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最想推翻共和国的恰恰是共和国的最大受益者

作者：张宏良发布时间：2015-11-29 09:25:14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下面这个语录集汇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内著名人物对各自政党的批判。其中最具价值最为深刻的批判，就是指出了最想颠覆这个社会制度、最想推翻这个国家的人，恰恰是这个制度和这个国家最大的受益者。下面摘录的刘昆这段话就是典型：“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

　　这就是许许多多人打死也想不明白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那些要颠覆这个国家的人会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而那些捍卫这个国家的人却会成为政府和警察全力打压和镇压的对象?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左翼爱国力量自身方面找原因，或者认为是这个话说得过了头，或者认为是那个行为太过分，所以才会成为被打压或被镇压的对象。其实都不是，真正原因就是你妨碍颠覆这个国家。你可以在形式上，在表面上，在鸡零狗碎的问题上，高举爱国主义这个大旗，但是你却不能在实质上妨碍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就会成为许多当权者和受益者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有的网友把张宏良的文章编辑成册送到出版社，对方答复说，出张宏良的书，莫说是我这个社长当不成，就是整个出版社都会被关掉。网友指着那些著名反共反华人士的书问，为什么这些人的书能出?这位社长回答说，没有人说这些人的书能出，也没有人说张宏良的书不能出。只是出这些人的书，我的社长照当，出版社的钱照赚;可是出张宏良的书，我的乌纱帽就会丢掉，出版社就会关门。所以大家都不会去冒这个险。的确，没有任何部门禁止过出张宏良的书，只是张宏良对卖国政策的揭露，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出张宏良的书会带来什么结果。

　　记得在发行地方债问题上，我们曾经大呼反对，认为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危险仅次于允许地方建立军队。可是，当时有位依靠左翼网站成名而后就投靠右翼阵营的女士，撰文讴歌发行地方债让人看到了那辉煌伟大的“黄金10年”(所谓“黄金10年”是指国民党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10改革。其实，这10年恰恰是全国闹红的10年，是军阀混战的10年，是最终引来日本鬼子差点儿亡国灭种的10年)，此类文章一出，这位女士马上变成了国务院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嘉宾，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客。虽然单凭智商来讲，这位“财经小娘子”也完全知道发行地方债对国家有多么凶险，但是中南海座上客的诱惑毕竟是太大了。

　　所以，当岳飞被处死风波亭，而与此同时秦桧却如日中天、门庭若市时，无论朝廷下不下诏书，或者下什么诏书，都已经无所谓了，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无论宣传部喊多少爱国口号，都阻挡不住组织部出来的人去颠覆国家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彻底颠覆这个国家和这个制度，当权者今天能够支配的庞大资源，才会变成子孙后世代代相传的合法遗产。否则，无论今天权力支配的资源有多么庞大，都无法变成子孙后代的合法遗产。就这一点而言，今天许多当权者对爱国者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一种永远无法化解的极端仇恨。

　　当今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容易捞钱的一种权力机制了，只是由于制度和国家的障碍，而眼看着这种权力从自己手上白白流过，由此产生的仇恨是绝对无法化解的。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最容易捞钱又最难转化为个人遗产的双重性的权利机制，主要还是离不开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所建立的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以及所创造的人民群众能够用来维护这个基本制度框架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决定了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道义领域，决定了想把权力转换成为世代相传的合法财产，可谓是难上加难。这就是绝大多数官僚把毛泽东一直视为网络仇寇的根本原因，与毛泽东本身有没有错误完全无关。后来虽然邓小平解除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的一面，只留下了专政的一面;废除了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所有制约，而赋予了官僚集团对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剥夺了人民群众占有和支配公共资源和公共财富的权力，而把全部国家资源和财富统统归官僚集团占有和支配。但是，邓小平虽然废除了人民民主，却没有能够建立起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全面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制约权和财产占有权，却没有能够把人民群众变成公开的奴隶和贱民;虽然把整个社会财富变成了官僚集团的共同财产，却无法分割成为官僚的私人财产。

　　正是因为邓小平改革无法突破毛泽东基本框架的的约束，才被指责为改革不彻底，才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才出现了“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不惜壮士断腕”这样的血腥口号。特别是在私有制已经走到头的今天(连最大的私有制国家美国都开始了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把官僚集团的共同财产变成官僚私产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搬不掉制度和国家这两大障碍，不仅现有的改革机会将会永远失去，包括以往的改革成果也将彻底丧失。所以当权者对爱国主义的疯狂仇恨很快就会全面爆发。这就是下一步中国政治演变的一大历史选择。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

　　关联阅读：

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来源：红色参考微信

　　叶楚伧(1887—1946)，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张厉生(1900—1971)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张静江(1877—1950)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梅贻琦(1889-1962)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张继(1882～1947)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贺耀祖(1889-1961)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俞济时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惧什么呢?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毛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毛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

　　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钱思亮(1908年-1983年)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近期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匪情吗?

　　有同仁说，逆刘氏窜访(指1966年3月，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值得关注。

　　错!匪(指中共)已僭国数载，随无大义，却有实据，匪首窜访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访之人，即匪首之刘氏。

　　我认为，逆刘氏与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发生走火!

　　我的依据是：

　　一则，自(民国)五十一(即1962年)，刘氏抨击毛氏之所谓三面红旗后，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无明确的相同表态，往往你说而我默，这在匪之体制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则，(民国)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传毛氏退隐，而刘氏跃居前台，此行径与毛氏之强硬性格大有不合，颇疑其为内部争斗的暂时妥协，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后招;

　　三则，逆刘氏此次窜访，匪之官舆未作大肆宣扬，匪之对外机构也没有频繁歌颂，这与周先生(国民党官方舆论，不称周恩来为‘逆’)出访(指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大不相同，此必有难言之事;

　　四则，逆刘氏近期未有私人训话见匪之报端，未有明确的政令传达，这与匪之领导方式颇有不合”

　　……

　　由此数则，我个人认为，匪之大变在际，似将有偌大的内部冲突。

　　我方应做好应变策略，适当时候，应襄助匪之斗争失败者，或光复故土，亦可稍期!”

　　——严家淦，原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马鹤凌

　　“对岸打这一仗，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导地位。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赤越确实不安分，对对岸不尊敬，对岸要教训一下李巍，也是很自然的。毕竟，对岸支持者国际上300多个赤色组织，在家门口受气，岂非堕了威名?不过，这都是顺带而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韩战时，推百万降军入韩而消耗之类似，只不过，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终于现中枢的军事人员，包括不太可靠的军事主官。经过类似政变的中枢更迭，对岸更需要大规模轮换一批基层军事主官，以此加强对军力的控制。这是以战固忠的老套路，不过却很有效。可以预见，这种套路线，战果不会如何辉煌，但战期定然足够漫长，以便顺利完成中枢对军力的整编与调整。这是可以定论的。”

　　——马鹤凌，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原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赤匪战情通报会上的讲话》【注：指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是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李学先(1912—2000)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李学智(1923—2005)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冯晓阳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李焕(1917-2010)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缺照片)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缺照片)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力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缺照片)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齐先勇，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同志们要清楚，再重复一次，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们只是去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政治解决，这同样是原则问题。

　　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

　　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

　　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罗志敏，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纪委副书记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几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称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我这个人很笨，被人家利用了尚不自知(疑指邓);当然，和我一样笨的大有人在，如老帅(疑指叶)，也被人家高高挂起来嘛……如今给那一位(疑指刘)办葬礼，好大排场，好大威风，这是比照宰相、王爷嘛，这时候怎么不说无产阶级作风了?狗屁嘛……打掉他的时候，一个个投票赞同，眼睛里就剩下空出来的位子。如今抖起来了，有权了，借给死人加封赏固位，要脸吗……”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原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80年6月23日《我无话可说》【注：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为“被平反”同志举行国葬级别追悼仪式，其规模之大、与会人员级别之高、受邀观礼者之多，为此后所罕见。】

　　陈永贵

　　“咱的这样的身份，在人家眼里，是不配在那里面(指人民大会堂)坐的，是猪八戒拱蟠桃，那是丢人带掀桌啊……咱虚报产量，咱祸害书生，咱瞧不起老干部，咱给社会主义抹黑……这都是咱的错，你们都对，你们都英明，你们都比他老人家(指毛)高明那你们早干嘛去了……什么愚民无识，你们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泥腿子!”

　　——陈永贵，原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9月《接受文史资料编辑组访谈时的讲话》【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有刚刚平反的老干部，当着陈永贵的面，说“愚民无识，种地的也想管事”，引起陈永贵本人的激烈反应，甚至惊动邓本人。这一插曲，也就是后来在北京“第三梯队”圈子里，传播很广的“老汉闹宫廷”段子的起源。】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地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缺照片)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