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中国应当建构和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学?

　　当下中国主流与非主流、朝野上关于经济学理、学术学说与思想，处于极度的浑沌状态和看似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乃至对立状态之中。刘国光、何干强、赵磊、卫兴华、周新成等，同更为早期的陈岱孙、吴易风、邓力群所关切、提出和呼吁竭力防范和意欲纠正的全盘西方经济学化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现实困境中的经济政策、战略、方位调整赖以支撑的经济学理，又呈现出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西方流派的此起彼伏，例如由新自由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并以宪政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并事实上，从财政与其他宏观金融经济政策来看，大肆放任凯恩斯经济学，最近则又以供供给侧经济学，而呈现出意欲强化供给学派的西方经济学流派。

　　产能过剩、房地产巨量库存、总需求与国际需求持续疲软，以及有效需求持续超量不足、国际贸易市场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通货紧缩频频亮红灯、西北战略与东北战略都呈现出不了了之，或至少是半途而废或无功而返的状态。这一切当然都不是供给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必然顽疾，是不可克服与根治的内在病症痼疾。其是一种私有产权结构、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及其多元利益集团下的必然的市场经济结果。只不过由于全球化的世界性布局，虚拟化的信用经济操纵，凯恩斯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的巧妙结合，才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顽疾剧烈震荡效应，相当大地程度上转嫁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去而已，由此才没有发生斯大林时代就曾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

　　但由此而来的就必然演化出下述的经济逻辑与结果，即于是中国就只能承受如此多重压力：(1)北美、西欧和一切发达国家超过其经济产力、产能、真实有效购买力或者说由非理性泡沫的波动性的剧烈周期供给与需求震荡跌落之国际市场折磨，并与此同时的巨大的生态与资源，特别是污染同自身国民经济的内部供求所绝然不对称的重负担当;(2)同自身资源、生态结构不相匹配的甚至严重失调的两大严重失衡甚至脱节的国际与国内的市场、资源与产业链条、分工结构低度发展和失掉结构化、低值化、低级化，并带来如此恐怖的雾霾、污染和生态与资源危机，尤其是深度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国际风险性;(3)现代化的工业化与后现代化的再工业化一同迎面扑来，在弱势条件或不利的汇率和国际金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和失衡经济架构下，慢慢地耗尽自己一切战略资源和各种红利，其中最主要红利包括人口红利，教育与文化红利，和平红利和在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理论、战略架构下的毛泽东之新中国的真正的大国红利，而这些主要红利基本上都是毛周朱时代建构起来和遗留给中华后代的。如果依照那个时代所确立下来的四个现代化路径和基本国体、政体和道统、纲纪、风气与民情基础上的有效与有限度的重组与调整或运行机制改革，则无论是依照任何近现代崛起和跨越式的任何大小国经验，则中国早就应该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国际大循环的两头在外，高币值的超级自我贬值造成的本币软化和与硬通货无缘，盲目地方和产业化泛滥与低端化制造业过度膨胀和无休止的潮涌冲动，货币超发和信用泛滥下的超高速积累，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非联动、配套之过度超前发展，使得中国制造变成了廉价的世界加工厂和举国劳动力和几乎一切战略资源的廉价输出乃至拱手奉送。结果造成现代化、贫困化并存下的加倍或多倍延长。并似乎已经用完了国际战略机遇期之时间窗口期。

　　当然，大国博弈与国际对弈中，中国经济状态与格局并不如同一些甚至包括左翼知名人士所断言的那样糟糕。事实上，同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及其一切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从积累与储蓄，财政与金融，甚至于国际金融、产业状态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都要远远好于其对手和伙伴，而且不是一般得好。但论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风险，则似乎应该另当别论。左翼应当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适当区分开来。否则，会比较容易失掉应有的话语权和真理高地。被人家轻易和简单地认定为或者倒入敌对派，或者堕入骑墙派，或者归类于无知专业派，从而将其摒除在外，尘封、冰冻起来。

　　尽管如此，碳货币与碳交易金融的国际平台与设计，资本项目放开，中国资本与资产的国际转移，一带一路的国家与国际风险，国内的钢铁、房地产和一般中低端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网络所大肆挤垮的小商业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一切仍然是难以把握的具有巨大风险的甚至灾难性结果的问题。

　　可悲的大数据、云计算、雨和雾计算带来的不是数据科学和计量大智慧下的胸中有数与胸有成竹。反倒变成了信息爆炸、信号疲劳与反复冲击之下的浅层思维、时髦话语和戏子卖弄炒作概念游戏。相互间比花哨、臭美显摆，一派附庸风雅，装腔作势之比滥演戏。

　　马克思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结构与理论体系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石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马克思学说与思想体系的大脑与灵魂，那么其政治经济学就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心脏和血脉。而她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甚至包括历史与社会文化的躯体和系统组织结构。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以批判为前提和根本的。正是在这种整体上拒斥的批判的前提下，才能科学地建构起从历史到现实，再通向未来的整个思想体系。《资本论》也因此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合一起点，商品之解剖开始。借助于商品两重性学说，劳动力商品学说，劳动价值学说，商品货币资本三大循环与三大拜物教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平均利润率学说，商品价值实现与价格波动学说，两大部类再生产学说，相对与绝对贫困化学说，经济危机学说，而不仅系统完备地、历史与逻辑地演绎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形态发展，而且预示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图景。

　　马克思与恩格斯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以下几大版本：(1)列宁-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与版本;(2)布哈林经济版本;(3)南斯拉夫和泛东欧版本与模式;(4)毛-陈-钱中国模式与版本;(5)拉丁美洲学派的依附论版本(阿明等)。南斯拉夫和东欧模式同斯大林完全重工业优先的指令性计划中央体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毛-周-陈(应该包括少奇、朱德和李先念)加上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之系统管理和《论十大关系》之事实上的中华阴阳相生相克的本体论最高阶的辩证经济机理与体系，实际上，通过农-轻-重排序安排，综合平衡之理论和机制，留有余地的战略与策略，给出路之最小化政治阻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之合成推进，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大产业结构，四个现代化构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大寨-大庆-解放军的三大行业管理范式、三个世界和中间地带或一大片理论等等，以及全面有效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区别党与国家的关系，同一切国家与市场做生意，向一切人类的历史上先进的东西学习等等，都已经系统、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毛泽东的工人与人民管理国家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政党内生资产阶级与官僚当权派理论，即当权派通过路线引导、迎合资本主义而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学说，在苏东和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被证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天才的伟大的发展。

　　而钱学森的专著，据钱老本人认为，恰恰是在工程技术的系统化领域，实践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哲学。而毛泽东则指出他正在阅读钱学森的专著，试图以此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钱的系统工程论有以下重大理论价值：第一整个系统的业绩、功用与效能，不取决于系统部分特异的过度优良，而取决于系统整体的集合协调水平。因此，既使分割说来各部分工艺、部件、方面或子系统的水平并不太过优良，但集成的全系统依旧可能达到所欲的理想状态。这就给了大大落后的中国，在包括航天在内的一切工程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产业与布局上的追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第二在连汽车、飞机还不能产业化的状态下的落后工艺，依旧可能进行包括导弹原子弹、氢弹、航天工程和一切其他复杂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建设大规模复杂系统发展，但大系统全体的集成效能，毫无疑问决定于其中的最短板的性能。这就为集中优势兵力，剔除短板，打破频经，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应当说由邓力群、吴易风整理出来的《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含了毛泽东异常丰富而伟大的后马克思经济学的洞察力和理论天才。正象毛泽东对艾思奇、李达著作的批注，对刘少奇的书信的批注，所呈现出的他的哲学功底、修养和巨大的创造力一样。但遗憾的是，中华学者，并没有将它们建构成像马克思《资本论》一样的宏伟的科学理论大厦。关于这一点，并不涉及由中国学者专门著书的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与理论的专著。

　　近现代中华学者，要么就是轻骚地总意欲显摆自己的所谓创新与学问。要么就是始终围绕着当朝权贵打转转，做心甘情愿的师爷与御用文人。这是中国学者远离古典学问大家们之学术风骨与操守的人格悲剧与学术悲哀。

　　过去将近四十年，中国经济总体的事实运行经济学理，表面上是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新保守主义为引航，但是实际上，却是简单的物价、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及其文教卫生等产业化下的地地道道的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在支配着。

　　供给学派从西方学理上，是针对二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设计和管理总需求，通过赤字财政，消费社会与福利国家，即通过转移支付，增大税收，放大公共部门，刺激经济增长，人为地延长经济繁荣，人为政策刺激下信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协同，过度放大有效需求，依赖干预政策缩短和人为压缩衰退与经济危机周期波动所引发和导致的经济新症而出现的。凯纳斯主义赤字财政的需求管理，又由于从战后和平红利、军转民之科技红利，以及人力和人口红利等等的叠加，造成了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带来了包括“趋同论”、“混合经济论”、人民资本主义、道德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等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学说。

　　然而，两次石油危机、拉美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等，又不但显示出这样的寅吃卯粮的需求管理实体经济不牢固，甚至暴露了宏观与超宏观经济的极度脆弱性，而且全面显示出以菲利普斯曲线恶化为代表的停滞与通胀并存这一传统资本主义逻辑所决然不可能发生和解释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顽症。

　　供给学派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供给学派的最典型的实践版本就是里根-萨切尔经济学。其中放松管制或规制，降低资本所得税率，降低或取消社会福利，平衡财政预算，小政府-大社会等是其主要的政策主张。然而，美国的国债累积恰恰是在里根当政八年，呈现天量般的翻番增长与超级积累的。

　　实践的结果，除了在沃尔克任职美联储主席时，强制地把高通胀治理下来之外，除了制造了凯恩斯曾经宣称的食利阶级无痛苦死亡后的大规模的卷土重来而外，供给学派的作为丝毫没有推动任何意义上的增加有效供给：第一针对美国因由基础设施老化与落后、产业装备与技术进步过时，国际竞争力下降等所造成的公司利润持续降低，供给学派下的美国经济并没有完成任何重大的技术进步追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产业调整，而仅仅是通过信用与泡沫，或者说是资产财富膨胀，进行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兼并与巨无霸式公司集团重组和再造，使得资本市场、信用市场、财富经济，帐面上漂亮无比，但真实经济结构、产业优化、资源有效供给的基本面、实体面根本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第二反倒事实上催生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的巨大泡沫经济，和全球性的非理性繁荣。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能低值、重污(染)粗放经济、傻大笨粗类的低端工业、低端与低劣产品、产业线，几乎全部转移出去，但美欧日的再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虚胖化，并没有抵消其产业空洞化、国民经济空心化的真正经济衰落。

　　与此同时，可能更加要命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民财富结构的超级金字塔型化，精英贵族的极端暴富化，俨然又再重蹈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世界帝国、专制王国、贵族寡头统治的老路。其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教育、社会身份的鸿沟。出现末世、末代之政治、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引致灾难性的社会断裂与社会对立情绪，并孕育着危机、冲突，乃至大战的种种土壤和前兆。

　　供给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把玩的经济学理，就连最粗糙的乘数原理、加速原理、三大心理定理，或者有效需求不足下的均衡理论，逆风飞扬的财政政策等等这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学术支撑都不复存在。其核心理念，无非是类似于里根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戏子演讲家似的金口式的“政府不是解决办法，政府是问题本身”。在放松规制与重塑政府的名号之下，赌(非笃)信所谓的“涓滴理论效应”，即通过低成本与资本税和消减社会福利，增大、放大富人资本与积蓄的财富，从而使富者巨富，才能实现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渗漏，把福利效应，通过效率、就业等途径，逐个层级地渗漏到社会的底层。这同所谓的“先富带后富富”之类的骗局，拆东墙补西墙的庞奇与麦道夫游戏骗局，几乎如出一辙。

　　这种学理思想在政治与文化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在经济与社会上，是比古典自由主义还要反动、倒退的反人道、反民主，是反人类与文明的。

　　从理论与实践结果上看，这样的供给经济学，实际上比希特勒纳粹时期的经济学理与政策还远远不如。其本来应该一败涂地。然而，两大国际潮流与契机，却客观上成全了从供给学派到新保守主义：第一是苏东波的整个东欧社会经济解体、转型，这不但极大地消减了美苏争霸的美国方国防开支压力，而且提供了超过二十五万亿到五十万亿美元之巨的廉价巨额国际财富大转移。第二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中低端实体经济与信用供给的全球性的对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和国际大补贴。这是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现行机制，和美国的最高级的战略设计加以实现的。

　　当我们搞清了这些罗格斯和宏大叙事背景与脉络框架后，就不难对中国应当建构与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学体系，从而选择什么经济模式、道路，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做出明细的选择了。

　　西方经济学的当代主流派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的垄断资本与殖民帝国主义后的金融通吃的当代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下的产物。其同时也是西方传统的认知理性主义、逻辑至上、一元论神学偏好乃至偏执狂之经纬下的经验主义者的可证伪实证主义认识论路线下的产物。由此，我们才看到了，从完美理性、合理预期的极度完美假设的神话经济学，需求管理这样的需求一侧的凯恩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或者是货币货币主义与供给一侧的供给学派、新保守主义和弗莱堡学派、宪政与公共选择经济学等等。不管它们如何变动，何时关注需求，何时注重供给，但经济学理基石不变：私有产权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和契约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与民主政策不变。

　　事实上，在这样的片面的机械的一元论化下的西方经济学演进，由于缺乏系统性、结构性、规范性的理论统合和方法论意识，便只能是在不但缺乏形而上之大道天理，宏大参照系下的零星、片面、局部的经济学神话般的模型、定理与教条把玩和学术建构，而且拒绝任何真正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社会道义的现实检验，从而不可能生成由康德二律背反到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革命辩证法，再到自在自为，无主宰无统治的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的运命与自转。因此，只能是忽而需求方，忽而供给侧的无头苍蝇似的乱窜、乱试，结果是在国际大势的上述两大阴错阳差之机遇补足下，而歪打正着，勉强过关，甚至从中渔利。

　　西方经济学理，在价格理论、均衡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动态理论、静态理论、价值理论、资本理论、收入与财政理论、社会经济理论、信息与文化理论等等方面，都缺乏可信赖的完备的理论根基和系统性建构。但如果人们回溯到魁奈的《经济表》、杜尔哥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斯特的《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甚至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通论》中去，都可以发现，它们中都不乏类似于中国古典经济伟大经典《管子》、《墨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篇》、《盐铁论》、《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等等的其中所闪烁的、揭示出来的政经大智慧和经济学深度原理。而主流教科书经济学体系和各种当代流派，则完全是纸上谈兵的黑板功课作业经济学神话。

　　市场价格体系原本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灵敏光谱。其以有价无市和有市无价为两极端，中间包含着数十种重大的价格机制与价格形式。法国经济学家阿莱以伟大的经济洞察力，指出了瓦拉斯一般均衡的经济学之子虚乌有或虚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以及毕生的全球性伟大现实经济实践与历史洞察力，抓住了循环累积经济社会机制问题与逻辑。中国的房地产库存、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普遍性的通货紧缩、真实经济的巨大增长下行压力、新增长点与机制的难以形成、短板经济效应、高端经济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困难，如此等等，都不是局部的任何单一的需求或供给一方问题，而是历史积累、动态矫正和多元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政策综合作用结果，任何一专侧的简单化诊断，医治和医治药房都是必定无效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学科知识封闭，在马克思的批判与革命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建构系统-结构大经济学，借以期待在整体、社会与世界的大经济系统之下，在动态可转换的框架结构中，在多维、排序、均衡、失衡的价值与纬度之下，建构起多重场、多维经济社会金融文化时空，各种各式典型的市场结构与经营运作体系系统，多重经济角色博弈与其系统协和、竞争之博弈经济学理、经济大道、经济机制、经济规律把玩。以便组合拳、太极拳似的经济政策与战略、策略，能够据此得以引申出来，并在逻辑与实践适当条件之下，既可以得到证实，也容许必要的证伪，即可以被反驳与驳倒，而不是假大空的形而上学之大武断或垄断真理的霸道不争论。

　　按照波普尔、萨缪尔孙的可证伪经济学理念与原则，现行的需求侧与供给侧，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流派，都是当代的经济学神话。其属于一种偏执狂似的信仰与宽泛的术语神话。也就是说它们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加以证伪。

　　农民工市场化和城镇化，需要相应的产业布局、就业布局、区域经济、教育公平、社会公正，特别是资产与财富价格，同其生活成本，以至于收入政策与福利保证相挂钩与配套，特别是风险社会政策与之相配套。否则便只能是如同以前的淘金热般的一浪又一浪的新型的经济过热与冲动。

　　穷乡僻壤、穷山恶水下的连片乡村与城中城的当代绝对贫困化之根治，要求同教育、医疗、住房、公共经济、社会福利，特别是分配政策的根除相对贫困，特别是相对贫困的迅速恶化，直接步入绝对贫困的全套政策相配套。

　　中国改革话语与政策，始终存在重大的理论误区。这包括把改革同调整、整顿，把改革同重组(reorganization)相混淆。改革的含义是改良之意，是介于革命和调整、整顿之间的政策变动与体制变动。把改革夸大为革命，就容易走向极右道路。把改革同常规调整混淆，这会导致过火的极左问题。改革同古代中国的改制、变法、新政等等有相近的一面，但同中兴与革命却有极大的不同。

　　重改革轻发展，重市场轻组织与管理，重短期利益效用，不顾长远、重大利益，以至于造成快餐式理论，学说与模式层出不穷。批历史虚无主义，却放过了西方理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又掉进了新保守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泥潭。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是在缺乏根本性的理论务虚和理论摇摆不定，甚至理论投机下的蛮干与忙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话语马甲。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也不是可以用来装换门面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但要扎扎事实，脚踏实地，而且必须始终受社会实践的科学的检验，并在其中的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循环之中，受到批判，得到提升和加以改进的。而不争论似的垄断真理，和文过饰非似的强词夺理，都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对理论与社会实践发展有极大危害的。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