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城镇化路线图：与分田到户进城打工方向相反

 

　　中国城镇化之路不是21世纪才开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开始谋划并且实施。毛泽东城镇化的办法是农民“不要涌入城市”，而是在广阔的农村大办工业，就地转化为工人，把农村改造和城市差不多。他的这个构想，与“让农民进城打工”的方向正好相反……

－－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获得了平等。但是，现实中存在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成为中国社会分层和人与人造成巨大差别的根源。毛泽东进行社会改造的理想，就是去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他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称之为“三大剪刀差”，其中最关键的是工农差别或城乡差别。消除“三大剪刀差”，一直是他致力要建立的平等社会的模式。

　　但对于如何去缩小工农或城乡“剪刀差”，他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要消灭“剪刀差”，去实现工农平等、城乡平等，他的途径也是去搞城镇化，并且是“农村工业化”——他设想，农民不涌入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在广阔的农村大办工业，就地转化为工人，把农村改造和城市差不多。他说：“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①（①《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文集》，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这时候，城乡差别就很小甚至不存在了。

　　但这是一个涉及众多人口的宏大事情，不能一蹴而就，道路是漫长的。尽管如此，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早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大力倡导各地农村举办地方小工业、社办工业。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却使得他率领中国人刚刚迈出的“农村工业化”步伐不得不停住。由于经济困难，各地转而狠抓粮食，社办工业纷纷关门。

　　毛泽东“农村工厂化”的梦想受到重挫。

　　“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后，毛泽东认为通过这场运动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平等，而“三大剪刀差”是造成人们事实上不平等的顽疾。为此，他在继续倡导农村大办社办工业的同时，开始考虑“移民”。1968年年头和年尾，毛泽东在这方面打了两颗“重磅炸弹”。

　　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就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给毛泽东送来一个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从1967年9月开始进行的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

　　(1)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2）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五篇著作）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

　　（3）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

　　（4）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日，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时，肯定了他们把毕业生分配到“在县以下的农村”的基层去锻炼的做法，并且批示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他还把中小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也一并提出来了。

　　其实，希望青年们到农村去锻炼成长，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当年他亲自批改高中生的日记，并吩咐送去《中国青年》杂志发表。1957年，他又发出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青年去农村，去接受教育，去进行劳动锻炼，把自己锻炼成一代新人。现在，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让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锻炼，不仅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改造意义，而且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去，尤其青年们到农村去锻炼，去扎根，可以缩小三大“剪刀差”，推进“农村工厂化”，一批批城市的新一代到农村去，充实农村，可以使得农村获得新鲜的血液，传播、推行城市文明，久而久之，就可以消除城乡、工农差别，并且一步一步推动农村往工厂化、城市化迈进，最终实现城镇化，达到城乡一体化。所以，这次把大学生“重点分配到县以下的农村”去，有的人觉得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而毛泽东却大力支持并倡导这件事。

　　4月4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委会的这个报告。

　　党中央批示黑龙江省的报告后，当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去了农村，到了最基层，既接受锻炼，又充实了农村工作。

　　过了近半年的时间，12月10日，《甘肃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文章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178户、932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这么一份寻常的新闻，却是落实年初中央指示的一个绝佳例子，立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份报道是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顾立清到《甘肃日报》任军管会组长后主持采访而成的。9月份，甘肃省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并动员城市中没工作的居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上山下乡”，自己搞生产，自食其力。顾立清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应该加以大力宣传，于是把调查任务交给报社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

　　马占海先找到定西军分区政委王化宇了解情况。王政委告诉他说：“定西的情况，孙司令员掌握得比较多，你可去找他问问。”他又去找到司令员孙继力。

　　性格直爽的孙司令员给他介绍了定西“上山下乡”的情况说：“本地区靖远县城的行动比较快，已经有50%的城市居民下乡了，会宁下去的有40%。”孙还告诉说，“会宁县下去的人虽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较扎实。”

　　根据这个线索，马占海便去会宁县采访。

　　会宁县是当年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的的地方。马占海在会宁县向县领导了解情况，找群众座谈，掌握了几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一个是居民王庆一。他在向县革命委员会提交的下乡申请中说：“我是一个青年，呆在城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决心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个典型是王秀兰。她已50多岁了，有两个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还一个典型，是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高玉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但各方面都表现好，已被社员们评为标兵。此外，还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王永强和只有14岁的女青年罗兰芳，都是这次积极下乡的典型。

　　马占海找了这些人逐一进行采访。当他问到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句话正好切中马占海此次采访的关键点，于是他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她这句“豪言壮语”。　　采访回来，马占海把稿子交给了编辑部。报纸清样送给顾立清审查时，他认为这篇稿子写得不错，并且不住赞叹王秀兰不简单，这么大年纪还主动下乡，特别是她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话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对稿子又作了修改，把王秀兰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主标题放大字号，还加上带花边的“编者按”，并且从其他位置提到头版，作为“重磅报道”。

　　12月8日，《甘肃日报》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大号字的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稿子发出后，顾立清、马占海等人就像平常发出众多的稿子一样，也再没往多处想，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谁知因为毛泽东主张青年到“县以下的农村”去，《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上山下乡的报道立即引起了北京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立即决定各自派出一名记者破例坐飞机赶到兰州，核实报道的情况。

　　顾立清接到通知后，派人到机场迎接北京来的记者，并决定再派几名记者陪同他们一起去会宁核实。临行前，他叮嘱自己派去的记者说：“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带路，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也不要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协助他们把情况核实清楚就行了。”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调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名记者返回兰州，告诉顾立清说：“会宁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实反映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的进展成就，写得没问题。”

　　两名记者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决定发通稿。于是，这篇报道于12月19日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上说：“这个材料原载12月10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22日凌晨，毛泽东在办公时看到了报告和报道。报道介绍说，会宁县那些住在城市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通过学习，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给国家增加负担，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不利于自己和子女的思想改造，纷纷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推开以后，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马上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欣喜地写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进行转载。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通过这篇报道，毛泽东再次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号召，随即，中国大地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

　　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近十年，1600多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据说占到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尽管后来人们对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看法和评价不一，但毛泽东希望青年人获得锻炼、缩小城乡差别、建设新农村的出发点没有错，整个运动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通过到农村去锻炼，那些来自城市上层家庭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正接触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村社会，了解了中国实情。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参加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的开发。在转变自己的出身背景和思想的同时，他们也带去了城市文明，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人的观念，使得不少农民接触、学习到了城市文明，尤其是一些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结婚，打破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阻隔，增强了城乡的阶层流动。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总的来说，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消灭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来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成果是知识青年的下乡运动，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的才能，他们在农村能去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习惯，农民们也能使他们所受的教育臻于完善。当全面地实现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时候，就将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并有助于消灭城乡之间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①（①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1976年9月专刊，载《参考消息》1976年10月4日）

　　美国人洛厄克·迪特默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等人60年代工作失误，造成“农村工人流入城市——这批人都想在城市找到收入高的工作，数量之大，超过了工业部门的需求，也超过了住房的承受能力”，而因此“采取直接的、政治解决的办法把城市过剩的劳动力、有问题的干部、喜欢空想和惹人讨厌的青年，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转到农村。”①（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武原主编，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

　　这虽然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观点脱离了毛泽东锻炼青年的一贯思想和“农村工业化”思想的。

　　（1）毛泽东一贯是主张青年到农村到劳动中锻炼成长。他这个观点从在延安时对抗大学生的要求就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

　　（2）1957年他最早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时，中国城市人口并没有问题，1968年也不存在城市人口过剩。据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文，中国“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两个时间上，中国城市并不存在洛厄克·迪特默所说城市人口过多而引发找不到工作和住房等城市病。

　　（3）由于当时的户籍管理，“农村工人流入城市”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何况那时并无所谓的“农村工人”。

　　（4）上山下乡并非是“喜欢空想和惹人讨厌的青年”，相反是满腔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们。

　　（5）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先是锻炼青年的举措；再是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加强农业生产的举措。如1960年10月27日，他在“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对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的：“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三个月来，山西省委认真地采取了措施，已经从各个方面压缩110万劳动力同到农业生产战线，农村劳动力情况有很大好转。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的报告，参考山西的经验，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村缺乏劳动力的严重情况。”这其中也包括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后来再发展为缩小“三大差别”，推进农村工业化与锻炼青年相结合的举措。

　　如果脱离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和他的“农村工厂化”思想以后人想象的“城市病”来谈论、评述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认为是不科学、不准确的。相反，从目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城镇化热潮来看，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的思想值得去研究、借鉴。

　　对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后来评价说：“农村工业化计划是毛泽东为实现农村地方社会经济自给、缩小城乡差别而制定的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农村工业化计划已取得了旭东良好的成就，农村中约有2000万农民成了农村工厂全日制或半全日制的工人，从而减轻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那些办得比较成功的工厂为农业的发展和扩大农村工业的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几年里，农村工业为公社重新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为其中一些比较先进的公社成为向周围农村地区传播科学技术的小型科技中心都作出了贡献。”①（①《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莫里斯·迈斯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