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此文写于一百年前。1917年8月23日，时年24岁的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的信。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读本科三年级。黎锦熙是历史老师，两人是湘潭同乡，毛泽东只比黎锦熙小三岁，历史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两人亦师亦友，兄弟相称，关系十分亲密。

　　黎锦熙出身湖南湘潭望族，其父黎培銮是清朝举人，一生不仕，与齐白石为友。其育有11名子女，其中兄弟八人各有专才，人称黎氏八骏。1905年黎锦熙考中秀才，年仅16岁。1906年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组织德育会，触犯官府禁令，被迫逃匿回乡继续求学。1912年辛亥革命后，黎锦熙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聘为秘书，但其厌恶官场，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报社改组后又创办《湖南公报》，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遭到官府查禁，乃改《湖南大公报》。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经历，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学生加入，参加学术讨论。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此后，毛泽东便以通信的方式与黎联系。从1915年冬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过六封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从这六封信中，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而当初的同学，蔡和森、陈昌，早已牺牲于革命之中。1978年黎锦熙去世。他还是中国汉语拼音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出身湖南湘潭农村地主家庭，自幼即对封建专制统治深有体会。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位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期间读到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笔从戎，参加了长沙新军。辛亥革命后退伍重新求学。1914年秋，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逢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国的动荡时期。在校期间，毛泽东阅读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启蒙。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不带分文，一路行乞，徒步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历时1个月，行程900余里。农村佃户遭到地主残酷剥削的现实，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随后即给黎锦熙写信，抒发改造中国之志愿及方法。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毛泽东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然而中国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军阀混战持续不断。长沙的湘江里，游弋的是殖民列强的战舰，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洋行的天下。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学生，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提议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留学，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学说，了解各国实情，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因此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做了批判。重申学会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指出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还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1921年7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以下为信件全文，收录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黎锦熙字邵西，写于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时。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1912年2月12日，北京，清廷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末代皇帝溥仪(宣统)退位。2月15号，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建都南京的决议。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宣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依《临时约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照片为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僚属在外交部迎宾馆合影。　　

 

　　1912年6月，毛泽东(时年19岁)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作文大赛，写的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第一名，国文老师柳潜破例打了满分100分。全文开头为，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毛泽东认为，只要法是"善"的，人民就唯恐其不颁布实施，唯恐其颁布后不能生效，必然会竭力去"保障之"、"维持之"，使其完善起来。反之，如果法令不"善"，就必然遭到人民的竭力的阻止。文中接着指出，商鞅之法是"利国富民"的"善"法，而百姓"惮而不信"，他由此"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文章最后分析说，造成中国"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的原因，是执政者制定的法律不能谋人民幸福，失信于民，所以"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也"。　　

　　1919年5月28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起第三人为毛泽东，时年26岁。当时正值五四青年运动爆发之际，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6月4日，北京街头，被拘捕的北京大学学生。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1920年前后，四川乐山，一名裹头的农村男子挑着鸭子去售卖。　　

　　1921年，北京街头的两具饿殍。据同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唐山、内任等五县饥荒尤为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长期在4-5亿上下浮动。由于农业水平低下，长期是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模式，一旦遇到水旱灾年，导致粮食减产，出现饿死百万人口级的大饥荒，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算，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1926年，北京，英国教会组织救世军门口，挤满了等待分发食物的难民，军阀混战导致了大批的难民和乞丐。　　

　　1926年，上海租界区警察阅兵。由于中国局势不稳，法国殖民者将大批越南兵调来到上海为法国卖命。这些穿着军装戴着藤壳帽的安南(越南)巡捕，上海人称为“安捕”。　　

　　1927年，上海租界区，北伐战争期间，手持警棍的美国海军士兵，在上海街头巡逻。为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原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奉命赶赴上海，“保护”那里的公共租界。第4团很会利用便宜的中国人力资源，每个排都会雇佣一个中国仆人打扫营房、洗衣服、擦鞋和跑腿。　　

　　1930年代，上海肇家浜和蕃瓜弄的棚户区居民。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后，数十万江淮难民逃亡上海，形成了大片的棚户区。

　　

　　1931年9月19日，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当天的街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手持刀枪，破门闯入民居烧杀抢掠。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日军轰炸上海陆家嘴，剩下一片残垣断壁，黄浦江对面是外滩建筑群。　　

　　1937年，山西五台县，共产党组织人民自卫队，以抵抗侵略山西的日军部队和伪军部队。拍摄于五台山大白塔对面山下，沙飞摄。　　

　　1939年6月，江苏南京挹江门，持枪的日本兵搜检过往行人。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政权逃亡重庆。日本占领军在南京扶植伪政权进行统治。　　

　　1940年，河北唐县军城，八路军安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军民为烈士默哀鞠躬。沙飞摄。　　

　　1942年河南特大饥荒，饿死人口约300万人。大批难民沿着铁路线外出逃荒。1943年2月，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哈里森• 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目睹了难民的惨状，并拍摄了灾区难民的画面。之后这批照片被捐赠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1944年，四川重庆嘉陵江附近，棉花经水路运抵重庆。　　

1944年，云南，修筑滇缅公路的中国劳工。　

　　1945年8月6日—10月5日，上海，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这些照片是他和战友威廉·迪柏用柯达相机拍的。照片为上海苏州河边蜷缩在大楼门口的流浪儿童(威廉•迪柏摄)　　

1945年11月，上海。卖挂锁的中国小贩与卖旧衣物的犹太人一起。　　

1946年，中国。鸦片馆里面的卧具、烟具，吸食者正在配制鸦片烟。当时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超过2000万人。　　

1946年，山东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青岛街头列队操练。Jack Wilkes拍摄。美军占领青岛期间，制造了大量刑事案件，引发全国反美抗议浪潮。　　

1946年和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南方爆发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睡觉，是灾民们能够“抵抗”饥饿的方式。睡着，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　　

　　1949年2月，江苏南京。劳工在火车站街边等候补发工资。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随着国民党将大批黄金、外汇偷运至台湾，法币几乎等同与废纸。即使如此，工人们依然要准备着布口袋去领工资。

　　毛泽东一生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1921年至1949年，推翻了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有效收复了边疆控制权。第二次是1949年至1976年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的国营工业体系，使得中国跟上了欧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将中国由千年农业帝国转型为世界工业大国。这是千年未有的巨大变革。第三次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打击共产党权贵官僚集团，防止修正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欺压人民群众的反动统治集团。

　　文化大革命，如同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商鞅因触犯贵族集团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受到车裂之刑，五马分尸而死。商君虽死，商君之法不灭。秦国由贫穷落后的西部蛮夷，蜕变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进而统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遭到全面否定。文革时期打倒的官僚权贵集团，通过军事政变，重新掌握了中国最高政权。为了维持政权合法性，官僚集团全面篡改历史，对文革进行妖魔化宣传。殊不知，正是文化大革命，化解了中国内部因高速工业化，产生的阶级矛盾，遏制了官僚权贵集团，过度侵占社会资源的状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前后的苏东波大崩溃中躲过一劫。

　　西方有学者评论，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共的权贵化势头，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革命，否定毛泽东，否定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罢工合法，否定一切危及统治集团地位的言行。这便形成了当今中国最为滑稽矛盾的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