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正义之战、扬威之战、固基之战

　　抗美援朝，是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与强敌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的一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较量，是毛泽东一生中作出的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回顾这场战争发生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纵观战争结束60多年来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历史仍然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年作出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它既不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大错误”，也非“引火烧身”、“得不偿失”，而是在中国国家安全、尊严、利益受到严峻挑战下我们作出的必然回应。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之战，是打出新中国国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威的扬威之战，也是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中国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空前提高、中共领导建立的新政权加速巩固的固基之战。

　　一、抗击侵略、援助“邻人”的正义之战

　　（一）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中日甲午战争后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美国提议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由美军和苏军分别在南北两边接受日军投降，得到了苏联的认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虽然挣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统一的国家却被人为地分为两个部分。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美苏两国意见尖锐对立。1948年8月，在美国政府扶持下，朝鲜南方成立了李承晚任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朝鲜北方也于当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南北朝鲜由此正式分裂。1948年12月，苏军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从朝鲜北部撤出。半年以后，美军也宣布从朝鲜南部撤出。这样，如何实现民族统一便成为朝鲜的内部事务。朝鲜南北两个政府在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以及统一于哪一方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从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南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共发生2000多起纠纷，“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和人员物资的交流被切断。这种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导致1950年6月25日出现大规模严重冲突，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事务实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的范围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亚洲地区。6月26日，美国调动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向韩国政府提供援助。6月30日，美国又命令其陆军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号，组织 “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联合国军”由16个国家的士兵组成，其中美军占90%以上。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因美国的插手而重新成为国际性问题。

　　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密切关注。朝鲜战争在最初阶段，由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但随着交战双方在釜山地区陷入胶着，战争长期化的趋势逐渐显露。为应付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以及朝鲜方面届时可能提出的援助要求，中共中央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未雨绸缪”之计。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5万野战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并完成集结；同时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快空军、炮兵和高射炮兵等特种兵建设，制订防空计划。对朝鲜战争事态的发展，毛泽东作过“战争持久化”、有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等各种预想。在1950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作出国作战的打算，认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1]对于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条“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如果“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2] 进入9月中旬以后，朝鲜战局急骤逆转，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退路被切断。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随后又全线进抵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殆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3]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透过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若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然而，美国当局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置之不理，不屑一顾。10月1日，先是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

　　就在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早有准备，但要真正付诸实施，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一决雌雄，仍费踌躇。10月1日以后，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得失。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4]胡耀邦也回忆：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5]讨论中毛泽东动情地表示：当“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6]

　　经过18个日夜的反复讨论，在反复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毛泽东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7] 1950年10月19日，我英雄的人民志愿军将士，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在夜幕掩护下秘密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二）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也是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使然。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进一步加紧进行。美国此时也声言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的局势。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调整对台政策。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发表声明，正式提出台湾所谓“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8]美国从此直接插手台湾问题，把台湾视作一艘不能落入共产党手里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的供应舰”[9]，侵占台湾作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开始确定下来。美国的行径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而且在关键时刻阻挠了中国的统一进程。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10]同年11月，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作长篇发言，严正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上的正义立场，指出: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内政，并严重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不断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特别是当时中国重工业半数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如果中国不出兵援朝，让美军压至鸭绿江边，不但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不能安心生产”[11]，而且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军的威胁之下，甚至首都北京也受到美国重型轰炸机的威胁。面对核心利益受到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多次强烈要求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抗议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的轰炸扫射，但都被置之不理。周恩来曾说：“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12]这个新的决策就是出兵朝鲜、反击侵略。

　　（三）总之，中国的邻邦急需支援，唇亡齿寒，中国不能隔岸观火；中国的台湾、东北也受到侵略，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尊严需要捍卫，这都迫使中国必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与11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由此可见，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绝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毛泽东“意气用事”、“个人决断”，也非受斯大林“鼓动和压力”的产物，而是兼具道义与正义、救邻与自救的必然应对之举，是中国迫不得已的反应。对此，毛泽东在1951年10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进一步阐述：“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3]

　　对于中国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美国有识之士也承认：“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基辛格在评论朝鲜战争时也指出，“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曾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北京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14]

　　二、赢得尊重、以弱胜强的扬威之战

　　（一）2010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15]抗美援朝的胜利，充分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昂首挺胸站起来的新中国所蕴藏的无穷力量和动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16]。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国民经济恢复刚刚开始，财政状况甚为困难，物资极度匮乏，新解放地区的土改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也处于初创阶段。而中国所要出战迎击的却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中美两国国力相差极为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具有世界上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

　　就是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权衡利弊，横下一条心，作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出击了、应战了。战争期间，在幅员狭小的朝鲜半岛上，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火力密度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则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空中绞杀”中，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搏击长空，以空中“拼刺刀”的勇气，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奠定了这场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基础。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和细菌战。中朝军队不仅把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而且还进行了多次进攻战役，最终迫使侵略者停战谈判，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给美国以严重教训。战争中，美军被毙、伤、俘39万余人，军费开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当这场“苦涩的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17]。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远东军和“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他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他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18]

　　与克拉克的“失望和痛苦”相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自豪地宣告:“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9]。毛泽东也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20]

　　（三）中国在抗美援朝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志愿军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作战物资消耗560余万吨，解放台湾被迟滞，但也正是这些不得不付出的牺牲和最终赢得的胜利，空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新中国对亚洲事务和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人民眼里，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了，而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再也不是孱弱的、无足轻重的、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了，中国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更赢得了长期、持续、潜在的战略利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1955年中国代表团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能够发挥主导作用，1958年台海危机中为台湾国民党军舰护航的美国军舰一遇到人民解放军炮击就退入公海，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面部队在对越战争中未敢逾越北纬17度线，以至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言必信、行必果，在世人面前形成不怕鬼、不信邪、不向强权霸权低头屈服的负责任大国和威武文明之师形象，无不是这种长期影响、潜在利益的具体表现。

　　三、凝聚民心、巩固政权的固基之战

　　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极大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成为加快推动各领域社会变革、铲除危害社会安定的各种反动势力、加速新中国政权巩固的强大动力。

　　在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党和政府即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组织各种慰问团慰问志愿军以及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的热潮，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表达了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大大鼓舞了志愿军的战斗意志，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夕，有计划地在大陆潜留了大量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们聚集溃散的国民党军队，会同遍布城乡的惯匪、反动会道门组织等，从事纵火、爆炸、暗杀、窃取国家机密等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反动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据统计，仅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以上，全国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为了铲除反动势力，伸张民气，巩固政权，1950年中共中央部署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投入剿匪作战的主力部队有150余万，到1951年上半年，基本平息了大陆匪患。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重点镇压特务、土匪、恶霸以及地下军、会道门等反动组织，到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大规模剿匪和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

　　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1950年冬季起，各新解放区还分阶段、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之后，不仅迅速提高了经济地位，而且形成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

　　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党还领导开展了其他各项民主改革。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使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旧的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主要是颁布和实施《婚姻法》，移风易俗，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和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党和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和赌博的通令，扫除了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作不治之症的娼毒赌等社会痼疾。通过民主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工矿企业到机关学校，整个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变化。各阶层在民主改革基础上振奋革命精神和生产热情，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各项改革都是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的。1951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思想，1952年5月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按照这些方针部署，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抗美援朝而进行了调整，但1951年中国的财政经济力量，“却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与1950年比较，1951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6.8％，钢增产47％，煤增产28.76％，发电量增产25％，全国人民1951年的购买力比1950年约提高25％。到1952年10月，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业。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也发生了巨变，在这个巨变中，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及胜利发生着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回顾和评价这个重大事件，应取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历史而不是歪曲历史，崇敬英雄而不是亵渎英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曹普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注释】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2]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3]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页。

　　[5]《胡耀邦谈毛泽东》，引自《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12期。

　　[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8]《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9]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10]《周外长发表声明，杜鲁门声明和美海军行动是对我武装侵略，我全体人民必将从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1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13]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4]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6页。

　　[1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

　　[16]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页。　　[17][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8][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页。

　　[19]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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