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警惕买办集团把中国引入动荡前夜

　　

　　

　　金融危机激起了世界民族主义大潮，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充满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演讲，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针对美国转守为攻的国情咨文，法国总统萨克齐捍卫欧盟利益的大声疾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关于解决金融危机要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坚定态度，都反映了在经济危机的灾难面前，世界各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正在迅速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坚强的统一整体，展现出应对威胁的强大内聚力量。可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动荡和分裂的阴云越来越聚集于华夏上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中国与世界背离发展的历史悲剧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方国家团结统一，中国却陷入动荡和分裂。下面3个附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危机状况：附件一《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反映了中国内部动荡和分裂的潜在因素正在表面化白热化;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反映了中国金融和媒体的控制已大权已经旁落;附件三《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国金融买办集团的掠夺已到了不顾一切的疯狂状态。虽然这3个附件互不相干，但是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中国正在被推向灾难的内在联系。中国有可能成为这场世界大危机中率先陷入动荡的国家。

　　附件一短文《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显然并未引起人们太大注意，但是其所发出的政治信号足以惊天动地，该文揭示了陈奎元和徐景安对决背后的重大政治斗争。熟悉共和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共和国历史上所有重大政治事变，都是从这种重大理论对决开始的，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都概莫能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与作为中国改革教核心长老之一的徐景安之间的理论对决（准确讲应该是徐景安对陈奎元的突袭），绝不是两个理论家之间的思想交锋，而是中国政治集团之间弥漫着腥风血雨的重大政治较量。陈奎元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触到了中国改革教的致命死穴，引起了改革教的疯狂反扑，徐景安对陈奎元的批判文章可谓是痛下杀手，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完全是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为何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就在于陈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带入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对两种改革力量的判定，意味着中国也有可能重复普京的改革逻辑——清除打着改革旗号的叛国力量。这个政治信号无疑引起了中国买办集团的高度警觉，于是便爆发了党内两种改革力量的公开对决。这场政治对决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双方并不互相缠斗，而是挺枪跃马直刺对方背后的主帅。陈奎元声称绝不允许打着改革的旗号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试图篡夺最高领导权;徐景安则直接把计划经济、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等视为邪恶代名词，指责对方反对改革开历史倒车。近些年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也挥剑杀入战阵，声称“中国改革倒退了。”进而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最近又严厉警告中国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如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直接插手国共两党斗争一样，现在美国又在直接插手共产党内部两种改革力量的斗争，公开支持中国改革教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就存在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全面清算的改革。前一种改革在历届党代会和人代会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后一种改革则散见于改革教大大小小头目的讲话和文章里，诸如“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等十分晦涩的语言。30年来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进行抢劫，然后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打倒共产党。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完成对国内财富的抢劫，目前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通过殖民化改革完成财富的对外转移，并和国际垄断资本、西方金融寡头结成经济联盟，目前这个目标也正在实现;第三步就是通过官权化改革打倒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把中国变成一个由资本控制的松散联邦，凭借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对中国的百年统治。前两步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灭公有制，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消灭共产党。

　　与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改革的顺利进程相比较，推翻或解散共产党的第三步官权化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教一度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组织障碍。前两步改革目标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就是因为有老爷子的统一领导。二是改革教遇到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力量障碍。要想选择当初对待华国锋的办法，他们没有军队，赵紫阳谈话录中说的很清楚，老爷子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华国锋，就是因为手中有军队;要想选择颜色革命的办法，他们没有群众，私有化改革使他们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殖民化改革使他们成为民族败类，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败类是不可能发动颜色革命的。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中亚国家的重要不同，这些国家的极端右翼势力都是在推翻共产党以后发财成为富豪的，在推翻共产党之前政治上是干干净净的。而中国的买办集团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掠夺的，他们在把共产党搞臭的同时，自己也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不再有可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推翻共产党的目标。可见，正是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本身堵塞了改革教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

　　但是，既然改革教已经通过改革拥有了足以控制中国上百年的惊人财富，他们就一定要实现改革的第三步目标：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后来的西山会议，标志着改革教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于是，如同当年攻击围歼华国锋一样，改革教又开始了对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逐波攻击：诸如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西山会议;否定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敌视共产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理论等等;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波接连不断。西方反华势力更是给予了精妙配合，由美国国会拨款、中央情报局操控的海外反华网站，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绝大多数骂得狗血喷头，唯独对改革教赞赏有加。而在此期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却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包括那位曾经把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几乎掀翻马下的皇甫平，又在藏独问题上再次挑战中南海，单剑直逼胡锦涛，都没有引起中央丝毫反击。这次陈奎元对另外一种改革力量背叛党的基本路线、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南海试图进行反击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相对于改革教这一庞然大物，陈奎元批判的蝼蚁之力根本难以损害其毫发，但这毕竟是党中央准备反击的信号，陈奎元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章又是发表于《人民日报》，其背后的力量足以撼天动地。改革教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推出徐景安，是因为虽然改革教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媒体，但是其成名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已声名狼藉，像徐景安、皇甫平这类后来混迹江湖的改革长老本来就已是凤毛麟角，加上皇甫平已经臭不可闻，也就只能派徐景安这位昏昏老朽拖刀上阵了。值此也可看出改革教的确到了气数已尽的灯枯地步，想当初改革教是何等威风，天下名士，尽收囊中，连总书记委员长也不过是抬轿打幡的差事，没成想数十年后的今天，竟然连一个正经人都找不出来了，拖刀上阵的居然是一位连痰都无力咳出来的昏昏老朽!

　　虽然改革教气数已尽，但是其衍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却声势浩大，陈奎元和徐景安所代表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交锋，反映了在大一统的表面现象掩盖下，中国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历史格局。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国家力量；二是以买办集团汉奸学者代表的卖国力量；三是以泛左翼爱国联盟为代表的民众力量。以买办集团为核心的卖国力量，在经济改革上已经与人民大众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极端对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与国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中国买办集团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把人民剥夺干净，共产党和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现在他们要再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来消灭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表面看上去拥有军队和全部专政工具的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寡头结成牢固联盟的中国买办集团，一是通过媒体控制权成功创造了能够有效抑制国家力量的内外环境，二是通过金融和经济控制权，不断制造着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对立，把社会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同时推向极端，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打倒共产党，把环境资源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解体共和国，通过把矛盾推向极端的方法可以同时削弱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买办集团的这一战略相当成功，通过不断加剧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同时处于自顾不暇的奔命状态；把国家力量压缩在应付各种政治危机的狭小范围之内；把民众力量锁定在应付各种生存危机的奔波之中。让国家越来越恐惧民众，让民众越来越仇恨国家。就在国家和民众愈陷愈深的恐惧和仇恨中，渔翁得利的中国买办集团从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把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稳稳踩在了自己脚下，特别是金融和媒体两大领域，已经牢牢控制在买办集团手中。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就反映了这一点。

　　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虽然只是网络报道的一个不气眼的简短消息，但是社会重大事变往往都是由这类不气眼的小事反映出来的。这个简短消息印证了近两年来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金融和媒体已被买办集团控制。我们这里说的媒体是指真正能够调动舆论的有效媒体。由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管理机构取代中宣部指定国家媒体采访的对象，并且各大媒体也十分顺从地听命于金融管理机构，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融买办集团已经具有了抗衡中宣部的强大实力，所以才敢于并能够鸠占鹊巢，向各大媒体发号施令;二是选择此时跨越权限直接控制媒体采访对象，说明他们有着要急于掩盖的重大图谋。金融加媒体两大资源，让中国买办集团占据了21世纪政治斗争的先导地位。与20世纪以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依靠军队和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农业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将逐渐失去传统作用。这就决定了拥有军队和组织的中央集团，将很难有效抗衡拥有金融和媒体的买办集团。军队和组织没有能够拯救苏联和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后来普京解决国内买办集团依靠的也不是军队和组织，而是类似文革红卫兵那样的群众组织。对于现代国家来讲，谁控制了金融和媒体，谁就是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人。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全部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在国内外的调配;控制了媒体就能够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以及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社会公敌。

　　目前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买办集团利用金融和经济的控制权，把人民劳动创造和资源变现的数百万亿财富，联合西方国家共同瓜分掉了;然后再利用媒体把祸水引到共产党的头上。十七大民生路线的夭折就是典型，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金融买办集团立刻制造股市暴跌，不仅“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泡影，连以往积蓄的数万亿财产也落入了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囊中。现在才清楚，摧毁中国股市20多万亿财富，完全是为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年初美国设置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防止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兼并美国实体公司，这就需要中国股市资本灰飞烟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重演1929年大危机的双重景象：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苏联飞速发展。要避免在西方国家危机期间中国高速发展，就必须制造中国股灾，把老百姓的财富化为灰烬。九十年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依靠持续八年的大牛市实现的。美国最清楚股市对现代经济的作用，所以勾结中国买办集团，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率先制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股灾，成功避免了30年代西方大危机期间苏联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短短一年时间就毁掉了中国22万亿财富，同时也就成功堵塞了中国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迫使中国继续维持白白为欧美打工的殖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史所罕见的最大股灾的同时，却通过牺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用，从股市攫取了数万亿财富，在亿万股民的滚滚血泪中登上了财富顶端，顺势把那些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汉奸学者美国鹦鹉也托上了名利顶端。平安保险由中国公司变成英国公司的过程中，仅仅一个家族占有的资产就超过了560多亿，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一半！

　　如此惨烈的股灾，如此惊人的豪夺，老百姓不可能没有反映，况且被掠夺者包括大量白领阶层。于是，他们又开动媒体把祸水引向共产党，矛头指向共和国，把所有悲剧的根源都归结为是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通过经济改革占有了社会经济资源之后，又竖起了政治改革的旗号，开始全面掠夺社会政治资源。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掠夺老百姓，那么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则是打倒共产党。无论今天中国老百姓怎么看待共产党，但是客观的历史结论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民族崛起和百姓翻身的希望。对比一下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捷夫的国情咨文、胡锦涛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会发现，强烈的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恰恰是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不共戴天的仇恨目标。如果说改革教只是要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重建少数精英对多数人的历史统治，那么由改革教衍生的买办集团则是要解体中国本身，确保其子孙后代永享攫取的亿万财富。在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深刻理解，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和老百姓各自的理解。他们十分清楚，共产党、共和国和老百姓之间历史形成的血脉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切断的，即使是腐败也无法切断。无论是实现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推动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追求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只要还有共产党在，要想解体共和国，一劳永逸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是不可能的。虽然腐败能够把共产党和民众分割开来，但是却无法消灭民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腐败只能腐蚀掉共产党的组织，却无法腐蚀掉一代接一代共产党人。所以他们一定要打倒共产党，然后再按照美国总统布什的交代：通过立法把共产主义列为头号刑事犯罪。于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教之间，在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卖国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愈来愈接近于白热化状态，诸如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搏杀的刀光剑影，徐景安与陈奎元对决背后的惊心动魄，就是中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兆。

　　就目前中国三种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来看，由金融买办和汉奸学者组成的卖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单方面都不是卖国力量的对手。目前陈奎元和徐景安之间不均衡的前哨战，就反映了国家力量的虚弱守势和卖国力量的强烈攻势。徐景安连续三评，痛下杀手，背后是改革教和买办集团强大的炮火支持，全面清算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甚至把1840年以来所有捍卫民族独立和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统统纳入清算范围：声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840年，从而使八国联军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声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既然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的是一种落后生产关系，自然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江泽民时代则不仅仅是到了崩溃边缘，甚至更进一步把银行搞到了事实上的破产状态，所以把中国的银行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了不起的伟大壮举;声称数千年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统统都是垃圾，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奴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文化才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会被批判为是民粹主义，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国家利益被妖魔化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老百姓被压在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下，每年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同样数百万老百姓死在医院外面，被歌颂为是社会充满活力和自由的表现。最让人愤怒的是他们居然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就在前几天召开了纪念股票全流通元年庆祝大会。元年是改朝换代的标志，他们把联合外资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亿万股民的抢劫行为称为是元年，不仅仅反映了他们要据天下为己有的极端狂妄，更反映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的极端蔑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庆祝大会那山岳般的巨大幕墙，那铺满整个会场的红黄喜色，那声嘶力竭的震天狂笑，那群魔乱舞的热烈轰鸣，虽然让人难以想像到这是在纪念把数千万家庭推入绝境的血腥抢劫活动，但是却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买办集团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真切感受到了买办集团的确在开创一个新纪元，一个不仅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甚至连动物界都绝无仅有的魔兽世界。

　　与中国买办集团的极端疯狂相比较，代表国家力量的陈奎元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怜境地，徐景安的连番出招，无一不是指向陈奎元的生死大穴，决意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而陈奎元竟无半点招架之力，任凭对方痛下杀手。完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民众力量进行网络援助，陈奎元恐怕熬不过徐景安的九评就会被斩于马下。莫说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甚至连胡锦为首的党中央，照样没有放在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眼里。党中央提出要建立五有社会，房地产市场立刻掀起排山倒海的涨价狂潮;十七大提出要让老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股市立刻暴跌70%以上;胡锦涛表示处理金融危机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要对中国人民负责，中国经济立刻形成了助美救市的殖民化格局。一是中国外汇资产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二是通过出口退税，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外资，补贴欧美国等发达国家；三是通过企业减税，用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富人，而与此同时，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对穷人减税，补贴穷人；四是发起了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以保证权贵的“寻租收入”不因危机而减少。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对金融、媒体以及部分立法权的控制，同时还在于他们上下统一、步调一致，关键时刻教主亲自出马，铁腕摆平各方威胁。而表面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却相互分离、相互掣肘，彼此力量抵消，各自处于弱势状态。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俄罗斯的历史都证明，一旦国家内部形成与敌对势力相联系的买办集团，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都无力单独与其抗衡，只有实现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才有希望摆脱买办集团的控制，恢复使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的独立发展道路。

　　当初普京接管的俄罗斯，买办势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中国，资源广袤富饶的俄罗斯同样被纳入了经济殖民化的发展轨道。就在美欧国家准备通过颜色革命把俄罗斯变成美欧资源基地的危机时刻，普京及时拷贝出了中国文革大民主模式，放手发动群众，组建起俄罗斯红卫兵“纳什”组织，迅速实现了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彻底战胜了俄罗斯买办集团，十分干净地清除掉了国内的西方势力，成功走上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政治法庭上，俄罗斯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由原告变成了被告。比较一下俄美两国总统的讲话就会看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对待俄罗斯就像对待今天中国一样，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一切都需要按照美国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现在则恰好相反，俄罗斯总统总是喋喋不休地指责美国，甚至在美国大选的喜庆日子里，仍然不停地大肆批判美国，当美国人提醒俄罗斯总统今天(11月5日)是美国大喜之日时，俄罗斯总统只是随便一句“我忘了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日子”，仍然连一句贺喜的话都没有。可见，对于转型期的崛起大国来讲，能否清除国内买办势力是国家能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许多场合反复讲：“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关键就看能否跨越买办集团这一关；如果能够跨过去就是机遇，中华民族就会从此崛起；如果跨不过去就是挑战，中华民族就会陷入大分裂大动荡，最终分崩离析为许多松散小邦。不可能再有第三种历史选择。中国买办集团会让中国顺利跨过这一关吗?附件三叶檀女士的《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国买办集团的极端贪婪和掠夺，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疯狂程度。

　　叶檀女士这篇《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揭示了一个令人极其震惊的事实，就是中国买办集团在榨干了亿万股民的血汗钱之后，又把股市的财富吸管插向了全国13亿人民，也就是说，那些远离股市的一般老百姓也开始要为股市中的权贵富豪和外资买单。所谓平准基金是指用全国老百姓的财政资金去托住股价，避免股市无限制暴跌。这本来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外常用的托市方法，但在当今中国却成为极少数权贵富豪抢劫国家和老百姓的野蛮手段。我们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说过：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高价购买的流通股，平均股价超过15元;有三分之二是权贵富豪和外资手中不足一元钱的非流通股。之所以同一张股票差价如此悬殊，是因为当初政府承诺那三分之二的一元钱股票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才叫非流通股。去年中国证监会宣布所有股票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那些一元钱成本的低价股在20多倍暴利的吸引下，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出，平均股价从22多元暴跌到5元多，大批股票跌得只剩下一元多，此时市场仍然有超过1.2万亿股的一元低价股等待变现。虽然中国买办集团对老百姓的抢劫绝无民主和平等可言，但是其内部分配则必须是民主和平等的，既然前面的低价股已经套现，后面的低价股同样具有高价套现的权利。怎么办?于是便要组建海外市场的平准基金，如同中国引进的所有事物都是头脚倒置地颠倒过来一样，平准基金也由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变成了掠夺老百姓的工具，用老百姓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资金托住股价，让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的一元钱股票高价套现。所以叶檀女士才说这是把孩子喂入狼嘴。

　　我们之所以引用叶檀女士的文章，就在于叶檀女士是远离左派、反对激进、否定革命的自由派人士，是如同其容貌一样温和的一位改良论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革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从来都是一个改良论者，而不是革命论者”。就是这样一位柔弱温和的自由派女士，都忍不住发出了不要把孩子喂入狼嘴的奋力呼喊，可见中国股市的血腥抢劫已经达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由此我们想到了目前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年底前50天要突击花掉1千亿，计划投资4万亿。如果这4万亿投资也如同股市一样送入狼嘴，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自然矛盾，将足以炸毁整个中国。目前大家只是看到这场旷古未有的“花钱大跃进”运动的经济刺激作用，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可怕作用。由于西方国家减少消费而导致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这场危机，给予了中国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和向内需经济转变的历史机会，发展经济本来就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不是为满足美国需要，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了需要，我们恰好可以用来满足本国人民需要，实现经济转型，让中国人民也能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可是，让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是，中国却选择了一种服用兴奋剂的方法，保持现有利益结构不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变，舍弃人民消费需求，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投资需求，继续维持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的殖民经济体制，用4万亿巨额投资强行推动原有经济模式的发展。

　　中国老百姓再次失望了!中国再次错过了一个跳出陷阱的历史机会!

　　况且在现有利益结构中，4万亿投资能有多大部分转化为生产能力，真算起来恐怕连鬼都会嚎啕大哭。苏州市一个副市长单笔受贿就超过8200万，由于没有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仍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腐败，可是单笔受贿8千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万亿投资仅够5万个官员受贿一次!也就是说，在中国7百万党政干部中，只要有0.7%的人腐败，4万亿投资就会变成少数官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海外存款。可见，4万亿投资中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内，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外，完全取决于腐败官员所占的比例;只有每千名官员中腐败分子不超过7人，4万亿投资中才会有一部分留在国内;如果超过了7人，4万亿投资将同2万亿外汇储备的命运一样，成为挂在我们账上的别人财产。

　　附件一：《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11/57283.html

　　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http://www.55188.com/viewthread.php?tid=2381176

　　附件三：《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http://yetan.blog.cnstock.com/511367.html

       2008年11月19日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