为了保证党政之间能够共同对付老百姓，就采取了党政利益一体化的方法，把各级党组织行政化官员化了，各级党组织人员与所在单位官员享有同等的级别和待遇，如此一来，就一方面在利益上把共产党和政府官员、企业老板牢牢地捆在了一起，形成了党政官员的利益共同体；而另一方面，党政官员又与所在单位的老百姓在利益上形成了水火难容的尖锐对立，由此便彻底恢复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腐败大潮也就不可阻挡地迅速席卷了整个党国。中国历史转了一圈之后，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原有起点。所以中国老百姓才发出了莫名其妙的无奈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矛盾本身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方法。既然中国政治的腐败变质是由于党政一体化造成的，那么，也就完全可以通过消除党政一体化来解决。这就是，以党群一体化代替党政一体化，取消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性质和基层党员的官员化身份，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在利益上与老百姓重新融为一体，恢复党的先进性质和阶级基础，使共产党重新拥有无比强大的群众力量和阶级力量，完全有能力应对国内外任何敌对势力的任何挑战，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崛起。具体方法就是，第一，取消基层党组织的行政级别和党组织干部的官员身份。但这绝不是如同当初邓小平所提议的那样，是实行基层党组织的业余化和社团化，邓小平提议的实质是取消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而我们是要真正实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保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够符合党的宗旨和当地群众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选干部这一条，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干部必须由基层党组织直接任命，这是基层党组织与一般社团的根本区别。离开选拔任命干部这一条，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一句空话。或许有人会有疑问，既然仍然坚持党选干部，会不会和现在一样？我们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站在群众立场上选拔干部，与站在官员立场上选拔干部，其选拔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第二，政府机构中的党组织可以保留相应的行政化级别和待遇，但是仍然要坚持党选干部和民免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上级党组织提供候选人、由所在单位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各级行政干部有各级党组织任命产生；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由所在地方（单位）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全国人民监督委员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无论是拥有干部任命权的各级党组织，还是拥有干部罢免权的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都无权干预所在单位的行政工作，无权干预所在单位各种物质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第四，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充满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政治集团，各级党组织不能简单套搬一般社团的选举方法，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这是先进政治集团和一般社团的根本区别。
实现由目前的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转变，还能够在特殊时期发动群众应对和战胜西方颠覆势力的策划的大规模动乱，摆脱目前这种极其危险的军警维稳模式。事实证明，用国民党的军警维稳模式取代毛泽东的兵民维稳模式，把中国重新纳入军警镇压时代，是邓小平留给中国的一大祸患，这是最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颠覆活动愈演愈烈、国内各种分裂势力日益嚣张的一个根本原因。环顾当今世界就会发现，依靠军警维稳成功的国家无一先例，苏联的军警力量天下无双，并没有阻挡住苏联的土崩瓦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颠覆势力，在苏联东欧、中亚等地发动颜色革命能够成功，所依靠的是当地人民群众；后来在俄罗斯、伊朗发动颜色革命遭受失败，同样失败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了当地政府一边；可见，无论成功失败，军警都不起决定作用。当今中国之所以坐在火山口上，随便一个外来力量就能够威胁中国稳定，就在于党和政府已经丢掉了群众。目前，能否实现有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转变，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安危，同时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安危，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安危。最近两届达沃斯论坛及其它几个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国正在被推向社会动荡、环境大崩溃、人民大流血的灾难边缘，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团结起来避免这一空前灾难，历时2千多年的统一中国就有可能在无边血泊中永久分裂，这就是目前我们特别强调党群关系，把党群关系看作是国家和人民生死关系的根本原因。

4，目前挽救国家危亡、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政治原则，就是扩大百姓民权、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

这是2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是建国以来前后两个30年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的基本经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分裂动荡时期，就是根源于官权泛滥；1840年以来中国占世界GDP比重超过当今美国，而被西方列强活活瓜分的根本原因，同样是根源于官权泛滥；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西方国家，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打败中国，也是因为官权泛滥；当初慈禧太后在向西方列强宣战后竟然调不动一兵一卒，不得不孤家寡人逃亡他乡，还是因为官权泛滥；当今中国外贸比重达到GDP的四分之三，举国上下为西方国家白干，在自己人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情况下，把相当于全国总产值一半的财产“借”给美国，也还是因为官权泛滥；在全国人民泪眼盼望能够把中国庞大生产能力用于发展民生时，达沃斯论坛却宣布“中美国”发展模式绝不改变，公开向全国人民宣战，根源仍然是官权泛滥；把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政策和“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强国政策，变成一张废纸，致使中国由一个曾经独自打败过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的强大国家，沦落为今天遭受周边亚洲小国欺辱而不敢反抗的肥大国家，追根溯源仍然是官权泛滥。官权泛滥加洋权至上，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苦难最深厚的根源，也是当今中国各种问题最深厚的根源。
但是，由于30年来思想文化领域一直把剥夺百姓民权、削弱中央集权、无限放纵官权、全面迎合洋权，确定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只要一提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官员就会立刻众口一词地要求更大限度地独立行使权力，以至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完全成为放纵官权的代名词。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无限放纵官权、无限扩大洋权、不断削弱集权、全面剥夺民权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越来越软弱，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就是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果。西方国家能够不费一一枪一弹地攫取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就是依靠这种权力结构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以武力支持和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西方国家和中国买办汉奸高喊改革绝不能逆转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改革下去，中国的解体就肯定会成为不可避免的时间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逆转，必须要逆转，不逆转，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
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权阶级的阻力，同时还来自于左翼内部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虽然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与那些买办汉奸坚决对立，但是在对待中央集权的客观立场上却与那些买办汉奸完全一致，都是要彻底消灭中央集权，与当初汪精卫的理由差不多：因为蒋介石反人民，所以要联合日本人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以后再救中国，所以称为“曲线救国”。即使其中有些人没有像汪精卫那样直接与日本人合作，也是和日本人分工打击蒋介石，日本人在前面打击蒋介石，他们在后面打击蒋介石，最终获利的仍然是日本人。虽然如同禅宗公案中的任何类比都有悖原意一样，举出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个例子，并不完全适合当前所针对的问题，但是其道理却是完全相同的。最近我在贵州演讲时还在说，当初30万工农红军被蒋介石杀得只剩下2万人，可是2万工农红军提出的口号不是打倒蒋介石报仇雪恨，而是北上抗日。就在那一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天下的转换，余下的那14年时间不过是国共两党之间履行历史交割手续而已。民族利益第一，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是通过民族利益实现的，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人民利益。这就是我们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原因。
要扩大民权、加强集权、剥夺官权、限制洋权的首要原则和基础，就是要扩大民权。扩大民权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核心。扩大民权不仅要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要实行民免干部，实行人民即法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实行民权至上原则，建立劳动特权制度，把劳动看作是超越一切权利之上的最神圣权利，劳力是超越权力和财力的最神圣力量，把被权力和金钱颠倒了的社会，重新颠倒过来，彻底废除现有社会的权力特权和金钱特权制度。权力特权制度和金钱特权制度的典型表现，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样一件事情，运用权力去做不是犯罪，运用金钱去做也不是犯罪，唯独运用体力去做才是犯罪。这种“穷人天然就是罪犯”的制度必须彻底废除。加强集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解除周边军事包围之前，在实现中华民族崛起之前，中央集权只能巩固，不能削弱。中央统一的政治领导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军事领导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外交政策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财政制度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资源调配不容挑战，中央统一的民生政策不容挑战。等到将来中华民族崛起了，世界一体化了，那时的国家关系怎么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再根据那时的情况进行调整。剥夺官权是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官权的剥夺，一方面是要剥夺官员任免官员的权利，另一方面是要摧毁官权制度的庞大权力体系，比如应试教育制度，干部文凭制度，以权划分的福利保障制度，公车公费制度等等。对官权的剥夺最终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国家公务员完全如同教师医生那样，仅仅是优秀的专业人士而已，此外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和社会光环。限制洋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要求。就目前而言，限制洋权一是要废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特权，取消所有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二是要废除30年来新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解除中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承担的不平等义务。仿效美国和俄罗斯的原则，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重新审查和签署所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义务。

5，恢复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建立人民自由信仰制度，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价值体系。

前面讲过，思想统治是最牢固的统治，思想牢笼是最大的牢笼。中国由一个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国家，堕落成为一个道德沦丧、伦理崩溃的物欲泛滥国家；由一个奉行为人民服务和雷锋精神、拥有最先进政治文明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动物法则的国家；由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妇女不敢走夜路、孩子不敢单独上学的人人自危的国家；由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穷人价格体系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唯一实行富人价格体系的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这些本来属于人民免费享有的基本保障，变成了掠夺人民财富的暴利工具；上千万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变成了权贵富人泄欲的工具；包括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在内的人民基本政治权利，在民主法治的旗号下被剥夺一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人民默许下发生的，期间没有任何反抗。回顾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精英还乡团能够成功地把毛泽东带给人民的一切再次抢走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无限美化改革和无限妖魔化文革。无论是政治剥夺还是经济抢劫，只要竖起改革的旗号，老百姓就会立刻成为顺驯的羔羊。无论老百姓有什么不满和要求，只要一戴上文革的帽子，老百姓就会立刻放弃全部要求。文革已成为剥夺老百姓权利、抢劫老百姓财产、淫弄老百姓妻女的最大魔咒，如同当年日本人嘴里的“你是八路”，只要“八路”的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立刻成为堂而皇之杀戮的对象。而美化改革和妖魔化文革的人格化代表，就是邓小平和毛泽东。这就是中国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持续30多年美化邓小平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人民的信仰被倭化、被丑化、被妖魔化，以及被肆意蹂躏和践踏，在信仰和人格上把人民踩在脚下，这才是中国人民“失乐园”的悲剧根源，才是中国老百姓权利被剥夺、财产被抢劫、妻女被淫弄而没有反抗的悲剧根源。这就是为什么3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毛泽东热，人民含着眼泪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原因。中国人民终于在苦难中成熟了，懂得了制度变质、道德崩溃、权利丧失的真正根源。所以，未来中国怎么办，人民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和选择：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
　人民的信仰自由、人格独立和神圣尊严，是保障人民权利不被剥夺不会丧失的根本条件，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反复中获取的一条基本经验，这是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换取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人民的信仰自由，即使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也照样会丢掉。为什么英法等国家触动一点儿老百姓福利就会立刻爆发全国性抗议浪潮，就在于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这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从中国毛泽东时代吸取的最成功经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也是要打造中国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所以，必须把人民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列为共和国宪法的根本，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设立《人民信仰自由法》，立法保护人民信仰自由，凡是侮辱人民信仰的行为，一律作为违宪重罪。只要具备了这一条，其他所有违背人民意愿、侵犯人民利益的问题，就统统能够加以解决，根本无需另外立法。毛泽东时代能够两法治天下——宏观社会一部《刑法》，微观家庭一部《婚姻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信仰自由和造反精神。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人民随时随地就能够自己解决好，一般情况下根本无需动用国家机器。文革结束后，精英集团打着所谓法治建设的幌子，不仅彻底剥夺了人民信仰自由，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整套侮辱人民信仰的法律。侮辱人民信仰法律体系的核心条款，就是把咒骂一个人列为是违法行为，而把咒骂一群人列为是言论自由。这套法律体系完全把人民踩了精英脚下，成为精英随意侮辱的对象，任何一个精英都可以随意咒骂毛泽东，侮辱人民信仰，而人民任何形式的反抗——哪怕是像对方一样地回骂一句——都会成为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在美国，不会立法保护对耶稣的侮辱；在英国，不会立法保护对女王的侮辱；在日本，不会立法保护对天皇的侮辱；在俄罗斯，不会立法保护对圣母的侮辱；在阿拉伯国家，不会立法保护对穆罕默德的侮辱；唯独在中国，立法保护对毛泽东的侮辱，立法保护对人民信仰的侮辱。本来，信仰自由的前提就是不能侮辱他人信仰，更不能侮辱众人信仰，更不能侮辱人民信仰。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基本规则和文明底线。可是现在那些打着自由民主等宪政旗号的人，干得却是超越历史上任何法西斯专制的事，立法侮辱人民信仰，这是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罕见罪行。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坏人当道、好人受欺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腐败泛滥、买办猖獗、汉奸嚣张的现象？就是因为有这套保护坏人、惩罚好人，保护精英、惩罚大众的法律体系。
有了《人民信仰自由法》，那些侮辱人民信仰的人就会遭受到人民的惩罚，人民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价值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恢复起来，相互扶助的人性法则自然就会取代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成为社会管理的根本法则。置于一些人所喋喋不休的什么舆论自由、社团民主、防止腐败等具体问题，在人民即法和人民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则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
上述5个方面就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人民主权。有些人总是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其实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当成社会主体的人来看，按照人性法则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