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鲜梅:诋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之“三大”言论
公社农机厂 汤德胜摄于1976年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9页)。”然而,在此,应当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前提条件,即理论者可以自由言论以及有能力“言论”,包括主流媒体与权力具有相应剥离或“唯实不唯上”的“自由度”。换言之,倘若,科研事业沦为简单的解释工具,研究人员蜕变为依附权势的分子,正当言论被封锁,社会舆论被封杀,不同意见被禁音,民众被限声的境遇下,结果势必另有一番“境况”——所谓的“理论”,既“掌握”了群众,又掌控了“舆论局势”。
毋庸置疑,上世纪,在中国学术界流俗的“均平富论”、“磨洋工论”和“大锅饭论”等“三大”言论,正是诋毁并加速解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有力工具”。其中,“均平富论”——与其所有人贫穷,不如用政策促进部分人富有,企图用“玫瑰花假设”颠覆“平等权概念”,以及用“剥削有功资本主义价值理论”取缔“劳动光荣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磨洋工论”——在集体经济制度下,农业劳动者势必“出工不出力”,企图用经营效率的“表象”问题混淆或抹煞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属性的“制度”问题;“大锅饭论”——劳动者,“干多干少一个样”,平均分配劳动成果以及“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不会少得”,企图颠倒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大公无私”的美德,客观上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性;涉嫌用个性张扬“混同”天赋权利,以及用财富积累概念“混淆”共同发展的理念。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柳斌杰,2009)”。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组织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度的基础和特征,是中国广大人民勤劳和朴实品质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基本体现,是买空卖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衰败的有力佐证。结果,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均平富论”、“ 磨洋工论”和“大锅饭论”这“三大”言论及指导思想,诋毁和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建设信心与发展信念;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三大”学者言论加速“摧毁”了农村广大农民自主经营制度的基础和组织保障,甚至一定程度上,危及到社会主义农业和农村公有制事业。
(一)“均平富”理论 :玫瑰花假设“颠覆”平等权概念
“均平富论” 的核心思想,即是“均平”难以“致富”,或者说在“平均主义”制度框架下“断定”不能产生社会巨大财富以及富有者,与其大家贫穷,不如“用政策确保部分人先富”,避免“落后就会挨打”的局面出现。 理论解释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平等问题,西美尔用社会学假设的玫瑰就打发掉了”(刘小枫,2000);现实无情表明,在伟大/领袖那里的“头等大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也就这样被改革/总设计师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起来”之“实用资本论”轻轻松松地 “干掉”了。
“玫瑰花假设”强调,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也许他们(能种玫瑰的这些人)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要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而别人没有。”这是像有人天生丽质一样,没有什么可以“纠纷”的。然而,“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的文明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联。于是,一个革命党形成了。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革命最终大获全胜,因为其道德概念最终潜入敌人阵营,正义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刘小枫,2009)。可是,人类从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吗?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
鉴此,“实用制度”代表人物决议再将“人民平等种植玫瑰制度”颠倒过来,把玫瑰种植权从“不会或不善于种植玫瑰的多数人”手中“抢夺#过来”,并国/策性和制度性地直接交给“会或能种植玫瑰的‘那部分人’”。 “穷人与富人‘挖煤’”故事更是被“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或相关富人津津乐道。这则故事的中心思想即是,穷人向佛祖哭诉“这个世道的不公以及贫富‘不该如此差异’”,而佛祖还真显灵了。不过,佛祖不是直接满足穷人的诉求并“劫富济贫”,而是要穷人心服口服,他之所以贫穷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能力。这则故事的寓意便是:“剥削有功”及财富结果最重要且是“正道”,而所谓的“劳动权”及劳动光荣,只不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荣誉。或许,这正是这则“寓言故事”颇受富人青睐的缘故,也可能是严酷剥削劳动者或“不法暴富”者的合理借口。事实上,这则寓言故事涉嫌存在鄙视及贬低体力劳动者意图和目的。同时,企图用“天赋能力”混淆和偷换“天赋人权(劳动权)”概念的思想也颇为明显。
(二)“磨洋工”理论:效率性表象“改变”制度性实质
“磨洋工论”,也被称之为“泰勒磨洋工论”(Make hay theory)或科学管理原理。该理论清楚表明,“计时工资不能体现按劳付酬,干多干少在时间上无法确切的体现出来,不合理付酬制度是导致产生工人磨洋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在科学制定劳动定额的前提下,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来鼓励工人完成或超额完成定额。”显然,这是一个如何科学确定和计价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效率及方法问题。但是,“磨洋工理论”到了中国学界及农经界,这一科学管理原理以及提高工作劳动效率的提议和方法,即变成加速解散和摧毁社会主义社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集体生产、统一核算、按劳分配”的舆论工具,涉嫌妄想用经营效率的“表象”问题混淆或抹煞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属性的“制度”问题。
(三)“大锅饭”理论:自私自利性“完胜”社会公德性
“大锅饭”言论,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用来形容在工农劳动者劳动或工作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从而,成为中国学界以及农经界用于贬损和诋毁“农村集体经营制度”的有力证据——“在集体生产、统一核算、按劳分配的农村经营制度下,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所造成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免费搭便车’问题无法解决(李周等:《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2009)。”对此,敬请稍加留意这些农经学界“泰斗”如今对“现代农业及土地集中经营”的高谈阔论及言论,也就一清二楚了,甚至易“用其矛戳穿其盾”。
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同初生的婴儿,需要用心的呵护和抚养,而不能倒洗澡水时,故意把“发育不良”的婴儿一并倒掉。大公无私以及互相帮助,切莫斤斤计较、自私自利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倡导的德性和价值观,也是其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而资本主义是破坏性恶性循环。如果说,资本主义模式下,战争能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那么,在社会主义模式下,和平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将是更快、更好、更省!只是因为私有制历史的惯性,社会主义模式,往往会被中断。)
徐鲜梅(http://blog.sina.com.cn/u/546170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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