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解放思想，战胜挑战 （一）

 

 

2008：中国面临的世纪性挑战

（许多数字进行了改动）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对形势的看法。2008年刚刚开始，大家就已经强烈感受到，今年将肯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西方金融危机序幕已经拉开，国内通货膨胀正在失控，股灾雪灾扑面而来，富人对《新劳动法》的反抗，引发了本来就已进入整合期的企业大量倒闭外迁，大批进城打工的工人由此失业，这一年将如何度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些忐忑不安。如果站在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形势，我想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和十七大政治报告当中所讲的两个前所未有：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请注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两个前所未有是无条件的，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国建国58年来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由西方文化主导数百年的人类发展过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它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目前这场世界性危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以往工业社会所有的危机都是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目前这场危机则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类社会由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的第一场危机，如同实体经济的危机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一样，目前虚拟经济的危机同样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历史局限性，这场危机将形成东西方文化世纪性交替的历史转换点，由此形成东方文明主导的新的人类发展进程，从而在客观上提供了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可以说，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领袖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关于机遇方面，各类媒体一直在谈，尽管和我们说的机遇内容完全不同，但毕竟是铺天盖地都在谈，只是挑战很少谈，即便谈到挑战，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盖现实的老生常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谈面临的挑战。挑战主要有哪些?就目前2008年所能看到的，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战。改革的宗教化，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思想牢笼，最大的思想枷锁，是当前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不打破这个东西，别说什么领袖世界民族之林，就连我们民族自身的生存都会面临巨大挑战和威胁。

　　二是经济殖民化的挑战。特别是目前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会大大加剧中国的经济殖民化过程。原来我们估计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将会通过拉高中国资本价格后，反手做空中国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现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打破了外资围猎中国的原有计划，将可能通过直接掠夺取代做空式掠夺，平安增发标志着直接掠夺过程已经开始。

　　三是“五有社会”落空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正在失控的通货膨胀。目前的通货膨胀和以往历次通货膨胀相比有一个本质区别，它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的结果，而是富人对穷人的一场战争。就世界范围来讲，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战争，是主要针对中国的战争;就国内来讲，是富人掠夺穷人的战争。这场愈演愈烈的财富掠夺，有可能在起点上就彻底摧毁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五有社会”的目标。

　　四是政治官权化的挑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官权化现象。数千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是在地方官权和中央集权之间互相纠缠，要么是地方官权战胜中央集权，要么是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官权，老百姓永远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外，无论谁战胜谁，对老百姓来讲都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的相同悲剧。如果是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官权，老百姓是专制的奴隶;相反，如果是地方官权战胜中央集权，国家一盘散沙、任人宰割，老百姓会成为亡国的奴隶;无论游戏怎么玩，老百姓都永远是奴隶。唯一曾短暂打破过这个游戏格局的，就是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主权的大众政治。目前在中央集权、官僚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三种政治选择的较量中，官权正在成为否定集权和民权的唯一选择，而官权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解体，这是来自第四个方面的历史挑战。

　　下面就具体谈一下这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掀起新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挑战：改革宗教化的挑战。可以这样讲，解放思想是胡锦涛总书记从六二五讲话到十七大政治报告反复强调的一个理论核心，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一个首要政治口号。环顾当今中国，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呼声响彻天地，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学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连汉奸买办、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无非就是要把人们从现有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束缚中国的最大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是什么?

　　改革精英对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来的陈词滥调，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甚至人类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点，由过去以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为主了，这是由不同时期改革的不同任务决定的。过去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改革；现在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剧，那么经济殖民化发展则是民族的悲剧，这双重悲剧都是打着改革旗号发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

　　环顾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邪恶都打着改革的旗号，扒房子圈地，侵吞国有资产，抢占矿山资源，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沦为娼妓，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闭性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有改宗弃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还俗，但是唯独对改革教不能有丝毫怀疑，任何对改革教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特别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却不允许任何人有拒绝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亿中国人民强行变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恶东西随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时，又把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同样随心所欲地变成改革对象，并且规定不准争论，强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地位。

　　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结果，同时毁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精神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和民族创新能力的丧失：整个社会没有一物不造假，没有一人敢相信，没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创新能力的中华民族30年来发明创造等于零，甚至没有一本书，没有一部戏，没有一个理论家，没有一个文学家，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科学家。自然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青山绿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干涸了，矿产资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结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从卫星图片上看地球，我们周边都是绿的，只有中国如同一块森人的花白牛皮癣。生态破坏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破坏，不像经济崩溃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一旦出现生态崩溃，甚至连回头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那时人们没有生态和资源危机的概念，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能够挽回的，今天的生态破坏会把一个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典型的反人类罪。

　　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实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在思想上彻底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根本条件。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到十七大赋予和谐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具体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民生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路线。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转折，就在于贯彻这条民生路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已经被推到了内乱和崩溃的边缘。并且中国社会已经孕育成熟了伟大的民主力量，东方文化已经积聚凝成了伟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备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条件。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或许是最后的疯狂，或许是欺负胡锦涛不敢发动群众，中国强势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财富瓜分浪潮，就其财富掠夺的规模和速度来讲，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仅一年多时间里，外资就从中国几家大银行股份的买卖中获利超过万亿，正在从根本上摧毁着中央民生路线的物质基础。可见，不公开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实践中悄悄转变原有政治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强势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状态，贫富分化已经把中国撕裂为彼此仇恨的两个极端，并且富人对穷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412大屠杀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进入了最后点火的倒计时状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空前挑战。

　　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后历史关头，已是化解矛盾、转危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后选择。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武器的批判，作为肩负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和谐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前，必须坚持不懈地高举批判的武器，团结亿万人民，支持胡锦涛新政，努力实现伟大的转折，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民族崛起必然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就当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8个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实现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这本来是500年前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中国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纪，再次变成了神学统治的简单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实现上帝意志的一个工具，现代中国老百姓则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为僧侣活着，现代中国老百姓是为富人活着。

　　在富人眼里，老百姓不过是一群如同驴牛骡马般创造GDP的简单工具，甚至连驴牛骡马都不如，管理驴牛骡马尚且以要考虑死活，而中国改革精英实行的管理原则，则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可是资本控制的中国财经类报刊，仍然坚持认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经济学专业素质的表现，说什么经济学只管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虑劳动者死活，考虑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经济学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经济学只考虑效率高低。如此一来，主流经济学便拉开了人间地狱的黑暗闸门，劳动者的悲惨世界开始了，既然要资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不发工资，剥夺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极限地疯狂役使劳动者。过去曾经有句话，叫做劳动者做牛做马，后来则是连牛马都不如，役使牛马也要考虑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则完全不用考虑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这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管理原则，完全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奴隶时代的道德底线，即便是最野蛮残暴的贩运黑奴时代，也要以奴隶死活为底线，而不会以不造反为底线。当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逻辑，老板摧残工人如同官员挥霍资产一样，是因为产权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产权，让资产归官员个人所有，工人归老板个人所有，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见，单纯复辟资本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复辟到奴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对劳动者空前绝后的极端压榨，使劳动工资下降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工资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200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国老百姓不仅变成了国内老板的廉价奴隶，同时也变成了国际资本的廉价奴隶，甚至廉价到干脆不发工资的程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继非洲大陆贩奴运动以来第二次廉价劳动力浪潮。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那么丰富的资源却吸引不到外资，而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极端贫瘠，却能引来全世界资本竞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极端惨烈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强行出台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提高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结束老百姓的悲惨世界。实事求是地讲，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类似的劳动法规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资本都是十分温和的，即便这个法规得到全面贯彻，中国劳动工资占GDP比重仍将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这么一个十分温和的劳动法，却引起了权贵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响彻云霄，并且威胁要用破产，失业和经济下降的办法来打倒《劳动合同法》，虽然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像目前中国这样资本不加任何掩饰地如此猖狂，却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思考中国资本特别猖狂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国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裁军和大规模扩警的问题，当时大规模裁军是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其实裁军的钱并没有用于经济建设，而是用来发展武警和保安(养保安同样是社会财富的扣除)了，这军警之间一裁一扩，反映了中国穷人和富人之间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军队主要是对付国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对付国内老百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武警和保安实现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是政策变化的结果，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来的，如果不是把军队变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过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来。中国的资本之所以特别猖狂，也是因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结果。

　　目前中国资本集团对《劳动合同法》近乎病态的疯狂反对，反映了中国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已达到了难以想像的野蛮程度。劳动者的历史性解放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以不造反为底线、不管死活的前奴隶阶段；以死活为底线并能维持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资本奴隶阶段；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阶段；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体阶段。当初白人在非洲大陆围猎黑奴，属于第一阶段;马克思批判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属于第二阶段;目前北欧个别发达国家属于第三阶段;毛泽东时代属于第四阶段。而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不过是要把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阶段，就引起了整个社会权贵和资本集团的疯狂反对，可见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该是何等艰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的权贵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并且还是那种不花钱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资看作天经地义。如何能让中国的权贵富豪承认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贱的人，就是中国文明进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进步，从目前权贵富豪对《劳动合同法》的极端仇恨来看，要达到这个程度还很难。所以我们才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看作是伟大的转折，伟大就伟大在要实现这个转折是相当艰难的。

　　目前老百姓的历史地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核时代的大国斗争将越来越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组织资源，新经济时代主要依靠文化资源，那么从斗争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新经济时代则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类经过蒙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更高阶段的人本主义社会，谁能适应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识化、虚拟化和一体化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人文价值观，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谁就能够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端，谁就能够主导世界。现代舆论生活中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与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程度，这就是所谓人权武器。人权武器的出现，说明大国之间的斗争方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意识形态正在取代飞机大炮，成为未来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8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扫荡天下独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武器。在毛泽东时代，这本来是我们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80年代以后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对付我们的武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颠倒，是因为中国人民曾经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被国内权贵富豪妖魔化为最黑暗的时代;而后来权贵富豪舞翩纤的时代，又被全世界斥为没有人权的时代。中国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随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反倒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个被追随男人卖入娼门的良家妇女，本来打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幌子，结果变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见，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如果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丛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端残暴血腥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整个人类都认识到它的弊端，从而才能用东方和谐文化彻底取代它，事物只有发展到极端，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文化转变的实验场，是因为人类数千年孕育成熟的东方文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具备承受西方丛林文化极端化的强大历史内力，有能力完成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变，在东方和谐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形成一种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和谐文化。除去中国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就拿这一代中国人两个极端的生活经历来说，就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代中国人既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堂，又经历了极端物欲泛滥的黑暗地狱，两个极端的强烈对比使我们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能够把东方和谐文化和西方丛林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弊端，达到人类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阶段，形成最完善的人类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经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估计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转换方面。只是这个过程让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杀人入狱的大学生马加爵穿上囚服时随口一句话，让在场的狱警潸然泪下：“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安徽女生因运输紧张被挤死在火车轮下;也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湖北女生终年都靠在食堂捡食剩饭剩菜度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贫困如此，一般贫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讨薪被打而怒杀老板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看守所的条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国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国数百万老百姓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此类惊人贫困在二战后的日本，大危机后的美国，也都曾经发生过，可是发生在一个连续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不是没有足够的房子，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达到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计算，户均面积超过80平米，远远超过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是没有钱，目前整个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都被发动起来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可研究来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国的财政，投向美国的银行，唯独没有一个方案是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并且那些由西方反华势力培养资助的“基金会学者”，居然异口同声地叫喊“外汇不是财产，无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花在美国财政身上，只能购买美国银行股份花在美国银行身上，就是不能购买设备和商品，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这种令人震惊的奇谈怪论已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整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识，可见，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老百姓究竟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前提问题，以人为本的原则，就会变成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就是难以形成以人民为本，以特别是以本国人民为本。

　　（待续）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