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建立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体制

——关于《为什么和尚要拆庙?》一文的评论性回复

（2009年5月26日）

       刚刚看到水火同志的文章《为什么和尚要拆庙》，感受到很少有过的一种深刻震撼。水火同志提出的问题，是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所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革命失败了，希望在哪里？特别是《零八宪章》出笼后，包括左翼力量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派别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躁动，希望有自己的宣言和纲领，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宣言和纲领随之不断出现，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已开始由思想斗争阶段进入政治斗争阶段。

       其实，右派形成系统性的宣言和纲领很容易，因为人类千百年来一直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社会，反映剥削阶级要求的宣言和纲领早已十分成熟和完善，右派随便拿过一套来就可以。而左派则不行，左派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没有现成的宣言和纲领，只能在实践中逐渐去探索去总结。我们一直在讲，中华民族正处于凤凰涅槃的崛起前夜，革命的恢复，民族的崛起都需要有科学的纲领，而科学的纲领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判断。目前最主要的是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二是当前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集权专制还是官权泛滥？前一个问题决定着今后社会建设的方向，后一个问题决定着当前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

       如同水火同志文章所言：“贯穿于20世纪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全面失败！”其实，全面失败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连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彻底失败了，目前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达到了世界和本国历史最低水平，外贸占GDP比重达到了世界和本国历史最高水平，两个指标双双超过了世界历史上所有殖民地国家，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厨房”。20世纪中国爆发的三大革命，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都失败了。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中国革命的失败如同中华民族历史危难一样，都是败于内部的背叛和变质，而不是败于外部的侵害和打击，都是在镇压掉本阶级的理想主义者之后失败的。除了买办、汉奸和美国民主基金会操纵的伪自由派在欢呼革命失败之外，在爱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革命失败的根源，展开了激烈争论，绝大多数人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制度问题，而我们认为是文化问题。

     自由派人士坚持认为只有实行多党竞选的西方宪政制度，才能保住革命成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如同《拿破仑法典》保住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一样。

      首先，从中国历史上看，这条路根本走不通。20世纪初中国一度成为西方宪政制度的“万国博览会”，结果是军阀混战，被列强瓜分，人民流离失所。所以老百姓才拼死支持国民党北伐，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后来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力在政治上统一中国，中国老百姓才又选择了共产党，经过殊死搏杀才最终实现了政治统一。这就是当初法国老百姓拼死追随拿破仑，中国老百姓拼死追随共产党的原因。其实老百姓真正追随的是自身利益。如果再次实行西方宪政制度，无非是把20世纪初分裂混战的悲剧重演一遍。这样做，人民不答应，历史不答应。

      有人总是反问为什么西方宪政很成功。答案很简单，那是由西方人的性格和文化决定的。在最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教权和皇权之间都能够自觉遵守彼此达成的分治协议，无论其中一方多么强大都不会废掉另外一方。拿破仑可以用大炮堵住议会门口强迫议员通过决议，却不会废除议会或逮捕议员；他可以用刺刀胁迫教皇为其加冕，却不会废掉或者取代教皇。美国“五月花号”船上一纸约定，无论后来当事人之间力量此消彼长怎么变化都没有改变。这是植根于民族性格深处的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他民族不能简单移植和效仿的。如同狼群是合作狩猎，老虎是单独狩猎，彼此不能简单替代一样。况且西方国家宪政历史数百年，相互屠杀也数百年，和谐发展不过就是战后数十年的时间，这数十年和谐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还有待研究。把战后西方国家数十年和谐发展的原因归之于宪政制度，如同归之于使用刀叉吃饭一样没有任何根据。

       其次，从目前现实来看，把中国问题归咎于制度问题更是说不通。就拿多党制来说，美国有两大政党，中国有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九个政党，政党数量比美国多四倍，从逻辑上来看，权力制衡应该超过美国。一定有人会说，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美国没有一党专制。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美国没有一党专制？是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国不想一党专制，还是美国人民不允许其中任何一方实行一党专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靠什么来维护多党制衡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包括多党制衡在内的许多制度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行，完全是依靠西方人民的造反精神。也就是说，如果任何政党或者集团违背了现行制度，老百姓马上就会起来造反，打倒违背现行制度的政治力量，维护现行制度的正常运行。而中国自由主义“制度论”的最大政治悖论，就是他们一方面谈论制度问题，一方面又反对人民的造反精神，等于是把制度问题归结为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许多自由主义者自己也看到了这个悖论的矛盾现象，便又把制度问题归结为是统治集团的品质问题甚至是个别领导人的品质问题，一提民主问题，就抱怨中国领导人没有主动牺牲精神，不能为民众牺牲个人权利，同时大谈西方国家领导人如何能够为民众主动牺牲个人权利。如此一来，民主这个本来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事情，便变成了与绝大多数老百姓无关的事情，变成了少数精英内部的私事。
其实，如果不带任何阶级偏见就会发现（少数买办、汉奸不属于阶级偏见，而属于分裂国家的阴谋），制度不仅不是社会精神和文化发展的原因，反而恰恰是社会精神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制度如同菜刀，既可以用做美味佳肴，又可以用做杀人凶器，决定最终用途的就是国民精神和文化。同样是从各地调军队进入首都，1986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调军队进入首都的结果是自己逃亡国外；1991年苏共领导调军队进入首都的结果是自己被捕；1989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调军队进入首都的结果是自己被杀。这三个国家的军队不仅没有对老百姓开枪，反倒掉转枪口对准了国家领导者，这显然不是这三个国家的制度好，因为军队起来推翻的恰恰是下令他们开枪的制度。
水火同志文章中提到了面对右派质问的尴尬。中国右派质问得很对，毛泽东逝世时，四大自由完全合法，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本身就说明了制度在政治背叛面前根本就无能为力，包括右派天天宣传的所谓直接选举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农村就是直接选举，并且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保证没有任何人敢于违背选举程序，可是结果怎么样？是没有直选的城市居民更加不幸还是拥有直选的农民更加不幸？拥有直选权利的农民最清楚。直选不仅没有能够保证农民的任何利益，甚至没有阻挡住村官哪怕是少拍卖农民一块土地！不仅农村如此，城市搞直选同样行不通。1986年国有企业搞直选，连西化派领袖赵紫阳都发现是一条毁灭性死路，不到几个月便强令停止了直选方式的民主改革。直选方式的前提是公民必须能够坚决捍卫自己的选举权利，绝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和侵犯自己的选举权利，否则宁可以死相拼。这才是西方政党无法随意操纵选举的根本基础和根本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培养和造就的就是这种敢于捍卫自己权利的造反精神，这种造反精神是现代政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前些日子我也同一个《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交谈到深夜两点多，那是一位哲学家兼诗人的通才大家，我对他说，从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文革宣言，由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这些不同政治纲领，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承认人民具有造反的权利，包括圣雄甘地的《和平宣言》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也都不否认人民拥有造反的权利，虽然他们本人一直坚持和平抗暴。可是那些倡导自由民主的中国右派，却是坚决反对人民拥有造反的权利，并且一边叫喊自由民主，一边杀声连天地要求镇压人民造反。虽然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大都是一些绅士，可眼下鼓吹宣传《零八宪章》的人却基本上都是一些流氓，并且是一些名副其实的街头流氓。为什么要用街头流氓推广自己的政治理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自由派是雇佣街头流氓宣传自由民主的？这只能说明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有用！中国一共有三面政治大旗，就是民生、民族和民主，这三个大旗左派有两个半，你们右派最多也就半个民主旗帜。真的搞直选，是左派的民生、民族大旗能得到人民选票，还是你们右派那半个民主旗帜能得到人民选票？你们右派心里最清楚。你们右派叫喊自由民主的真正目的，无非是要搞垮共产党搞垮共和国而已，而在内心中你们却最仇恨自由民主，因为你们知道自由民主将意味着左派上台，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红色中国。这也是中国搞不了西方民主的又一个原因，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并不真的喜欢自由民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国问题的实质，究竟是集权专制还是官权泛滥？这个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同时还决定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这是中国大变革之前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崛起之前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否则，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结果，就有可能仅仅是化为灰烬，而难以实现浴火重生。如果中国问题的实质是集权专制，那么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削弱中央集权，百姓民权、地方官权和外来洋权，就是客观上的同盟军；相反，如果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官权泛滥、洋权威胁，那么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打击官权和限制洋权，百姓民权和中央集权则是客观上的同盟军。目前，所有西方反华势力，所有买办集团，所有汉奸势力，所有抢劫集团，全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集权专制，所以他们认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放纵官权和扩大洋权。可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还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比如拿乾隆皇帝、奥巴马和胡锦涛三人相比较，就能看出谁的集权更大。乾隆皇帝可以随心所欲提拔任何人做国家大臣；奥巴马总统也可以不与任何人商量直接任命政府部长；唯独胡锦涛主席没有权力直接提拔任何人当部长，他要提拔一个人当部长，必须要经过一系列官权程序。请问当今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首脑没有权力提拔部长？世界历史上有过连部长都提拔不了的中央集权吗？

      其实，把中国问题归之为中央集权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像不久前解体苏联那样最终再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镇压文革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上官权和洋权的第二次联合，联合起来打击中央集权和镇压百姓民权。打击中央集权是为了满足洋权解体中国的需要，镇压民权是为了满足官权掠夺百姓的需要。目前中国再次出现的新旧三座大山，就是官权和洋权相结合的结果。由于媒体舆论全部控制在官权和洋权手中，便利用舆论工具制造了中央集权作怪的政治幻象。为了防止在反对中央集权过程中民权得到发展，便在反对中央集权的同时，更加疯狂地妖魔化百姓民权。如果事情由中央决定，他们便大骂是集权专制；如果事情是顺应民意，他们又大骂是民粹、法西斯。把民粹和法西斯连在一起，是代表官权和洋权的中国右派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暴露了他们对人民怀有极深的刻骨仇恨。可以说，中国30年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削弱中央集权和剥夺百姓民权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对于中央集权的削弱还是对百姓民权的剥夺，都相当顺利和成功。官权和洋权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战胜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主要武器，就是妖魔化文革。通过妖魔化文革，打着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幌子削弱中央集权，打着反对四人帮的幌子镇压百姓民权。结果是官权空前泛滥，洋权空前坐大。说官权空前泛滥，大家已经有充分认识；说洋权空前坐大，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不过比较一下历史就会形成充分的认识；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历史上外资只是在中国租界内才享有免税等各种特权，而在胡锦涛新政之前的20多年里，外资在整个中国境内都享有免税特权，也就是说，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以往的租界。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官权和洋权之间的联合，两次都成功掏空了中央集权，把中央政府变成了任意操控的政治傀儡。最初成为政治傀儡的是慈禧太后。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已没有权力调动一兵一卒，无论是官权还是洋权都高悬于中央集权之上，李鸿章等地方官权代表除了没有强迫慈禧太后和自己睡觉之外，几乎可以强迫慈禧太后做任何事情。可就是这样，控制中国思想舆论界的官奴和洋奴，仍然把集权专制的帽子扣在慈禧太后头上，而把改革开放的文明桂冠戴在李鸿章等官权代表头上。目前的中共中央再次被逼上了慈禧太后的悲剧道路。可以说，当今媒体舆论对胡锦涛的封杀，绝不亚于对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人物的封杀。胡锦涛被舆论封杀的程度，仅仅次于文革爆发前毛泽东被封杀的程度。当时毛泽东先后两次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都被拒绝，刘少奇封杀毛泽东文章的批语至今还在：“党报不是个人讨论问题的地方。”大笔一挥，便封杀掉了毛泽东的文章，最后还是由张春桥冒险在上海发表的。目前胡锦涛的境遇比当时的毛泽东只是稍微好一点儿，所谓只是稍微好一点儿，就是报刊电视等媒体不再拒绝发表胡锦涛的文章，但是发表后对其中有价值有创新的观点，一概拒绝宣传，用沉默进行扼杀。比如，胡锦涛提出要建设“五有社会”，不仅不进行宣传，甚至房价药价立刻翻着跟头暴涨，狠狠地给了一耳刮子；胡锦涛提出要让人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样是不仅不宣传不讨论，立刻让股市暴跌四分之三，又是狠狠的一耳刮子；胡锦涛提出中国的外交战略，要由以往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转变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是震撼世界的伟大转变，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外交基础，可是至今没有任何媒体加以理会，连狠狠给一耳刮子的兴趣都没有了。特别是针对中央停止反左的政治选择，不仅用沉默进行扼杀，甚至推出了极其阴毒的一招，就是用马立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要为四人帮翻案》。这篇文章的阴毒之处在于，马立诚是众所周知的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人，让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人来写《有人要为四人帮翻案》，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在中国，可以接受南京大屠杀，但是绝不能接受文革；可以宽恕日本军国主义，但是绝不能宽恕中国共产党。文章发表后，由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控制的所有媒体，国内所有的买办、汉奸、伪自由派等极端右翼势力一片欢呼，他们争相转载、广泛散发、反复学习、不停欢呼，欢呼终于找到了妖魔化中国的新的突破口：中国人民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超过日本鬼子的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不仅是劣等民族，甚至还是兽性化民族，所以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灭绝中华民族。这就是今年中国伪自由派再次掀起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泽东的历史作用。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帮，道理就在这里，他们是在为下一次南京大屠杀，为下一次八国联军大屠杀进行理论准备。如果中国人民不能赶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消灭掉这帮法西斯野兽，中华民族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中国官权泛滥、官权与洋权相结合的必然前景。

   　无论把目光投向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目前中国种种悲剧的根源，无一不是官权泛滥。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扩大民权，加强集权，打击官权，限制洋权”。就现阶段来讲，主要是实行百姓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扩大百姓民权以打击官权，加强中央集权以限制洋权。通过打击官权以实现人民利益，恢复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通过限制洋权以维护国家利益，恢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最惧怕的是什么？就是百姓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当初历史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都与这个政治模式有关。当时人民拥护国民党北伐，就是要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老百姓又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并不是消灭中央集权，而是在推翻国民党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人民才能够从此站了起来。后来，为了避免党内官僚把中国革命再次纳入“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旧有历史模式，毛泽东通过文革再次实现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试图摆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政治轮回。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文革失败了。失败在哪里？就失败于官权和洋权相结合的历史联盟。

   　不过，文革的爆发和失败却为中国留下了两种基本的政治联盟模式：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以及官权与洋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创造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是截然相反又同属于超自然力量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代大佛毛泽东，和一代大◆×××。毛泽东能够只身一人战胜庞大的官权，就在于他拥有更加强大的民权；×××同样能够只身一人战胜中央集权，也在于他拥有更加强大的官权。虽然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中央集权的力量大于地方官权，地方官权的力量大于百姓民权；其实恰恰相反，民权的力量大于官权，官权的力量大于集权。毛泽东在人民眼里的伟大，就在于他让人民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在官员眼里的伟大，同样在于他让官员看到了自己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崇拜毛泽东，官员崇拜×××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时代，官权没有任何威力，老百姓想对官员造反就能对官员造反；×××时代中央集权没有任何威力，官员想干掉最高领导人就能干掉最高领导人。包括华国锋、胡××、赵××在内的先后四代最高领导人统统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就是典型代表。90年代初南巡讲话后看到中央一直不理会不宣传，老爷子当即跑到首钢只身一人向党中央宣战，中央立刻举旗投降，顺从地匍匐在老爷子脚下。许多人始终不明白老爷子哪儿来的如此勇气，其实很简单，就是依托强大的官权。直到今天，中国的官权谈起南巡讲话仍然是眉飞色舞，把它看作是战胜中央集权的经典案例。那个什么皇甫平就是专门为此改的名，意思是永远辅佐×××，要把×××辅佐到超过皇帝的水平，至今此人提到改名经历仍然激动得痛哭流涕。官权对×××的怀念，用小沈阳的话说就是“那可都是真的呀”。

       一谈到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那些官权和洋权豢养的极端右翼势力，就会大骂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些混迹于左派内部的人也会大骂什么“宋江”。许多人只是随着右派在骂中国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果中国老百姓是二十多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是老百姓愚昧；如果是二百多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也是老百姓愚昧；可是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老百姓始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恐怕就不能再说老百姓愚昧了。自中央集权建立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历史上潮起潮落发生过无数次起义、造反和革命，其中没有任何一次是反对皇帝的革命，充其量也只是反对张三或李四某个无道昏君，但是从来不反对皇帝本身，并且所有起义造反的历史任务，就是造就一个新的有道明君，起义造反胜利的标志，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皇帝。难道中国历史上无数伟大的圣贤英雄，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民，都是愚昧弱智？难道创造了辉煌东方文明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天生的奴才？难道只有现在那些西方豢养的文化瘪三才是人类最伟大的智者？多年来从小学到大学的讲台上，凡是认识几个字特别是兜里再有张文凭的人，几乎都在不假任何思索地大骂中国人的奴性，大骂中华民族的奴性，所依据的就是中国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在其他文章中有专门论述，在此不再多言，只是指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很聪明很智慧，知道一盘散沙的民权根本斗不过官权，所以才借助中央集权去制约官权。“家天下”的概念就是民权与皇权相结合的产物，既然整个天下都是皇家的，那么损害天下百姓的利益，就是损害皇家利益。这是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中，老百姓最明智的历史选择，是在没有条件建立民权主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老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选择。

     　好在今天已经具备了建立民权主导社会的历史条件，这就是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和大众文化。这一历史基础的改变，决定了当今中国的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与历史上的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历史上历代民权与中央集权相结合，都是由皇权主导并且是为皇权服务的政治结合；而当今民权与中央集权的结合，将是民权主导并且是为民权服务的政治结合。这个政治结合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只要坚持这个结合，我们就完全能够同时战胜代表国内剥削和压迫的官权，以及代表西方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的洋权。我们这里所讲的民权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模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一种新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严格来讲，连新的政治体制都谈不上，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绵延发展所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我们所做的只是注入了民权主导这个新的历史内容而已，基本历史框架仍然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并且这个新注入的历史内容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而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遗产。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就是继承好使用好这份政治遗产，重新恢复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崛起。

    水火同志的文章还提出了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为什么，其实，水火同志已经找到了获取正确答案的方法，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到人民群众中去，向人民群众询问和请教现在需要做什么。不要被老百姓认同《零八宪章》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任何政治宣言的外表都是十分漂亮的，莫说是询问老百姓对《零八宪章》的看法，即便是询问老百姓对当年日本鬼子“大东亚共存共荣”纲领的看法，老百姓也会认同的。因为无论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多么血腥多么肮脏，它的政治宣言和政治纲领都是十分干净十分漂亮的。政治宣言是一个政治集团浓妆艳抹的化妆照，在不卸妆之前无论谁看上去都会觉得十分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其卸妆，揭露它们的真相，让老百姓看到它们的本来面目。揭露真相的最好办法，不是告诉老百姓照片上的女人是浓妆艳抹假扮的，而是询问老百姓是不是需要娶媳妇。也就是说，询问老百姓目前实际需要什么。我曾经询问过蹲在马路边吃饭的民工，问他们想不想住进旁边的楼房，想不想孩子到旁边的学校上学，想不想父母病了到对面的医院看病，想不想下班后也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估计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们的答案，只是有人不知道，当时他们眼睛里放射出了异常明亮的光芒，从那明亮的光芒中，我看到了人民的希望，看的了社会主义的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或许有人会问，他们的希望能满足吗？我们的回答是：能，完全能。因为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拿住房来说，据建设部统计，目前全国城镇人均房屋面积已经达到30平米。这个指标已经超过了日本，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完全具备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物质条件。我们中国人一直讲国家，就是说国和家的道理完全相同。居家过日子无非就是两件事：厨房里做饭和餐桌上用餐。现在中国厨房里的饭菜已经足够全家人享用，餐桌上之所以还空空如也，就是有人勾结邻居把饭菜端走了。怎么办？办法很简单，就是把邻居挡在厨房外面，把饭菜摆到自家餐桌上，问题就都解决了。加强中央集权，就是要用国家力量把邻居挡在厨房外面；扩大百姓民权，就是要把饭菜摆到自家餐桌上。这两个任务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了的历史任务，就会再次完成，被颠倒了的历史就会被重新颠倒过来，恢复社会主义中国的原有性质。

       水火文章中有句话值得特别注意：“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要避免这个“最坏的时候到来”。只是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如同日月星辰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照目前矛盾演变的趋势来看，避免中国出现“最坏的时候”，或者说当“最坏的时候”到来时，能够安然度过“最坏的时候”，估计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下的民权与集权相结合，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文革式的结合，另一种是上下齐动的明治维新式的结合，很难出现第三种情况。不过，只要是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中国就算是看到了希望，无论这两种情况彼此的差异有多大，付出的历史代价有多么不同，最终结果都将完全一样，就是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

      水火同志文章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表示甘愿为国家为人民而献身的牺牲精神。我特别赞同水火同志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和理解。从历史到现实，左派之所以不怕牺牲，并非仅仅是来自左派的意志和勇气，更主要的是来自左派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来自左派对生命永生的把握和依恋。而这些，是那些终生只懂得追求肉欲并且只是沉湎于肉欲的右派永远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那是只有得道高僧才能达到的悟性境界。而对于左派同志来讲，只要真正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含义，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一生命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成为“道德净化器”，能够在一夜之间使全体人民崇高起来的历史奥秘。

      本来打算只做一个括号内的简短按语，可是却越写越多，便临时加上个题目变成了文章，这完全是被水火文章中激情感染的结果，特此向水火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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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为什么和尚要拆庙？

水　火

一、蒋介石打败了毛泽东？

旁观者清。
2009年5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蒋氏新传哈佛出版蒋介石终究赢了毛泽东》。
文中介绍，一个曾经在北京和台湾都担任过外交官、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任研究员的美国人陶涵，出版了其新作《蒋介石传》，书中他认为：“蒋介石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甚至今天中国大陆的走向，是蒋介石主张的方向，不是毛泽东的。”
这位深爱蒋介石的美国绅士，在考察了当今中国的社会情况后，不无欣慰地说：“蒋介石如果地下有知，会为（今天）大陆的贪腐比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时还严重而痛心。”然而蒋最大的感触，恐怕是中共政权不再高举“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而是像×××主张的“孔子思想、和谐社会”。
这里揭示了一个什么事实？
从1921年到1976年，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集团。
毛泽东离世33年后的今天，一个超然于中国政治利益之外的美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果断得出“今天中国大陆的走向，是蒋介石主张的方向，不是毛泽东的”。
这个美国人说得客观吗？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中国人但凡有一丝天良，就无法否认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哪一样不是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
贯穿于20世纪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全面失败！
三座大山全面复辟！
蒋介石打败了毛泽东！

二、谁帮蒋介石打败了毛泽东？

（一）首恶：□□□□□□□□□□□□□□□□□□□□□□□□□□□□……

（二）帮凶：□□□□□□□□□□□□□□□□□□□□□□□□□□□□……
……

（Ｎ）从犯：我也是其中一员。

如果不是为了考试的高分，或者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显得学问渊博，很多年里，我什么时候真诚学习过毛泽东呕心沥血的著作？
我热情讴歌过“依法治国”，对“十年动乱”的“阶级斗争”嗤之以鼻，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打倒心酸叹息，对毛泽东这个“暴君”将“自由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而痛恨不已。
我真诚热爱过“改革开放”，在喜来登舒缓的背景音乐中，在别克、丰田疾驰的快感中，在从市场经济取得的经济收益面前，我千百次诅咒过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愚蠢和专制。
我衷心拥护过“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对“知识化、专业化”的仕进标准感恩戴德，对陈永贵、吴桂贤这些大老粗们的“幸进”愤恨不已。
我曾经和主流精英们心心相印，无知地嘲笑“阶级斗争”的荒谬，傲慢地蔑视工农大众的政治权利，坚信“劳力者治于人”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我服膺“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设计，相信“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诺，静等“伟大复兴”的不久到来。
当历史呈现出真相，承诺被证明是谎言，我目睹了人民被残暴剥夺和残酷压迫的悲惨景象，认识到复辟的反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崩溃灭亡的危险。
但是我依然漠然，既无揭穿反动派丑恶复辟的意趣，也没有挺身而出，和反动派殊死斗争的勇气。
国家是我的国家，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
扪心自问，在这个复辟的过程中，我尽到这个民族一员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使命了吗？
没有！
非但没有，自己甚至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盟到“蒋匪军”、“民团”中，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战胜了毛泽东。
所以，我当然也是这场政治复辟的协从犯之一。

三、为什么要打败毛泽东？

和蒙昧纯真的普罗大众一样，我只是亿万没有主观恶意的从犯之一。
但是首恶和帮凶们为什么要从《若干历史问题》入手，又解放又改革，一步步打败毛泽东呢？
（一）不打败毛泽东，就无法复辟封建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深厚的封建文化基础上草创起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那么当时“我党”懂什么的多呢？懂封建文化的多！建国初期的老干部队伍，绝大部分出生在封建帝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们读《四书》、《五经》，崇拜出将入相、封妻荫子。
封建文化的特征是等级制度。但是毛泽东打下江山后，却不让文武功臣们享受人上之人的特权。譬如1952年6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不打败毛泽东，那些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开国元勋”，如何享受封建等级制度的“优越性”呢？
封建文化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分封建政。封建帝王将部分公共权力划分出来，赏赐给权臣王孙们私有。而毛泽东强调政权的人民性，官吏的任免、财政的支配，接受人民民主的监督评议。不打败毛泽东，今天的改革英雄们，就无法公然卖官鬻爵、挥霍浪费。
　　（二）不打败毛泽东，就无法复辟官僚资本主义。
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权力集团用公共权力，巧取豪夺社会财富和公众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假如中国今天依然奉行毛泽东思想，那么如何能产生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官僚资本主义群体呢？
所以必须打败毛泽东。
（三）不打败毛泽东，就无法引进帝国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实现民族的独立富强，是毛泽东毕生的奋斗目标，也是100多年来千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浴血奋战的奋斗目标。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将“曾阻碍且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外国资产阶级”，列为中国革命的目标。
1947年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已经垄断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国‘四大家族’”，“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中国人民必须将他们打倒。
1950年，毛泽东冒着刚刚取得的政权被颠覆的危险，出兵朝鲜，和帝国主义殊死决战。
1963年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说：“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
今天的中国，已经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倾销的乐园，如果不经过30多年的非毛化、反毛化运动，会有这样丰硕的“改革成果”吗？

四、今日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毛主席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样的呢？
经过短短十几年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浪潮，中国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已经各占1/3的比重了。
国有经济，经过“现代企业制度”、“三分开”、“三统一”等一系列眼花缭乱、莫名其妙的改革，用张宏良先生的话说，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官有经济”，这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民营经济，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外资经济，这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
只能是专制主义政治、卖国主义政治和剥削压迫的政治。
假若不相信，就看今天中国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比较，都有天差地别的悬殊——除了文件标语中的名词术语！

五、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近期发生的几个社会事件，是中国几种社会矛盾的典型表现。
　（一）侠女邓玉娇案、习水官员强奸幼女案、宜宾县国税局长强奸幼女案。
按照白纸黑字的现行法律，侠女邓玉娇完全是义薄云天的正当防卫；而习水官员、宜宾县国税局长和14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是标准的强奸。但是邓玉娇被送入精神病院，5月19日，巴东县公安局宣布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被立案侦查，另外两个涉嫌强奸的未死罪犯，安然无恙；而习水官员和宜宾国税局长则一致以罪责轻微的嫖娼罪被纵放，共和国的法律，不但不为懵懂无知、被胁迫就范的孩子们主持公道，还几乎诬蔑她们是妓女！
孤立地看这些个案，似乎是中国司空见惯的司法腐败现象，但是同类事件大面积爆发，垄断社会全部权力资源、有能力一言判生一言判死的执政当局，对这些黑白分明的是非、一目了然的正误，不发一声，对汹汹的民意视而不见，任凭爪牙们胡作非为，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通过权力私相授受的方式复辟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建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秩序，已然运行；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施行压迫，理直气壮！
　（二）杭州“70码”事件。
将70多公斤的人撞飞到5米的高空，飞出20多米的距离，不要说具有专业能力的交警，就是具有中学物理水准的普通人，也可以立判出赛车的速度何止“70码”？
但是杭州警方就能“70码”！在举国声讨声中，悍然以罪责轻微的“交通肇事罪”对凶手起诉。
这是为什么？
因为犯罪者是“富二代”，其母是政协委员，身家巨亿！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成功复辟，开始对人民施行肆无忌惮的阶级压迫！
（三）经济殖民化现象。
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越发清晰地浮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张宏良先生痛心疾首：“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牺牲了森林草原，牺牲了福利保障，牺牲了国民健康，牺牲了公平正义，牺牲了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而如今，经过整整60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创下的家当（2万亿美元外储），竟然糊里糊涂地被美国人拿走了，让中国人怎能不痛彻心肺！”
其实中国经济殖民化现象远远不止这静态的2万亿美元。
改开以来，中国人才买办化、技术空洞化、产业层次低端化、产业结构洋人化洋奴化、市场外资化、利益输出化……中国的民族经济，哀鸿遍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可以断定的是，帝国主义通过收买、雇佣、包养、要挟等种种手段，已经在中国政治集团内，培养了一大批听命自己，可以随时帮助他们压榨中国人民，削弱中华民族的汉奸卖国贼。
帝国主义成功复辟！
中国又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社会。
这种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中，人民大众和封建专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犬牙交错，并驾齐驱。

六、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

和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为我们开出了现成的药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
具体如何去实施呢？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什么是“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呢？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说：
1．政治上：“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
2．经济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3．文化上：“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对于急于求成的革命派，毛泽东还专门单独列了一章：“驳‘左’倾空谈主义。”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析我们当前社会的实际矛盾，我们应该开展以争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呢，还是直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

七、和尚为什么要拆庙？

忽然有一天，有人将我列为“著名的左粪”。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已经有了“新左派”的政治归类。
仔细阅读同志们的宏文大作，我为我拥有这个政治归类，深感荣幸：能和一群秉持良知、召唤正义的同胞为“党”，此生何憾！
但是，当张宏良先生血脉贲张地怒揭“党校教授反党的政治现象”时，我迷茫了。
新左派有自己的政治图腾，就是当今的执政党，至少是相信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原旨主义的正义力量。
但是党校是什么地方？是传布党义的地方；党校教授应该是什么人？应该是这个党教义的虔诚信徒，应该无条件听命于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在中国党校这样的官僚机构，尾随、趋奉上峰意见是生存的最高原则，那么为什么这个机关的刊物和人员，胆敢不遗余力地诋毁、诅咒执政党？为什么诋毁、诅咒之后，依然活得有滋有味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呢？
联想到反社会主义、反爱国主义倾向鲜明的《中国青年报》的渊源，更联想到受到严密监控、被精致操控的央视、南方报系等舆论阵地，令人不寒而栗。
假如说社会主义是一座庙，那么当今的执政党就是管理这座庙的和尚，大雄宝殿中坐立着的是马恩列斯毛等法像，经卷就是他们的著作，穿梭往来其中布施供奉这群和尚的是人民大众。
但是和尚不再诵经，不再做普度众生的法事，对右边的群众向法像涂墨泼污的行为袖手旁观，甚至和他们齐心协力，拆毁社会主义大庙中公平正义的梁柱，在佛堂内明目张胆地吃肉喝酒，淫乐杀生……这帮人虽然穿袈裟、剃光头，但是他们还是和尚吗?还是我们应该信任、依靠、保卫的目标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庙是和尚的存身之所，为什么他们要拆庙呢？
也许和尚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信仰，厌倦了青灯黄卷，沉醉于美女佳肴，而头顶上的庙，使他们恐惧于这些肉感的享受不能长久保持，只有拆了这座庙，他们才能光明正大、天长地久地享受这些既得的权力和财富。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是人民革命的对象吗？

八、反右是新左派当前的主要任务吗？

中国社会的矛盾正在迅速积累，社会革命的风暴正在日益临近，新左派不把握中国社会的脉动，在即将来临的社会变革中，就不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
如何把握中国社会的脉动呢？我认为我们不能关在左派同志的圈子里，相互论证，相互支持，获取虚幻的正确感，而应该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深入右派，了解他们的心声。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的：“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近两个月，我到学校、医院、工厂、农村、工地、市场……访问了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医生、工厂主、白领、个体户等各种社会身份的93人，并且和两位《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作了通宵达旦的长谈，结果令我震惊！
（一）我将右派的政治纲领《零八宪章》给这93位访问对象阅读后，他们对其“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和19项“基本主张”的主体部分，是什么态度呢？这里我暂且不表，但肯定和我们这里多数人的想象大相径庭。
（二）《零八宪章》的两位联署人，一位是经济学者，一位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完全认同左派“民族独立，人民均富，社会公平，文化进步”等政治主张。
但是他们问，你们认为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呢？通过坚持党无所不在的领导吗？现在中国社会哪个方面不是这样被领导着的？通过打倒资改派吗？那么用什么方式保证新上来的人不是新的资改派呢？用“四大”的方式吗？毛泽东去世后“四大”是合法的啊，为什么“资改派”就能全面夺权了呢？
他们说，你们左派控诉贪污腐败，控诉“房吃人”，控诉外储蒸发、资源掏空、环境污染、法制不彰，我们大多数右派不同样控诉这些人间的罪恶吗？不同的只是你们认为这是背叛毛思想的资改造成的，而我们则认为这是专制的必然结果。
他们说，你们控诉资本家的对劳工的剥削，但是看你的文章《绝不能再对驴子磕头》，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公仆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公仆对全社会的剥削难道不比资本家更残酷吗？
而他们也认同左派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痛斥卖国主义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施行的都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政策，而历史上任何卖国行为，都发生在专制集权社会。
他们提出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右派主张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人权，难道不是共产党当年向国民党争取的权力吗？不是比“四大”内容更丰富全面吗？难道不是现行宪法中的条款吗？马克思主义说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但如果不通过自由的言论、出版，不通过集会、结社等人的自主行动，如何实现人和人的社会性连接呢？当今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样的民族会有伟大的复兴？当年白色恐怖下发生陈独秀被抓，顾顺章被杀，沈崇案等事件，全国有很多团体发通电发呼吁，很多团体游行、请愿，可是今天三鹿奶粉案件、习水官员强奸案、跨省追捕案、重庆教师短信诽谤案……这些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的丑恶事件出现时，13亿人口的中国，除了网络上拉拉杂杂的鼓噪声外，整个国家静悄悄，没有一个体制外团体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意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右派主张不再钳制人民的口舌，限制人民的人权，难道不是唤醒中国的社会吗？
他们还给我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夺民财、卖国产、强奸幼女、逮捕网上说真话的民众……这帮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制度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假如是坏人坏制度，那么令这帮坏人坏制度害怕的东西你们左派欢迎不欢迎？人民欢迎不欢迎？譬如《零八宪章》，你用四个字在网络上搜索看看，看有没有一条存在？他们害怕的东西你们还批判？
……
我无言以对。

九、宏良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阅读张宏良先生的文章，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常常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以拳擂案，或者仰头长叹，或者热泪盈眶……在中国人民最艰难的时刻，他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以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怀，以渊博扎实的知识素养，以善良正义的道德品格，写出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雄文，喝阻种种愚民卖国的行径，给人民以警策，给民族以希望……我相信，无论中国社会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张宏良先生精忠报国的不懈努力，必将长存人心，永载史册。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民族是我们的民族，面对中国目前内外交困的现状，左派和一切爱国的人民，都必须行动起来，改变，改变！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无论如何，右派已经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而左派还没有。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939年，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据此提出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10年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份符合当今社会实际情况，反映最广大人民愿望和心声的纲领性文件，去分辨敌友，团结人民，推动中国社会的富强进步。
宏良先生，您说呢？

十、谢谢同志们的关心

发这篇文章之前看了一下过去的文章，看到有很多同志在回复中对我安全的挂牵，我很感动。我很好，谢谢同志们的关心。
确实，我也看到了网上一些威胁的言词，但是我根本没有拿他们当回事。
为什么？
这些年资产阶级垄断的文化宣传领域，不再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了，他们找一帮扭扭捏捏的绅士淑女，油头粉面、哭哭啼啼地向人民灌输生命宝贵啊，活着重要啊这些无原则存活的犬儒观念，其实这是他们畏惧人民以命相搏，期望人民见义不为、逆来顺受、一盘散沙，听凭他们“主旋律”地、“法治”地蹂躏。
一个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啊——即使能活200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又可以无限延长——将个体的生命看成是所属种族生命的一环，只要这个种族存在，自己的生命就不死。
有什么样的人生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怕死的人不会当新左派，因为毛主席说过，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
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小步，无不是以尸山血海为代价才实现的，天花乱坠的说理、如泣如诉的哀求，都是无用功。
要实现中国社会伟大的变革，注定会有很多人牺牲，注定新左派有人会牺牲，因为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理念，无法不和莫名其妙暴富的一批权贵，不共戴天。
假如牺牲的人群中，包括我，那么我将非常荣幸。
假如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劝同志们不要恐惧，不要流连，而要继续战斗。
正如北伐军进攻武昌城的时候，一个士兵中弹倒下，后面的士兵，不能蹲下来慰问一下，而是要迅速踏过他的尸体，继续登城。
在登城战士们胜利的欢呼声中，这位中弹战士的生命，将微笑，将永生……
最后感谢義成先生对我文稿精心的、高水准的专业校对，弥补了我的粗疏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