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供给侧”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

——论“新供给经济学”

        一个政治经济学星

        “供给侧”在汉语、在中国是个听起来十分蹩脚词汇，哪怕属于知识界圈里人，也十有八九，不知所云 ---- 原因就在于“供给侧”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即英文“supply side”，它源自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时期围绕里根政府实行的有利于财富拥有者的一套削减税率政策。想对“供给侧”术语了解更多的中国人，可以阅读附在此文之后的我们对网上《维基百科》“供给侧”网页英文文字的中文翻译；聪明智慧从这里开始。

“供给侧”被介绍为什么意义了？

　　在最近很短一段时间，“供给侧”在中国环境成为被大量宣传的一个术语。它被说成了包含什么意义的术语了呢？

　　“供给侧”被说成了带有中国改革方向的术语含义 ---- 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为什么呢? 人们听到业内人士给出的原因是“供给侧”(商品生产)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三十多年来的大量商品生产者由“公有、计划性”改为“私有、市场性”，在逻辑上却是变得了“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 “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产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企业家能够有创新、创业激情的激励机制和环境。”大批企业进行机制重构，包括大批国有企业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还是微观性的吗？把只是含义为“政府削减税率”的“微观”经济学“供给侧”政策变成如此改革之“宏观”的范畴，有文章索性正式给予“供给侧”一个“宏观”标签，将“供给侧”说成是“宏调思维的革新策”，称它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新角度”，目标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在发生转变”。“供给侧”作为一个微观术语，它承受得了这么走向宏观变化而称的内容吗？它原有的话语逻辑还在吗？走进“宏观”之后的话语逻辑建立得起来吗？

　　据有文章说，中国有了一个“新供给经济学”。新供给经济思想是突出“创新”的作用，是回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源，体现是怎么从“供给侧”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是要通过“创新引领”；所以，“供给侧”这一理念来自于中国的“新供给”，“新供给”是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一套理论话语。中国当今“供给学派”是自2011年初开始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的。据说，“新供给学派”建立背后的推动，是因为发生以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吸血鬼猎人”的美国学者杰夫•马德里克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他的新书《七个坏主意：主流经济学家如何破坏美国和世界》，向人们解释“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很危险，不是他们还有没懂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的东西并非是那样”。在这一波反思中，有美国学者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所以有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经济学家如能有正确态度，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学科”。对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的探究、构建，就成为这一假设前提下的行动。

　　据说，属于这个新学派的经济学者有一两百人，他们力图反思近几十年的传统经济学主流框架，认为它属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而中国人思维特征是由此及彼，具过程性。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为“和与融”。这决定中国“新供给学派”的求真务实学术态度融会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前端涉及先秦时期经济学思想，如管子、韩非子，还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结合，提出了生产力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新三驾马车”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一新供给经济学派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有文章说，是该学派破天荒第一次提出来的国家发展中长期战略：中国和今后关键任务就是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在这个问题意识下，是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把关键放在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新供给经济学”梳理与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学术与政策主张得失,把已有理论经济学与分支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融会、打通,根据中国国情与实践,提出适合中国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确立以推动机制创新的切入点,以结构优化的侧重点,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问题,弥合城乡“二元经济”，造成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的新一轮经济局面。“新供给经济学”的“新供给创新思路”的认识框架是以创新构建“新动力”，以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活力，需要考虑“如何充分释放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

　　上述“新供给经济学”的叙述话语，外行人是不知所云的，不过其中至少有一个理论逻辑需要清晰地理清、说明白，它是一系列问题：如果真如美国学者说的“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那么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一定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学，但又是怎样不同的经济学呢？它为什么是一种“新供给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呢？“新供给经济学”究竟与风光不再的美国经济学在哪些方面一样，又在什么方面有区别呢？既然传统经济学是不具普遍性，终于不能主导下去了，中国经济学就能上升为具普遍性的，能去主导世界经济学？

　　要对上述这几个问题做出回答，其实它的话语逻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风光不再的原因有着根本的联系。作为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做出反思的代表，杰夫•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经济学者破坏美国和世界的“七个坏主意”是：1）“看不见的手”——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之下总能自我调节出理想价格；2）“塞伊定律”——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完全平衡状态；3）“米尔顿•弗里德曼谬论”——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4）“低通胀是最重要的”；5）“投机泡沫是不存在的” ——市场永远是正当的；6）“全球化”——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世界（固定、统一自由放任、弗里德曼条件的）；7）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杰夫•马德里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做出的反思是一系列彻底批判观点，包括：不相信有什么普世理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放松管理是要出问题的；凯恩斯不是要棍打资本主义，而是要挽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经济学已经走到经济忽悠学上去了；批评“市场教旨主义”错误；弗里德曼是7个糟糕理论的影响最大的；历来的经济政策背后是谬误的概念；经济学家追随政治，但是不谈政治；经济学无非是简单、容易学、听起来让人觉得聪明的教条；金融危机是自然经济周期使然；经济学家将自己死绑在一种教条理论上；“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崇拜渗透到政府、成为工作的总信条，成为一种宗教迷信；市场经济变成政府意识形态，成为政府政策，成为一团混杂理念；7个坏主意都是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宗旨教条；更坏的不是这些坏主意本身，而是坏在将其推行、说它们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按照执行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学者的智慧，不是科学，而是为忽悠而策划的；高税收、大政府阻碍经济增长？成功的研究结论是大政府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学不是科学，不过是一堆假设而已，等等。

　　国际、国内学者恐怕都会想知道“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对杰夫•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经济学者破坏美国和世界的“七个坏主意”和上述那些反思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表达如何的同意或不同意的，是如何梳理与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学术与政策主张得失的,是怎样把已有理论经济学与分支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融会、打通的，是怎么在理论逻辑上将先秦时期经济学思想，如管子、韩非子，还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结合的。这可以有利于人们思考，“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风光不再的主流经济学难解难分，或是在多大程度上与它划清了界限；由此可判断，中国这种“新供给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谓“新”，它未来登上世界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更切实的问题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是否认为在中国有反省所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的必要？是否应当检讨它在我们的经济理论界和市场经济运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迷惑力量？

“供给侧”作为经济学行话原是什么意思？

　　现在冒出来的“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到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侧经济学”有什么逻辑关系？这是作为中国人不应当不去弄清楚的。而要弄清楚，很省事，去看看网上《维基百科》的“供给侧”网页介绍（英文）该是一个恰当入手处。清楚了，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行话的“供给侧”术语，其意思可以概述如下：

　　“供给侧”是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复活）的政府削减私人资本集团收入税收政策决策（以里根政府为代表）。“供应方”（“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其理论是经济增长可最有效地由资本投资创造，办法是降低产品与服务生产障碍。典型“供给侧”经济学者推荐的政策是降低“边际税率”① 和放松政府监管。

　　“供给侧经济学”这个术语，有时被认为是1975年新闻记者犹大•万尼斯基编造的，也有认为第一个使用“供给侧”（或曰“供给侧论者”）这一术语的是前尼克松总统1976年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泰因。“供给侧”是经济学者罗伯特•蒙代尔和阿瑟•拉弗的理念。“供给侧经济学”被比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②，并非是任何经济学者正式提倡的。“拉弗曲线”被认为是表达“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降低税率可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取消高税率体制可造成出现更过经济活动，更多经济活动则造成更多税收机会。

　　“供给侧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回应而产生，它吸收一系列“非凯恩斯经济思想”，尤其是“芝加哥经济学派” 和“新古典经济学派”。 （所谓新自由主义）③与“古典（资本主义）④经济学”一样，“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生产”或“供应”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且“消费”或“需求”只是次位的结果。这种思想早就包含在“塞伊经济学定律”之中，即“供应创造对自己的需求。” 1983年经济学者维克托•坎托 (Victor Canto)，一个阿瑟•拉弗的追随者，出版了《供给侧经济学基础》。这套理论集中讨论边际税率对刺激工作与存款的影响。

　　“拉弗曲线”代表“供给侧经济学”原理，即政府在100%税率点的税收值与在0税率点税收值相等。在这两个值之间有一个税率点能产生最大税收值。“供给侧”人士在很大程度受的影响是拉弗这样一个观点：税率与税值是不同的两回事，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产生不出最大税值。“供给侧”人士认为，在一个高税率环境，降低税率导致的或者是税值增长或者是税值小幅度下降，而不是对以前税基⑤ 的静止预估所预料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供给侧”人士倡导大幅度削减边际收入与资本盈利税率，鼓励投资方向的资产配置，这样就会产生更大供应，这就是所谓“供给侧经济学”。

　　“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税减可带来经济增长”，而历史数据却显示不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什么明显关系。推行“供给侧”理论的要害是扩大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移动。理由是自由资本移动，以比较利好的经典推理，可频频带来经济的扩张。降低贸易税收障碍可使国内经济获得所有国际经济从低关税障碍的利好。“供给侧”经济学者对赤字没有太多话可说，蒙代尔指出“财政纪律是学得的行为”，也即预算赤字持续运行是强迫政府降低支出，以使与财政收入持平。“供给侧经济学”倡导者们声称，因为强劲经济增长，减税最终导致政府税务收入整体性增加。但是，有些经济学者反驳这种说法，指出事实上政府税收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在里根时期是低落的。

　　虽然“供给侧经济学”的术语是后来造出的，可这种思想上世纪20年代就实行过。2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几次所得税税减，对实行税减负责的人们声称，税减将带来税收增加，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发生。

　　当今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是什么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艾伦•布林德在他2006年的教材中，称“供给侧经济学”为“霉气”也许是“傻子”学派。宏观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经济学导论教材中，也对“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类似严厉批评。1992年《哈佛国际评论》詹姆斯•托宾的一篇文章，写道：“税减会实际上增加税务收入这种思想最终得有人们去调侃它。”

　　“供给侧经济学”许诺的东西没有变成现实。里根总统认为，由于“拉弗曲线”的影响，政府能够维持支出、消减税率且平衡预算 --- 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政府收入严重下降；如果不是税减，税收值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为回应“供给侧”鼓吹者卓班德特•乌利希（Trabandt Uhlig）的“静态上升过高估计消减劳动力与资本税率的税收损失”观点， 2003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做了一个“供给侧”派鼓动的税减“动态上升分析”，结果研究所用九个模式，只有两个显示后十年赤字将因为税减会大幅度改善，其他七个模式都不是这种结果。

　　“供给侧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1981年7月，里根作了一次椭圆办公室电视演讲，陈述了他的降低税收计划。这样，里根把“供给侧经济学”变成了家喻户晓语汇，声言要做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和更大降低资本盈利税率。乔治 H.W. •布什于争取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参加1980年竞选时，嘲笑里根的“供给侧”政策是“邪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但是他后来为保证得到1988年竞选的共和党提名，又对这一政策做出廉价口头支持。

　　在美国，人们常以“供给侧经济学”等同于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财政政策大体上根据的是“供给侧经济学”。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竞选时的说法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物品”，承诺的是“生产出我们的出路”。里根政府时的国会通过了一份5年之内削减7490亿美元的法案，这使得詹森•希莫威茨将里根称为一个政治的“供给侧经济学”强力推动者，颂扬他领导有方。而对“里根经济学”的批评认为，没有做到“供给侧”人士承诺的夸大效果。克鲁格曼的说法是:“罗纳德•里根被选上时，‘供给侧’学派得到一次试验机会。但是不幸，他们失败了。”克鲁格曼及其他评论者提出里根政府时期预算赤字增大，指出“拉弗曲线”是错误的。

　　还有的对“供给侧”经济政策的批评说，“降低税收率会增加税收”的说法是个烟幕弹，掩盖的是使政府“挨饿”，企图是削减税率会使政府开支出现相应走低。但是這种办法最后不是“供给侧”经济政策预想的结果；保罗•萨缪尔森把这种想法称为“绦虫理论”——意思是解决绦虫的办法是朝着病人肚子上捅一刀。

　　“供给侧经济学”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对“拉弗曲线”的有关想法与相信“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说法之间，频频地充满混乱与困惑。其实许多“供给侧经济学者”对后一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却依然支持降低税率总政策。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在他第三版《微观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小标题为“江湖骗子和偏执病人”一节，用了“时尚经济学”一词来形容“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的说法:

　　一个“时尚经济学”的例子是在1980年，一小部分经济学者给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出招：“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会增加税收”。理由是如果人们能保持收入的更大部分，他们则会为赚取更多收入工作得更努力。这些人说，尽管税率降了，收入提升很多，税收也跟着提升。几乎所有科班经济学者，包括大多数支持里根减税的人，都说这种预测结果太离谱而不可乐观。低税率也许会鼓励人们更努力工作，这种额外努力也可能对低税收直接影响有一定弥补性，但是没有可信的根据表明，人们工作得努力会大到能构成一方面降低税率而另一方面税收增加的原因。人们实行“时尚节食”会不顾健康风险，但是不会发生所期待的长期体重减轻效果。十分类似，政客们如果依靠这么一帮“江湖骗子和偏执家伙”给出的招数，他们绝无办法实现预期的结果。里根当选后，国会通过了里根提出削减税率的法案，但是削减税率并未带来税收值增加。

　　“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直被人批评的，因为它是对高收入人群有利的政策。2012年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经济学者对“拉弗曲线”——“通过中期对联邦美国所得税消减税率会增加税值增加”的假设采取不予接受态度。当问他们：“当前对联邦所得税率削减会足以带来课税收入增加，年总税收将在五年内比不削减税率时期呈走高趋势，是否是这样？”接受芝加哥大学这项调查的经济学者，没有人同意。对“供给侧”政策的批评强调的是，增长的联邦赤字与当前财政赤字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这种政策在促进增长上是失败的。

　　2006年《华盛顿邮报》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引述布什、切尼、弗里斯特、格拉斯利和里桑托勒姆等人，误述布什政府的减税效果。2007年1月3日布什写文章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消减税收，已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与收入记录，注入动力。” 2003—2004年间曾任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维克对这一声称的回应是：

　　你们都是聪明人。你懂得，削减税率并没有带来收入记录；你懂得怎么做才能说清什么才是原因；你懂得削减税收的第一链效果是税务收入降低。我们都会同意最终税收的减少会比这第一链效果还要低，因为低税率刺激更大经济活动，因而更扩大计税基数。没有长着头脑的人会相信这样做会弥补，也不会救助这些减税政策带来的第一链效果——一个人也没有!

　　“供给侧”税收制度范式，偏重奖励投资而不是消费，在整个政治图谱是被认可的；自1982年，在美国提出的计划，没有不是根植于“供给侧经济理论”的（1993年克林顿增加税收是例外），而这种做法很少有被严肃考虑作为立法通过的机会。1986年一项税收改革草拟出来，被蒙代尔形容为“完成‘供给侧’经济学革命”；它包括增加工资税率，减少最高边际税率与增加资本盈利税，加上按揭（房贷）利息折扣和州税递减效应，最后接近于均一税的效果。它的推动者蒙代尔和拉弗，把股票市场显著牛市状况说成是税收改革效应表现，而他们其实知道资本盈利走高情势与其说是有利形势，不如说是出问题状况。

　　削减边际税率应该说是主要为着财富拥有者着想的；这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评论家所认为的——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这一套特别愚蠢主意，提出推行“供给侧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怪癖偏执主义；这样的学问，要不是因为对出版编辑和财富拥有者的偏见是一种讨好，本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写道，正如戴维•斯托克曼先生所说，供给侧经济学不过是一层护封，下面藏着的是“涓滴法”⑥经济学政策， 是老一代且不太文雅一代所称呼的“养马与麻雀理论” ——也即，你喂马匹足够的燕麦，不免会哩哩啦啦滴散在路上，让麻雀吃了去!——养肥富人，老百姓以吃食掉落面包屑为活路。

　　到此为止，是我从《维基百科》介绍“供给侧”的网页翻译和引述的，除个别处，几乎未加自己评论。其实用不着苦心琢磨，从“供给侧”这一术语在“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的被沿用，就能想象到二者之间的一体性与一脉相承。所谓“一体性”和“一脉相承”，说的是它们都对主流经济学（或曰新自由主义）“七个坏主意”或全部或部分认可。再重复一遍，它们是：“看不见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控制通胀最重要的”、市场永远是正当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全球化”和“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对其接受，再加以里根经济政府政策为据，等于是整体上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新自由主义经济，认同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为“看不见的手”)；这在中国，就是把这里当成资本主义或者朝着资本主义走去而操作。我们由此可意会出经济学者嘴里口头禅的“转型”一词的最终涵义。

　　其实在仔细读过的迄今已经发表出的“供给侧”文章，已显露“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供给侧”经济政策无法划清的关系。比如，有文章提供了更靠谱的说法，指出“供给侧”一词经济学界并不陌生，它背后是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著名的“拉弗曲线”（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就来自这个学派。拉弗之本意是督促政府少征税。供给学派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潮流的理论，里根削减所得税依据的就是拉弗曲线。此外，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供给学派鼻祖；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创造需求。有文章回答人们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明确解释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我们的媒体居然公开以“里根”和“撒切尔”为根据，是一种不知尺寸、不知是已让自己丢脸之事，因为在学术界，无人不晓这两位是以大搞“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载入史册人物。他们不仅没有“帮助经济走出衰屯的泥淖”，而是给美、英以及世界带来今天贫富冰火两重天的严峻状况。更何况哪怕按照西方经济学常识而言，他们的政策没有数字证明是积极和成功的，而是反面。

　　当然，在今天中国的“供给侧”术语叙事当中，是包括里根政府那时候的“削减政府税收政策”的，只不过这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政策所要干的远远“大宗事情”之一而已。因此“削减政府税率”只是一个“不在话下”而尚未作为大讲特讲的问题而言，仅是稍有披露之事---所以，“供给侧改革，必须加快推进新一轮财税”；有的说“不管是从发展的角度讲，还是从改革的角度讲，本轮调整都存在着大量的减税空间”，甚至有的说“财政赤字率可以增长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元。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很有点图穷匕首现的味道。有些说法简直与80年代西方主流供给侧政策或者里根经济学话语如出一辙，说要“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但是增加的赤字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降税带来的财政的减收”。一篇“权威专家解读‘供给侧改革内涵和路径’”文章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关键”，其中“第三”是增加人口供给（人性化乎？人口都变成了不是人的“供给”）：“第四”便是“要通过减税减费，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不少文章的说法还有“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供给侧管理重在“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减轻企业税负”、“给企业减税，回复企业活力”等等。这中间，对模仿里根经济学供给侧政府政策讲得最明确者说：“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讲，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选择减税减负的税收政策，这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结合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大税前扣除项目，降低个税边际税率，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

　　然而，里根的“供给侧”来到在今天中国的叙事之中并不是西方“供给学派”概念那么单纯；它远比那个西方术语更庞杂，要远比减税的事情做得大得多，多得多。因此它不再是纯学理的（抑或不符合逻辑的），按照中国特色的“新供给侧经济学”说法是: “无论是注重扩大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对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决策的实践而言，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学理问题，而是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似乎是说，理论可以不符合逻辑与学理，只要“解决问题”，如果真是如此，又何必将自己称为传统“科学”意义的“供给侧经济学”呢？

　　因为这个理由，今天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的因果逻辑与老的逻辑是很不一样了。正像刚刚《经济学人》的一篇题为“里根在中国的反响”文章所说，“中国供给派与里根经济学的拥趸两者之间有许多的不同，尤其各自在对经济弊病诊断方面---美国人认为，生产瓶颈会引发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而其中国供给派同行却是反向担忧：认为过度生产会造成通货紧缩和不能持续快速增长”。里根实行的“供给侧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的政府税收方面的，而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雄心勃勃、激进，干的是宏观整体“结构性”改革。这太不一样了，可是仍不能忽略的，是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矛头所向正如所言：“‘供给侧改革’核心：淘汰落后产能！”不少文章这样说：“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再明白一点说的是“产业内部技术和效率低下的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在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工作基础上应予以坚决淘汰”。在这个“供给侧改革”核心问题上，话语变得更不学术了，而是正像那篇《经济学人》文章描述的——这种语言在中国简直是“激进”：“我们不能再耽搁清理僵尸企业了”、“仅靠服用止痛药和进行输血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动大手术的决心”；“僵尸企业”罪过太大了！它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改善产业供给”。

　　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僵尸企业”指的是谁，在这个“社会主义”环境，不能说得太刺激，只能神神秘秘地。说得最明白的也只能说到如此地步，即一篇文章说的：“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不就是又一次私有化的浪潮，像上世纪90年代做的要“解散国有企业”么？从“砸烂大锅饭”换了一个“供给侧经济学”新说法么？而这个新说法，更接近公开的资本主义说法了，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都十分眨眼的里根奉行的“经典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复活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供给侧经济学”。怪不得又是那篇《经济学人》文章一针见血讽刺的：里根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敌人的美国前总统，而我们现在是捍卫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里根与中国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而我们似乎与这位与我们为敌的美国前总统有了联系，搞起听起来与他相同的“供给侧经济学”和政策来了。

　　两个都称为“供给侧”经济学，虽然在“阐释”与实行“范畴”上十分不同，但是它们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中，特别是“看不见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私有化、为私有企业松绑、市场永远是正当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全球化”等等的精神是一致的。宏观上熟悉美国经济的学者，当他们听到“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等等这些话时，无法不让他们想到当初里根、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的情景与气氛以及学术界对复活的经典自由主义提倡的所谓“改革”、“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取消政府监管”等等给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带来灾难性经济衰退、贫富空前分化、经济不平等一系列危机进行严厉批评的话语。中国似乎对这种情况毫无所知，中国其实实在是缺乏打破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们的一言堂气氛，打开窗子，放进一点批判性思维与话语的新鲜空气进来。况且，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竟居然有媒体发表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其称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实在太过分了，太离奇，太离谱，太让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可容忍了。这实际正好从反面教育人们，就是宣称最热爱“民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崇拜者们，所行出的事情，是最背道而驰的，除了“市场独裁”、金钱独裁，他们什么都不是。

问题的要害是“名不正、言不顺”！

　　什么叫做“名不正、言不顺”？是我们要解决中国现在面临问题的话语不对，我们用来表达问题的“名字”不对，概念不对，术语不对，它的根本还是问题意识不对，题目不对。所谓“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老百姓到国外买东西”、“潜在增速大幅下滑”、“出口增速回落、持续零增长、低成本优势不再”、“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将等等这样的现象归结到“供给侧”上去，除了假设之外，有什么确实逻辑根据？如果在“经济学”外面看，把“经济学”放入一个社会实行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其实很简单，与其说它们是“供给侧”问题，不如将其视为属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假设的问题更切中要害。这些问题都是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假设概念提出来的，假设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因为假设“人性是自私的”，假设“人是互不关联的个体”与“生来竞争的”、假设市场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假设“政府是不该干预的”，假设有一种“需求”与“供给”的二元对立等等；是因为这些假设是抽象成立，所以才有一个假设“供给侧”，假设是“它”出了问题。而这样假设抽象而来的“合理”，变成“绝对性”、“普世性”，因而一切现象就都可以放在之下，归罪与它。正是这种经济学空想、抽象、假设的本质，所以“经济学”被通俗称为、被经济学者自喻为“科学”。而实实在在的，恰是这种“抽象”、“假设”和“绝对性”惹出来的祸，使得经济学从一诞生时候起，就脱离人的经验实在，一旦强加到经验的社会现实之上，就制造出是非、混乱和矛盾，把人真正、自然的生活搞得鸡犬不宁，而从中得到利益的只是少数所谓“竞争胜利者”。为少数无限积累私有财富的个人，不惜破坏所有人的平静、自然生活，破坏人性化的社会，改变成物化社会，让大多数人接受不及1%人的任意摆布，这就是假设“经济学”的本质。那些被归罪于“供给侧”的现象，在根本上都不是来自“供给侧”，而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假设概念的运作，来自它提供给造成“供给侧”概念抽象性的环境，倾向于将人们思想引向在这一概念之下，所要在现实行动上去做那么多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颠倒社会的事情。

　　一些中国经济学者为什么会做错题目，为什么炮制“名不正、言不顺”的“经济学说”，其实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被西方自由主义的学术洗脑了。我们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懒汉习惯，就是在西方闯到我们面前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做到认真地去理解它的现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内在发展逻辑。相反，我们是跟着已经设计好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在概念上往返于西方和中国两种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之间附会来、附会去，而加以附会所使用的标准概念工具，是很多西方传统习惯性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抽象术语。在这方面，“经济学”是最典型领域之一。在当今这个问题上，“供给侧”究竟原本是一种什么意思，是到了迫在眉睫需要好好考究一下的时候了。

　　真正的科学，必是离不开人经验的辩证法，而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抽象假设。把科学视为非理性的任意假设抽象，才会导致不看经验事实，只是在概念上来回附会，导致误读、误解，将此当成彼，将黑当成白，搞出浅薄糟糕的思想、学术和坏事的行为出来。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供应侧”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会害死人！高税收、大政府阻碍经济增长吗？已经有的经验、成功的研究结论告诉的是大政府有利“经济”！

　　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是只局限于经济、市场之内的事情，不是狭隘的“供给侧”问题，而是依靠全体人民，中华民族带着全球的视野，带着人类历史和未来的胸怀，团结一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走出自己道路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同舟共济问题，怎么会是为少数而设计出来“零和游戏“的市场经济和“供给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选择的道路是，要么我们放弃使用“供给侧”这个术语，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要干的事情所可使用的术语；要么我们停止云里雾里地抽象、误述“供给侧”含义，让它回到自己西方经济学语义环境去，还原它的真实涵义。不然的话，我们将遭受所谓“新供给侧经济学”“名不正言不顺”的危害，搞乱我们的思想，向错处导引我们的行动。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事业需要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政府手里要有钱，要办很多属于对全球生命共同体有利的事情。如果不让“供给侧”政策剥夺政府税收，不让政府变成穷政府，不捆住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不让“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伟大战略泡汤，不让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变为泡影，我们现在清醒，还来得及!
　附：

“供给侧经济学”中译文

原英文为网络《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pply-side_economics

　　“供给侧”（“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其理论是：经济增长可最有效地由资本投资创造，办法是降低产品与服务生产障碍。根据“供给侧”经济学，消费者则是将受益于增多的、降低价格的产品和服务供应。此外，企业投资和扩展将增加就业需求，所以会创造就业。典型“供给侧”经济学者推荐的政策是降低“边际税率”⑦ 和放松政府监管。

　　“供给侧经济学”这一术语，有时被认为是1975年新闻记者犹大•万尼斯基造出的，但是根据罗伯特•阿特金森《“供给侧”谬论》一书，第一个使用“供给侧”（或曰“供给侧论者”）这一术语的是赫伯特•斯泰因，他是前尼克松总统1976年的经济顾问，那年以后犹大•万尼斯基才是再使用这一术语。这一术语含义是经济学者罗伯特•蒙代尔和阿瑟•拉弗的理念。“供给侧经济学”被对它批评的人比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⑧ ，它其实并非是被任何经济学者在其本意上正经提倡的。

　　“拉弗曲线”表达“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降低税率可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不是否则人们会对低税率所想象的那样；因为取消让人望而却步的高税率体制可导致更多经济活动，更多经济活动则造成更多税收机会。而“拉弗曲线”给出的只是税收率衡量，不是最终的纳税者（tax incidence）；最终纳税者才能对税法改变为刺激还是呆滞效果起到更强的预报作用。且研究结果已经显示，在过去数十年美国所做税率降低，很少发生补回税收损失的情况，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鲜有什么作用。

“供给侧经济学历史来源”

Robert Mundell 罗伯特•蒙代尔

　　“供给侧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回应而产生，尤其是为回应上世纪七十年代对西方经济采取稳定措施而实行的“需求管理”失败。它吸收了一系列“非凯恩斯经济思想”，特别是“芝加哥经济学派”⑨ 和“新古典经济学派”⑩。 “供给侧经济学”倡导者布鲁斯•巴特莱特，将该派经济思想传统追溯到是对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大卫•休谟、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政治经济学者亚当•斯密乃至美国开过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等人思想的继承。

　　但是，作为现代现象，“供给侧经济学”最显著特点是它声称是出于首先对集体以及尤其为工人阶级考虑有利的低税率，而不是出于传统意识形态低税率。古典自由派反对税务因为他们反对政府，税收是政府存在的最明显形式。他们提出每个人皆有于其自我以及其财产的权利，因此税收是不道德与值得追究法律根据的。但在另一方面，“供给侧”经济学者的理由是，所谓“集体益处”（如就业）是降低税率的主要动因。

　　与“古典经济学”一样，“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生产”或“供应”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且“消费”或“需求”只是次位的结果。这种思想早就包含在“塞伊经济学定律”之中，即：“产品不会很快被造出，除非它立即拥有走进与其他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价值产品市场的能力。” 凯恩斯主义创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塞伊定律的概括是：“供应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他于1930年把塞伊定律颠倒过来，提出“需求创造对它的供应”。

　　1978年犹大•万尼斯基出版《世界运行的路径》，阐述了“供给侧经济学”的中心理论，详述了累进所得税高税率体系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财政政策的失败。万尼斯基倡导低税率和回归某种与1944年-1977年期间“布伦顿森林体系”⑾ 类似的“金本位制” ⑫，恰是尼克松那时放弃的。

　　1983年经济学者维克托•坎托 (Victor Canto)，阿瑟•拉弗的追随者，出版了《供给侧经济学基础》。这套理论集中讨论边际税率对于刺激工作与存款的影响，它也是对“供给侧”增长或者是对凯恩斯所谓“潜在产出”的影响。后者着眼点在于长期“供给侧”增长率的变化，“新供给侧”则在于经常允诺的短期效果。

“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t*”代表最大税收值发生的税收率。这个“曲线”是阿瑟•拉弗画的；不过这一曲线无需是单一曲线峰点，或是对称或是50%曲线峰点的。

　　“拉弗曲线”代表“供给侧经济学”原理：政府在100%税率点的税收值与在0税率点税收值相等。在这两个值之间有一个税率点能产生最大税收值。“供给侧”人士在很大程度受的影响是拉弗这样的观点：税率与税值是不同的两回事，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产生不出最大税值。“供给侧”人士认为，在一个高税率环境，降低税率导致或者是税值增长或者是税值小幅度下降，而不是人们只凭对以前税基⑬ 的静止预估所预料的那种情况。

　　这种情况导致“供给侧”人士倡导大幅度削减边际收入与资本盈利税率，鼓励投资方向的资产配置，这样就会产生更大供应。犹大•万尼斯基和许多其他人都提倡零资产盈利税率。增加的聚合供应就会带来增加的聚合需求，就是所谓“供给侧经济学”。

　　更进一步说，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当通货膨胀已经迫使工资所得者进入高边际收入却仍保持不变的税率级阶时，“供给侧”人士呼吁边际收入指数税率；也就是当工资增加以保证与价格相应的购买力，而所得税级别不根据情况作出调节，以及这时工资所得者被推向超出比税收政策原本意向的高所得税级别。

　　有些经济学者看到“供给侧经济学”政策提议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税务结构改变的结果是财政赤字，那么“供给侧”经济政策就会通过凯恩斯理论的乘数效应对需求产生有效刺激。“供给侧”思想的推动者就会作为回应而指出，税收与开支的高低不仅是赤字大小，还是很重要的对经济的刺激。

　　根据拉弗中心，起始税率越高，从降低税率所引发“供给侧”刺激性越大。肯尼迪降税从一个91%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一个65%的税率，政府税收得到增长。还有，里根降税从一个50%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一个28%的税率，带来在他任内的政府税收获得增长。里根政府和肯尼迪政府都用社会经济的话语中这种变化进行解释，所用的老生常谈是“水涨船高”。

　　“拉弗曲线”只说明现实税收归因与税率，没有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税收进行预报。“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太高时，美元总税收当在降低税率之后，经过一个短暂低落而增大，原因是经济活动增强了。税率还可再降或者保持不变。

财政政策理论

　　“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税减可带来经济增长”，不过历史数据却显示不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什么明显关系。

　　“供给侧经济学”认为，提高稳定税收会导致降低国内经济参与者间的经济贸易和不利于促进投资。税收行为作为一种贸易障碍或作为关税，导致经济参与者返回到使其需要获得满足的效力不高手段上去。这样一来，高税收就会导致降低专业化水平与降低经济效率。这一思想被说成是被“拉弗曲线”所表明的。

　　推行“供给侧”理论的要害是扩大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移动。理由是自由资本移动，加上比较利好的经典推理，可频频带来经济的扩张。降低贸易的税收障碍可给国内经济带来所有国际经济从低关税障碍得到的利好。

　　“供给侧”经济学者对赤字没有太多话可说，而且有时引用罗伯特•巴罗的著作所说：理性经济活动分子将会购买足量债券来降低长期利润率。对此的批评是：标准交换率理论的预测相反，是高预算赤字国家货币贬值以及最后私人投资的“挤出”⑭。

　　蒙代尔指出“财政纪律是学得的行为”。换句话说，最终地，预算赤字持续运行的不利效果将是强迫政府降低支出，以使与财政收入持平。这也是维克托•坎托提出的观点。

　　利害攸关的核心问题是投资领域流动资金的回报缩减点：有没有一个附加资金的作用之点？在“供给侧”经济学者看来，离开消费走向私人投资再配置，最为尤其的是，从公共投资到私人投资，将总是可以产生超高经济效果。

　　不过，在标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理论中，是有一个点——资产价格增长带不来新供应。有一个点——投资需求超出潜在投资供应，带来的反而是资产价格膨胀，或是普通话讲的泡沫。这个点的存在，以及如果它存在应该是在哪儿，是“供给侧经济学”有效性的本质问题。

对税务收入的影响

作为1945年至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美国联邦政府税收

　　不少早期“供给侧”派提出，经济增长规模具有足够影响力，从快速增长经济产生的政府税收足以完全补偿短期税减的成本；税减则事实上可以导致整体的税收增长。有些人（谁）认为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供给侧经济学”倡导者们声称，那时，因为强劲经济增长，减税最终导致政府税务收入整体性增加。但是，有些经济学者反驳这种给说法，指出事实上政府税收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在里根时期是低落的。

　　虽然“供给侧经济学”这一术语是后来才造出的，这种思想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实行过。2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几次所得税税减，总共平均税率减低将近一半。尽管对实行税减负责的人们声称税减将带来税收增加，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发生。所得税税收甚至并未达到接近20年代水平，直至1941年时税减又回到20年代标准。

　　当前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是什么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艾伦•布林德在它2006年的教材中，称“供给侧经济学”为“霉气”、也许是“傻子”学派。宏观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经济学导论教材中，也对“供给侧经济学”发出相似严厉的批评。1992年《哈佛国际评论》发表詹姆斯•托宾的一篇文章，写道：“税减会实际上增加税务收入这种思想最终值得人们去调侃它。”

　　“供给侧经济学”所极端许诺的东西没有变成现实。里根总统认为，由于“拉弗曲线”表述的影响，政府能够维持支出、消减税率且平衡预算。但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政府收入严重下降；如果不采取税减，税收标准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供给侧”论倡导者卓班德特•乌利希（Trabandt Uhlig）认为“静态上升过高估计消减劳动力与资本税率的税收损失”，还认为“动态上升”才是对税减影响的较好预报。回应这一批评，2003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做了一个“供给侧”派鼓动的税减“动态上升分析”，结果研究所用的九个模式中只有两个显示后十年赤字将会从税减中大幅度改善，其他七个模式都不是这种结果。

美国货币与财政经验

　　“供给侧”经济学者在降低资本形成边际税率与经济扩张之间寻找一种因果关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的“供给侧”经济学历史围绕着下列几个重要转折点：

里根经济学

　　1981年7月，里根做了一次椭圆办公室电视演讲，陈述了他降低税收的计划。罗纳德•里根把“供给侧经济学”变成家喻户晓的语汇并许愿要做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和更大一次降低资本盈利税率。乔治 H.W. •布什在争取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参加1980年竞选时，嘲笑里根的“供给侧”政策是“蛇毒经济学”。但是他后来似乎又对这一政策表示口头廉价支持，为的是保证得到1988年竞选的共和党提名，而且被人猜测是因为允许增收税务而在1992年争取再次当选时失败。（参看：“我说话算数：不会增收税务”）

　　在美国，评论人士常常以“供给侧经济学”等同于里根经济学。罗纳德•里根的财政政策大体上根据的是“供应经济学”。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竞选中，重要担心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的说法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物品”，但是他采取的措施不是一般讲的要紧缩银根、应对衰退和裁员，因为这样结果是生产与财富损失，他承诺的是一种渐渐、无痛战胜通货膨胀方法——“生产出我们的出路”。

　　要从一种早期货币政策实现政策转换，联邦储备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了一种紧缩银根政策，如降低货币供给增长，制止通货膨胀心理和从经济制度中排挤出通货膨胀预想。因此“供给侧”论支持者提出，“里根经济学”只有一半是“供给侧经济学”。但是里根政府时的国会通过了一份5年之内削减7490亿美元的法案。所以詹森•希莫威茨引用里根（同时也引了杰克•坎普）将他作为一个政治上“供给侧经济学”的强力推动者，反复颂扬他领导有方。

　　“里根经济学”批评者认为，它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一些“供给侧”人士开始承诺的那种夸大的效果。克鲁格曼后来总结这一情况时说:“罗纳德•里根被选上时，“供给侧”学派得到了一个试验它们理论的机会。但是不幸，他们失败了。”虽然他给了“供给侧经济学”一些肯定，说它比货币主义更成功些，因为他认为货币主义造成经济严重破坏，而“供给侧经济学”产生的效果“迄今未达到它所承诺的”，把“供给侧”理论说成是“免费的午餐”。

　　克鲁格曼及其他批评者提出里根政府时期增大的预算赤字，指出“拉弗曲线”是错误的。

        “供给侧”政策推动者认为税收增加了，但是财政支出增加得更快。但是他们代表性地指的是总税收，虽然只是所得税税率降低了而其他税收，如工资税收是提高了的。那个表没有表示通货膨胀。例如，在1983年从6006亿美元到1984年6665亿美元征收税收的增加，260亿是因为通货膨胀，183亿是公司税收，214亿是社会保险收入。

　　那一年以不变价格所得税税收减少了277亿美元。“供给侧”政策支持者没办法合法地将增加的“联邦保险捐助条例”税收⑮ 算作是“供给侧政策”的成效，因为1983年“联邦保险捐助条例”税收率从6.7%增加到7%，上线提高2100美元。对于个体户，该税税率从9.35%提高到14%。“联邦保险捐助条例”税收在整个里根政府时期都是提高的，上升到1988年的7.51%，上线在里根前后两任期内升高了61%。针对雇佣劳动者税收高峰，加上通货膨胀是上世纪80年代初税收增加的来源。

　　一些对“供给侧”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者认为，降低税收率会增加税收的说法是个烟幕弹，掩盖的是让政府“挨饿”，将希望寄托在削减税率会使得政府开支出现相应的走低。但是這种办法最后不是“供给侧”经济政策原预想的结果；保罗•萨缪尔森把这种想法称为“绦虫理论”——意思是解决绦虫的办法是朝着病人肚子上捅一刀。

　　像万尼斯基那样的“供给侧”经济政策鼓吹者反驳说，社会和财政保守派出于這种原因在税务政策方面支持“供给侧”经济学处方，是被误导的，并不明白“拉弗曲线”。

　　关于“供给侧经济学”这一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同“拉弗曲线”存在有关想法与相信“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说法的相信之间，频频地充满混乱与困惑。其实许多“供给侧经济学者”对后一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却依然支持降低税率总政策。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的第三版《微观经济学原理》有小标题为“江湖骗子和怪癖人”一节，用了“时尚经济学”一词来形容“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说法:

　　一个“时尚经济学”例子发生在1980年，当时一小部分经济学者给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出“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会增加税收”的招。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人们能够保持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他们会为赚取更多收入而将会公里做得更努力。这些学者说，尽管税率降下来了，收入会提升很多，税收也跟着提升。几乎所有科班经济学者，包括大多数支持里根减税提议的那些人，都认为这种预测结果太离谱而不能乐观。低税率也许会鼓励人们工作得更努力，这种额外努力可能对低税收直接影响有一定程度弥补作用，但是没有可信的根据表明，人们工作的努力会增大到能构成一方面降低税率而另一方面税收增加的原因。人们实行“时尚节食”会不顾健康风险，但是几乎不会发生他们所欲望的长期消减体重效果。十分相似，政客们如果依靠的是这么一帮“江湖骗子和怪癖家伙”给出的招数，他们是绝无办法实现预期达到欲想的结果。里根当选后，国会通过了里根提出的消减税率法案，但是税率消减并未带来税收值增加。

　　2000年以来的研究：国家就业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最高10%缴税义务的变更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税务义务变更

　　“供给侧经济学”提议“减税提高就业”，而美国历史国家数据显示的是异质结果。

　　2003年，那时是《有线国家广播公司》（CNBC）华盛顿署长和电视《资本报道》节目合伙主持人的艾伦•默里宣布“‘供给侧经济学’辩论”经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大量模式演算，在一片“牢骚、啜泣”声中结束，结论是：特定目的税消减的产生税收效果通过检验,用他的话说“相对地小”。默里还表示，因为在认为减税10%可减轻税收对工人和企业的压力，增加经济活力这一模式上的动态得分是这样的， 丹•克里平恐怕失掉他继续被任命为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机会。

　　国家就业增长与最低90%缴税责任变更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税务义务变更

　　对高收入者（最高10%）减税并没有与就业增长的连带关系，可是对最底层90%低收入者减税才是与就业增长有连带关系的。　　布什总统在签署2003年减税法政策之前，经济政策学院发出了一个由10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署的《经济学家反对布什减税法案声明》，其中说：

　　通过这些减税方案将恶化长期预算前景，再加上国家力求克服的旷日持久赤字。这一恶化的财政局面将降低政府对社会保险与卫生福利，以及对学校、健康、基础设施和基本研究的融资能力。而且，消减税务项目将导致进一步税后收入不平等。

　　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同意消减税务将降低税收，结果将是无法忍受的赤字，虽然他还是支持消减税务，将其作为一种限制联邦开支办法。弗里德曼将消减政府税收描述为“消减它们的零用钱”。

布什减税

　　后来经济学院对布什削减税务的分析指出，布什减税政策没有达到促进增长，正如所有微观经济增长指数显示，除了住房市场之外，都低于2001至2005年商业周期的平均水平。这些批评认为，布什消减税务除了剥夺政府税收、增大赤字和使得税后收入不平等加剧之外，没有别的效果。不过，经济学院报告颁发不久，增长依然强势及新数字使得报告结论受到争议。布什政府是指长期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体就业数字保持的增长，还有个人收入增加和政府赤字减少。但是，布什政府指出的这种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情况。

　　2012年美国纳税人救助法案实施之前，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允许结束布什消减税收政策相对于当时政策情况，将会于下一个十年内增加税收8230亿美元，对于债务还本付息而言，节省9500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5%）。美国纳税人救助法案（ATRA）永久地延长布什对家庭40万美元收入的税务消减。美国2001年与2003年之间的税务减征结果是浑浊性的。此结果显示征税收入暂时低落，后来却由于经济增长而回升。这个分析中，难看出税收低落的理由，因为2001年也是网络泡沫迸发年，2000财政年联邦税收整体为2.025兆美元(通货膨胀调节后美元)。

　　2001年乔治 W•布什总统签署了“2001年经济增长与税收救助和解法案”。不是等待新财政年开始，所得税率的消减于2001年7月1日就开始了。另外，10月1日（新联邦财政年刚刚开始）之前就向已完成2000年缴税手续的每一个人寄出了退税支票。2001财政年联邦收入为1.946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减少790亿美元。2001年减税更大效果在2002财政年开始反映出来，包括对房地产遗产、退休与教育存款税收的消减。2002财政年联邦税收入为1.777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减少2470亿美元。

　　2003年布什总统签署《2003年就业与增长税救助和解法案》。所得税率立即消减、退税支票发出（一点也没有等到新财政年到来）。2003年联邦税收入为1.665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减少3600亿美元。2004年联邦税收入为1.707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减少3180亿美元。2005年联邦税收入为1.888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减少1370亿美元。但是2006年联邦税收入完全恢复(通胀调节美元)，收入为2.037万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增长120亿美元。2001-2005财政年累计联邦税收总额比2000财政年减少，为1.142万亿美元。期待2011年恢复数目，还有期待2012年另外产生4000亿美元，超出2000年税收。

　　联邦税收包括不同税种收入，有的消减，有的保持不变或提升。例如社会保险“联邦保险捐助条例”税率保持不变，而最大收入收税每年都有增长，结果是对那些超过先前上线收入的税收增加。社会保险税收入逐年都是增加的，包括对那些保持不变税种增加税收和对那些已提高税率而增加的税收；这些税收增长掩盖着减税税种税收降低的规模。从2001至2005财政年，逐年因为所得税税率消减，所得税税种收入都低于2000财政年水平，总税收降低数量为6400亿美元（按名义美元计算）。

　　但是到2006 年，税收超过了2000年水平。同样，公司收入税率被消减了，从2001至2004财政年，逐年税收入都低于2000财政年水平。但是到2005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超过2000年的20%以上，而且到2006年高出近50%。因为消减收税在一次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发生，与同时发生的既有经济衰退也有911恐怖袭击，还不清楚政府收入暂时降低是否与消减税率有关，还是与其他对经济影响因素有关。

　　2006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一项名为“总统税收减免永久性延长动态分析”的研究。这份研究发现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持久性削减税收将会使经济出现以0.7%的长期增长。因为对“长期”没有确指，一些评论者已提示应按照20年计算，让每年最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为相当于0.04%。在与削减税收的成本相比之下，最好的增长情况仍然不足以补偿减税损失。前一届国会预算办公室正式估计出削减税收产生的成本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4%的收入。根据这项研究，即使最佳增长情况预测实现，削减收税将仍然产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27%的成本。

　　这项研究受到许多经济学者批评，包括哈佛经济学教授格雷格•曼昆，他指出国会预算办公室对补偿劳动力供给弹性的0.14，使用了一个很低的价值。在《公共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曼昆和马太•温齐尔认为，现在经济学研究对劳动力供给弹性一般使用一个约为0.5的恰当值，虽然曼昆也还提出“不幸，这一议题的学术论文远不是结论性的”。

　　世界金融基金赞助的一篇2008年工作论文指出，“‘拉弗曲线’哪怕因为劳动力供给侧面的一点很小变化也能显示出上升”，但是“劳动力供给变化并不是给‘拉弗曲线’带来影响的原因”。这项研究对俄国情况做出特别考察，俄国情况在相比之下是逃税率高的；在那种情况，他们的守法纳税模式的确带来明显税收增加：

　　要说明削减税率对税收的潜在影响要考虑俄国的例子。俄国实行了一种无差别13%所得税率，代替曾实行的12%、20%和30%三种税率（伊万诺夫、科恩和科勒曼2005年的研究）。免税收入也增加，进一步减小税务负担。再加上同时制定的社会税收改革，对绝大多数纳税人而言，税率都做出大量消减。但是个人所得税收收入有明显增加：在第二年名义是46%，26%是按实值计算的。更有意思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增加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4%增加到2.9% --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20%以上。第二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持续增加至3.3%，成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更近一步14%的收入。

　　2003年一项国会预算办公室研究的进行，是为了预测是否当时提出的税率削减会带来收入增加。作为供给侧理论推动者的要求，也由一名供给侧提倡者进行，研究使用的是动态评分模式。试用的大多数模型都显示税率削减计划不会带来税收收入增加。

批评意见

（1975年至2008年）
最高1%股票收入变化
与最高边际税率

最高边际税率变化（点）

　　“供给侧”经济学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是对高收入人群有利的。图表显示1975年9月至2004年8月18个经合组织国家最高所得税率变化背景下1%股票收入变化情况；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最高税率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很强的。

　　大卫•哈珀等人对这种理论采取驳斥态度，认为从企图使经典经济学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它除了带来了争议之外，没有讲出任何新东西。

　　2012年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经济学者对“拉弗曲线”的“通过中期时间对联邦美国所得税收税消减税率会增加税值增加”理论假设采取不予接受态度。当向他们问道：“当前对联邦所得税率进行削减会足以带来课税性收入增加从而年总税收将在今后五年之内比起不削减税收时期呈走高趋势，是否是这样？”接受芝加哥大学这项调查的经济学者之中，没有人同意。而是35%的人同意“当前在美国对联邦所得税率进行削减会导致五年内比不进行削减说率更高国内生产总值”。

　　对“供给侧”政策的批评强调的是，增长的联邦赤字与当前财政赤字加剧收入不平等以及这种政策在促动增长方面的失败。

　　2006年《华盛顿邮报》的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引述乔治 W. •布什、迪克•切尼、比尔•弗里斯特、查克•格拉斯利和里克•桑托勒姆，误述布什政府的减税效果。2007年1月3日乔治 W. •布什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消减税收已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收入记录注入动力。”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维克从2003至2004年对这一声称的回应是：

　　你们都是聪明人。你懂得，削减税率并没有带来收入记录；你懂得怎么做才能说清什么才是原因；你懂得削减税收的第一链效果是税务收入降低。我们都会同意最终税收的减少会比这第一链效果还要低，因为低税率刺激更大经济活动，因而更扩大计税基数。没有有头脑的人会相信这样做会弥补，更不会救助这些减税政策带来的第一链效果——一个人也没有!　　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评估到，将布什2001至2003的减税政策延期，超过它2010年截止期将会造成下十年增加1.8万亿美元赤字。国预办2005年还完成一项研究，对实行削减10%所得税税收假设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是，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能产生的对收入损失弥补都是最低。还可以说，赤字会以接近头五年减税的同样数量增加，之后也只是有限的回升而已。

　　在有的场合，也有某个政客会说减税会增加政府税收（比如2010年7月米奇•麦康奈尔就说过）。但是对此的批评要害是“拉弗曲线”反映的前提是“只有当减税是实行在高峰经济表现率右侧才将会使税收增加，如果减税实行在高峰税率左侧则将会减少税值收入。他们这样说的理由是，削减税率带来的赤字增加（见上段）显示，过去的税率是在高峰税率左侧的。

　　这种税收制度范式，偏重奖励投资而不是消费，在整个政治图谱是被接受的；自从1982年，在美国提出来的计划，没有不是根植于“供给侧经济理论”的（1993年克林顿增加税收是例外），这种做法很少有被严肃考虑作为立法通过的机会。1986年被蒙代尔形容为“完成‘供给侧’经济学革命”的一项税收改革被草拟。它包括增加工资税率，减少最高边际税率与和增加资本盈利税，加上按揭利息折扣和州税递减效应，它最后接近于一种无差别均一税的效果。它的推动者，正如蒙代尔和拉弗，将股票市场显著牛市状况说成是税收改革的效应表现，尽管他们其实知道资本盈利走高情势更是出问题状况而不是有利形势。

　　削减边际税率也可以视为主要是为财富拥有者着想的；对此，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评论家所认为的——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这一套特别愚蠢主意，提出推行“供给侧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怪癖主义，如果要不是对出版编辑们和财富拥有者的偏见有讨好作用，其实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经济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写道：“戴维•斯托克曼先生说，‘供给侧经济学’只不过是一层护封，下面藏着的是“涓滴法”经济学政策， 是老一代且不太文雅一代所称呼的‘养马与麻雀理论’ ⑯——也即，如果你喂马匹足够的燕麦，不免会哩哩啦啦滴散在路上，让麻雀吃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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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边际税率(MarginalTaxRateMTR),就是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举例:免征额为3500元,那么3500元以下的收入免税,边际税率为0。
        2）“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该术语起源于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说：“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该词并非学术术语。有讽刺意义。
        3）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学者包括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他们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另外芝加哥学派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4）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
        5）税基是指计税依据或计税标准。它包括实物量与价值量两类，前者如现行资源税中原油的吨数，消费税中黄酒、啤酒的吨数，汽油、柴油的数量。后者如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额，营业税中的营业额等。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扩大税基会增加税额，缩小税基会减少税额。税基又制约着税率的具体形式和使用标准。

        6） “涓滴法”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由财富拥有者或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这被称作是“涓滴效应”。由此而产生还有“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这一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是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 

      7）边际税率(MarginalTaxRateMTR),就是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举例:免征额为3500元,那么3500元以下的收入免税,边际税率为0。 

      8）“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该术语起源于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说：“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该词并非学术术语。有讽刺意义。

        9）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学者包括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他们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另外芝加哥学派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10）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 

      11）布雷顿森林体系[1]（Bretton Woods syste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关税总协定作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也导致了2011年美元与黄金的常态反比例走向状况（除特殊情况导致同升同跌外）。
        12）金本位即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

      13）税基是指计税依据或计税标准。它包括实物量与价值量两类，前者如现行资源税中原油的吨数，消费税中黄酒、啤酒的吨数，汽油、柴油的数量。后者如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额，营业税中的营业额等。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扩大税基会增加税额，缩小税基会减少税额。税基又制约着税率的具体形式和使用标准。

        14） 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或者具体地说是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这边占用的资金过多，又会使私人部门可占用资金减少，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民间支出的减少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减少，但也有消费支出和净出口的减少。 

      15）“联邦保险捐助条例”（FICA: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 tax）是美国政府强制征收的一种为退休、残疾、死亡工人的子女支付的联邦基金收入税种，此税用于维持社会保险和医疗。
        16）　“涓滴法”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由财富拥有者或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这被称作是“涓滴效应”。由此而产生还有“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这一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是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

     作者：田辰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