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解放思想，战胜挑战 （二）

2008：中国面临的世纪性挑战

（许多数字进行了改动）

　　第二，什么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该是人类不断突破现有消极反动的、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不断向上飞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把摆脱健康思想的道德约束称之为是解放思想。一个女人从妓院走进人民大会堂是解放思想，相反，从人民大会堂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称之为堕落，不能把堕落等同于解放思想。

　　就当前中国来讲，束缚中国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锁是什么?就是一条：改革迷信，对改革的迷信。本来改革如同人体疗伤治病一样，应该是哪里有病就治疗哪里，一旦病好就结束治疗。可是现在却把改革神圣化宗教化了，变成了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无边佛法，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无须解释的绝对真理和永恒运动，无论做什么都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人类社会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美丑、是非真假、罪与非罪等道德伦理，在改革面前统统作废，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黄毒赌黑，回答也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所有的邪恶无一遗漏地突然在中国复活，借口也无一不是这两个字：改革。所有陈良宇之类的贪官污吏、权贵豪强，所有刘涌之类的流氓恶霸、黑道魁首，30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两个字：改革。把东方文化从中国课堂上清除得干干净净，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也是这两个字：改革。全世界唯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不会说外语便不能上学不能就业的唯一解释，也是这两个字：改革。以往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又被拣了回来，改成“华人只说华语不得入内”，挂在了中国所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门口。改革迷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经完全宗教化了，成为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冲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笼，把人们的思想从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东方文明复兴的客观要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明复兴对世界的意义，就是用东方文明和谐的人性法则，取代西方文明竞争的兽性法则，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比前两次的意义更加伟大，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同样灿烂夺目的西方文明，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在整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造就覆盖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文明，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础，以保证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可以说，目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千年国运，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这是中国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国人压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已成为东方人性文化与西方兽性文化决战的主战场。西方竞争文化进入中国后，由于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缚，迅速演变成为野蛮残暴的兽性文化，把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改革的名义强加于整个社会，以致社会道德崩溃、伦理尽失，所有反映崇高与进步的人性文化荡然无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歧义，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释。本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可是，后来随着西方兽性法则的引入和陈旧历史因素的复活，解放思想便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演变成为摆脱人类文明约束的理论裹尸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前两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陈独秀王明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第二次是建国以后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繁荣强大的文化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是两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两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质的方面看，不仅经济私有化了，甚至政权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私有化现象，我在《官权泛滥——中国内乱的历史根源》文章中有专门论述;就量的方面来看，就是中国私有化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来，人类社会占有制度的历史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国有化向社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唯独中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国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阶段。20世纪末，中国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讨伐对象，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从公有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上百万公有制企业据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见的大规模资产抢劫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是摆脱社会主义思想约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么第二次则是摆脱公有制伦理约束，走上了抢劫道路。抢劫和经济学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偿占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一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国资产作分子，全国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后自由转让。中国的私有化则是把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宣布企业归管理者所有，起了个名叫MBO(管理层收购)，这纯粹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这种公开抢劫的弊端还不仅仅在于数千万工人流离失所，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历史上固有的各种危机和动荡搬到了中国，为避免动荡就用沿袭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去压制，这就使老百姓误以为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反倒去拥护这种抢劫式改革，结果使抢劫者越来越大胆，在抢劫工厂等生产资料后，又去抢劫住房等生活资料，低价买来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后再高价卖给老百姓，其间的差价如同珠穆朗玛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动用武警和法院强制执行。更加糟糕的是，没有底线的抢劫甚至吓坏了抢劫者本身，为了避免遭受历史清算，一边纷纷把抢劫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一边像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勾结外部势力推动国家解体。洋人也乘机大举入关，疯狂扫荡中国财富。

　　关于什么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国性大讨论，准备并且准备在下半年把争论推向高潮。我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右翼政治势力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道德堕落得还不够，社会仍然残存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并且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姓中姓外的争论。认为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只有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不再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提出国家民族利益，纯粹是极左思潮的残余。所以，最近中国右翼政治势力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是八国联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伪满政府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大家打开世界历史看一下就会发现，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发生过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

　　第三，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本来，改革和革命是人类政治词典中最崇高的2个名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两个环节实现的。解决社会问题也只有这两种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完善现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替换现存制度。社会出了问题首先是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进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后首先是吃药打针，治愈不了再进行外科手术。革命就是社会的外科手术，改革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二者具有密切联系，革命往往是改革无能为力的结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改革是富人管理穷人的斗争，所以富人一般反对革命赞扬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团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过改革给穷人留条活路，所以历史上穷人也同样赞成改革。像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这样打着改革旗号把穷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恰恰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这两个最神圣的名词同时毁掉了。

　　首先，他们在理论和舆论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着反思的幌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统统加以否定，把他们能够做到的和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罪恶，统统强加到革命头上，把革命描绘成为所有邪恶的代名词，把革命者描绘成为血腥残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们在实践中又把改革给兽性化了。本来，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约束官权、抑制豪强，扩大民生民权的社会制度调整，所以人们才把改革称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着良好方向进行改变。而中国的改革却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旗帜，把中央的权力向官员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员集中，并且中央的权力只下放到官员，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员。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上下两头剥夺的改革，与当初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特点是，中央有一批传统社会主义者，群众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造就一个与中央和百姓两头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用这个集团彻底改变中国原有制度。这种两头剥夺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权利无边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既要避免中央集权的约束，又要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必须摆脱一切伦理约束。以往所有社会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都具有单向性特点;封建伦理讲服从，妨碍他约束中央集权;资本主义伦理讲民主，妨碍他镇压民众;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伦理道德都不适合这个集团，于是这个集团就干脆把人类所有伦理道德统统踩在脚下，强制推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整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兽性化了。

　　近30年来天天都在宣传改革就是要优胜劣汰，却很少有人想到优胜劣汰完全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讲台上都在灌输优胜劣汰的动物法则，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现象。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了。本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人性法则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结果却是兽性法则取代了人性法则，结果就是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改革越来越成为地方官僚为所欲为的最常用借口，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最为恐惧的可怕名词，特别是对于基层单位来讲，听到单位领导谈改革，比半夜坟地遇到恶鬼还要更加恐惧。

　　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恢复改革原有的改良含义，赋予改革明确的伦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变现状的做法都称为改革。符合伦理的变化是改革，违背伦理的变化是作恶，并且违背伦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恶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为作恶工具，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伦理不讲公平的结果。改革初期有句话，叫做“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观念重新颠倒过来”，结果就是人类数千年形成的伦理大厦彻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全都倒了过来，西门庆霸占潘金莲变成了改革壮举，因为西门庆提高了红颜资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来封闭僵化的落后状态，至于武大郎的死亡，不过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价。现在，是到了分清改革历史性质的时候了。

　　中国一直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历届全国党代会对中国改革的共同定义。最初许多老同志和全国人民拥护的改革，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却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后来清算到1949年，再后来干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来的所有农民起义和革命，全都纳入了清算范围。清算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恶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属于历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打造成为罪恶代名词。持续30年的自我清算，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连那位才华横溢的解放军中将，都发表文章公开声称：“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从善的历史;中国历史则是一部弃善从恶的历史”。堂堂解放军中将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仅改革的性质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同样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话语搞清楚，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国右派坚持拒绝话语交流，坚持不让人民说话，坚持把矛盾推向极端，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就不仅是落到国家和人民头上，也同样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第四，人性和兽性的区别问题。刚才讲到了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区别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不应该实行野兽世界的竞争法则。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教对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让中国陷入了三重悲剧。

　　首先，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以兽性代替人性。虽然人类具有与动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现象，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需求。但是，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丧失了对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动物那样以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为人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类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骗人的说教，并且在实践中也一直崇高神圣的追求当成骗人的说教。本来，只有爱情才是人性，性欲是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来，爱情是骗人的说教，只有性欲才是真实的人性，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把人与动物共有的兽性当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传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领域的崇高追求变成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最终必然是人伦尽失、精神沦丧，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色戒》就是一个典型，把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壮举，归结为是追求性欲快感的结果。他们只承认食欲和性欲是真实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贬低为是虚伪说教，把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辉煌文明统统归结为包括低等动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阴道文化”，此外不承认任何文化。

　　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什么样，他们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琐肮脏的邪恶群体，就认为整个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恶群体。他们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没有爱情，就否认整个世界存在爱情;他们自己一生只为吃好喝好，就认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好喝好。30年来改革教的辩护词永远就只是一句话：“现在比过去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暂且不论，在此至少说明他们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不过在改革之前，他们从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种颠倒只是他们自身群体的堕落，但是后来当他们成为社会主流时，这种颠倒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堕落，他们肉欲至上的兽性价值观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完全向着最大限度满足少数精英肉欲的方向发展，为此不惜毁灭一切——环境、伦理和生命尊严，在已经消灭娼妓制度30年的情况下，再次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强制变成满足他人肉欲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堕落时代，其堕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惊人的描述。以致胡锦涛新政没有办法，搞出个“八荣八耻”，由洪荒时代起从头进行启蒙教育，“八荣八耻”本来是托儿所小朋友的启蒙教材，可是在当今中国却成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兽性法则对整个社会进行强化训练，把中国变成了野蛮的动物世界。这是人性和兽性颠倒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谈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法则。可是30年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发展到后来干脆连汤也不让喝了，变成“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不要小看喝汤喝风这一个字的差别，这是人兽两个世界的本质差别。“吃肉与喝汤”虽然是两极分化，但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吃肉喝风”则已经成为动物世界的物种差别了。有人会说，西方国家也是竞争法则，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主要是对外，对内则是越来越完善的劫富济贫原则，是一种典型的狼文化结构：对内善良互助，对外血腥残暴。这就是西方国家内部比较团结和谐，对外强硬一致的原因。中国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对内实行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同胞之间越来越血腥残暴，人与人之间是狼，心与心之间是地狱。整个社会，性格越来越扭曲，内心越来越恐惧，彼此越来越敌视，13亿人被竞争撕碎成13亿碎片。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把13亿残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如果不彻底改变兽性法则，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最后，兽性法则训练的结果不是变成了强大虎狼，而是变成了肥大牛羊。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过兽性法则，特别是近代西方国家兽性法则更是野蛮，但是，历史上所有实行兽性法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一例外地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虎狼，唯独当今中国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牛羊。虎狼的兽性化和牛羊的兽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虎狼国家属于强大国家，牛羊国家属于肥大国家;虎狼国家越强大越安全，牛羊国家越肥大越危险;虎狼国家是宰割他人的国家，牛羊国家是被宰割的国家。30年来改革教散布的最大历史谎言，就是“落后必然挨打”，可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七七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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