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劫富才是济贫的根本出路（完整版）

——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谈对世界减贫高层论坛的看法

　　今天10月16日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主要是谈了一下对今天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减贫高层论坛的看法。由于习近平主席参加了论坛并发表了主旨讲话，所以这一届减贫论坛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谈论的问题是对中国扶贫的看法。张宏良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内外扶贫的结论，中国对内5年使7000万人脱贫，对外60年援助了160多个国家，成绩是巨大的。今后要消灭贫困，单纯靠扶贫这条路是不行的。济贫是慈善机构的事情，是和尚教士等宗教组织干的事情，不是政治家干的事情，不是国家干的事情。国家干的事情应该是劫富济贫，认为穷人不是天然形成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富人掠夺的结果。所以，只有劫富才能济贫，不劫富就不能济贫，反而会创造更多的穷人。

　　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对穷人的救济是有限的，而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式无限的，无论政府扶贫资金发多少，也赶不上富人对穷人有多的速度，更赶不上富人制造穷人的速度。另一方面，贫穷不是个绝对概念，而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富人生活方式而言的。单纯依靠衣食住行的增加，是不一可能消灭贫困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贫穷的压力和痛苦，主要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决定的。如同马克思所言，在荒原上住一座茅屋是富足的，而如果在辉煌的宫殿旁边住一座茅屋，就会感觉穷得难以忍受。所以不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所谓脱贫减贫就纯粹是一句空话，就完全是官僚富豪的一种虚伪举动。

　　而要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市场化改革。道理很简单，自由化和市场化，会把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富的富豪手中，与此同时会创造更多的穷人，特别是在虚拟经济时代，私有制不仅会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锁定在贫困上，还会把那些在实体经济时代已经脱贫的中产阶级重新变成穷人。就这一点而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制度脱贫才是最根本的脱贫之路。不仅国内如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援助的是私有制国家，那么我们援助的绝大多部分甚至是全部，全都落在富豪手中，根本就到不了穷人手中。无论我们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多少，减免多少债务，我不会对这些国家的穷人有真正帮助。

　　非洲国家的反复就是一个典型说明。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跟随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把他们原有的群体生活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结成一个统一经济体，无论有多大的灾难都不怕，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非洲老百姓生活迅速好了起来。可是后来邓小平强制中国搞私有化改革，中国这个“带头大哥”背叛了小兄弟，再加上西方国家趁机挑唆，非洲国家立刻陷入了灾难之中。因为中国搞私有化，可以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而非洲没有小农经济这个历史可退。

　　他们以前是原始社会的群体生活，后来是白人殖民庄园的群体生活，独立后就跟随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恰好与他们的群体生活相适应。所以中国一搞私有化，又把非洲人民打懵了，他们不知道回到哪里去，就陷入了盲目自发、自生自灭的个体状态。甚至比他们原始社会的群体生活还要悲惨。特别糟糕的是，他们本来赶走了洋人，获得了解放，现在中国人告诉他们，美欧的政治制度最好，只有套搬欧美民族才有出路，结果就是造就了几个政客几大家族，把选举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手段，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安全变成了如同猪马牛羊的半动物状态。其状惨不忍睹。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站在国内看邓小平私有化改革只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你站在非洲来看邓小平的私有化改革，就完全是一个严重罪行了。对非洲的援助，为他们提供资助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帮助还是帮助他们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否则，我们提供的资助再多也是白搭。

　　要使世界脱贫减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改变美欧等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殖民主义秩序和殖民主义规则。与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不同的是，信息社会财富和规则相联系，而和谁生产财富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不改变美欧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合理不公平规则，无论发展中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出卖多少资源，最终财富还是会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仍然难以摆脱贫穷状态。在这个方面，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东方伦理大国，应该做好这个“带头大哥”的工作，彻底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给发达国家当孙子（韬光养晦本来是装孙子，可是后来却变成了真孙子）的外交路线。

　　其次，谈到了中国小康问题。《读卖新闻》记者询问张宏良对习主席提出的“中国小康是全面小康，不使一个人掉队”的看法。

　　习总讲的未来七千万人全部脱贫，13亿中国人全部进入小康，不使一个人掉队，很让中国人高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小康？小康社会作为东方文化的概念，本来是一个既十分清晰而又没有量化标准的概念，就如同好天气一样，每个老百姓都知道，但又无法量化。总得概念就是，衣食住行无忧，生老病死有保障。后来小康生活在中国之所以变成了一个西方统计学上的量化概念，主要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西方统计学概念上的小康，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提出小康这个概念是用来替代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概念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这在当时中国是完全可行的，当时农村已经完成了水利化的基础，人民公社又把成千上万亩土地连成了一片，城市也已形成了庞大工业生产能力，这就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农业现代化又为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广阔市场，四个现代化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后来中国走上了私有化改革道路，八十年代农村私有化改革，摧毁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九十年代城市私有化改革，又摧毁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特别是最终将近九千万工人下岗，以及全面废除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造成城市大部分家庭陷入了贫困状态，此时的中国莫说是实现现代化，就连生活基本保障都成了问题。于是邓小平便退了一步，把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换成了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当时邓小平的小康标准就是人均八百美元。

　　后来虽然实现了人均八百米美元，但是老百姓却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来越多的老人晚年得病只能选择自杀来最终了结，并且死后连墓地都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显然说不过去。于是2002年小康社会的标准进行了修改，用2020年实现人均三千美元的“全面小康”取代了邓小平人均八百美元的“基本小康”。全面小康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人均GDP达到六千多美元，不仅提前达到全面小康标准，并且还超过了一倍。按说此时应该宣布小康社会已经实现，该向现代化迈进了。

　　可是，城市三代人的收入才能买一套房，农村老人得病仍然只能自我了断，天安门广场白天安检晚上戒严等现实，显然与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之间差距较大。小康生活首先就是要安家乐业，如果得个大病就要上吊自杀，无论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小康标准再次调整，确定为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是中国小康标准不断变化的由来。由此可以看出，小康社会不仅有经济数量的标准，还应该有社会生活质量的标准，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缺乏基本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单纯的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小康的。中国小康目标的一变再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单就中国的物力和财富水平来讲，已经具备了13亿人进入小康生活的条件，现在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小康，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也仍然无法进入小康社会。去年我们人均GDP超过7400美元，是当年邓小平800美元小康标准的9倍，仍然没有进入小康社会，就是典型例证。我们现在无论是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都超过毛泽东时代几百倍，而人口只增加了30%，按道理讲，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应该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才对，而如今却是老百姓仍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有人总是狡辩说，毛泽东时代农村没有免费医疗，是不是完全没有暂且不论，当时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两倍，按说财富增加两倍也就有了，可现在财富增加了几百倍，不仅农村仍然没有，甚至连城市的福利保障制度也取消了。

　　可见小康不小康，根本就不是个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而是个财富分配问题。就拿中国住房来，早在温家宝时期就宣布城镇人均住房超过32平米，现在差不多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按照国家发改委对全国新城区的统计，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100平米，按说住房价格也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只相当于人们几年收入的总和，可是现在中国一套住房价格仍然相当于人们几百年收入的总和，为什么？就是今天的住房就像国民党时期的土地那样，变成了极少数富人投资的工具，所以老百姓才象当年买不起土地那样买不起房房。如果再考虑到由于掠夺性两极分化而造成的财富大规模外流，单靠经济发展水平，就更不可能达到小康了。

　　总之，当今中国问题的关键，包括全民奔小康的关键，都是私有制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而绝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犯颠覆性的根本错误。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