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六）

三，建立社会占有制为基础的大众经济制度

        如同电脑网络的发展奠定了大众政治的基础一样，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同样奠定了大众经济的基础。这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最根本的物质力量。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大众经济要求结束精英占有时代的历史反映，是大众经济与精英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结果。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除了毛泽东极其短暂的探索之外），都是少数精英集团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活动，都是奴役和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过程，都是把绝大多数人当作牲口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前人类社会还没有从整体上摆脱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生产的历史阶段。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使人类社会从整体上跨越了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生产的历史阶段，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还存在贫困以及由贫困造成的死亡，完全是由统治世界的精英制度造成的。在精英统治的模式下，无论社会经济怎样发展，都绝不可能解决劳动人民的贫困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的贫困，恰恰是这个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历史才提出了以大众经济取代精英经济，恢复经济活动为人类服务的本来功能。那些已经彻底丧失了基本同情心的反革命右派，总是喋喋不休地辩解说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民已摆脱了贫困，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贫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上，当今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空前喷涌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民却陷入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贫困状态，就是一个典型。大概正是因为目前中国具有精英时代的典型特征，所以才会爆发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建立满足人民需要的大众经济这一辉煌的历史重任，才会落到中国肩上。
目前中国完全具备了建立大众经济的历史条件。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有利于国家，恢复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按照有利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原则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是目前中国建立大众经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1，坚决摆脱“中美国”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恢复自主发展的民族经济，把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用于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按照“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的原则重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把中国财富用于中国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大众生活的需要，而不能只是满足官僚的需要，或只是满足资本的需要。而中国精英集团却把只满足官僚需要的官僚经济和只满足资本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起了个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这就使当今中国人民遭受到封建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双重历史压迫，左肩上扛着官僚阶级，右肩上扛着资产阶级，后来随着“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的形成，头顶又压上了最沉重的西方列强。如此一来，左肩扛着官僚，右肩扛着老板，头上又顶着西方列强的中国人民，无论创造多少财富，都无法满足这三张血盆大口的贪婪吞噬。特别是西方列强这张血盆大口，吞噬掉了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致使外贸占到了中国GDP（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中国总产值的四分之三是用来满足西方发达国家的需要，而用来满足国内需要的部分不到四分之一。如果再扣除商业服务业等重复计算部分，估计用来满足国内需要的总产值不会超过10%，13亿中国人民完全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白干，经济增长与中国老百姓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现在，不仅是中国商品在白白送给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连中国财政资金也开始直接划拨给美国财政使用，眼下中国的出口退税和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是中国对美国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典型方式，是“中美国”内部实行“劫中济美”的再分配典型。
为了保证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价格足够低廉，中国对出口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即用中国老百姓的财政资金补贴出口企业（其中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这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比中国国内还要便宜的原因，这就是美国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感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的原因。而美国则规定对中国商品实行高额关税，如轮胎关税达到35%，把中国政府补贴给出口企业的财政资金，转眼间变成了美国的财政收入。出口企业变成了中美两国之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工具，中国把财政资金支付给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转身再把这些钱交给美国财政。结果形成了统一的“中美国”财政体系，在这个统一的“中美国”财政体系中，美国人的钱是美国的，中国人的钱也是美国的。最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悲愤难耐的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国工人工资太低，中国商品具有不合理的低价竞争优势，所以美国要把中国实际工资低于正常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以关税形式拿走，变成美国的财政收入。这实际上是中美两国政府在联手强迫中国工人向美国政府高额纳税，而且纳税数额之高，超出了人类的文明底线和伦理底线。中国实际工资占商品价格比重大约15%左右，却要被迫向美国政府缴纳相当于自己工资二倍多的高额税收！如此作践中国人民，简直是天理难容！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财富火山般喷涌30多年，资源大规模变现30多年，而中国老百姓却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的真正根源。这种变相的跨国征税制度，也反映了“中美国”正在由现在的经济一体化，向着财政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和法律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并且就其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结合得紧密程度而言，甚至已远远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与许多地方洲政府的关系。
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中国财富，通过“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循环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无法进行精确统计，不过仅仅从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可推算出至少有上千万亿（人民币）商品被送往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人均4万亿美元的高消费生活，是建立在中国廉价商品基础上的，离开中国廉价商品，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生产能力已经增长到了何等庞大程度，西方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的高消费都有赖于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既然如此，解决中国人民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的问题，也就变得十分简单了：把中国经济的财富喷口调转过来，由向西方国家喷涌财富转为向国内人民喷涌财富，由外需经济转为内需经济，由官需经济转为民需经济。生产目的只为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不再为赚取美元纸币。既然美国指责中国工资太低，那就提高中国工资；如果担心工资高了商品价高在美国不好卖，那就正好卖给工资已经提高了的中国老百姓，生产本来就是为满足本国人民需要的，商品在其他国家好不好卖，能不能很好地满足其他国家需要，应该是在满足本国人民需要以后再去考虑的事情，而绝不应该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懂得的道理，更是当今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唯独当今中国不懂得这个道理，坚持把商品出口美欧等西方国家，满足西方国家的需要，作为唯一生产目的。为此不惜从贫困的本国人民兜里掏钱，去补贴美欧等发达国家。只要中国也懂得了这个道理，只需要进行一下简单调整，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得”的和谐社会，就会立刻成为中国的基本现实。如同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的一样，目前中国已完全具备了实现“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现在妨碍实现“五有社会”的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而是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只要消除了这些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一个人人有住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医疗、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养老的和谐社会，将会立刻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这也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在历史上已经成熟的一个经济标志。

2，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重建社会主义分配体制，彻底铲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拿人不当人并使绝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

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是自由民主最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消灭欺压、杀戮、战争和各种罪恶最终走向大同的根本途径。没有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只能是极少数精英欺压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极少数精英剥削奴役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是极少数精英玩弄绝大多数老百姓妻女的自由，这是近30年来中国老百姓最痛苦的切身体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时候比在今天更加感到马克思那个核心论断的伟大意义了：“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以及与私有制相联系的资本世袭制，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根源，它与封建社会权利世袭制的罪恶完全相同，就是把人生来就分为富人和穷人；生来就分为奴役他人的人和遭受他人奴役的人；生来就分为有权玩弄他人妻女的人和妻女注定要被他人玩弄的人；富人生来就是逍遥快活的神仙，穷人生来就是遭受吆喝的牲口；把人类社会变成了生物世界中唯一互相奴役互相残杀的生物群体。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要求，这是恢复人类社会本来面貌的唯一途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追求，是以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根本理念为基础上的，人人生而平等，首先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是要平等地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如同生命的平等首先是要平等地呼吸空气一样。不能平等地呼吸空气，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意义上的生命平等，同样，不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就不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平等权利。当前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由传统私有制向着国有化和社会化方面转变，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在平等自由民主等方面所有美好的追求，都会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种罪恶泡沫，因而人类社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告别私有制，形成了对私有制的第二次否定，无论否定的方式有多大差别，但毕竟是一种历史否定。
一谈到公有制，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就容易想起官有制的种种弊端和罪行，把官有制的弊端和罪行强加到公有制头上，由此得出了对公有制的否定结论。用官有制的罪行来讨伐和否定公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精英集团强占企业、扒房子圈地、股市抢钱等抢劫式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改革理论。所以，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公有制和官有制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公有制是广大人民群众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而官有制则是少数官员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在官有制条件下和在私有制条件下完全相同，与生产资料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资产完全归单位官员所支配，各个单位官员对管辖范围内的资产，在市场化的旗号下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挥霍，而老百姓哪怕是获取其中一分钱，都会被视为罪犯。可见官有制的根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完全归官员所有，既不归人民群众所有，也不归任何私人所有，只归官有。今天是官，今天就拥有，明天不再是官，明天就不再拥有。当今中国人人痛恨官僚体制而又人人想当官，当官后更是拼命维护和巩固官僚体制的根源，就在于此。官有制不仅不是公有制，它甚至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更加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因为官有制的特点是肆意挥霍，私有制的特点是血汗积累（尽管是工人的血汗），所以私有制的确比官有制具有相对进步的历史作用，这也是西方私有制能够打败苏联东欧官僚集团占有制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官有制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所以那些私有化精英才故意把官有制和公有制混为一谈，一方面利用人们对官有制的愤怒大肆抢劫，为私有化辩护；另一方面又把官有制的弊端说成是公有制的弊端，竭力妖魔化公有制，以此来加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公有制的误解，阻挠人民走上平等发展的经济道路。
把公有制和官有制混为一谈，不仅成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抢劫的工具，也成为一些左翼人士屡战屡败的悲剧根源。一些左翼人士同样误以为官有制就是公有制，在反对私有化、捍卫国有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不自觉地站到了官有制的立场上，被官权阶级利用来为自己辩护，从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众。前些年新自由主义精英不可一世的辉煌和嚣张，就与一些左翼人士在官有制问题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只是这种缺陷是历史必然形成的缺陷，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缺陷。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确是公有制，后来邓小平先把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变成苏联那样的官有制，然后再在官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私有化，这就在主张公有制的左派和主张私有制的右派之间，设置了一个不易察觉的两难陷阱：左派在反对私有化时，在客观上会成为捍卫官有制的政治力量；右派在反对官有制时，会坚决推进私有化改革。如此一来，中国左右两派便不自觉地同时变成了任由邓小平支配的政治力量。由此也反映出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的确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智慧。后来邓小平之所以毅然抛弃他亲自打造的“三驾马车”而启用朱镕基，就在于那“三驾马车”只知道大张旗鼓地一味搞私有化，而不知道采用官有制和私有制两条腿走路：用官有制来巩固统治和攫取财富，用私有制再把攫取的财富分配到各家所有。朱镕基则不负邓望，一如其名地彻底融化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在所谓“抓大放小”的旗号下，把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和私有制：具有垄断性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官有制；一般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则变成了私有制。为外资全面进入和控制中国产业，创造了相应的经济环境。同时又提出了举世震惊的“与国际接轨”口号，彻底清除外资进入中国的所有法律和行政障碍，把“招商引资”作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将地方政府置于了外资的绝对控制之下，事实上成为了外资的驻华办事处。接下来的事情更是水到渠成，在国内外所有右翼势力众望所归的“普世价值”领导下，官有化和私有化迅速发展成为外资化和殖民化，形成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所有制结构：官有制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日渐普及的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
在目前中国所有制结构中，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是主体，民营经济是依附性经济，个体经济是人民生活密切相连的半独立经济，广大民众的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则是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剥夺对象和经营资源。
虽然表面上看，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GDP比重不是很高，两者加起来也不到一半，但是官有经济控制着社会所有垄断性行业，外资经济控制着中国外贸的三分之二，他们双方实际上起着“收租”的作用，即把整个社会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收归己有，或者准确地说，是外资经济起着“收获”的作用，官有经济起着“收租”的作用。官有经济控制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超过50万亿——还不包括60万亿金融资产以及那些可以随时变现的资源性资产，这天文数字的庞大资产专供那些机关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和国企老板挥霍之用，只要他们不违背“游戏规则”把资产转入个人账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遍天下玩遍天下。并且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正在成为家族资产，迅速向世界各国主要是向发达国家转移。官有制经济已成为产生官僚买办的最深厚的经济根源。与控制着整个社会垄断行业的官有经济相比较，拥有十多万亿资产规模的外资经济，则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非垄断行业，通过投资、技术、品牌、知识产权等有形手段和无形手段，攫取了这些产业绝大部分利润，如同官有经济成为“天然收租者”一样，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天然收获者”，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商品，就是通过他们送往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与官有制一起，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属于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基本性质。
而创造全国总产值超过一半以上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则享受不到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丰硕成果，处于同官权、外资和工人相矛盾的夹板之中，日子不像官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那么好过。其中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又具有不同性质，由于绝大部分民营经济都负有原罪，都是权钱交换甚至权钱直接结合的产物，其中有许多是通过国企或集体企业改制发展起来的，是在抢劫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对权力具有天然依附性，而不像西方资本那样对权力具有制约性。由于是依靠权钱交换、依靠抢劫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所以对市场以及与市场相联系的国家民族等不感兴趣，并且对被抢劫的人民充满恐慌戒惧心理，所以不仅对权力，甚至是对外资对外国同样充满天然依附性。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不爱国家不爱民族，致使中国只有民营经济而没有民族经济、只有民营资本而没有民族资本的根本原因。对于那些在创造总产值中贡献最大的个体经济来说，他们处于各种经济成份的最底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经营活动至少受到超过十多个部门以上的官员以及大量临时执法人员的随便干预，其中任何一个部门中任何一个官员的任何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关门停业、破产倒闭，所以只能算是半独立经营，要经常向那些阎王、小鬼纳贡送钱才能维持基本经营，并且这种纳贡送钱已经形成了一种“管理制度”，在个体经营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他们也雇佣少量工人，有着与工人相矛盾的方面，但是由于同样遭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同样遭受到流氓恶霸的欺压，同样遭受到官有垄断企业的掠夺，同样遭受到外资的挤压，因而在反腐败、反卖国、反专制等基本立场上，与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一致的。
除上述传统经济形式之外，随着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在整个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居民的房产和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一百万亿元，超过社会总产值的三倍，这部分资产已成为贪官、买办、奸商和外资勾结起来洗劫的对象。通过人为制造房市、股市等市场的巨大波动来洗劫百姓财产，是虚拟经济时代精英集团掠夺百姓的重要手段，这也是精英统治和大众经济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重要反映。虽然这个问题在中国表现得特别邪恶，中国市场监管人员特别无法无天，但却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大众经济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除了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具有部分约束功能之外，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同样交给了中国，需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世界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开辟一条健康发展道路。
根据上述私有制结构的基本状况，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任务和原则就是，对占据垄断地位的官有制经济实行公有化，对控制重要产业的外资经济实行国有化，对一般民营经济实行社会化，对大量个体经济实行自主化，对家庭和个人投资活动实行监管大众化。
其中最为首要和关键的，就是对异化为官有制的经济重新公有化。只是这里的公有化不是简单恢复原有公有制形式，而是在虚拟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占有的新型公有制形式。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运动形式，为广大社会公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提供了现实途径，并且预期调节把原有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能够形成完善的计划调节方式，再加上虚拟经济能够消除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边界，具有把整个社会连接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双赢性质，从而已基本具备了当初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社会占有制的历史条件。可以说，以往公有制的悲剧并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社会并不具备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形式，所以只能通过政府官员代表人民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这些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不仅背叛了人民，反倒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把原本是主人的人民大众变成了随便役使的奴隶。现在伴随着大众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社会已经具备了人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形式，公有制已经如同汽车电视一样成为了切实可用的现实产品。所以，当今中国爆发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绝不像反革命右派所妖魔化的那样，是什么左派煽动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
当前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不仅找到了实现公有制的历史形式，同样找到了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这就是毛泽东创立的、被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普遍采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发明的并在世界普遍推广的这一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将是未来大众经济时代公有制企业主要的管理方式。有了这套民主管理方式，自然就不会形成诸如天文数字的高管薪酬、“金降落伞计划”等连美国总统都忍不住破口大骂的邪恶制度。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中国精英对毛泽东时代的背叛，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背叛。所以，今天中国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表面看上去才会表现为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
中国所有制改造另外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推动民营资本社会化发展的同时，要对民营经济实行民族化改造，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依附于权力和外资的制度基础，推动民营经济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把中国的民营经济改造成为民族经济，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打造成为爱国主义力量。只要解决好官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以及民营经济向民族经济的转变，也就具备了解决好其它经济形式的根本基础，其它经济形式自然就会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3，恢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重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立人人有保障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

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必须由社会公众享有，这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共同遵守的文明底线。无论是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作为谋利工具，更没有作为掠夺社会公众的工具。然而，在改革教猫论指导下，中国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上掠夺社会公众的暴利工具。凭借暴力强占公共资源设卡收费，这是连黄世仁、南霸天都没有敢干的事情，是连强盗劫匪都要蒙面才敢干的事情，可是中国却打着市场化的旗号，由政府干起了如此黑道生意。所有名山大川、交通要道，尽数成为地方政府收费的工具，把黑社会的功能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功能，政府黑道化、官员劫匪化，成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本来，人们养育政府是用来对付黑社会的，结果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本身变成了黑社会，接过了历史上黑社会绝大部分黑道生意，如果说高速公路设卡收费还可以用投资来辩解的话，那么在名山大川设卡收费则完全是一种黑道犯罪行为，因为名山大川并不是当地政府修建的。把有史以来社会公众免费享有的公共资源变成获取暴利的商业资源，最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性质，就是通过掠夺社会公众而增长，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经济增长是为社会公众服务。
如果说暴力霸占公共资源强行收费，属于直接掠夺社会公众的黑道抢劫，那么把原本同样免费的公共产业变成暴利产业，则属于绑架社会公众的黑道敲诈。生活于现代社会，人离不开住房，人离不开看病，人离不开教育，人离不开养老，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便逐步建立起了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走上了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道路。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已经成为超越社会政治制度的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原则。可是，中国改革教却打着提高效益的旗号，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福利保障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产业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就是“只有老百姓彻底失去福利保障，才会更加拼命地干活，才会接受低工资，才能提高效益，少数人才能更好地享乐”。其它方面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在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已成为人类文明底线的情况下，却把中国变成全世界唯一摧毁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国家，就不再是一个改革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公然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反人民罪、反人类罪、反文明罪。由此造成了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的老百姓，每年超过4百万人。在把相当于十多万亿的财富借给美国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却因为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这种悖逆天理人伦的荒谬状况，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必须全面恢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业的公共性质，重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人人有福利、人人有保障、人人有明天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
首先，彻底废除公共资源的收费制度，全面恢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公共资源必须由公众享有和由公众管理，任何占有公共资源的谋利行为都属于刑事犯罪，必须坚决打击。公共资源不同于商业资源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是免费享有，任何名义的收费都会改变公共资源的性质，侵害公众利益。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废除所有名山大川、交通要道，以及城市公园的收费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清理所有具有黑道性质的收费项目，把公共资源交还给社会公众。
　其次，消除公共行业的产业性质，以及消除公共产业的暴利性质。当初把医疗、教育等公共行业划归产业，实行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化管理，完全是对人民的历史报复和惩罚，必须坚决加以废除，恢复医疗、教育等公共行业的福利性质，建立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恢复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把公共行业当作赚钱产业，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赚钱的对象。特别是在大量外资进入公共行业后，仍然把人民群众当作赚钱的对象，等于是用国家机器强迫本国人民接受外资掠夺。这已经不仅仅是掠夺人民的剥削行为，而是叛国卖国的犯罪行为。在把一部分暴利产业恢复为公共行业的同时，对于那些具有公共性质的基础产业，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以及城市设施等，则把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分开，只按照管理成本进行收费，不考虑运行成本。按照管理成本收费是为了节约管理费用，防止管理上的浪费，管理费用的核算由公共产业管理委员会统一认定。
第三，对于住房这个特殊商品，必须采取特殊政策。现代社会的住房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同当初农民的土地一样，是不可剥夺的最基本人权，必须实行人人有住房的政策，而目前中国已建成的人均房屋已达到30平米，也完全具备了人人有住房的物质条件。目前老百姓住房难的状况，完全是开发商制度造成的，开发商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反动最邪恶的罪恶制度，必须立刻废除这个罪恶制度，只要铲除了这个罪恶制度，人人有住房的目标立刻就会实现。所以，“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就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原则。
最后，在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公民自由创业制度。把就业保护和鼓励创业结合起来，使每一个人都能既有创业选择又有就业退路，每一个人都能够既有大锅饭铁饭碗做依靠，又能够自己选择铁饭碗里的饭菜种类，形成既有公平保障又有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型就业创业制度。
　4，实行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产业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战略产业国有化，资源开采统一化，生态环境优先化，对外贸易平衡化。
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坚决恢复对外贸易互通有无的本来功能，严禁用本国资源换取纸币的有害贸易。用资源和商品换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纸币，中国所换取的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财富承诺，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分钱的实际价值，表面上看是在把财富赊销给美国或是借给美国，实际上是白白送给美国。这种表面上看似买卖的白送贸易，其实质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白白耗费中国资源，在白白污染中国环境，在白白毁灭中国生态。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子孙后代的犯罪行为，必须立刻停止这种祸及子孙的所谓贸易行为。否则，整个中华民族将会因为生态崩溃而最终陷入毁灭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对达沃斯论坛传出的声音感到无比震惊和恐怖，道理就在于此。

　四，确立保障中华民族崛起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中国买办汉奸势力为了达到改革不可逆转的目的，打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卖国旗号，勾结美国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形成了全面的军事包围（见文后附图），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到了东西两面的同时威胁，处在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之中。为避免重蹈近代史上屡次成为肥大国家的民族悲剧，把中国建设成为拥有世界先进文明的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须从根本上解除当前包围和肢解中国的内外威胁，恢复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坚决打破美国和北约组织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以及在资源、技术、航道等方面的各种封锁，坚决捍卫和保证13亿中国人民当前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命安全，坚决捍卫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全面解除对中国军事包围和封锁的基础上，发展同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正常国家关系。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外交原则，取代“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卖国外交原则，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重新构造世界一体化规则。

　1，根除国内分裂势力，打破美国军事包围，重建安全的周边环境。

这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的解体，民族的分裂，大规模人口灭绝，将不可避免。毛泽东生前几经搏杀，才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后来中国买办集团为了保护其家族利益，不惜背叛国家和人民，与当初洋务运动时期买办集团把中国置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下一样，再次把中国置于了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包围之中。在外部军事包围的同时，还在中国内部造就了买办汉奸势力和分裂势力，使中国在内外威胁中逐步走向解体。这就决定了中国打破军事包围的基本原则和步骤是：
首先，要根除国内分裂势力，清除汉奸势力。美国军事包围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当然有机会也不排除直接军事打击），而是要以此鼓励和操纵国内分裂势力和买办汉奸势力控制中国和解体中国。近些年来分裂势力和汉奸势力的日益猖獗，根源就在于此。所以，必须首先清除带来军事包围的内应力量，一是坚决打击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统一台湾，打掉美国封锁中国第一岛链的战略支点，以及美日韩东北亚军事同盟连接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战略枢纽；同时联合伊斯兰清除掉威胁中国西部边陲的美国军事基地，彻底消除藏独、疆独的战略依靠，恢复30年前西部的安全发展环境。二是发起人民除奸运动，彻底清除汉奸势力。针对中国历史上汉奸从未遭到过清算这个特点，对汉奸的清算一定要足够严厉，在清算汉奸问题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全盘西化，要全盘照搬美国亚特兰大模式——“让叛国分子一百年以后想起来仍然恐怖发抖”。在清算汉奸问题上，只有实行彻底的全盘西化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次，收复钓鱼岛和东海领土，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南海九段线边界。在领土问题上，中国绝不做帝国主义，绝不霸占别国一寸土地，但是也绝不允许别国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和东海领土必须收复，南海九段线国界必须恢复，在这些中国固有领土问题上不容谈判，只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常履行职责，对于所有胆敢来犯者，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如同普京所说的那样：“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判，只有战争”。目前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占中国钓鱼岛和占领中国相当于100万平方公里的东海领土，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三次侵华战争，如同当初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性质完全一样。当初日本占领东北时蒋介石政权不承认中日之间已经爆发战争，结果差点儿亡国灭种；如果今天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和资源总量已远远超过当初东北时，仍然不承认中日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等待中国人民的将只能是再次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再次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历次亡国灭种大祸无一不是退缩忍让的结果，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也无一不是中国退缩忍让的结果，在日本发起的第三次侵华战争面前，中国绝不能再退缩忍让，必须无条件地全部收复钓鱼岛和东海领土。只要中国收复了钓鱼岛和东海领土，恢复了南海九段线边界，驱赶掉西部边陲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将被彻底粉碎，中国将彻底解除国家安全和民族崛起的外部军事威胁。
粉碎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另一个战略意义，在于可以形成支撑中华民族百年崛起的强大资源基础，中国东海资源蕴藏量超过大陆总和，中国南海资源蕴藏量也超过大陆总和，中国大陆百分之七十的资源在西部，只要实现了国家统一和西部稳定，收复了东海和钓鱼岛，恢复了南海九段线边界，未来中国至少一百年内不会再出现资源瓶颈问题。同时，再将我们丰富的外汇储备投向中亚、非洲等地区，特别是重点投向中亚地区，以新疆为龙头，把中亚建设成为经济热带地区，与国内外的伊斯兰人民一起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形成中华族群和伊斯兰族群的全球性联合，结束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对世界的数百年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十分清醒，新疆“7.5”事件的目的，是要制造伊斯兰和中华族群之间的矛盾，把西方国家屠杀伊斯兰形成的百年仇恨转嫁到中国头上。当初美国率领西方国家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屠杀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时，中国买办集团和汉奸势力突然打起“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国内伊斯兰兄弟“要保持克制”、“要正确看待”美国的反恐行动，现在看来，就是在积极配合美国，把伊斯兰百年燃烧的愤怒大火，吸引到中国人民头上。所以，与伊斯兰人民的团结，已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兴亡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内汉奸势力之所以坚持妖魔化伊斯兰的目的，就在于此。

2，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的一切不合理义务。

当今世界进入了规则时代，通过规则实现殖民化掠夺，已成为当今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重要特征。此前我们曾一再指出：农业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土地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土地；工业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市场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争夺市场爆发的；现代社会中财富主要是和规则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争夺的是规则。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通过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规则，把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拿走的。所以，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废除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不合理义务。这些不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其中有些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如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的许多强制条款；有些则是国内买办集团勾结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WTO中许多中国单方面的义务和美国单方面的权利，以及强制开采中国资源、强制污染中国环境等，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还有一些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则是中国买办集团为讨好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外资企业在华享有的各种优惠，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等。
在外资企业享有优惠方面，可以说上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外资优惠的总和，中国所有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外资驻华办事处，把伺候好外资的“招商引资”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优惠无一遗漏地奉献给外资。如对外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允许外资免费获取中国土地，允许外资低价购买中国股权、低价收购中国企业、低价收购中国银行等，所有这些优惠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外资通过这些优惠攫取的中国财富究竟有多少，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天文数字，仅仅中国股权低价转让给外资这一项规定，中国损失的财富就不下10万亿人民币。在外国人享有法外特权方面，更是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现象，如河南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外国人进公园一律免票，外国人闯红灯不准罚款，外国人嫖娼不得过问，外国人车辆、住宅和公司等地不受执法人员检查，甚至向外国人颁发享有特权的“荣誉市民证书”，凭此证书除了刑事案件之外，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媒体报道，上海一个日本人拍着一个中国青年的脑袋得意地说：“小子，认命吧。我揍了你是白揍，你揍了我，不用我们出手，你们政府就会替老子收拾你”。国家沦落到这个地步再不改变，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家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所以必须再次彻底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义务。这是继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第三次要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

3，坚决承担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

世界正在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世界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实现大同理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世界一体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此必须要明确的是，虽然世界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进程，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过程，然而当前通行的世界一体化规则，则是历史继承下来的殖民化时代的统治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不合理规则。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凭借这些不合理规则，在统治世界、掠夺世界和享受世界发展的成果，而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置于永无希望的贫困、饥饿、灾难、危机、战争和杀戮之中，使整个世界两级分化、两级对立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所谓“恐怖主义”就是世界两极分化、两级对立的必然产物，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殖民化规则、对弱小国家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也作为一个遭受世界殖民化规则伤害最深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团结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富有正义感的国家，彻底改变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殖民化规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按照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原则，重新构建世界一体化规则，消除正在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两极分化、两级对立，把世界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现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共同发展的和谐家园，一个按照人性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真正的地球村。
　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不仅是中国摆脱危难、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摆脱殖民化规则、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