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之诚：论“一线战略实践”之基核地位

---学问论之三

 

　　在毛泽东战略框架体系中业已确立了战略实践的方法论体系和实践运作体系。

　　进一步，需要明确主体实践体系的内在结构，也即明确“一线战略实践”在主体实践体系的基核地位。厘清实践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夯实学问体系的确定性基础。

　　一、战略性实践和四元实践框架结构

　　按照主体与“实践对象-实践进程-实践结果”联结关系，主体实践可分为一线实践、二线实践、、N线实践。为论述方便起见，可简化为一线实践和二线实践。

　　所谓一线实践即指实践主体直接和实践对象双向互动关系，全程直接参与实践进程：针对实践对象，运用自身内在的实践学问体系，研判确定具体实践规律，形成具体的实践操作体系，在组织整合资源基础上获取一个或多个实践周期的直接实践结果，并根据一个或多个实践结果“反馈-总结-修正-优化”自身的内在实践学问体系。

　　所谓二线实践，虽然也和实践对象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部分地-形式地”参与到实践进程中，但非“全部地-实质地”参与实践进行中。具体讲，二线实践和具体实践对象的关联“实践规律-实践体系-实践结果”没有完全性实质性决定性关系。

　　按照主体的具体实践体系的“实践对象-实践进程-实践结果”的性质，主体具体实践可分为战略性实践和非战略性实践两大类。

　　战略性实践即指实践主体针对实践对象在实践时空环境和掌控具体条件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置“时空环境-具体条件-实践体系”之内在本质关系谋划运筹战略实践时空和战略实践枢机，并在此“运筹帷幄”及一个或多个战略实践周期基础上处理实践体系内部的“各方面-各阶段-各层级”的多向动态实践关系，确保实现“具体战略目标-实践主体成长-战略形势推进”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实践性目标。

　　战略性实践具备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处置“战略对象-时空环境-具体条件”的全局性关系，此亦可称为大战略层次;一是处置战略实践体系内部的“各方面-各阶段-各层级”的全局性关系，此亦可称为一般战略层次。大战略层次和一般战略层次在主体的战略性实践中处于“全息逻辑-无缝链接-整体统合”状态，共同构成“毛泽东战略指导体系”。毛泽东战略指导体系是毛泽东战略实践体系的内在基石。复杂性、全局性和不确定性是战略性实践的难点，毛泽东所言“吃力”的地方即指这些环节。具体讲，形势研判、战略目标及战略方向确定和实践枢机把握是战略性实践的关键环节。

　　非战略性实践即指具体性实践，也即实践体系中战略性实践外部分。

　　非战略性实践即指实践主体针对实践对象，根据具体的实践目标和时空条件，确定实践规律建构实践体系达成既定实践目标的实践过程。

　　战略性实践和非战略性实践共同构成主体实践体系。战略性实践“指导-统御-覆盖”非战略性实践，“各方面-各阶段-各层级”的非战略性实践集合共同给予战略性实践以实践性基础性支撑。

　　战略性实践和非战略性实践之间的界限在理念层面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且因不同的实践主体又有所区别。对战略家言，一般性层次类属的实践都属于战略性实践范畴，也即把具体实践问题都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解决。对非战略家或者正在向战略家转变者言，即便其处于战略职能的实践地位，但是由于其实践的境界和水平没有基本满足战略性实践的内在要求，故其所谓的“外在形式”战略性实践本质上仍非战略性实践而只是一般非战略性实践。非战略性实践主要包括战略区、战略方面、战役、战术、技术及专业操作等层次。其中战略区、战略方面、战役都具备相当程度的战略性实践的特征，可称为局部战略性实践或者相对战略性实践。

　　由上，我们可知实践体系的基本框架结构：一线战略性实践、一线非战略性实践、二线战略性实践、二线非战略性实践。此可称“四元实践框架结构”。

　　二、一线战略实践于实践体系视域之基核地位

　　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在实践视域的内在统御逻辑关系为：一线战略性实践-二线战略性实践-二线非战略性实践-一线非战略性实践。二线战略性实践辅助一线战略性实践，共同对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和一线非战略性实践进行“指导-领导-管理”。二线非战略性实践主要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关系，一方面向一线二线战略性实践反馈“实践结果-信息流变-体系异动”，另一方面对一线非战略性实践进行“资源支持-操作指导-辅助服务”助力其达成具体实践目标。

　　军事指挥系统视域，一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司令部”职能范畴，二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功能管理部门”职能范畴，比如政委和参谋部等;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指挥机构”职能范畴，一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作战部队”职能范畴。

　　微观经济经营系统视域，一线战略性实践属于“经营发展战略-市场整体战略”的职能范畴，二线战略性实践属于“总部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营销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一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营销队伍”的职能范畴。

　　全球战略经营和博弈系统视域，一线战略性实践属于“中国全球战略体系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职能范畴，二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具体涉外战略方面”的职能范畴，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具体涉外战略方面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一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涉外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

　　宏观经济经营管理系统视域，一线战略性实践属于“中国整体经济战略计划和金融战略管理体系”的职能范畴，二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具体经济战略计划和大区域经济战略计划”的职能范畴，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区域治理体系”的职能范畴，一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一线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

　　在毛泽东实践战略体系框架逻辑体系中，“一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宇观”层次，“二线战略性实践”属于“宏观”层次，“二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中观”层次，“一线非战略性实践”属于“微观”层次。此微观中观宏观宇观意指其逻辑性。

　　马克思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精确的说法应是“历史和战略逻辑的统一性”。盖因在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实践体系中，就整体全局言战略决定成败，抑或说战略致胜而非战役战役战术致胜，业已为历史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由此，一线战略实践在实践体系中的基核地位自明。基核，即决定性作用。

　　三、一线战略实践主体成长视域之基核地位

　　主体实践的本质，即是主体内在学问体系的“外化-物化-开显”。故四元实践框架结构，除了如上针对具体实践对象的实践体系结构分析，亦可针对主体的实践的内在实践学问体系进行结构性分析。

　　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在主体内在学问成长历史规律的逻辑关系为：一线非战略性实践-二线非战略性实践-二线战略性实践-一线战略性实践。古语“人往高处走”即此。虽然其内在逻辑关系如此，但是在具体的实践环境和主体成长历史进程中，必定表现出错落有致多向浸润的复杂情境。

　　主体内在四元实践框架结构的具体内涵和质量，直接构成决定主体的综合实践创造能力。主体内在知识和学问成长历程，间接并最终决定主体的综合实践创造能力。

　　对组织言，组织实践体系的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决定组织的实践结果，其中一线战略性实践能力决定最终成败。毛泽东在中国宏观武化大革命中，提供给共产党的就是一线战略性实践能力。一线战略实践能力缺位或虚化，必然直接导致失败，中国革命历史的正反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个体言，亦复如是。

　　主体内在四元实践框架结构的具体内涵和质量，是其在组织实践体系中定位的内在根本依据，而非其他。中国政治生态的“逆淘汰”现象的普遍性，除了宏观两极分化的阶级性结构和宇观被殖民的战略被动地位决定性因素外，主要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和主体实践能力评判方面都缺乏真正“正确-到位”的参照体系和衡量标准。所谓的“业绩”和主体的内在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及学位体系没有普遍的必然关系，抑或说缺乏一致性。主要是政治组织管理系统面对新的实践对象和形势，没有完成整体的战略性创造性转变。

　　个体实践历史进程视域，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就是成为“人才”。主要是通过主体的理论创生实践和身心修炼实践，具备或超越实践需要的“知识结构-内在素质-实践经验”，也即主体的内在学问体系和内在四元实践框架结构。此厚积薄发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内在天赋和修为效率，也即主体的先天根器、价值境界、意志力和学习力。人才的衡量标准是学问水平和实践能力。严格讲，这里的人才仍处于“潜在人才”阶段，尚需要实践过程和结果的磨练淬炼检验。

　　第二个转变就是成为“干才”。主要是通过主体的具体实践进程，并通过自身表层的“学问体系-四元实践框架结构”与主体潜层的“身心修炼实践-理论创生实践”良性互动，共同构成主体螺旋上升的“太极实践体”。实践进程的决定性作用是主体的“综合实践创造能力”。主体的综合实践创造能力，内在直接决定性因素即是主体的学问体系和四元实践框架结构的内涵及质量。主体的干才的衡量标准是主体可比性不可替代性的自主完成的“直接关联业绩-主体决定性业绩”。干才一般可以在其专业领域，或者在某个行业的特定组织平台上做出一番“业绩”。干才具备局部的战略性实践能力，但是尚不能超越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的局限。在政治实践领域，儒家框架下技术性官僚中真正的人才一般属于干才。在经济实践领域，非真正企业家外的真正人才也属于干才。所谓真正人才就是能一般性持久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者。在军事实践领域上既是毛泽东言之“勇敢而明智的将军”。

　　第三个转变就是成为“达才”。达者，“大”且“通”且“透”也。达才，也即战略性人才。主要是通过主体的一线战略性实践进程，建构完善主体内在与战略性实践和战略性实践对象在“高度-深度-广度-精度”上相适应对应的“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战略实践指导体系-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提升内在的“学问体系-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共同构成“组织-个体”的螺旋上升天人合一的“易道战略体”。战略性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是主体的“战略实践创造能力-战略领导能力”。

　　战略性人才超越跨越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一般性的实践经验的主观局限和客观障碍，且所谓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的一般性实践经验可以通过事前系统性“调查研究”、事中的实践及信息反馈机制和事后的系统总结提升以弥补。故能很快的适应新的实践领域。调查研究的意义，除了了解实践对象的背景环境状况等关键信息外，还能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从被调查的主体身上直接批判性吸取其直接关联实践经验为自身的关联实践经验。其二，可以通过主体自身升华升级延展的学问体系及强大的“学习-实践”的学习力创造力等主观条件加以克服。其三，关键是在战略性实践中，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实践经验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其四，战略性实践框架体系本质上具备超越具体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的实践经验的品质，也即各界各行的战略性实践对象具备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在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层次越高，具体实践经验的局限性障碍性越小。最后，即便在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的实践经验确实具备局限性，但是同时也具备一定操作空间的适应性，尤其在战略性人才的内在“战略方法论体系-战略性实践指导体系-战略实践框架体系”的统合辩证作用机制下，必将强化通化一般性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的实践经验的通适性。此五点可谓“实践经验超越机制”。另一方面，战略性实践层次本身同样具备的一线具体实践领域的实践经验性的局限和制约。战略性实践经验集中体现在达才战略体系之“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战略指导体系-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

　　在不同体量范围的战略实践对象，也即“微观-中观-宏观-宇观”的战略性实践，需要对主观内在战略体系的“核心-框架-边界”做相应的适用性调整。在核心层面，无论面对任何层级也即无论微观中观宏观宇观，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实践操作的通适性。核心层面主要指“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战略指导体系内在逻辑结构”。在“框架-边界”上需要在战略性实践进程中进行必要限度的修正调控，也即主要通过“战略性实践经验超越机制”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控。框架边界主要指“具体性战略指导体系-战略实践框架体系”。对达才言，也即对战略性人才言，“实践经验超越机制”具备特殊的功能和内涵。具体言，战术性专业性操作性的实践经验对于战略性实践经验的基础性支撑性反哺性的效用效果效率都得到强化。此即为佛家言“挑水搬柴皆妙道”之要义。根本在于，战略性人才的战略性实践中，都是在战略高度解决处理具体一般的实践问题。毛泽东说“抓住战略的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的枢纽部署战斗”。战略性人才的主体内在战略体系和四元实践框架结构实为全息逻辑关系。在达才之战略家实践境界中，早已实质性消弭了具体性实践和战略性实践的界限，抑或说对具体性战略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为战略性实践。具体实践对象的关联范围的广度、形势演变的复杂性和战略实践周期的纵深，从微观中观宏观宇观存在着逻辑上升关系，在客观上对具体战略实践操作增强了系统性难度，在主观上对战略性主体内在的“学问体系-四元实践框架经验”以及深层的“间接经验-知识结构-思维结构-身心修炼-精神境界-心道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老子曰“大器晚成”。

　　所谓达才大器之战略性人才，外在表现为实践对象的通适性和实践目标达成度也即实践成功率的一致性持久性，可跨行跨界在多实践领域获得持续性成功;内在表现为“心道相行-境界高远-身心协和-知识全面-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学问精深-实践完备-文武兼资”，确立“绝对自信”可从容俯瞰天下任何“人-事”。毛泽东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主要依据其内在品格，其次才是客观效果“战略境界的高度-战略视野的广度-战略眼界的深度”方面之超越。纵观人类历史，顶层入圣级别的战略性人才毛泽东和孙武两人而已。中国历史上战略家必出道家。诸葛亮王猛等只是“外儒内道”罢了。

　　宇观宏观战略实践视域，从干才到达才的转变的现实“机制-路径”：

　　第一步：主观前提：战略性人才的主观内在基础。即前文之战略性人才之内在基本要素。具体讲主要是主体必须具备满足战略实践及客观对象需要的理论创生实践和身心修炼实践的基础，在“心道品质-精神境界-身心修炼-思维结构-知识结构-间接经验”等方面达到战略性人才的要求。战略实践方面主体内在核心内容为“心道修炼-战略哲学-知识基础-历史战略经验”四个层次，涵大战略、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精神战战略、生态战略、科技战略等八方面系统完备的知识。主观前提提供了从干才到达才转变的可能性。

　　第二步：“多维”一线战略实践。所谓多维，即包含前文之“易道实践体-太极实践体”，统合辩证在战略实践境界体系下实践体系之“战略性实践-非战略性实践”、理论体系之理论创生实践和身心体系之身心修炼实践。具体讲，多维一线战略实践在战略实践的层次上，可分“理论创生实践”以获取必要理论知识和历史间接实践经验，“调查研究实践”以获取直接现实知识和现实间接实践经验，模拟战略实践和战略侦查角力之局部间接战略实践经验，创建并实施战略实践体系进程之直接战略实践经验等四个层次。广义的调查研究涵前三个层次，故毛泽东说“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由此可知，理论创生的实践意义除了塑造主观前提外，实质在于其对于具体实践必要理论知识和间接历史经验的关联度和贡献度，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机制-路径”。多维一线战略实践，为干才到达才的转变提供了不可替代不可逆转的实践基础，在主体由干才的主观可能性转变为达才的现实性中起着基核作用和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否则，主体必将要么停留在干才层面，要么停留在仅有主观前提的战略理论思想家层面。在宇观宏观实践视域，前者典型为“邓小平式”，后者典型为“蒋百里式”。

　　第三步：创建完备自主之“易道战略体“的“战略思想方法论体系-战略指导体系-战略实践体系”。此部分主要内容在上文《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此不复赘述。在前文战略性实践层次基础上，此结合中国宏观武化大革命实践框架下之毛泽东思想1.0易道战略体和孙武的历史进程对比说明之。是否成熟具备主体易道战略体，一般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标准标志。

　　孙武是先有前三个层次的战略性实践，再有《孙子兵法》战略理论标准标志，后有统帅弱吴灭强楚成功军事战略实践。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阶段，先有“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思路、战略计划框架及战略方向下由朱德周恩来具体指挥胜利的，这是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故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本质上仍然是毛泽东思想1.0的胜利，详尽可参考相关作战电报和资料)后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战略理论标准标志;在抗日战略阶段，在毛泽东思想1.0易道战略体框架下，前期有《论持久战》、中期有《论新阶段》和后期有《新民主主义论》，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阶段，在毛泽东思想1.0战略框架下先进行战争实践，后有阶段性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思想1.0的“易道战略体”，肇始于井冈山完成于古田完善于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军事战略实践。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三次反围剿的历次战役胜利，本质上即为毛泽东思想1.0的“一线战略实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线战略实践”在毛泽东思想1.0的易道战略体的历史实践中的决定性基核地位。在理论实践体系下之军事战略哲学层面，毛泽东和孙武具备内在一致性。具体历史阶段言，没有古田会议，不会有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没有遵义会议，不会有长征的胜利;没有延安整风，不会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三次会议的实质即为确定确立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中国武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1.0易道战略体，这是革命胜利的基核。中国宏观武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离开了毛泽东思想1.0的战略体系之易道战略体，必然走向失败(五次反围剿阶段、遵义会议前长征阶段)，即便取得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也最终会走向失败(北伐战争大革命阶段、张国焘路线之红四方面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失败)。项英皖南失败的根源在于受王明长江局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其自身又没有本事掌控局部战略局面且不听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指导所决定的。习总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中国言，“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中国的基核。“邓三科”用反面历史战略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里请厘清邓三科反面历史战略实践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正面历史实践的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具体因果论述，和本文主旨无关此暂不展开。

　　易道战略体的实践标准分为战略实践进程和最终实践目标达成度两个方面。在最终实践结果上，主要看是否实现了当初的战略目标，也即战略目标达成度。在军事战略层面此为战争的胜利，孙武言，是灭楚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言，是中国武化大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即革命成功。此一目了然。实践进程的情形相对复杂些。战略实践进程主要看在战略劣势背景下，能否始终确保“战役主动权”和战役胜利，并主要由历次战役的胜利决定性地稳步地扭转战略历次局势至战略均势战略优势最终实现“战略主动权”达成战略胜利。中国武化大革命之毛泽东思想1.0易道战略体历史战略实践进程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即指“历次战役胜利”，“武装革命成功”即指“战略胜利”。从遵义会议整体性确立了中国武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1.0易道战略体以来，在遵义会议后长征阶段、整个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前，“共军”在毛泽东思想1.0普照之下取得了历次战役的主动权和战役胜利。在战略反攻阶段，取得了部分战略区的战略主动权(林彪东北战场)、一般性战役主动权和历次战役的胜利;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共军非但掌控了一贯的战役主动权，而且也掌控了战略主动权，这才有“蒋军”的兵败如山倒和灰飞烟灭。蒋志清本质上是“战略投机家”非真正战略家，离开了杨永泰的战略参谋指导后基本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蒋志清也是一线战略实践基核地位的反面案例。蒋志清和邓小平半斤八两，两者主要由于缺乏坚实的一线战略实践的淬炼，即便有无量的战略性实践的机会仍然在各自的历史战略实践中遭遇了实质性失败的命运。反观粟裕，由于经历了三年浙江游击战争的一线战略实践的血火考验，最终由士兵成长为战略性人才，粟裕成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能真正实质性修正改变毛泽东的整体战略计划的唯一一人。蒋志清对毛泽东，邓三科对美国，两者处于不同层次的竞争，胜败自明。美国有战略投机性一面，也有战略实践性一面。美国的战略投机是建立在美国的独特地缘位置和整体实力、全球战略格局的矛盾缝隙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其他战略博弈对象的主观战略缺失不到位的前提下的。没有毛泽东的世界，美国在战略上基本如鱼得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战略失败，主要是确立在自身的战略错误失误的基础上的。

　　孙武的军事战略实践进程相对简单，主要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孙武依据《孙子兵法》确立吴国战略指导地位和练兵治军阶段，期间得到了伍子胥的大力协助。第二阶段是吴楚柏举之战。此战完成灭楚的战略侦查、巩固了孙武的战略指导地位并打开了灭楚的门户。第三阶段灭楚战役阶段，达成了吴王阖闾的灭楚战略夙愿。由于当时是孙武《孙子兵法》易道战略体的初试锋芒，故孙武在战略劣势背景下的整个战略进程中，始终掌握着战役主动权，灭楚后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后期只是由于吴王在楚国的政治战略错误、秦国的强力介入和吴国国内的叛乱，吴国撤出楚国。客观讲，此主要是吴王偏离了孙武的易道战略体，次要因为历史局限政治战略进化的不足不够造成的。离开了孙武易道战略体的吴王夫差，最终败于另一战略高手范蠡之下。另，在战略指导层面，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战略实践初期，和孙武柏举战役的情景有点类似，这都是军事战略革命新军事作战样式战胜旧军事作战样式的典型案例。拿破仑主要是偷学了法译《孙子兵法》，拿破仑学得的“奇正分合”运动战，这在传统西方阵地战的军事作战样式中突显先进。美国的海湾战争的军事作战样式革命，主要是由信息化技术革命决定的，在战略指导方面仍然在《孙子兵法》框架下。

　　由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案例足以证明一线战略实践在达才主体形成历史中的基核地位。

　　一线战略实践的基核地位，毛泽东所说“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之本意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