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国──我们永远的司令

　　由于我曾有过当兵的经历，又同孙玉国都是在珍宝岛一起战斗生活过的军人，所以我和我的战友们总是习惯叫他司令。据我多年同他相处和观察，走向平民生活的他有一个恪守多年的准则，我给归纳成“四不”原则，即：不提过去的事情。战友、朋友在一起喝酒，谈生意、交朋友可以，不能提过去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一些记者、作家屡次登门拜访，基本上一无所获;不说自己有何功绩。居功不傲，每有当年的战友相聚，必向牺牲的烈士们敬酒;不唱歌跳舞。尽管经商多年，吃喝娱乐的场面不少，一个流行歌曲不会，喝完就走，连请洗澡都不答应。 

　　几年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珍宝岛的兵写珍宝岛的事，自己写写珍宝岛，他很赞成，认为珍宝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应该发扬，但是就是不同意把他写进去，弄得我没办法，只好背着他偷偷地整，来个生米煮成熟饭。为此，没少挨他的批评，这回还想写点，大不了再做一回检讨。 

　　辉煌来之不易

　　据我知道，孙玉国五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含辛茹苦地照料着他们哥四个。他排行老四，是母亲心中的宝贝。一九六一年之前他在一个工厂当车工，一九六一年初他背着母亲在工厂里报名参了军，初时属于公安部队，后并入地方部队，然后调到黑龙江边防。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发生时，他在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边防三团公司边防站任副站长。 

　　一九六九年初，在我方称为珍宝岛，前苏联叫做达曼斯基岛的地方，围绕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矛盾越来越大，边界的火药味儿也越来越浓，我边防军民和苏军的边防人员，由原来的争吵辩论到拳脚相加，继而发展到棍棒相见的地步。因为这个只有零点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我侧，当地居民一直在那从事生产和生活，从任何角度看它都属于我国的领土，保卫它是天经地义的事。 

　　三月二日清晨，气温接近零下三十度，孙玉国带领的巡逻队刚向珍宝岛进发，苏军发现后马上集结兵力，分兵两路，包抄过来。四十多名苏军手持冲锋枪，在珍宝岛中央与巡逻队遭遇了，苏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鲜血染红了珍宝岛的积雪。孙玉国被迫挥动手枪，指挥还击，顿时，珍宝岛枪声大作，不到五分钟，来犯的苏军在我边防部队的还击下无一人逃还，全部被击毙在珍宝岛上。而后在三月十五日和三月十七日，两军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斗，苏军伤亡惨重，我方伤亡多人。福大命大的孙玉国是这几次战斗的参加者，他活着走出了珍宝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我军的胜利，苏军的失败而告终了。 

　　珍宝岛的炮火硝烟刚刚散去，孙玉国在战壕里被选为“九大”代表，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在人民大会堂，孙玉国登上讲台的瞬间，他激动的心都要蹦出胸口，在他身后的主席台上，正中是毛泽东主席，分列两边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此刻毛泽东主席正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发言。当孙玉国讲到三月二日全歼入侵珍宝岛苏军时，毛主席从座位上巍然地站了起来，为孙玉国鼓掌，紧接着，场内代表群起响应，掌声雷动，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 

　　休息时，周恩来总理走到孙玉国身边提醒他道：“你在发言中毛主席站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去致敬握手!”孙玉国愣住了，让我和毛主席握手? 

　　“过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周总理从习惯交叉的双手中，抽出一只有力的手臂一挥，像在鼓励他，也许没有这有力的一挥，孙玉国是不敢去握毛泽东那双巨人般的手。孙玉国怀着为比激动的心情走向主席台正中，使出全身力量，振臂高喊：“毛主席万岁!”然后，他正规地行军礼，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接见党代表在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等十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孙玉国列为活着的五位英雄之首。不久，他的职务连续发生了变化，先从连职被任命为边防三团的副团长，而后他被直接提升为合江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七四年，他又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三十三岁。 

　　沉浮中方显英雄本色 

　　孙玉国是我们那一代军人的代表。他的辉煌是我们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军人的光荣，他的存在和能有今天，使我们感到战友们的血没有白流。凭心而论，在那个年代，一个基层的干部哪里晓得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险恶，多少身经百战，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老革命都把握不了自己，何况孙玉国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干部呢?把谁推到那个风口浪头上，都会激流勇进的，何况毛主席老人家还在。 

　　民间有一句很不好听的俗话：要知道尿炕谁还能睡觉呢。 

　　一九七四年三月至七月，孙玉国在中央第三期读书班学习期间，根据读书班办公室的安排，经王洪文批准，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月初，总参谋部给他几份文件，孙玉国向全组进行了传达。三月六日王洪文在听取总参三部汇报时说的：“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孙玉国参加了去总参“放火烧荒”揭盖子的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孙玉国经过严肃的批评教育，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检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组织上认为态度是好的。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孙玉国停职审查，同年十月五日，党中央批准免去其沈阳军区副司令职务。孙玉国被审查的前半年，不允许与外人接触;半年后，家属可以探望;一年后，组织上批准他可以回家过星期六;两年后，汽车把他送回了家。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对孙玉国同志审查结果作了批复：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的意见。 

　　那一年，四十二岁的孙玉国转业了，被分配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兵工厂。上班的前一天夜里，孙玉国一宿没睡，他顾虑工人们会怎样看他，担心领导们会不会对他怀有戒心? 

　　当他第一次乘坐普通通勤客车出现在人头攒动的车厢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可眼尖的人还是大为惊讶地认出了他：这不是当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孙玉国吗?这不是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吗? 

　　顿时，窃窃私语压倒了喧闹，终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胆地问：“孙玉国，你现在在哪?”“对，说一说嘛。”大家立即响应。孙玉国挺了挺上身，把脸朝向更多的人们，“那我就告诉大伙吧，”他下意识地摸摸扣紧的风纪扣，亮起嗓门说道：“我原是一个工厂的车工，当兵走进了边防的军营，之后立了功，当了官，又犯了严重错误。二十年后，我又幸运地回到工人当中了。” 

　　孙玉国以第二厂长的身份来到工厂时，人们出乎意料的平静，没人扒玻璃窃窃私语，没人借故闯进他的办公室。吃午饭，政委、厂长和工人都进大食堂，却安排他吃小灶;休息时，大家都是七躺八歪地在办公室和车间，他是单间……。 

　　一天深夜，暴雨如注，车间变压器顶棚漏雨了，巨雷在大雨滂沱中炸响。每个人都明白，必须赶快把变压器顶棚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几个夜班工人争着去爬那十分危险的房顶时，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别争了，有人上去了。”大家转头望去，一个机敏灵活的身影已从一侧攀上了房顶。“孙玉国!”有人看清了。不知谁先喊了一声：“玉国厂长，你要小心!”随之大家都放开喉咙呼喊：“玉国厂长，你要小心!”从那一天起，大家开始亲切地称他“玉国厂长”。他当时的工资只有七十元。

 　　经过十年多的历练，孙玉国终于从人生的坎坷中站立起来。一九九一年，他调到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副总经理，而后又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军区后勤部经贸局副局长。在主持对外贸易期间，他把《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融为一体，极大地发挥了他的优势。一九九八年，他任副总经理的金城实业总公司，这个拥有六十八个单位、行业遍布全国的企业移交给地方时，改名为金圣集团公司，二○○二年年满六十岁的孙玉国退休了，关系落在了沈阳军区总医院。 

　　他心里装着战友 

　　孙玉国脱下军装多年，不了解情况的人，从外表上看不出他和军人有什么联系，但我们看他还是军人的气质没变，部队的作风没改，老传统仍然在他的身上处处显露出来。比如说他要做什么雷厉风行，说话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就连会客吃饭都不失约、不迟到。特别是他对当过兵的人特别有感情，不论新兵和老兵，干部或战士，只要到一起就有共同语言。他心中装着战友，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烈士遗属更是关爱有嘉。 

　　孙征民烈士是中央军委命名的珍宝岛“十英雄”之一，他牺牲后，家属金秀芬带着两个孩子过的很艰难。时过境迁，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珍宝岛是怎么回事了，一些困难得不到解决。孙玉国知道后，在他积极想办法，找熟人帮助解决的同时，告诉周围的战友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不能让烈士的家属犯难，不然我们活着的人就对不起牺牲的烈士，金秀芬的住房问题就是大家尽力帮助解决的，为此事，她和全家很受感动。 

　　这些年来我们沈阳的战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逢有大的活动都邀请烈士的遗属参加，以尽战友的情谊。每年春节都要请部分烈士家属吃一顿饭，以慰藉烈士的亡灵，每有这样的活动，不管怎样忙，孙玉国都是抽空前来，陪他们共同进餐，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安慰。

 　　孙玉国的人缘好，特别是兵缘更是让人佩服。他带的那群兵中和与他战斗的那些老兵里，如今什么情况的人都有。有担任领导职务的，有现在还穿军装的，有当普通工人的，还有早就下岗修自行车或给人家打工的。无论是谁，婚丧嫁娶、大事小情，有请必到，为此他破费了不少。在我们当过兵的人心里，遇上比较隆重的场合，有孙玉国在觉得体面。此时他很善解人意，都给面子，首长和英雄的光环荡然无存。 

　　我和孙玉国在一起的时候，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况，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出门乘车的途中，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追星族”，穿过军装的老百姓慕名前来敬酒看望，甚至还要求一起喝酒交谈，这是一件不好处理的事，每逢这种情况，孙玉国都处理的十分得体，让人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二○○二年建军节前，孙玉国和我们一批珍宝岛老兵回珍宝岛，在乘火车途中在餐车就餐时，一个过去当过兵的乘客听列车员说孙玉国在这个车上，就满车厢的找，在餐车找到后，虽不相识却非要用我们的酒菜和孙玉国喝酒。我们想婉言谢绝，孙玉国不答应，觉得找你就是瞧得起你，就得和人家应酬一下。结果他真和那人喝上了，那人很受感动，走时，洒泪握手言别。 

　　在沈阳松陵机械厂我有一帮战友，都是那时的珍宝岛战士，现在均为工人。因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和孙玉国谋过面，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多少年来他们就想和孙玉国吃一顿饭，共同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他们求我牵线，孙玉国愉快地答应了。去时我们是乘坐出租车到三台子的，这些战友的条件不好，那个小饭店也很寒酸，说实话，这样的店我是从来不进的。起初我的脸有些挂不住劲，并把两个战友拉到外边骂了一顿，后来看到我们的司令满不在乎，和他们愉快交谈的样子，我阴沉的脸才放下来。司令就是这样的人，福享得来，罪受得住，累挨得起，他就像完达山上的一棵松，珍宝岛上的一棵草一样生活在我们中间。 

　　二○○二年三月中苏边境珍宝岛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曾经保卫过这块土地的英雄们。他们是来给战友扫墓的。他们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只是临走前，一位两鬓斑白、身材笔直的老人认真地对虎林县委领导留下一句话：“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司令孙玉国，他的一撇一捺是大写的“人”，他的生命是属于珍宝岛的，他从这里走出来，又选择了这，作为自己的归宿，与埋在那块黑土地的战友为伴，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玉国兄──我们祝福你 

　　三十多年前，孙玉国曾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从北疆的堑壕里升腾到中国的上空，升着升着，又突然销声匿迹了。于是，关于他的传说纷至沓来：数年前，西方一家小刊曾报道孙玉国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跳楼自杀;香港则传闻：孙玉国叛逃苏联被中国边防军击毙;我也曾听说：他在一次出差的途中因车祸故去了……。 

　　不管制造传闻的人出于什么目的，现在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人们，孙玉国除了心脏有点小毛病外，身体好着呢。他早已了却了当年的苦闷，在平复了创伤之后，回到了凡人的喜怒哀乐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普通工人出身的孩子，能够有今天已经非常知足了。” 

　　孙玉国源于平民，归于平民，喜欢平静的正常生活，这也许是一些名人的最后选择，但这种平静往往被打破，一些小报、刊物望风扑影的猎奇和不负责任的炒作，这是他和我们所不希望的。我们这些人所关心的是他的存在和健康，尽管他的知名度在年轻人的眼里不如一个三流歌星，但是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却是超级的“国宝”，我们能够给予他的就是祝福。 

　　去年“五一”节，全国十余个省市的一百二十多位战友聚会沈城，大家的愿望就是给我们的老首长、老战友孙玉国带去祝愿。此时他因心脏不好正在陆军总院住院。知道此事后，他背着医生跑到了我们那里，大家看着司令神采奕奕的样子，放心地笑了。那天晚上，他把医生不准喝酒的嘱咐当作了耳边风，仍然让老兵们领略了他英雄的风采。“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嬴病卧残阳。”不正是孙玉国的人生写照吗? 

　　社会上没有笑话和误会就不称其为社会了。有一年春节我们和孙玉国在一起相聚，有前进歌舞团的两位艺术家在座，我们顺便让司令在一本刚出版的《珍宝岛的兵》上签字，酒店的服务员看了发毛，为什么哪么多的人争相让一个老头子签字呢?连歌舞团的人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她在想：大牌的老歌星在这，别错过了机会，有些蠢蠢欲动。当我们介绍他是战斗英雄时，她却淡漠如水。只识歌星，不知英雄，不能说不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如今，那个当年珍宝岛上英气逼人的孙玉国，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他还是那样热爱生活，爱吃红烧肉和家乡丹东的卤“瞎爬子”，爱喝大碗高度烈性酒，兴致来时哼一曲《我是一个兵》。闲暇时，他还爱凑热闹去钓鱼，或舞文弄墨，练练书法，当然也打打麻将，他打扑克玩“棒子”的水平，是圈内人屈指可数的，当然也有玩儿“赖”的时候。一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又都生了一个女儿。看着退休的老伴搂着两个孙女是那样地陶醉， 一种满足感在孙玉国的心中升起。 

　　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毅然从戎，在祖国的领土受到入侵时舍生忘死，在由不得自己的沉浮中保持着英雄本色，在商海闯荡多年却囊中羞涩，在退休颐养天年时又是那样的平静、平凡，他就是孙玉国，我们永远的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