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你就不配活着！”

　

 

　　一.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行为准则、游戏规则和必然后果

　　二.长期阶级斗争一步步逼出来的西方改良资本主义

　　三.按以权谋私的需要“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的中国特权资本主义

　　四.“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中国特权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

　　1.死硬按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书本教条“顶层设计”资本主义

　　2.“发展是硬道理”——“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

　　3.“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对资本主义运转必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别人对外转嫁，中国就地消化，强迫中国老百姓承受：“灭绝多数中国人”

　　4.“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法西斯“死亡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5.“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改革代价”大屠杀

　　6.“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疯狂牺牲，疯狂发展;无可牺牲，无从发展

　　7.“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中国社会人人自危，生存危机笼罩一切、扭曲一切

　　8.“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为镇压老百姓的求生反抗，必须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

　　五. “一棍子打死”与“消毒灭菌、治病救人”

　　一．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行为准则、游戏规则和必然后果

　　茅于轼说：“劳动不创造财富。”人大“公知”喝斥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

　　这两句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因果关系：因为“劳动不创造财富”，所以“你就不配活着!”——有“劳动不创造财富”的理论，就必有“你就不配活着!”的结论，就必有“你就不配活着!”的行动。

　　这两句话不是个别“公知”的歇斯底里，而是老实话——画龙点睛道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及其必然后果的老实话。

　　1．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什么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资本的增值即利润就是一切。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资本的世界只有利润，没有其他;只容得利润，容不得其他。在资本体系里，不论是人是物，只要妨碍资本的利润就不能生存，就必须消灭;只要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在资本体系里就没有位置，就没有存在价值——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没有位置，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没有位置，也要被消灭。即使资本本身也不例外：资本不产生利润就得贬值，就得被通货膨胀吃光，就意味着自我消亡。资本自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因此资本体系只容得冷酷无情斤斤计较的利益计算，容不得人道人性的以人为本。这就决定要搞资本主义就必须先学会按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理性思考”——“存天理、灭人欲”、“死人事小、利润事大”。彻底的资本主义者必须是只管利润、不管其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灭绝人性的“理性人”、“经济人”、“利润人”，或曰“理性动物”、“经济动物”、“利润动物”、冷血动物，又或者说是只有头脑没有心肝的会说话的活计算机。

　　2．资本主义根本原则决定的行为准则——为利润不惜一切，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弱肉强食

　　既然资本体系里利润就是一切，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就无生存位置，那为了生存就必须为资本创造利润，就必须“为利润不顾一切”、“只认利润不认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人人自危”。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

　　3．资本主义根本原则和行为准则决定的游戏规则

　　1）．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劳动不创造财富”

　　按照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资本的增值即利润就是一切，劳动不过是资本创造利润过程中已经清偿的代价——支付劳动工资是支付利润的成本而不是分配财富，就象购买原料是支付利润的成本而不是分配财富一样。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决定游戏规则只承认资本创造财富，不承认劳动创造财富。既然根本不承认劳动创造财富，那资本的利润分配体系里当然没有“劳动”的位置，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一切财富归资本家”。

　　(某些企业给雇员奖金、配股等与“按劳分配”不是一回事。这些激励不是成果分配;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并非不可改变。而按资分红、按股分红的原则不可改变，尤其在金融界。)

　　2）．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你就不配活着！”

　　按照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资本的增值即利润就是一切。任何人只要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就在资本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位置——资本家一旦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就得破产，就不能再靠投资生存;打工者一旦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就得失业，就不能再靠工资生存。

　　要创造财富，人、财、物缺一不可；劳与资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一切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和资源都被少数资本家占有或垄断时，绝大多数人再勤劳、再能干也无法靠劳动单独谋生，要生存就只能按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需要、按照资本家的条件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劳动。成交与否对于资本家而言是个赚与不赚、赚多赚少的问题，对打工者而言是个别无选择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决定靠出卖劳动不可能富裕，即使小有积蓄，在持续的通货膨胀面前也坚持不了多久。靠出卖劳动为生者没了工作就没了工资，没了工资马上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失业即意味着失去生计，意味着死亡。生存不能中断，生存的保障不能中断，因此劳动的出售不能中断。但“只管利润、不管其他”的资本根本原则决定资本家只对自己资本的利润负责，对“为不中断劳动者的生存而购买劳动”不负责。没有利润需要就没有劳动购买。没有劳动购买就必有生存危机。资本的根本原则决定对这一生存危机，资本家没责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责任。在这样的体制下，靠出卖劳动生存者一旦失业，除非碰到极罕见的其它机遇，唯一的生路就是靠自己熬到找到新的能为资本创造利润的工作机会，熬不到就死了活该——用“公知”的话说，“你就不配活着!”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3．资本主义根本原则、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运转导致的必然后果

　　1）．垄断金融资本统治世界，金融资本规则大于市场规律——“为利润不惜一切，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必然后果

　　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市场规律大于金融规则。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宰一切的“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规则大于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是被金融垄断资本扭曲的市场规律，真正操纵一切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规律，而是金融规则。金融规则是人为制定，人为扭曲，人为变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有足有的力量用金融规则扭曲市场规律，按自己的利益需要操纵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归结为金融，受制于金融，屈从于金融。市场规律玩不过金融规则。操纵金融可以轻而易举扭曲市场供需关系，扭曲市场规则。操纵金融就可以不动声色操纵市场，可以让任何商品价格暴涨或暴跌，让任何行业生存或衰亡——美国要整俄罗斯，就能使世界市场石油价格一路下滑，使俄罗斯损失惨重。

　　“资本的利润就是一切”的根本原则决定金融资本只对自己的资本负责，只对自己的利润负责，不对社会负责。“金融资本规则大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对比决定如今这个时代是金融规则扭曲一切、金融资本主宰一切的时代——金融资本规则扭曲市场规律。金融资本操纵市场。金融资本操纵舆论。操纵舆论就能操纵希望。操纵希望就能既操纵股票又操纵选票，既操纵经济又操纵政治，既能决定生与死，又能决定战与和。

　　在如今这个市场规律被金融资本规则扭曲、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宰一切的时代，不存在纯粹的“市场化”和“自由竞争”。“一切交给市场”=“一切交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2）．无限制贫富对立——“劳动不创造财富”的必然后果

　　“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这一游戏规则决定资本主义体系中无限制的贫富悬殊是必然的——不管创造出多少财富，有多少算多少全都是资本家的，上不封顶永无止境。靠出卖劳动根本无权参与财富分配，只能获得精心计算出来的仅敷生存的有限工资。这就决定劳动者跟财富根本无缘，决定“资本家囊括一切财富”、“发财不靠工资靠投资”、“靠工资休想发财”……如此规则下社会贫富悬殊才正常，“共同富裕”则纯属弥天大谎，根本就不可能。

　　资本本身不能增殖——钱再多，堆在银行里不动也是死钱。(当普遍缺少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时，银行会拒收巨额存款，甚至倒收“负利息”。)就总体而言，资本之间的相互吞噬不能算增殖。资本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增殖。而任何投资项目必涉及人的劳动。由此可见资本的游戏规则：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吞噬人的劳动；利益分配体系中却没有劳动的任何位置。这样的游戏规则无公允可言，不可能不导致无限制的贫富的悬殊和贫富对立。

　　3）．大规模生存危机——“你就不配活着！”的必然后果

　　“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这一游戏规则决定靠出卖劳动为生的人在以下情况下必有“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

　　第一，老弱病残，年迈力衰，无劳动可出卖

　　第二，工作被机器取代

　　从资本利润的角度看，工资不过是为了创造利润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增加利润，工资必须能免则免、不能免则能减则减，能给一块就决不给两块，能雇一个人就决不雇两个。至于给的工资够不够雇员生存那就不是创造利润所必须考虑的事了。这就决定增加利润的大方向必然是尽量用机器取代人工。科技的发展使必需由人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少。从理论上讲，未来几乎没有多少工作是不能用机器做的。这个资本利润与就业生存的关系链——生存与就业挂钩、就业与资本利润挂钩、资本利润与最大限度用机器取代就业挂钩——决定资本主义越发达，能直接创造利润的工作机会越少，门槛越高，普通人越难胜任，想靠劳动为资本创造利润生存越难。

　　(有人说，工作被机器淘汰的人非懒即笨，不肯学或学不会新技能。但你让没有什么资源的普通劳动者如何准确知道哪种新技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面前，昨天的铁饭碗明天就可能过时，“看准哪种新技能有前途而应该学习”一点也不比“看准哪种股票有前途而应该买进”更容易。况且股票买卖错了还可能有机会补救挽回损失，新技能学习错了不可能补救挽回损失——为学习新技能必须投入的不但有金钱，更有机遇、青春和生命。这些无可挽回的资源不可能重头再来。这类问题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劳动者应该一心做好掌握新技能的准备吗?18世纪利兹的毛纺工人早在1786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我们辛苦费力地学习新手艺的时候，谁来供养我们的家庭?’他们还问道：如果持续的技术进步又使得新手艺贬值了，那又该怎么办呢?”“为了掌握据说需要拥有的技能而背上债务，结果却发现市场不再需要那些技能，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怎么办呢?因此，教育已经不再是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方法，即使它曾经是[我怀疑它过去也不是]。”《纽约时报》：“美国人受教育越多，越难养家煳口”2013-06-22)

　　第三，出卖劳动与资本的利润需要矛盾

　　资本世界里一切由利润说了算。人类世界里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是财富，否则是垃圾;资本世界里能为资本创造利润的才是财富，否则是垃圾。同样的东西，是财富还是垃圾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利润需要——只要能产生利润，再烂也是宝贝;不能产生利润，再好也是垃圾。电视广告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是垃圾，但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对资本是财富，所以能卖出天价。黄、毒、赌不能创造财富，却能创造利润，所以在资本体系里永远屡禁不绝。只要没有利润，好好的牛奶可以“去库存”当垃圾倒掉，好好的房子可以“去库存”当垃圾炸掉，好好的工厂可以“去产能”当垃圾毁掉——虽然它们对人的生存而言是财富，但对资本的利润需要而言是垃圾，按照资本的根本原则只能被销毁。东西如此，人也如此。资本的利润决定商品是财富还是垃圾，资本的利润决定人是“精英”还是“垃圾人口”，该死还是该活——演员运动员能给资本带来利润时，各种代理商趋之若骛，红得发紫身价百倍;一旦人老珠黄魅力不再，立刻无人理睬被一脚踢开。同样的人，同样的面孔，同样的技艺，今天能给资本创造利润，今天就是宝贝，明天不能带来利润了，立刻就从宝贝变成“垃圾人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资本体系中同样身不由己，一切取决于资本利润。在资本体系里，利润与劳动没有必然关系，劳动的价值完全由利润操纵。资本世界里决定一切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个人因素如勤奋懒惰、有能无能、有知无知等等，而是资本的利润需要——只要能为资本带来利润，再懒惰卑鄙也是宝贝;不能为资本带来利润，再勤劳高尚也是“垃圾人口”。当资本的利润需要把你的劳动成果变成垃圾时，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碰上经济不景气大裁员，劳动者再勤快再能干也难以摆脱失业的命运，想出卖劳动也没机会。

　　每一个私营企业都是一艘为资本利润而设计制造的资本之船，只容得能给资本创造利润的人。不能创造利润者必被立即赶走，被扔进汪洋大海自生自灭。资本的根本原则决定资本家必须如此，否则自己的资本之船就要沉没，自己也要遭受灭顶之灾。一旦被抛下海，身强力壮、能在水里撑到碰见另一艘需要自己的资本之船是运气，撑不下去遭到灭顶之灾是活该——“你就不配活着!”对当事者来说，被抛下水就是要置自己于死地，没死是侥幸而不是别人手下留情。既然人总有年迈体衰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一切靠劳动生存的人都最终难逃资本主义根本原则决定的“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

　　“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决定无限制的贫富对立是必然的。无限制的贫富对立决定大规模的生存危机是必然的——贫富问题过头就是生死问题。贫到极端即死，富到极端即卡死霸光他人生存的必经之路。贫富无限对立就必然量变引起质变，必然导致大规模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不是不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而是“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只要按资本的原则和游戏规则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必然造成大规模生存危机——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提高效率，一方面断人生计。你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提高了效率就意味着更多的其他同行丧失了生计，你成功就意味着更多的其他人失败。追求既提高效率又不断人生计、不受眼前、局部、私人利润的束缚、为断掉旧生计的人创造新生计就是社会主义。只管提高效率不管断人生计、“利润就是一切”、“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人命来喂，要以“你就不配活着!”为代价。

　　4）．对外转嫁大规模生存危机——“你就不配活着！”的延续

　　资本主义要存在、要发展，就必须让永远多于成功者的失败者也能找到生存出路，否则就意味着社会动乱。“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决定靠资本主义体制不可能根本解决这种大规模生存危机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又必须解决，又要制造危机又要避免危机，又要玩火又不能烧着自己，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转嫁危机，祸水外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这“欧洲现存秩序”是什么秩序?正在欧洲全面发展巩固的资本主义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时维持“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却不是纯粹的欧洲国家而是美国和俄国，为什么?

　　美国是欧洲列强在美洲扩张占领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俄国是原系欧洲国家的沙俄兼并在亚洲扩张占领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欧洲全面建立巩固资本主义体系时，这两大块殖民地在干什么?“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向欧洲提供原料”、“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没有殖民地“吸收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即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就没有支柱，就要闹动乱。为什么殖民地能“吸收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因为殖民地的原住民如印第安人等被灭绝了，大片土地和资源被占领了，客观上给资本主义体系制造的失败者腾出了地方，提供了生计。资本主义制造的生存危机就这样被转嫁给了殖民地人民，实现了“牺牲殖民地多数人的生存换取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的发财和普通人的生存”。可见资本主义的建立、发展和巩固离不开殖民地，离不开向殖民地转嫁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摊上“你就不配活着!”的命运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黑奴;资本主义发展巩固时，摊上“你就不配活着!”的命运的是破产手工业者和殖民地人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摊上“你就不配活着!”的命运的是失业工人，因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引发战争时，摊上“你就不配活着!”的命运的是交战国老百姓……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越发展，制造出来的生存危机越多越大越严峻，被资本打入“你就不配活着!”死牢的人越多——所以才会有1995年9月27日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必须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体制决定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与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不相容——“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财”这一原则容不得多数人的生存。

　　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而能享受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人说资本主义好。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在资本体系中没有生存位置而被资本判了死刑的人说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越发展，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说资本主义好的人的比例越小，在资本体系中找不到生存位置、被资本判了死刑、说资本主义坏的人的比例越大。

　　二．长期阶级斗争一步步逼出来的西方改良资本主义

　　今天美欧日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是长期阶级斗争一步步逼出来的改良资本主义——古典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改良。

　　“利润就是一切”、“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等根本原则决定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人命来喂——“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财”，归根结底以“你就不配活着!”为代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承受“你就不配活着!”的代价的主要是资本主义体制以外的人，如美洲印地安人、黑奴、殖民地人民等。等世界瓜分完毕、全球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制之内，承受“你就不配活着!”的代价的就只能是资本主义体制以内的人了。情况变了，古典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者”处理手法依然不变，依然简单粗暴来横的：“你就不配活着!”——对内强行镇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跟不上时代找不到工作饿死活该”……对外以邻为壑强行直接转嫁危机，把“你就不配活着!”这股祸水硬灌给别人：贸易战、输出失业、占领殖民地、对外扩张、掠夺侵略……结果：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性经济危机、大萧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冷战……

　　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终于领悟到一条：只管眼前直接利润、不管其它的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已经对付不了当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生存是一切问题的底线。人们可能接受贫穷，但不可能接受灭亡。生存不需要理由。陷入生死关头的人不会尊重法律纪律道德规则。要避免“赤化”，就必须让本国老百姓活得下去，必须设法使之避免面临“你就不配活着!”的威胁。结果：改良资本主义——第一，凯恩斯主义，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原教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由政权出面解决——除干预经济、人为制造需求外，政府建立社会保险机制、福利机制和各种社会服务机制，使本国老百姓的生存有所保障，从而确保社会安全(难怪这种体系在美国被称为“社会安全体系”social security system)。第二，“全球化”、“一体化”，发达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不再彼此以邻为壑相互强行直接转嫁生存危机，而是结成阵营一致对外，共同按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巧妙地、间接地、辗转地把资本主义“牺牲生存求发展”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最终转嫁给弱者——“第三世界”国家。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只管本国，不管外国。而资本的利润却来自全世界。因此“改良资本主义”并不真正解决资本主义机制运转必然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仍然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财”，只是“改良”了牺牲对象——从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牺牲殖民地多数人的生存谋求本国少数人的发财”到帝国主义时代“牺牲邻国多数人的生存谋求本国少数人的发财”最终改良为今天的“牺牲第三世界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发达资本主义阵营少数人的发财和普通人的生存”——不在乎发生“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只在乎转嫁危机，使生存危机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不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中。只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能看起来不再有“你就不配活着!”的生死威胁、虽有贫富之别，却无生存之忧、能免于被逼上梁山，那就够了。至于“第三世界”国家，不管死多少人都没关系，人们只会以为那是那些国家自己无能造成的，而不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全球横行的“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财”造成的。(所谓“资本主义从此变了性，变成了‘人道资本主义’、‘人性资本主义’”，本质不过如此。)

　　这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运转依赖于如下客观条件：

　　1．长期阶级斗争的逼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危机

　　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西方的改良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没有长期阶级斗争的逼迫，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没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危机，想对古典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做改良门都没有。美国的社会安全体系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绝望，开始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社会主义——“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没有社会主义的挑战，再平和的资本主义改良也行不通。(等苏联垮台，美国攻击和主张取消社会福利制度的调门立刻高多了。)

　　2．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财团控制世界经济命脉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财团统治地位的确立保障了两条：

　　第一，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春秋战国时代”，使对外转嫁资本主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财”所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不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转嫁，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阵营外其他国家的集体转嫁。没有这种一致对外的集体转嫁，就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强行转嫁危机演变成彼此火并、相互削弱，就无法使“你就不配活着!”这类生存危机只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阵营国家。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财团的游戏规则。没有这种游戏规则，就不能保障发达资本主义整体的高额利润;没有这种高额利润，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就无法维持——没有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能用称为“美元”的纸片或电子符号从全世界换得货真价实的财富吗?没有“不管利息多高、条件多苛刻、后果多严重，欠债就必须还钱”的金融游戏规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能用高利贷把第三世界国家捆得死死的、永远翻不了身吗?没有定价权、信用等级评级权等金融领域生杀予夺的大权，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能随心所欲操纵价格、汇率、利率、资金流向吗?没有资本不受制约地全球自由流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能到处兴风作浪制造金融风暴外汇危机大发横财吗?没有“知识产权”、“商标保护”、“专利保护”之类规则保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避免跟第三世界国家直接拼劳力的竞争吗?苹果手机、香奈尔包之类还可能有那么大利润吗?只要资本主义世界无暴利可图，竞争不过，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没了税收却多了支出，那还怎么维持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还怎么避免大规模生存危机在国内爆发?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发达资本主义阵营容不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发达起来、平等加入自己的阵营——你中国崛起了，大家用人民币了，我的美元怎么办?还能单靠印美元就滋润吗?人们如今常说，“中国造”把原来西方什么什么东西从钻石价变成了白菜价、厂家从此消失。这意味着这些厂家及其雇员对其所属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的贡献从正数变成了负数，从动力变成了负担。这种情况越多，对西方阵营相应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的打击就越大，直到整个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崩溃——无法维持社会保险和福利就意味着无法使本国老百姓免除“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牺牲生存求发展”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改良资本主义最核心战略的总破产。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自从资本主义阵营出世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第三世界的生存危机就联成一气了，想要割开也不可能了——第三世界崛起了，资本主义阵营的高额利润就没了;没有高额利润就没有足够的税收维持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不能维持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就无法避免本国社会的生存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生存危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危机的内在相互转换关系：你失业多我才能失业少，你死我才能活，你穷我才能富，你乱我才能治，你不发展我才能发展，你不繁荣我才能繁荣。你没生存危机我就有生存危机。我要生存就必须牺牲你的生存，就不能让你崛起，让你保持落后动乱以致战乱，以保护自己高额利润的方式间接地、隐形地把生存危机转嫁给你。这就是真理——当代资本主义生存利害所需要的真理。

　　(羊跟狼撒娇：我不会吃你，你也别吃我。你活，让我也活，好不好?——郑必坚向美国人发嗲：“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这样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对资本主义阵营的生存与第三世界的生存危机这种联成一气、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如此浅薄无知，还自以为聪明绝伦，大做白日梦：“只要我不惹你、认你做老大，你就能放我一马”——如此“智囊”，可恨可笑可气可鄙又可怜。)

　　三．按以权谋私的需要“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的中国特权资本主义

　　1．满足以权谋私需要的“顶层设计”：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篡夺了大权后想以权谋私，所以必须突破“干部不得有私产”的公有制，所以需要建立私有制，所以需要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需要求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顶层设计”出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革路线图”——归根到底一切源于“以权谋私”、消灭“干部不得有私产”的公有制的需要。

　　2．不择手段——“骗出一个体制来”

　　第一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等摧毁已确立的公有制真理标准，篡夺真理解释权;

　　第二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新的真理标准——“阶级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共产党不能靠阶级斗争吃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生产力第一，因此共产党要维持执政的合法性就只有一个办法：大大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不问姓社姓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GDP高于一切”、“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

　　第三步：用“市场经济才能大大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最合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对公有制体制实现“零的突破”;

　　第四步：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人人致富”、“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煽动教唆私欲贪婪大泛滥，摧毁公有制的基础;

　　第五步：用“市场经济才能致富”、“市场经济必须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格格不入”、“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没有效率”、“公有制是万恶之源”、“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人间正道私有化”、“国退民进”、“产权改制”、“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私有制代表先进生产关系”、“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资本家入党”、“共产党成资本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在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马克思主张‘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等强词夺理明目张胆彻底撕下一切伪装，全面消灭公有制、彻底私有化;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第六步：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共产党改名”、“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多党制”、“一人一票”、“政党轮替”等“改革攻坚”实现对共产党和公有制的“最后解决”。

　　与此同时：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到天津只说去廊坊”、“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扭秧歌也是前进”、“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

　　——“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他不骗你，你怎么知道防范?你的制度怎么完善?”

　　——文字误导、概念诈骗、繁琐哲学、撒谎狡辩：私有经济——“非公经济”;私有化——“民营化”;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失业——“下岗”;经济衰退——“增速放缓”;盗窃国库——“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兼并——“土地流转”;杀农毁田——“城镇化”、“农民进城”;穷人——“待富人”;婊子娼妓——“性工作者”;强奸幼女——“嫖宿幼娼”;强奸妇女——“强迫买淫”、“临时性强奸”;包庇罪犯——“赦免原罪”、“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杀贫济富——“做蛋糕不分蛋糕”;“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人造速成特权资本主义”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诈骗——开始时保证“永不翻案”，结果来了个“彻底否定”;开始时保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结果来了个“全面妖魔化毛泽东”、“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开始时保证“改善国有企业”，结果来了个“消灭国有企业”;开始时保证“大大发展生产力以维持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结果来了个“宪政民主”、“多党制”、“政党轮替”、“共产党下台”;开始时保证“一包就灵”、“一私就灵”，结果来了个“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 开始时保证“劳动致富”、“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当然是后者”，结果来了个“劳动不创造财富”、“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贫富悬殊登峰造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明明知道资本主义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明明知道既然主张“劳动不创造财富”，那靠劳动为生的穷人就不可能变富，偏偏还要散布“多数穷人可以变富”的谎言——“为少数富人说话，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让他们最终变富”……所有的允诺保证信誓旦旦都是敲门砖，没砸开门时娓娓动听天花乱坠，砸开门马上翻脸不认帐。

　　3．暴力蛮干

　　“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他们(农民)敢(造反)!我们手里有原子弹!”(樊纲)、“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你就不配活着!”、“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资本没有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将刀交给别人断腕”、“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强制拆迁、不准上访、暴力劫访、不准请愿、“法院不受理强制拆迁诉讼”、“恶意讨薪”、“恶意自杀”、“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被自杀”、“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广东人大代表：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敢不听话坦克伺候……

　　4．人造速成

　　西方国家从古典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改良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经历了无数流血拼命、危机动荡，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才演变成今天这个样。换句话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逐步发展出来的，有个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完全是“顶层设计”、粗制滥造的人工怪胎——三十多年就把中国从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新富们短短几年聚敛的财富，比西方企业按照正常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经营几代累计得的都多。靠普通的资本主义自然积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只能用“人造速成”来解释——人造速成的中国新富，人造速成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5．特权资本主义

　　——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实际是“特权资本主义”——根据篡夺大权者以权谋私的利益需要，几个特权“公知”一嘀咕就弄出个“理论”，一群特权“公知”一鼓噪就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国务院等权力机构发个文就用政权暴力强行贯彻下去。不争论、不检查、不问责、不负责，往往连消息都不公布(如每年国家预算细则、决算情况、如批准推广转基因主粮等)。经常是事情都做完了，广大老百姓连知道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表达意见、审核把关了。新税出台，根本不跟纳税人商量，连“橡皮图章”都懒得盖，财政部税务局一纸通知就开征。一切绕着“特权”转——为“特权谋私”的需要而“顶层设计”出人造速成资本主义，“顶层设计”离不开特权，实施“顶层设计”离不开特权，镇压一切反抗离不开特权，维持人造速成资本主义的运转离不开特权……中国的新富是用特权人造速成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用特权人造速成的。实际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红”+“按权分利”。特权支配一切。特权贯穿始终。离了特权，一切停摆;离了特权，全部乱套。

　　——享受特权的硬权力：效仿曾国藩让部下卖命的诀窍：“攻下城池，大索X日”——攻下公有制，当官的可以“大索”百姓：大幅度拉开官民待遇差别、是官就有特权、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一分权，抖十分威、“高薪养廉”、“拉开干部待遇差别”、“一把手变一霸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权谋私持权抢劫天经地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入伙就滚蛋……不怕不得人心，只怕不得官心。笼络住当权派就不怕老百姓反抗：反抗的都没权，有权的都被拉下了水。这就使老百姓的反抗难成气候。

　　——享受特权的软权力：依靠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特权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专政：“劳动不创造财富”、“历史是少数精英创造的”、“知识分子是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坚”、“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再也不搞文革”、“不要工农要‘公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没有文凭不得提拔”……

　　四．“顶层设计”、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中国特权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

　　1．死硬按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书本教条“顶层设计”资本主义

　　鲁迅说：“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共产党搞私有制，他最不信共产主义。不信共产主义，自然不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不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自然不承认西方的现代改良资本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逼出来的，自然一口咬定只要任凭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发展到今天西方现代改良资本主义这个样——用张维迎的话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结论：不折不扣死硬按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书本教条“顶层设计”资本主义：

　　第一，坚决按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理性思考”：“存天理、灭人欲”、“死人事小、利润事大”、只管利润、不管其它，当一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灭绝人性的资本主义“理性人”、“经济人”、“利润人”，或曰“理性动物”、“经济动物”、“利润动物”、冷血动物。

　　第二，坚决按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原则“顶层设计”中国人造速成特色资本主义：“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凡不能立竿见影为资本创造利润的都有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之嫌，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体系里只容忍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不容忍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一切社会服务必须与利润直接挂钩，私有化、企业化、利润化、有偿服务化。结果：在西方的改良资本主义体系里尚且能认同容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直接创造利润、但有利于创造利润的服务，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体系里一概不能认同容忍，一概要按厉以宁们的“顶层设计”斩尽杀绝：“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什么样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医疗产业化：医生的诊治必须与利润直接挂钩;教育产业化：教师的教学必须与升学率直接挂钩;住房产业化：老百姓的居住必须与利润直接挂钩;养老产业化：养老要与利润直接挂钩;文艺、体育、出版、宗教等等概不例外：“绩效工资”、“政绩工程”、“末位淘汰”……归根到底“生存产业化”：生存要与利润直接挂钩，不能立竿见影直接创造利润就别想生存——“你就不配活着!”

　　既然坚决按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理性思考”——“死人事小、利润事大”、只管利润、不管其它;既然坚决按照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原则“顶层设计”一切——“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那就必然产生以下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后果。

　　2．“发展是硬道理”——“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

　　突破“干部不得有私产”、消灭公有制、建立私有制、人造速成资本主义的核心根据是“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所以可以牺牲生存求发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所以要不问姓社姓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要搞市场经济，所以要私有化，所以要消灭公有制，所以要搞资本主义……一切的一切，最核心的理由都是“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吗?不对。“确保多数人生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牺牲多数人生存的发展”是歪道理。“牺牲多数人生存确保少数人发财的‘发展’”是贼道理——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优先顺序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三。发展硬，生存更硬。生存是目的，发展是手段。牺牲生存求发展，发展成了目的，生存成了手段，为发展而生存，为发展而死亡——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没了生存，发展再好有何意义?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永远排在第一。发展永远不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为代价。

　　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既然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那人的生存就是宝贵中的宝贵，是最根本的根本、最原则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捍卫人民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这是不可动摇的最高原则底线。是否认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是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分水岭，是正义与邪恶的试金石。只要危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矛盾就激化了，就是对抗性矛盾，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回旋的余地。不管用什么借口、以什么方式，否认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就是邪教，损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就是邪恶，就是法西斯反人类。

　　“确保多数人生存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牺牲多数人生存确保少数人发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虽然都叫“发展”，意义内涵却完全不同。因此提到“发展”就不能不明确是哪种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确保多数人生存的发展”，还是“牺牲多数人生存确保少数人发财的‘发展’”?不问姓社姓资、不提确保多数人的生存而孤立地抽象地讲“发展是硬道理”，醉翁之意不在“发展”而在“牺牲生存”——只要“发展是硬道理”，那就意味着“发展”比“生存”硬，意味着可以为发展而牺牲生存，就打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则，实际内容就只能是“牺牲生存求发展”。

　　只要确立了“牺牲生存求发展”，那真正实行起来的结果就必然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生存”是实的，是硬指标，有确切无疑的内涵;“发展”是虚的，是软指标，没有确定不移的内容。什么叫“发展”可以主观发挥任意解释：添把椅子增件衣服可以说是“发展”;交通阻塞雾霾污染也可以说是“发展”;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还可以说是“发展”……牺牲确切无疑的东西换取可以任意发挥的东西意味着骗局陷阱：只要确立“牺牲生存求发展”，那“顶层设计者”们便有权随便找个借口就牺牲掠夺老百姓的生存利益为自己谋利，只要把那说成是“求发展”就行——“改革代价”是“求发展”，“铁面铁腕砸三铁”是“求发展”，“下岗三千万”是“求发展”;“买断工龄”、“取消福利”、“拉开贫富差距”、“股份制”、“产权重组”、“私有化”、“GDP挂帅”、“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城镇化”、“强制拆迁”、“毁田盖房”、“转基因主粮”、“雾霾”、“水污染”、“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统统都是“求发展”。“求发展”不仅可以有大刀阔斧的“牺牲”，而且可以有零刀碎割的“牺牲”——“欠薪”、“水涨价”、“电涨价”、“肉涨价”、“增加房产税”、“医药涨价”、“退休也要交医保”、“通货膨胀”、“金融风暴”……所有这些都是“求发展”——尽管是零敲碎打的“增量牺牲”，但架不住无孔不入源源不断无止无休，每次都从老百姓身上挖走一块肉。一点又一点、一次又一次，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几十年下来一算总账，才发现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蚕食压榨得差不多了：“中国物价35年涨了773倍”、“现在15，000元的月工资相当于1978年的19元”、“中国劳动者税率高达45%”、“水是美国的5倍，电是美国的1•2倍，油价高过美国，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4倍，人均收入不足美国的1/8，工资是非洲水平，物价是欧美水平”、“生不起病”、“养不起老”、“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急剧扩大”、“10%的富人拥有90%的财富”……不折不扣“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

　　只要“发展是硬道理”，那实际内涵就必然是“牺牲生存求发展”。只要“牺牲生存求发展”，那实际后果就必然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说白了就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只不过表达的用词漂亮一点，显得“学术”一点，“文明”一点，“正规”一点，表面上不那么血淋淋而已。

　　“牺牲生存求发展”是个巧妙的理论陷阱，是万丈深渊无底洞——它的要害在于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最高原则底线。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没有什么原则是不可牺牲的，再也没有什么坏事是不可干的，就丧失了一切正义性与合法性，一发而不可收，只能在“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简简单单一句“牺牲生存求发展”就能用虚的换实的、假的换真的，用无穷无尽的空头支票随时随地随意压榨老百姓的生存，最终实现“牺牲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财”——这算盘太精了。“发展是硬道理”暗藏的杀机太厉害太狠毒了。

　　3．“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对资本主义运转必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别人对外转嫁，中国就地消化，强迫中国老百姓承受：“灭绝多数中国人”

　　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而是“牺牲生存求发展”——只要按资本的原则和游戏规则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必然造成大规模生存危机。“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决定靠资本主义体制不可能根本解决这种大规模生存危机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又必须解决，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转嫁危机、祸水外移。古典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直接了当把生存危机转嫁给殖民地。现代的“改良资本主义”靠雄厚的实力和各种优势维持高利润;靠高利润维持高就业;靠高利润高就业带来高税收收入;靠高税收收入维持阵营内国家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最终间接辗转把生存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

　　中国一没有殖民地二没有获得高利润的条件——即使你的产品跟人家的一样好，甚至比人家的更好，你的利润也永远不可能跟人家一样高，因为软权力优势不在你手里，经济战略制高点不在你手里，游戏规则不在你手里，定价权不在你手里，你只能靠低价拼(用西方记者的话说，“中国的利润比刀刃还薄”)。结果：第一无法通过高利润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第二用低价拉低了人家的高利润，摧毁人家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险体系，使人家更加视你为敌。

　　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中国不具备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条件。不能对外转嫁生存危机，就不可能发展成美欧日那样的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看透了历史、看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条件和中国真实处境之后才得出的深思熟虑的科学结论。

　　然而“顶层设计”中国特权资本主义不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需要，而是为了以权谋私的利益需要。这就决定“顶层设计师”们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历史规律不规律，客观环境不环境——不能对外转嫁生存危机?那就不转嫁，全部留在中国就地消化，用权力硬逼着中国老百姓承受——按照现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体制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利润比刀刃还薄”，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怎么办?容易。“牺牲生存求发展”，用权力替资本造出利润来：用权力强迫老百姓牺牲生存，把成本中老百姓各项生存必不可少的部分统统砍掉，资本的利润不就出来了?不就能发展资本主义了?不就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了?

　　如何用权力强迫老百姓牺牲生存？

　　——“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强制征地”——牺牲工农大众的生存;

　　——“低人权优势”、取消福利、专雇“临时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无偿加班、肆意欠薪、肆意罚款、竞争上岗、绩效工资、末位淘汰、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奴隶劳动、黑砖窑、没有“生存”只有“苟活”“糊口”……——牺牲所有打工者的生存;

　　——取消养老保险、退休人员缴医保——牺牲老人的生存;

　　——医疗产业化——牺牲病人的生存;

　　——教育产业化——牺牲年轻人的生存;

　　——“强制一胎”、“生不起养不起、让生也不敢生”、纵容包庇“大头娃娃”、“毒奶粉”、三聚氰胺——牺牲未来一代的生存;

　　——“农民进城”、家庭割裂、“留守儿童”无人管教问题丛生——牺牲农民子女的生存;

　　——教唆放任淫秽放荡、极端自私自利等思潮泛滥，导致家庭瓦解、离婚不婚之风遍及整个社会，子女丧失正常健康的成长环境——牺牲儿童的生存;

　　——纵容卖淫、“性工作者”、“妇女有卖淫的权利”、买卖妇女儿童——牺牲妇女儿童的生存;

　　——压榨环境、“有水快流”掠夺性开采挥霍资源、大气污染、水污染、环境污染、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坑蒙拐骗猖獗、滥用抗菌素、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盐私有化、自来水私有化……——牺牲全体中国老百姓的生存;

　　——金融诈骗、金融风暴、商业诈骗(例如“法无禁止皆可为”)、房地产投机、疯狂的通货膨胀(例如“扩大投资四万亿”)抢劫老百姓残存的活命钱——牺牲全体中国老百姓的生存;

　　——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暴力劫访、禁止“四大”、不准“恶意讨薪”、剧烈通货膨胀——直接用权力强迫老百姓不得反抗牺牲生存的“顶层设计”。

　　——“GDP当政绩”、“招商引资当政绩”、“政绩工程”……——以行政命令强迫全国各级权力机构层层动员用权力牺牲老百姓的生存;

　　——黑社会猖獗、黑道通白道、“民营企业家”与黑社会沆瀣一气擅自豢养打手行凶、放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牺牲普通老百姓的生存。

　　(陈有西一方面承认“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保安打死人还少吗?”、“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总有一些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比如假发票”;一方面坚决主张这些罪不能算罪，不能追究，不能惩罚：“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经济刑法简化”、“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身为“模范党员律师”，却公然带头主张用司法权力保护资本家犯罪，连“保安打死人还少吗”都可以包庇开脱。什么叫“用权力牺牲多数人的生存保护少数人的发财”由此可见一斑。)

　　《共产党宣言》说：“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中国特权资本主义“顶层设计”的“牺牲生存求发展”比西方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厉害多了，连“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都不放过，都要锲而不舍砍上几刀敲骨吸髓，硬从“比刀刃还薄”的利润里榨出油来，不折不扣“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上述种种“牺牲生存求发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你就不配活着!”——中国特权资本主义“顶层设计”最核心的要害、最简洁的结论。

　　如此特权资本主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根本不是贫富问题，而是生死问题——用贫富问题掩盖起来的生死问题：“先富起来”、“贫富不均”、“贫富分化”、“贫富悬殊”等等都是表面现象，是“公知”们瞒天过海掩人耳目转移注意力的烟幕。真正的实质内容是“你就不配活着!”

　　资本主义体制下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不相容。谁承受资本主义运转必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谁的命运就是被灭绝。承受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的殖民地人民基本被灭绝了，如美洲印第安人。承受当代改良资本主义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大多数也将摆脱不了最终被灭绝的命运——贫穷、高失业率、饥饿、疾病、犯罪、死亡、动乱、战争、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必须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既然“牺牲生存求发展”的“顶层设计”把资本主义运转必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硬压在中国就地消化，那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就只能是被灭绝——“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你就不配活着!”=“灭绝多数中国人”。

　　能如此“顶层设计”者当然决非常人，而是有着一系列普通人绝对比不了的素质：

　　——极端自私自利——为了以权谋私，为了突破“干部不得有私产”，为了家族私利，毫不犹豫完全彻底按资本主义根本原则“理性思考”：“死人事小、利润事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惜“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

　　——迷信权力野蛮狂妄——“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自以为有权就无所不能，就可以用权力把大规模生存危机强加给中国老百姓，就可以打破“发展资本主义离不开对外转嫁大规模生存危机”的客观规律。上帝创造世界，“精英”创造社会，硬要“顶层设计”、人造速成出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来。

　　——主观唯心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历史事实的证明不算，“精英”的“论证”才算，硬是“顶层设计”出一条“规律”：只要强迫中国老百姓承受“你就不配活着!”，不用对外转嫁大规模生存危机也能发展资本主义。

　　——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只顾眼前私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少知道为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考虑，必须“兔子不吃窝边草”、必须努力把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存危机转嫁到境外。而中国的“顶层设计者”不管三七二十一，楞用权力硬逼着本国老百姓承受生存危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什么长治久安，什么百年大计，根本不管那一套——“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

　　——不负责任，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一切以眼前私利需要为转移——“牺牲生存求发展”，连“绝大多数同胞的生存”这样的原则底线都能突破，还有什么原则底线不能突破?

　　——心狠手辣，阴险歹毒，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明目张胆强迫自己的同胞承受大规模生存危机，明目张胆要求本国老百姓“你就不配活着!”

　　——无知、无耻兼无赖，虚伪狡诈，口是心非，厚颜无耻，阴谋权术——对资本主义一窍不通，对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和“改良资本主义”的区别、发展历史、产生条件等等一无所知，为了自己和家族的私利需要就“顶层设计”资本主义，不择手段软硬兼施招摇撞骗，说完“永不翻案”，就搞“彻底否定”;说完“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就规定“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要变”、“一个字也不能动”……

　　4．“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法西斯“死亡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死硬按照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原则“顶层设计”资本主义——“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只容忍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不容忍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等决定中国一切不能直接创造利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只有积极入伙参与“顶层设计”及具体落实“牺牲生存求发展”，才能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顶层设计”起别人的生死来了，那就不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知识分子，而是到处插一杠子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

　　有了“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顶层设计”，有了到处插手落实“顶层设计”的“公知”，自然就有了“哪些中国人不配活着”、“哪些中国人有免死金牌”、“由谁来决定哪些中国人不配活着、哪些中国人有免死金牌”、“理由根据”、“划分标准”等进一步详细具体的“顶层设计”：

　　——“哪些中国人不配活着”——绝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

　　理由根据：“劣等人”、“劳动不创造财富”——“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素质低”、“没文化”、“智商低下”、“民智未开”、“愚民”、“暴民”、“刁民”、“屁民”、“堕民”、“民粹”、“群氓”、“反智”、“愤青”、“失败者”、“穷鬼”、“懒汉”、“人渣”、“痞子”、“爱国贼”、“‘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穷人比富人更坏”、“穷人的恶，富人倒不一定全有，穷人翻身，比富人更坏更毒!”、“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劣等民族劣等文化”、“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哪些中国人有免死金牌”——“公知”、“精英”。

　　理由根据：“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关系”。

　　——“由谁来决定哪些中国人不配活着、哪些中国人有免死金牌”——“公知”。

　　理由根据：“知识分子是贵族”、“优等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资中筠)、“有文化有学历”、“有学识有坚持”、“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真理在握”、“知书达礼、“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智商高”、“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知识分子的坚持”、“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公共利益代表”、“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大道汤汤，逆之皆亡。文人啸聚，初试锋芒”……

　　明白了这些“顶层设计”就能明白“公知”其实永远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别人该死，自己该活：别人该死——“劣等”、“脑残”、“愚昧”……自己该活——“优等”、“精英”、“聪慧”……没了这些内容，“公知”就几乎无话可说。换句话说，“公知”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灭绝多数中国人”服务——在中国人里挑选哪些人不配活，哪些人该先死。对被“顶层设计”了“你就不配活着!”的命运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公知”就是“死亡公知”。

　　“死亡公知”跟当年希特勒纳粹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

　　第一，都找出种种借口把人划分为“优等劣等”，自命“优等”、贬别人“劣等”，据此宣布自己有权统治别人、奴役别人、消灭别人：

　　纳粹德国法西斯：亚利安人是“优秀人种”、“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主宰种族”、世界必须由优秀人种统治：“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希特勒);

　　“死亡公知”：“知识分子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茅于轼)、“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张维迎)、“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唯上智下愚不移”、“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

　　第二，都把“文化”作为划分“优等劣等”的根据和标准。

　　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优等民族”、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根据是文化——亚利安人有优秀文化，所以是“优等民族”;犹太人没有优秀文化只有劣等文化，所以是“劣等民族”——《我的奋斗》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他们的智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犹太民族虽然有着显著的智力，然而没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没有他们所特有的文化。因为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

　　“死亡公知”说自己是“优等”、“精英”、普通老百姓是“劣等”、“愚民”，根据也是文化：“老子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跟你们这些无文化无学历无技能只会乱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样”、“你低素质的、没文化的还想有国家的决定权?”、“没有文凭不是人、有文凭才有资格迈入‘精英’大门”、“文凭主义”、“文凭查三代”、“第一学历”、“出身论是有理的，你大学不是名校，早年没有受过浓郁学术氛围的熏陶，没有好的学术血统，能搞出什么名堂?”、“由于其专业背景，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知识贮备，也受到更良好的训练”、“公共知识人，铁肩担道义，慎独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会的沉思者，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能使主流社会不致迷失方向”、“中国知识分子是极有能量、极有影响力的群体，是思想最敏感、感情最丰富、神经最脆弱的群体，也是社会期望值极高的群体”、“知识分子不甘沦为看客，而是有所作为：话语权与敢说结合，激浊扬清、匡正时弊”……

　　第三，都用某种明显的标识把“优等人”和“劣等人”区分开来，以便迫害“劣等人”

　　纳粹法西斯强迫“劣等人”佩带识别标签，如犹太人必须佩带黄星，是不是“劣等人”一目了然。

　　对中国“死亡公知”来说，强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都佩带“劣等人”的标志实在太麻烦、太不现实，于是想出个更省事的办法：给自己和一切“优等人”都贴上“优等”标志——高等文凭：高等有文凭就是“优等人”，没高等文凭就是“劣等人”，是不是“劣等人”同样一目了然。

　　纳粹法西斯和中国“死亡公知”一个用黄星标识出“劣等人”，一个用文凭标识出“优等人”，途经不同，手法各异，但本质一样，目的一样，效果一样——都用一种简便易行快速有效的办法区分出“劣等人”，然后予以迫害——纳粹法西斯用一大堆罗罗嗦嗦的条文规定禁止犹太人竞选公职、担任文官职务、当律师、从事新闻、广播、教育、戏剧、电影、医药、商业……中国“死亡公知”则干脆得多：只用一个名为“干部知识化”实为“文凭主义”的“顶层设计”就把“劣等人”从一切上层建筑领域全部扫地出门。同是迫害“劣等人”，中国“死亡公知”比纳粹法西斯更彻底、更狡猾，手法更老到。

　　第四，都心狠手辣蛮横专断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希特勒：“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中国“死亡公知”：“改革代价”、“丛林法则”、“你就不配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争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

　　第五，都以“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为标准先向老幼病残下毒手。

　　纳粹法西斯比较干脆，当由党卫军“死亡医生”对“劣等人”直接筛选，打个“死亡手势”就把没有劳动能力、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的老幼病残推到一边，直接送进毒气室消灭。

　　中国“死亡公知”则“曲线消灭”老幼病残——用“取消养老保险”、“下岗三千万”消灭老的，用“强制一胎”、“生不起、养不起”、“大头娃娃”、“毒奶粉”、三聚氰胺等消灭小的，用“医疗产业化”、“看不起病”、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消灭病的残的，合在一起才算完成“消灭老幼病残”。不过中国“死亡公知”都是蛇蝎心肠兔子胆，敢做不敢当，一般不敢直接出马打这个“死亡手势”，而是把责任推给“市场”——“市场的选择”：市场万能，市场选择最权威，任何人不得违坳。然而既然能“顶层设计”出市场，当然能“顶层设计”出“市场选择”——牧师对信徒说，他布道代表“上帝的选择”;豪强对西门豹说，他们给河伯娶媳妇代表“河伯的选择”;跳大神的巫婆说，自己装疯卖傻是“神仙附体”，代表“神仙的选择”;太平天国洪秀全说，自己歇斯底里是“天父附体”，代表“天父的选择”;“公知”说，自己“顶层设计”是“使命附体”，代表“市场的选择”——古今中外装神弄鬼都是这个路数：先设计制造出个神，再自封“代表神的选择”，以神的名义把自己想干的事强加于人——“把一切交给神”=“把一切交給自己”;“把一切交给市场”=“把一切交給自己”;“市场的选择”=“‘死亡公知’的选择”。虽然七拐八绕，但最终结果跟纳粹党卫军“死亡医生”的“死亡手势”没什么不同：都是优先消灭老幼病残，标准都是“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

　　第六，都用奴隶劳动把“劣等人”的剩余价值榨干后再予以消灭。

　　纳粹法西斯是直接了当的奴隶工厂，直接了当的奴隶劳动，直截了当地把“劣等人”的体力和健康榨干，然后送进毒气室消灭。

　　中国“死亡公知”是变着方的奴隶工厂，变着方的奴隶劳动，变着方地把“劣等人”的体力和健康榨干，再变着方地把他们消灭——“牺牲生存求发展”、“低人权优势”、取消福利、专雇“临时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无偿加班、故意欠薪、肆意罚款、竞争上岗、绩效工资、末位淘汰、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奴隶劳动、黑砖窑、压榨环境、大气污染、水污染、环境污染、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坑蒙拐骗猖獗、滥用抗菌素、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盐私有化、自来水私有化、医疗产业化、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等“劣等人”年迈力衰油水被榨干，马上一脚踢开：“你就不配活着!”

　　由此可见，纳粹法西斯跟中国“死亡公知”的本质完全相同——都搞“把人划分优等劣等”、“灭绝劣等人”、“挑选谁不配活、谁该先死”、“你就不配活着!”所以“死亡公知”只是个简称，确切称呼应该是“法西斯死亡公知”。

　　不同之处也有：一个把奴隶工厂、毒气室盖在数目有限的集中营里，只发明了用毒气在有限的空间里快速杀人，还没想到用有毒有害的水和食品药品在全国范围内慢慢杀人;一个“科学”地把“牺牲生存求发展”发展到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式的奴隶工厂遍布全国，用雾霾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一个巨型毒气室，水污染、食品污染、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等一起上，慢慢地、持之以恒地、长期见效地把所有中国人一网打尽。一个的敌人主要在其他民族，区分敌我多少有一点客观标准;一个专门与本民族同胞为敌，区分敌我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凭利益需要和主观好恶。能毫不犹豫向自己同胞下毒手的法西斯比种族主义的法西斯更专断、更歹毒、更心狠手辣——象樊纲这样叫嚣“我们手里有原子弹!”、打算用核武器对付自己的同胞的，世界上除了中国“死亡公知”还有第二家吗?不管是美、苏还是别的核国家，哪个国家的“精英”曾动过要用核武器对付本国老百姓的念头?如此歹毒就连希特勒也望尘莫及。就凭这，中国“死亡公知”就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知识分子只要自命“精英”，就必自命高人一等，就必认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就必认同“牺牲生存求发展”，就必认同“灭绝多数中国人”，就必自觉不自觉加入“死亡公知”行列。只有认同自己是人民一分子、不自命高人一等、不自认有决定老百姓生死特权的知识分子才会拒绝当“死亡公知”。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知识分子，而“死亡公知”则是反人民知识分子，是法西斯流氓匪帮知识分子。特权资本主义的“顶层设计”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分裂——要么当人民知识分子，要么当反人民的“死亡公知”，非此即彼，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人民知识分子”和“死亡公知”的根区别和分水岭归根到底源于一念之差——是否自命高人一等，即自命“精英”。

　　“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顶层设计”危害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危害生存即对抗性矛盾。因此“死亡公知”与中国老百姓的矛盾是对抗性敌我矛盾。既然是敌我矛盾，那就不存在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适用于同一阵线内部。敌我之间的一切言论都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宣传、敌对煽动、敌对教唆，只有无情打击坚决消灭，无言论自由可言。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公知”污蔑贬低老百姓的任何言论——“脑残”、“智障”……都属于“灭绝多数中国人”这一反人类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属于“死亡公知”的敌对宣传、敌对煽动、敌对教唆的问题，都休想被老百姓视为“言论自由”——《我的奋斗》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付诸实施之后就是犯罪证据。“公知”任何污蔑贬低老百姓的言论在“牺牲生存求发展”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付诸实施之后就是犯罪证据。

　　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鲁迅说：“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同样，“你就不配活着!”之类“顶层设计”不能造出老百姓对“死亡公知”的仁爱和感激涕零，造出的只能是彻底结束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养成的朴素的盲目尊重知识分子习俗。可以说，有史以来“文人”这个词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臭，这样令人反感、仇恨、鄙视和不信任——“尊重读书人”、“相信有学问的人”换来的居然是“牺牲生存求发展”、“你就不配活着!”、“灭绝多数中国人”、“我们手里有原子弹!”……冷酷无情干了这一切，居然还有脸要求老百姓对自己陪笑脸、三鞠躬、奉若神明，否则就是“反智”、“愚昧”、“暴民”、“民粹”——蛮横无耻、无知无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死亡公知”们稍有点自知之明和人之常情，应该能想到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老百姓将来不活剥了他们就算客气。

　　5．“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改革代价”大屠杀

　　“下岗三千万”是在“改革代价”名义下明目张胆却又伪装得极其巧妙的大屠杀。

　　“下岗三千万”实际就是剥夺“三千万”老工人的生存——“三千万”老工人有什么可作为代价牺牲掉的?除了生命一无所有。让他们当“改革代价”，明摆着就是要他们的命——他们为中国工业化创业打基础艰苦奋斗了一辈子，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安排了自己的一辈子：接受低工资，听从安排，安心本职，默默奉献……得到的保证是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然而当他们履行完自己的义务、轮到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时，突然一切变卦，来了个“改革代价”：“砸烂大锅饭”、“下岗”、“减员增效”、“买断工龄”、“一切交给市场”、“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几千万人工作突然没了，原有的技能突然作废，你叫人家靠什么生存?积蓄?一辈子公有制的低工资能有多少积蓄?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前能维持多久?“自谋生路”、“从头再来”?说得轻巧，怎么可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隔行如隔山”，没有资本，没有经验，没有技能，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供应渠道、没有市场渠道，没有信息渠道，没有任何依靠，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年迈力衰……要什么没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外一扔就不管了，这不是蓄意置人于死地又是什么?如此“改革代价”分明就是“剥夺生存”、“你就不配活着!”——虽然表面上用的不是这个词，但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实际实施起来就是这个结果——那么多下岗工人自杀、那么多下岗工人贫病而死、那么多下岗工人家破人亡等事实足以证明。(确切数字当然只有等待将来有朝一日“开放档案”才能统计出来)

　　(对比一下毛泽东的态度立场：“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对敌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人民了。而“死亡公知”呢?精心策划了“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恶毒理论，“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大屠杀”，一分钟一分钟地精确计算出“下岗三千万”导致几千万人生计断绝走投无路绝望而死时的痛苦过程，还幸灾乐祸说风凉话落井下石：“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下岗人员有个通病，就是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群只会找别人毛病，不会找自己毛病的人，让他们下岗再公正不过了”、“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 、“下岗女工别流泪，大胆走进夜总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凭这，谁好谁歹一目了然。)

　　如果保险公司赖帐导致已经履约交纳了保费的病人死亡，那保险公司就必须对病人的死亡负责。如果蓄意把人遗弃荒岛或扔进大海自生自灭，那就是要置其于死地，即便没死也是因为受害者侥幸而不是因为行凶者没有作案。明知后果还要干，那就是蓄意。明知要死人还要干，那就是蓄意谋杀。明知“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将置几千万老工人于死地还要这么干，那就是蓄意大规模屠杀。

　　“死亡公知”既然号称“精英”、“博学”，怎么可能不知道“下岗三千万”的后果?怎么可能不知道剥夺几千万人的生计必导致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樊纲说：“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底线是“老百姓不造反”而不是“老百姓不死亡”(不但不怕老百姓死亡，而且不惜动用原子大规模制造老百姓的死亡)。可见“死亡公知”们对“老百姓死亡”根本就不在乎，在乎的只是“老百姓死亡”不要失控闹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纳粹毒气室不在乎受害者死亡，只在乎不要让受害者提前知道命运而暴动反抗。但即使受害者反抗，纳粹也照样要杀人。同样，即使“改革代价”逼得老百姓造反，“死亡公知”也照样要杀人——樊纲连动用原子弹的决心都下了，可见他非常清楚要干的是会把老百姓逼反的极其阴损民愤极大的事，否则怎么会有动用原子弹的念头?否则为什么“下岗三千万”之前会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先把民兵、民间的一切枪支收缴一空，连气枪都不放过?如此紧张心虚如临大敌高度防范草木皆兵，除了是蓄意的大屠杀还能是什么?

　　“不许屠杀”是一回事，“不许用某种方式屠杀”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蓄意置人于死地，那就是谋杀;只要是蓄意大规模把人置于死地，那就是屠杀。用机枪大炮毒气室屠杀是屠杀，用“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贫病交加剥夺生计屠杀同样是屠杀。“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牺牲生存即屠杀，何必机枪大炮毒气室?屠杀就是屠杀，不管什么方式、不管见不见血——鲁迅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据沈醉回忆，戴笠有句名言：一个高明的杀人者不但能让被杀者死得毫无怨言，而且能让周围的人一致欢呼杀得对、杀得好——看看这段话，再看看“死亡公知”们“顶层设计”的“牺牲生存求发展”、“改革代价大屠杀”，是不是这个味儿?)

　　“公知”们不是很爱拿“饿死三千万”大作文章拼命问罪吗?这本身就证明他们也认同这个原则：只要施政导致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不管是否大规模见血见尸，那就是屠杀，就是“反人类罪”，就必须追究责任。

　　不过“公知”们尽管使出浑身解术宣扬捏造“饿死三千万”，却始终无法否认那次饥荒是偶然事件、立即得到了全力补救、之后再也没发生过;无法证明当时饿死人是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坚持不懈的蓄意屠杀。而“下岗三千万”则完完全全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目标明确、重复发生的蓄意屠杀：第一，有理论：“牺牲生存求发展”、“改革代价”、“灭绝多数中国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上智下愚”;第二，有目的：“顶层设计”、“你就不配活着!”第三，有组织有计划：“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改革攻坚”、“一盘很大的棋”、“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他们敢(造反)!我们手里有原子弹!”第四，一再重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变本加厉——“下岗三千万”，然后是“毁农盖房”、“突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取消养老保险”、“医疗产业化”、“农村老人自杀平静惨烈”、“强制一胎”、“生育意愿低落”、大气污染、水污染、环境污染、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步步进逼无孔不入没完没了。所有这些导致了多少“非正常死亡”?没有这些“顶层设计”就没有这些“非正常死亡”;有了这些“顶层设计”，就有了这些“非正常死亡”;这不是因果关系又是什么?明知“改革代价”要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还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不是蓄意“顶层设计”、精心制造大屠杀又是什么?不是“反人类罪”又是什么?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顶层设计”了“牺牲生存求发展”、“下岗三千万”、“改革代价大屠杀”、“你就不配活着”，还有脸讲“人权”?还有脸捏造指控“饿死三千万”?)

　　毛泽东说：“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已经有了事实证明“牺牲生存求发展”、“改革代价”牺牲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存，不但死不改悔，还要变本加厉：“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对待刁民不能手软”、“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他们敢（造反）！我们手里有原子弹！”……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这样的行径难道不是蓄意大屠杀？

　　纳粹法西斯搞大屠杀至少还给出个理由——犹太人是“国家敌人”、“劣等民族”、“危险”……不管说得通、说不通、不管如何蛮不讲理牵强附会荒谬绝伦，好歹还给出个罪名。中国的“牺牲生存求发展”、“改革代价大屠杀”连个罪名都没有——“三千万”老工人，没做错任何事，给不出任何指控，无缘无故就突然被置于死地，仅仅是因为“改革需要”——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这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只要“顶层设计者”利益需要，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把完全无辜的老百姓大规模置于死地，没有罪名，不要根据，不分青红皂白，不受任何制约——知道你无辜，知道你冤枉，知道损害你的生存，但为了我的利益，赤裸裸就让你当代价做牺牲，还要落井下石：“你就不配活着!”这就放出了一个魔鬼：能对“三千万”老工人如此，为什么不能对其他人也如此?能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生存，为什么不能牺牲别人的生存?此例一开人人自危：这次的“改革代价”是“三千万”老工人，下次呢?“强制一胎”、“强制拆迁”、“强制征地”、“退休缴医保”、“事业单位企业化私有化”、“蓄意欠薪”、“禁止恶意讨薪”、“禁止上访”、“通货膨胀”、“金融风暴”……这些无止无休的“改革代价”、“牺牲生存求发展”全是“下岗三千万”的继续和发展——有了当初的“不由分说就下岗”，就有了后来的“不由分说就加税”、“不由分说就涨价”、“强制拆迁”、“强制征地”、“不准恶意讨薪”、“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等一系列“改革代价”;认同牺牲别人的生存，就没有理由反对自己的生存被牺牲——你已经在道义上丧失了反对自己“被代价”、“被牺牲”的资格。这就是历史的报复。要捍卫自己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就必须从根上做起，从追究由“下岗三千万”开始的“改革代价大屠杀”这一反人类罪做起——“顶层设计”、具体落实、摇旗呐喊、辩护掩饰……一律属于参与大屠杀，一律属于有血债欠人命的反人类罪刑事罪犯，一律应严惩不怠，没有追诉制约，永远不过期。不追究严惩“改革代价大屠杀”的罪犯，不揍得他们一伙灵魂出壳、心惊肉跳，就等于默认“牺牲生存求发展”、“改革代价大屠杀”正当——能杀工人，就能杀一切人。不准杀人是一回事，只不准杀某人是另外一回事。“覆巢之下无完卵”，“改革代价”不认人。

　　中国“死亡公知”搞“改革代价大屠杀”一点也不奇怪——既然坚持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既然死硬按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理性思考”：只认利润不认人、当灭绝人性的“理性人”、“经济人”、“利润人”;既然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既然铁心“把资本主义运转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强行压在中国就地消化”;既然有了“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顶层设计”，那当然就有了灭绝工农群众这个多数的“改革代价大屠杀”。既然有了“劳动不创造财富”，当然就有了工农劳动大众的“你就不配活着!”——中国“死亡公知”的全部言行哪一条与此不匹配?他们“顶层设计”的“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首先要灭绝的是工农大众。

　　纳粹德国法西斯与中国“死亡公知”，一个自命“最优秀人种”，一个自命“最优秀人才”;一个煽动“种族狂热”，一个煽动“精英狂热”;一个叫嚣“主宰民族有权统治世界”，一个叫嚷“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一个说“优秀种族”有权支配“劣等种族”的生死;一个说“优等人”有权支配“劣等人”的生死;一个“消灭劣等种族”、搞“种族净化大屠杀”;一个“淘汰垃圾人口”、搞“改革代价大屠杀”。这二者在自命“优秀”、断言“优等人有权灭绝劣等人”、用大屠杀“优胜劣汰”消灭“劣等人”、犯有“反人类滔天大罪”这点上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二者本质一样：“精英主义”=“纳粹主义”，“精英狂热”=“纳粹狂热”，“你就不配活着!”=“灭绝劣等民族”，“死亡公知”=“纳粹法西斯”=“法西斯死亡公知”。

　　当然二者也有所不同：一个以种族为“优等人”的计量单位，一个以群体为“优等人”的计量单位;一个主要杀异民族，一个专门杀本民族工农大众“弱势群体”;一个的经典服装是纳粹党卫军黑制服;一个的经典服装是“知识精英学位黑袍”;一个的显著标识是纳粹卐字袖标;一个的显著标识是“精英文凭证书”;一个凶神恶煞胆敢赤膊上阵，一个阴险狡诈只敢借刀杀人;一个用机枪大炮毒气室直接屠杀、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一个用“改革代价”、“牺牲生存求发展”间接屠杀、杀人不见血、杀人如草不闻声;一个不公开告诉受害者说要消灭他们而只说“保护性隔离”、“重新安置”，一个则毫不隐讳公然宣布“你就不配活着!”

　　从“下岗三千万”开始的“改革代价大屠杀”证明，不存在“迫害知识分子罪”，只存在法西斯“死亡公知”屠杀工农罪。工农当权时从没有剥夺过知识分子的生存。而知识分子独霸大权之后就发生了“下岗三千万”、“改革代价大屠杀”。

　　“干部知识化”使政权从上到下全部官员都是知识分子;“专业化”使上层建筑领域全部要员都是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独霸一切软权力和硬权力、拥有绝对权力、可以任意摆布普通老百姓的局面，造成了握有绝对权力的知识分子对工农大众实行无情专政的事实——整天叫嚷“言论自由”的“公知”可曾给过工农大众半点言论自由?决策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下岗、涨价、改革代价……何曾允许他们发出半点声音?社会上、舆论机器开足马力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宣扬的全是“领导指示”、“专家意见”、“学者见解”、“明星花絮”之类，哪里给过工农大众任何发声的地方?整个“上流社会”时髦的是对工农群众的冷嘲热讽污蔑贬低妖魔化，肆无忌惮侮辱他们“暴民”、“民粹”、“刁民”，公然叫嚣“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对待刁民不能手软”、“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他们敢(造反)!我们手里有原子弹!”、“你就不配活着!”……这不是把工农大众当“会说话的工具”又是什么?不是专政又是什么?“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有了掌握绝对权力的知识分子，就有了绝对残暴的“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改革代价大屠杀”。

　　这决不是说任何知识分子只要掌握权力就一定是“死亡公知”、一定蓄意搞“改革代价大屠杀”，而是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权力体系对“死亡公知”煽动的“精英狂热”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就抵御不了“精英狂热”，即使不想搞“改革代价大屠杀”也控制不了局面。

　　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除非已经按毛泽东的标准自觉地彻底地工农化，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同，也必或多或少有一共同之处：优越感——对非知识分子的普通老百姓的优越感。程度可以不同，但本质一样：“知识分子比普通老百姓优秀——见多识广，高人一筹”。只要有这种优越感，就能多多少少认同“照顾知识分子合情合理”——这句话反过来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委屈工农大众合情合理”。

　　“照顾知识分子”、“委屈工农大众”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是可以接受的“合情合理”。这个“一定范围”就是“人与人平等”——只有在“人与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承认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有差别、有条件地区别对待才能被认为合情合理、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旦突破了“人与人平等”的原则，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既然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那就不是“高人一筹”的问题，而是“高人一等”的问题，是“精英”与“贱民”、“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关系问题。既然是“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关系，那就不应平起平坐，而应“拉开差别”。拉开的差别有多大?无穷大——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无穷递增、永无休止，结果：“照顾”变“优待”，“优待”变“特殊”、“特权”、“专权”、“专制”、“专政”;“委屈”变“怠慢”，“怠慢”变“虐待”、“歧视”、“压迫”、“奴役”……最终结局：“优胜劣汰”。一旦“优胜劣汰”，就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就是你死我活的的敌对关系。

　　只要突破“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人与人的处世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人与人平等”的处世规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不平等”的处世规则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优等人”不觉得用“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对付“劣等人”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是“优等人”的特权，很正常，很应当，没什么了不起：

　　——日本鬼子不觉得在中国烧杀抢掠搞“三光”有什么不对，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劣等”，死了没什么了不起——“支那人口大大的，死啦死啦的没关系”。

　　——国民党不觉得在花园口决堤淹死几百万老百姓、1942年河南大旱时强征军粮饿死几百万老百姓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劣等”，死了没关系。

　　——“死亡公知”不觉得“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改革代价大屠杀”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他们眼里“劳动不创造财富”，劳动人民“劣等”，死了没关系——“你就不配活着!”

　　不仅如此，在“优等人”眼里，用“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对待“劣等人”不但不罪恶，而且还挺人道：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在茅于轼眼里，“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买断工龄”、“取消养老福利”、“医疗产业化”……等等就是“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是实的，“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是虚的。通过“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权，什么是“公正”当然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纳粹法西斯说：“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埃里希.科赫1943年3月5日在基辅的演说)——在纳粹法西斯眼里，“灭绝劣等民族”、“我们是‘主宰民族’、“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等等就是“严厉而公正”。

　　——“死亡公知”说自己很人道，因为“打断两条腿，再送你一副拐”、“左手造贫，右手扶贫”——“打断两条腿”、“左手造贫”是“公正”，“再送你一副拐”、“右手扶贫”是“人道”;“下岗三千万”是“公正”，“低保”、“鼓励下岗工人再创业”是“人道”——不在乎杀人，只在乎杀人不见血。

　　——纳粹法西斯说自己很人道，因为发明了死亡营、毒气室——“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本着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活活饿死对儿童说来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死亡公知”讲“公正”，纳粹法西斯也讲“公正”;“死亡公知”讲“人道”，纳粹法西斯也讲“人道”。同样的词汇，在“人与人平等”的坐标体系中的含义与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坐标体系中的含义完全不同。一旦突破“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决定词汇实际含义的坐标体系就变了，词汇的含义也完全不同了——同样的“公正”、“人道”此时的实际含义截然不同。

　　只要不坚持“人与人平等”的原则，就必不能坚守“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只要权力机关是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统天下，就必不能坚持“人与人平等”的原则。

　　《第三帝国的兴亡》说：“既然纳粹的种族理论把德国人捧成是社会中坚和主宰种族，这些法律绝不是不得人心的。”同样，既然“知识分子优越论”把知识分子捧为社会中坚和“精英”，这种理论在知识分子中也绝不是不得人心的。这就决定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统天下必有“共振频率”——“知识分子优越感”，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权力体系也不例外。这“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共振频率”就是完全由清一色知识分子构成的政权决策层的命门死穴，就是可钻的空子，就是“撬翻地球的支点”——有“知识分子比普通老百姓优秀”的共同语言，就有“照顾知识分子合情合理”、“委屈工农大众合情合理”的共识。有共识就能有共鸣。有共鸣就能有共振。有共振就给了“死亡公知”可乘之机：只要利用“知识分子优越感”大做文章无限放大，就能煽动起“精英狂热”。煽动起“精英狂热”就能利用“共振频率”制造出毁灭性共振。制造出毁灭性共振就能摧毁清一色知识分子构成的政权决策层的决策底线、摧毁“人人平等”的原则。摧毁了“人人平等”的原则，突破“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实施“改革代价大屠杀”等等就水到渠成了。

　　这还是构成最高权力机构的知识分子不是“死亡公知”、不蓄意“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不存心制造“改革代价”大屠杀的情况。如果“死亡公知”篡夺了最高权力，那就更不用说了。

　　要防止“改革代价大屠杀”，就必须使权力体系尤其是决策机构守住“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要守住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人与人平等”。要守住“人与人平等”，就不能允许用“精英狂热”制造出毁灭性共振。要避免“精英狂热”制造出毁灭性共振，就不能允许政权体系尤其是决策机构存在“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共振频率”。要避免这一“共振频率”，就不能允许政权体系尤其是决策机构全部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知识分子即便很正义、很尊重工农大众，但除非已经按毛泽东的标准彻底工农化，内心深处仍不免有对工农大众的优越感，仍不可能本能地从工农大众的生存利害角度判断是非。他们对工农大众可以有同情、怜悯、恩赐、施舍，但不会有象保护自己那样的本能保护意识。这种差别决定他们难以及时察觉各种巧妙伪装的“精英狂热”，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一切不立即涉及自身生存的“改革代价大屠杀”，如“发展是硬道理”、“牺牲生存求发展”等，不会象工农受害者那样立即有切肤之痛。

　　写到这里，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知识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一方面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干部”、“政府成员中工农干部必须占多数”——是“知识化”而不是“知识分子化”，避免政权变成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如此一“掺沙子”，政权机构的成员不同，“固有频率”不同，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共振频率”，不可能发生摧毁“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神圣不可侵犯”最高原则的毁灭性共振。

　　洪水泛滥，地势位置最低的居民最先受害，因此他们对洪灾险情必最警惕、抢救最积极;“改革代价”，社会位置最低的工农最先牺牲，因此他们对“改革代价大屠杀”必最警惕，反对最力。工农干部即使别的什么事都不做，至少必做一件事：制止“改革代价大屠杀”。就凭这一条他们就比整天叫嚣“工农干部大老粗管不了国家”的“死亡公知”强出不知多少倍。

　　纳粹法西斯要搞种族灭绝大屠就必须先实现政权机构纳粹化。“死亡公知”要搞“改革代价大屠杀”就必须先实现政权机构“精英化”。为了实现政权机构“精英化”，所以先实现政权机构“知识分子化”;为了实现政权机构“知识分子化”，所以先把“知识化”歪曲成“知识分子化”;借口“知识化”大肆培植煽动“精英意识”、“精英主义”、“精英狂热”。认同“精英主义”，认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等于给“死亡公知”颁发了杀人许可证。

　　“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要防止秽乱后宫，与其依赖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不如宁可使用太监。要防止决策层被“精英狂热”劫持而突破“人与人平等”、“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底线，与其依赖知识分子的良心善意，不如宁可不让政权机构尤其是决策层变成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不仅如此，整个权力体系，尤其是决策机构，必须象杜绝瘟疫一样杜绝一切有过任何鼓吹煽动“精英意识”、“精英主义”、“精英狂热”言行的“公知”——人家公开宣布自己是坚决按资本主义根本原则“理性思考”、只管利润、不管其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灭绝人性的“理性人”、“经济人”、“利润人”;公开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公开宣布“骗出一个体制来”、“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就是应该不讲道德”、“对待刁民不能手软”、“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我们手里有原子弹!”、“你就不配活着!”……让这样的人来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是找死又是什么?不是存心为“改革代价大屠杀”创造条件又是什么?“精英主义”=“纳粹主义”，“精英当权”=“纳粹当权”。

　　至于搞“改革代价大屠杀”的“死亡公知”，那就不是参政的问题，而是惩罚刑事罪犯的问题。“死亡公知”必须死亡。他们不死，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得死。他们“顶层设计”的“改革代价大屠杀”导致了上千万上亿的无辜老百姓的“非正常死亡”。他们人人血债累累、人命重重，都是犯下反人类滔天大罪的元凶巨恶。不消灭他们就意味着嫌他们杀的人还不够多，还要让他们屠杀更多的无辜老百姓。包庇他们、为他们开脱辩护的必是同伙，必是同案犯。

　　6．“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疯狂牺牲，疯狂发展；无可牺牲，无从发展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不是不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资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有利润、有人承担生存危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可以显得发展得很迅速。“牺牲生存求发展”的人造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确使中国在一些方面看上去有了似乎很迅速、甚至令人感觉眼花缭乱的发展，仿佛《共产党宣言》里一些描述再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

　　第一，“把生存危机强加在国内就地消化”的总格局决定中国的发展伴随着牺牲，疯狂的建设伴随着疯狂的破坏——“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伴随着“整个整个大陆的破坏”，一边是高楼大厦繁华似锦，一边是毒山黑水疮痍满地，污染、毁灭、沙漠化、掠夺性开发……以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尤其是子孙后代的长远生存换得眼前表面的高速发展和实实在在的少数人的暴富，这笔帐对少数既得利益者来说是赚，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亏。

　　第二，靠权力强制牺牲老百姓生存才取得的发展，靠权力持续强制牺牲老百姓生存才能维持——靠权力改变不了资本的逐利规律，改变不了“中国无法对外转嫁资本主义运转必然制造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的格局，改变不了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法获得维持资本持续运转发展所必须的利润空间、“中国的利润比刀刃还薄”这个大局。改变不了这些，中国资本就无法像美欧日资本那样通过正常运营实现盈利循环自我扩张。不能靠正常手段运营，那就只能靠非正常手段运营。人工转基因作物没有自我繁殖功能，“人造速成资本主义”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必须靠权力输血才能运转——靠权力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才能生存、才能发展。疯狂牺牲才能疯狂发展。无可牺牲就无从发展。无从发展时唯一的出路就是想方设法给老百姓造出新的牺牲来——只要一有问题，“公知”们给出的对策一定是“深化牺牲百姓生存”：要么挖掘潜力巧取豪夺深化盘剥百姓，如压低工资、延迟退休、退休人员交医保、不准“恶意讨薪”、金融自由化、“增发四万亿”;要么扫除妨碍挖掘潜力巧取豪夺深化盘剥百姓的一切，如卖光国企、铁路私有化，国防工业私有化;要么寅吃卯粮、牺牲长远、牺牲未来、牺牲下一代，如“法无禁止皆可为”、“取消审批”、“放宽市场准入”、“突破十八亿亩红线”、“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深化改革”=“深化掠夺”=“深化牺牲百姓生存”。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看上去似乎发展迅速繁荣，普通老百姓却感觉生存越来越艰难、前途越来越渺茫——所有的“发展”都以普通老百姓现实或潜在的生存利益为代价。

　　中国再大、人口再多，老百姓能承担的生存牺牲也有限。然而贪婪无限，“牺牲多数人生存确保少数人发财的‘发展’”需要老百姓承担的生存牺牲无限。“有限的生存、无限的牺牲”决定“牺牲生存求发展”迟早会达到极限。当老百姓再也无生存可牺牲时，要么“牺牲生存求发展”即“发展是硬道理”的神话彻底破产，要么官逼民反。

　　第三，靠权力牺牲生存求发展，必在用权力牺牲生存就能获得利润的地方才能发展。这就决定私人资本只在与权力关联密切的领域才能发展。与权力关联越密切、权力作用越大、靠牺牲生存就能逼出的利润越大的领域发展越快，反之发展越慢，甚至无从发展。

　　——为什么中国私人资本在房地产和金融保险票据领域发展神速?——这些地方靠权力制造出牺牲就能制造出暴利，就能立竿见影大发横财。暴利=暴力=权力。

　　——为什么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为什么环境污染愈夜愈烈?——在“利润比刀刃还薄”的大局下规规矩矩竞争难以获利甚至必赔本。如果把关的权力按照“老百姓生存第一”的原则一丝不苟照章办事，那没几家私人资本能在竞争中生存。既然“发展是硬道理”，那就得“牺牲生存求发展”，就得让把关的权力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为什么在需要扎扎实实长期见效的基础性领域、高科技领域仍然是国有资本的天下?——这些领域不是靠权力制造出生存牺牲就能立竿见影出利润的，需要辛辛苦苦的长期努力才可能出成果。“顶层设计”、人工速成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只能速战速决求暴富，没耐性也没能力做长期打算。既然私人资本的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既然房地产、金融业能迅速暴利，那干什么不是干?何必舍近求远、舍稳求险?私人资本即使搞了高科技类实业，那往往也并不当成终身事业，随时随地可以一卖了之——只要有利可图，或者要面对不可知的风险。

　　第四，最能体现“牺牲生存求发展”的领域是房地产业。房地产没什么高科技，却暴利惊人，权力作用惊人。“牺牲多数人生存确保少数人发财”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房地产业是当代中国最黑的行业，几乎集当代中国社会一切丑恶之大成——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制征地、强制拆迁、暴力事件、拖欠工资、毁灭农业、“突破十八亿亩红线”、破坏环境、剥夺农民生计，制造社会难民、加剧贫富对立、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制造社会不安定……中国城镇老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医疗产业化”的苦头，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教育产业化”的苦头，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产的苦头。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坑了“弱势群体”，房地产价格飞涨、制造“房奴”坑了“中产阶级”;吃完蓝领吃白领，榨干弱势榨中产。除了极少数暴富之辈，谁也休想逃过房地产商这一刀。

　　房地产投机热提高了其他行业的成本。房地产价格狂涨既导致导致生活用房价格上涨又导致工商业用房价格上涨，既导致生活成本上涨又导致工商业成本上涨，既损害了普通老百姓又损害了其他工商业。房地产投机热扭曲了市场需求——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发展高科技不如发展房地产更赢利，有机会就把资金资源从其他行业抽走发展房地产，抽别人的血肥自己，不折不扣的损人利己。房地产发烧，其他行业就休想有好日子过。整个中国经济都被房产挟持了，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

　　要制造经济崩溃，最有效莫过于制造金融危机。要制造金融危机，最有效莫过于制造证桊和房地产投机。房地产离不开银行。卖房子的靠银行贷款，买房子的也靠银行贷款。卖房子的垮了银行要赔，买房子的垮了银行也要赔。房地产越热，意味着房地产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越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越大，房地产占有的银行资金越多，银行相应的风险也越大。一旦出事，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导致金融危机的后果越严重。

　　房地产投机的成果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得着：盖了那么多豪宅，买得起用得成的人有多少?而房地产投机的代价及造成的问题——毁田盖房、强制拆迁、腐化堕落、环境污染、交通阻塞、房地产价格飞涨导致生活成本上涨、工商业成本飙升、损害其他行业、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制造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分化瓦解中国社会……则全部要由全体普通老百姓来承担。靠工资吃饭的老百姓收入再增加也不够房地产涨价吞噬的。房地产业一枝独秀，却窒息了其他各行各业，逼整个社会都给房地产商打工。房地产投机是不折不扣的“劫贫济富”：代价由广大百姓承受，好处由少数富人独吞。

　　香港房地产狂热窒息了香港制造业，使香港经济每况愈下，导致香港民怨沸腾。这股怨气被“港独”蓄意引向大陆，在香港居民中，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制造出对大陆的敌视情绪，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房地产狂热在香港能如此，在大陆同样能如此。

　　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恶霸吸血鬼寄生虫。房地产商实际是当代中国新型的地主阶级——房地主阶级。房地主阶级绑架中国经济，分裂中国社会，制造政府与人民的对抗，制造金融危机，制造经济崩溃，权力、暴力、暴利、腐败、黑社会、野蛮、残酷、专横……都占全了。它是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对中国社会只有破坏作用没有建设作用的极其腐朽、野蛮、反动的阶级。毛泽东关于地主阶级的论断——“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同样适用于房地主阶级——“房地主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一枝独秀百家凋”的房地产为什么能这么火、成了“支柱产业”?如此反动的房地主阶级为什么能如此春风得意?“牺牲生存求发展”的需要——除了暴利，要炫耀“发展成果”、证明“发展是硬道理”、用“发展是硬道理”证明消灭公有制实现私有化有理，还有什么能比金碧辉煌的豪宅、高楼林立的城市、豪华气派的商店之类更直观、更显得像那么回事呢?

　　第五，能疯狂发展就能疯狂破坏——靠权力牺牲生存求发展，用权力能造出利润时才疯狂发展，造不出利润时则疯狂破坏：疯狂发展建造起大批房屋，再疯狂破坏“去库存”炸掉;疯狂发展建立巨额生产能力，再疯狂破坏“去产能”、“供给側改革”毁掉——整天骂计划经济公有制“没有效率”、“市场经济最合理”，就这么个合理法?疯狂发展、疯狂建设，再疯狂倒退、疯狂破坏;盲目发展、盲目建设，再盲目倒退、盲目破坏;一哄而起，再一哄而散……这是有效率还是没效率?是发展还是倒退?

　　第六，有点常识就能明白“牺牲生存求发展”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就能明白“有限的生存、无限的牺牲”迟早要维持不下去。能“顶层设计”、人工速成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却不能为这资本主义提供放心长远投资的大环境。结果：既然前途未卜，那保险的办法是不做长期打算，捞一把就溜——资本趋利避害的天性决定首先考虑的是保住已经到手的利益，而不是再投资。这就决定人造速成资本主义没有繁殖能力：自己都对前途没信心，不敢有长期打算。

　　第七，既然靠权力就能发展，靠权力才能发展，那资本家与其把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辛辛苦苦扎扎实实搞经营做研发上，不如花在笼络权力上——不笼络住权力，经营得当也白搭;笼络住权力，经营不善也能混。用权力“牺牲生存求发展”的结果是越发展越离不开权力，越离不开腐败。而当权者只学会了用“牺牲生存”来“求发展”，用权力欺负老百姓最溜，碰上牺牲老百姓生存也不能获得发展的情况，如房地产狂热、官僚腐败等造成生产成本飙升、企业无利可图、无法发展等情况，就束手无策了。

　　“牺牲生存求发展”全靠“牺牲生存、降低人工成本”一张王牌。然而第一，“人工成本”不是唯一的成本，“人工成本低”不一定“总成本低”。第二，“只容纳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不容纳间接创造利润的服务”的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导致中国人工速成的特色资本主义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规划、人心浮躁、不重基础、没有信仰道德诚信责任，对“牺牲生存求发展”之外的一切都没兴趣。第三，随着新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机器人制造技术的普及更新，中国靠压低人工来压低成本竞争、靠国际市场发展的王牌很快就要失灵。有人统计，如今制造业跟美国相比，中国只有人工成本、折旧成本、厂房建设成本比美国低，其他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银行借款成本、电力/天然气成本、蒸汽成本、配件成本、税收成本、清关成本等等都比美国高，(尤其是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随着国内环境成、人工成本等持续攀升，中国制造成本已经和美国制造成本相当，在一些行业将会超过美国制造成本。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称：当年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随着美国新技术革命和制造业“回归美国”，中国“牺牲生存求发展”、靠国际市场发展之路早晚要走到头。

　　第八，“牺牲生存求发展”带来的高速发展是一时的表面现象。毛泽东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用了一二十年。从奠定工业化基础到现在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开始有“井喷式成果”足足过去了三十多年。“万事起头难”。毛泽东完成工业化最难的部分仅仅用了一二十年，而且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冷战、国际封锁、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长期处于战争威胁、必须随时备战的环境下靠自力更生完成的，还做到了 “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比毛泽东创业时的环境不知改善了多少倍——和平环境，有基础，有积累，有外援，可以举债……如此条件下用了三十多年才开始有所成果。跟毛泽东时代比，这些年中国的基础工业、高科技等核心技术领域的发展能算迅速吗?况且这些领域几乎全是国有资产发挥作用的领域，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牺牲生存求发展”对中国核心工业的发展没什么贡献。

　　越“牺牲生存求发展”，中国老百姓日子越难过。日子越难过，国内市场越萎缩。国内市场越萎缩，国内竞争越激烈，要维持住“迅速发展”的神话就越不得不仰仗国外市场。越仰仗国外市场，越有求于人，越经不起人家的抵制惩罚。为了保住“迅速发展”的神话，中国已经严重牺牲了国家民族最根本的长远生存利益——为房地产投机狂热而牺牲农业、大规模毁田盖房、“突破十八亿亩红线”等使中国越来越离不开进口粮食;为迅速来钱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有水快流”、掠夺性毁灭性开发矿产资源等使中国越来越离不开进口资源。市场靠别人，人口的粮食靠别人，工业的粮食靠别人——这就决定中国“牺牲生存求发展”带来的“迅速发展”根基极其脆弱，只要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和经济封锁，经济必将大乱，先前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成果”都会一场空，从“疯狂发展”变成“疯狂破产”。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容忍中国发展低端产业，但决不能容忍中国大规模发展高端核心产业——既然软权力优势不在手里，经济战略制高点不在手里，游戏规则不在手里，定价权不在手里，所以中国永远只能靠低价拼。这在人家眼里简直就是个专门搅局的——专门用低价位拉低人家的高利润，用“中国造”把人家的高端产品从钻石价变成白菜价、让厂家从此消失。这意味着这些厂家及其雇员对其所属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的贡献从正数变成负数，从动力变成负担。这种情况越多，对西方阵营相应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的打击就越大，直到整个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崩溃——无法维持社会保险和福利就意味着无法使本国老百姓免除“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意味着把资本主义运转造成的大规模生存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改良资本主义最核心战略的总破产。事关人家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险体系，人家当然绝对不能容忍，当然要视你为敌。中国越发展，这种敌视越严重，直到人家忍无可忍下决心与你决裂。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不管中国如何委曲求全一心当乖孩子，只要中国持续发展，早晚要遭到国际垄断资本体系的围剿封锁。这也就决定中国建立在“牺牲生存求发展”基础上的“疯狂牺牲、疯狂发展”靠不住，迟早会被人家一顿乱棍打回原形。

　　毛泽东的发展是“确保生存求发展”、“牺牲奢侈求发展”、“集中力量抓关键求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要害关键上的发展速度无人可比，而且没有后遗症。如今中国能引以为傲的“中国速度”和发展项目，如高铁、军工、航天、重型设备、大工程建筑、南沙造岛等等实际是“两弹一星”、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深挖洞”、“地下万里长城”、红旗渠、大寨田、大规模农业水利基本建设、“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等的继承和发展，靠的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包括物质基础、精神基础、技术基础等等，而不是“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功劳。

　　而最能代表“牺牲生存求发展”成果的，则是“房地产”、“城镇化”、物价、污染、两极分化、腐败堕落。这方面的“中国速度”也是无人能比。“牺牲生存求发展”的成果与中国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完全不成比例，而且靠不住，经不起风浪，一旦有事就会一垮到底。

　　7．“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中国社会人人自危，生存危机笼罩一切、扭曲一切

　　这人权，那人权，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生存权对任何人来说都高于一切。人们可能接受贫穷，但不可能接受灭亡。生存是一切问题的底线。只要危害生存，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矛盾就激化了，就是对抗性矛盾，就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回旋的余地。生存不需要理由。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会不顾一切，会摈弃一切法律纪律道德规则——法律只有“守法则生，违法则死”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违法死，守法亦死”，那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守法?既然不管守法违法反正都活不成，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拼死求生。对法律如此，对纪律道德规则等一切制约莫不如此。

　　未陷入生存危机的人属于“常态”。陷入生存危机的人属于“非常态”。法律纪律道德规则等只能用于处于常态的人，不能用于处于非常态的人。不管这一套，硬用处理常态的手段处理非常态，要求陷入生存危机的人遵纪守法讲道德，跟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没什么区别。这说好听点是犯混，说难听点是蓄意杀人。

　　没有法律规矩，社会就不能存在;生存陷入危机，人就不会遵纪守法。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权出了问题，这个社会本身的生存就必成问题。

　　面临生存危机，好人也会不得已犯法——开非法摩的的下岗工人说：“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要人遵纪守法，首先必须解决生存危机——索马里海盗令那么多国家束手无策，却被一个教他们打鱼并收购他们产品、解决了他们生计的日本商人收服了。可见要使法律纪律道德规范起作用，就必须创造出使其发挥作用所必须的常态，即无生存危机状态。

　　“牺牲生存求发展”、强行在中国就地消化资本主义运转必然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的“顶层设计”使所有中国老百姓都处于生存危机笼罩的“非常态”。“生存高于一切”的本能决定谁都不原意陷入生存危机，面临生存危机时会不顾一切拼命要将其甩开，就像甩开被硬塞到手里的炸弹，甩到哪是哪，甩给谁算谁。结果：人们像“击鼓传炸弹”一样相互转嫁生存危机，使被硬留在中国就地消化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像点着了火的“地老鼠”一样满世界乱窜，威胁一切，扭曲一切，把整个中国社会搅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如今中国无数社会乱象的本质说到底全是“相互转嫁生存危机”在作怪。比如：

　　——社会腐败、乱象丛生——“中国的利润比刀刃还薄”决定大量人员陷入“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为了生存，许多人只好白道不通走黑道，正道不通走邪道：无法靠正当、正常、正规的经济手段生存，就靠非正当、非正常、非正规的非经济手段生存——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强化剥削、激化阶级矛盾、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抄袭剽窃、破坏环境、机构臃肿、裙带关系、卖官鬻爵、官商勾结、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坑蒙拐骗、倒卖票据、贩毒卖淫、走私抢劫、杀人越货……这一切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生存危机转嫁给别人”、“相互转嫁生存危机”。(这绝不是说为非作歹违法有理。只是说，有因才有果，治果须治因。)

　　——医患危机、“医闹”——“医疗产业化”决定医院必须盈利，否则就不能生存。要盈利就只能打病人的主意，即把自己的生存危机转嫁给病人。“医疗产业化”又使病人越来越承担不起医疗费用，一场大病足以倾家荡产。要摆脱生存危机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医闹”，即把自己的生存危机转嫁给医院。这样的大格局决定双方都有把生存危机转嫁给对方的可能，都有怀疑对方的理由：病人怀疑医生想故意让自己多花钱，医院怀疑病人故意想赖账。没有“生存危机国内消化”、逼迫人们相互转嫁的大形势，医患关系怎么可能如此紧张?——毛泽东时代哪见过“医闹”?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已经转移出去了，用不着国内再相互转嫁，医患关系自然没这么紧张。

　　——“南京彭宇案”、救死扶伤反被讹——典型的转嫁“医疗产业化”制造出来的生存危机。

　　——“中国网民爱骂人”、“中国社会戾气越来越重”、“资中筠：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走向野蛮的趋势”——陷入生存危机的结果。“狼奶”教育的结果。身陷危机，岂有好气?“公知”一边大骂“阶级斗争狼奶教育”、叫嚷“吐尽开口奶”，一边拼命向年轻人灌输弱肉强食的野兽意识、灌输当狼当野兽的“狼奶”：“丛林世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厉以宁到处宣扬“碰到老虎不必比老虎跑得快，只要比同伴跑得快就行”、“只要比同伴会爬树就行”，教唆如何转嫁生存危机、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不准讲阶级斗争，却大讲生存竞争;说是“没有阶级敌人”，结果人人都是敌人;说是“没有敌对势力”，结果到处都是敌对势力;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处处陷阱，人人自危。只要危害生存，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矛盾就激化了，就是对抗性矛盾，就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心平气和温良恭俭让，就有了所谓“爱骂人”、“戾气重”、“走向野蛮”等等。这一切都是“相互转嫁生存危机”的产物，是“公知”们弱肉强食“狼奶教育”的产物。

　　——“中国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人与人的关系一旦陷入“相互转嫁生存危机”的你死我活状态，岂能不紧张?生存危机的阴影笼罩整个社会，什么事都能跟生存扯到一起，动不动就“你的饭碗是我给的，没有我……”既然以“赏你生存”的恩人自居，那当然有恃无恐趾高气扬专横跋扈，视对方如奴如婢，呵斥辱骂肆无忌惮(如今提到中国人和人的关系，最看不惯的就是老板对雇员、上司对部下、顾客对服务员、“公知”对老百姓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野蛮粗暴、专横无礼)。连高铁服务员请乘客不要放纵孩子随便扔垃圾这样的合理要求都被跟生存扯到一起：“没有我们扔垃圾，你闲着没事做早就下岗了!”——任何问题一旦扯上生存，那就成了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矛盾没法不激化，关系没法不紧张，自然也就没法不会有同样上纲上线的以牙还牙反唇相讥：“你怎么不给火葬场的人也找点事做?”——自己面临危机，就不会在乎别人的危机。“相互转嫁生存危机”的大局下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丝毫不奇怪。

　　——官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决定资本主义体制容纳不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没办法靠直接创造利润的工资或投资生存的人只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到处钻营谋生。落水者见稻草都要捞，见救生艇更不放过，再拥挤也要攀附。官场这种“大锅饭救生艇”更不例外，只要有关系有空子，能钻进多少算多少。不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危机国内消化”的大前提，光想靠简单的精简机构把超编的人赶走了事，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越精简越超编——精简人很容易，给精简下来的人安排生计很不容易：你让他们今后靠什么生存?嫌救生艇上的人超员，简单地把多出的人扔到水里就算解决问题吗?

　　——“中国社会充满暴戾气氛”、“钉子户刁民耍懒不走漫天要价无理要求”、“街道胡乱摆摊无人敢管，一管就出现官民纠纷”、“法院民事判决执行不了”、“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礼崩乐坏”、“不敢见义勇为”……(连茅于轼都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普遍地说假话，普遍地缺乏对正义的信心。我活了快80岁了，以前没有看到这种状况”、“改革前我国的平均寿命，教育普及率，婴儿死亡率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改革以后这些指标很少有改进，或者干脆就没有改进。”)——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生存危机笼罩一切、扭曲一切、中国社会人人自危、相互转嫁生存危机。”生存不需要理由。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会不顾一切，会摈弃一切法律纪律道德规则。涉及生存问题，矛盾必定激化，结果就是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城管执勤、法院执法、征地拆迁规定等等都只能用于非生存危机的“常态”，碰上处于生存危机的“非常态”就不管用，也不应简单地套用常态下的是非标准去判断非常态下具体事物的是非。毛泽东时代搞建设动员拆迁很少有“钉子户”，而且农民往往很欢迎征地拆迁，因为一拆迁就算城镇户口，就可以招工了。也就是说，征地拆迁不危及农民的生存，人家没必要反对。而如今征地拆迁就意味着从此没了生计，除了拆迁费什么也得不到。这就使拆迁跟生存危机挂上了钩，人家岂有不拼命相争之理?满街乱摆摊也是一样，对城管来说是正当执法，对摊贩来说是生存之道，涉及生存危机，矛盾马上激化了。如果摊贩生计无虞，也犯不上拼死抗法。所有这一切矛盾激化都是“牺牲生存求发展”、“生存危机强留中国就地消化”的“顶层设计”的必然产物。

　　——“仇智”——你“顶层设计”了“劳动不创造财富”、“你就不配活着”、“改革代价”大屠杀、“下岗三千万”、“取消福利”，视老百姓的生存如粪土，矛盾岂有不激化之理?不仇你仇谁?

　　——“仇富”——这是“公知”故意歪曲的伪命题。不是贫富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以贫富问题为掩护的生死问题。“劳动不创造财富”、“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等资本游戏规则决定根本不可能“劳动致富”。“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无生存位置”的原则决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下场是死亡。“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生存危机强留中国就地消化”的“顶层设计”决定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是“灭绝多数中国人”、“你就不配活着!”——当少数人的富裕与别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时，不遭到仇恨是不可能的。自己安全舒适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却要别人出生入死牺牲生存的人不遭到仇恨是不可能的。人能够忍受贫穷，不能够忍受死亡，包括在“贫富”的名义下强加于人的死亡。

　　——普遍感到前途悲观，迷茫彷徨——只要“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大前景就不可避免。尽管“死亡公知”的如意算盘是“定向灭绝”——操纵“灭绝多数中国人”只灭百姓、不碰“精英”，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改革代价”不认人。“把生存危机强加国内就地消化”的魔鬼一旦放出来，就由不得“顶层设计”者的主观愿望了：性命攸关不择手段，涉及生死无情可言。当人人都被迫不顾一切把生存危机转嫁别人、不惜相互算计、相互倾轧时，当生存危机笼罩社会、人们处于“非常态”、充满暴戾仇恨时，没有人能绝对安全。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剥夺其他群体生存的群体不可能是安全的。你能牺牲别人的生存，就为你自己的生存也被牺牲打开了大门。一旦你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就轮到你被牺牲了。眼下权势熏天也未必一辈子保险——过去皇帝都做不到“江山永固”，何况今天?随权力而来的，也会随权力而去。有权时不可一世，没权时狗屁不是;有权时是猎户，没权时是猎物。一时成功，一世呢?一代成功，代代呢?如今即使“成功人士”也没见几个对自己后代的前景感到很乐观的：“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社会人人自危，生存危机笼罩一切、扭曲一切”的存在决定了“普遍感到前途悲观，迷茫彷徨”的意识。

　　茅于轼写了篇“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无比感慨美国社会的和谐，抱怨中国社会的对立。其他“公知”类似的作品不计其数，无不异口同声赞美西方国家社会和谐，贬损“中国社会充满暴戾气氛”，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中国人素质劣等、文化劣等”，就是“阶级斗争狼奶教育贻害无穷”，等等等等。

　　——只看到人家屋内显得干净，看不到人家暗藏的烟囱，更看不到“没有炭排放权就休想排烟”的“潜规则”，便自做聪明自鸣得意宣布发现了“不要烟囱不排废气就能在屋内生炉子”的“普世规律”，然后山寨出没有排放系统的“特色房屋”，硬把老百姓塞进去。炉子一生火顿时满屋子不是烟就是窒息性煤气，老百姓纷纷抗议。“顶层设计师”先答曰：“这是暂时现象。炉子生火满屋子烟和煤气的问题，要通过深入升火解决。等火烧着了就没烟没煤气了。”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又改口宣布有烟有煤气令人窒息是因为燃料素质问题、建筑材料问题、加工问题、烧火技术问题……怨天怨地怨别人，连祖宗八代都捎上，唯独不承认自己的设计有问题，不承认违反了“屋里升炉子必须有烟囱和废气排放系统”这个客观规律。

　　——只看到人家社会看着和谐，看不到人家暗藏的大规模生存危机的转嫁排放系统，更看不到“没有软权力优势、没有经济战略制高点、不掌握游戏规则、没有定价权就休想转嫁排放大规模生存危机”的“潜规则”，便自做聪明自鸣得意宣布发现了“发展资本主义不用对外转嫁大规模生存危机、强行留在国内就地消化就行”的“普世规律”，“顶层设计”出“牺牲生存求发展”的“改革路线图”，强加给中国老百姓。一搞“牺牲生存求发展”顿时生存危机接连不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纷纷抗议。“顶层设计师”先答曰：“这是暂时现象。牺牲生存求发展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牺牲生存求发展解决。等牺牲生存求发展走上正轨就没有生存危机了——“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等生存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顶层设计师”又改口宣布这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劣等、文化劣等、公有制余毒、阶级斗争狼奶教育贻害无穷……怨天怨地怨别人，连祖宗八代都捎上，唯独不承认自己的“顶层设计”有问题，不承认违反了“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对外转嫁大规模生存危机的体系”这个客观规律。

　　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强制就地消化大规模生存危机”的中国跟“转嫁掉了大规模生存危机”的西方国家相对比，以证明“西方国家和谐、中国社会暴戾”，然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国人文化低劣、素质低劣、公有制余毒、阶级斗争狼奶教育”——“死亡公知”就是这样贼喊捉贼，把自己“牺牲生存求发展”造成的中国社会人人自危，生存危机笼罩一切、扭曲一切的责任赖得一干二净。

　　8．“牺牲生存求发展”的必然后果——为镇压老百姓的求生反抗，必须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

　　既然不顾客观规律强行推行资本主义，那就只能把资本主义运转制造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强行留在中国就地消化，就只能“牺牲生存求发展”，就只能“灭绝多数中国人”——走资本主义就必须按资本的根本原则办。资本的根本原则是“不创利润者不得生存”。既然“不创利润者不得生存”，既然“公知”已经宣布“劳动不创造财富”，那“不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就不配活着!”

　　落实“你就不配活着!”的层次有三：第一层，消灭希望，第二层，消灭斗志，第三层，消灭肉体。每一层次都离不开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

　　第一层，消灭希望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希望。希望即未来。没有希望即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意味着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哀莫大于心死”，人一旦丧失希望，要么自弃，要么犯罪;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即使不寻死也活不长。希望是硬道理。希望是人类生存的刚性需求，是最大最根本的人权。摧毁希望即杀人——既然人没有希望就不能生存，那只要摧毁希望就必定致人于死地。“灭绝多数中国人”不一定用刀，只要摧毁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希望就行了：

　　——“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同族一位老人上吊自杀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很震惊，谁知道回老家跟亲戚们一聊才发现，原来乡下老人自杀非但不是什么新鲜事，反而平常的很。有摔断了腿自杀的，有得了绝症自杀的，还有不少本身没什么大病但是担心以后生病拖累子女，于是干脆趁着腿脚能动自杀省事……甚至跟我聊天的几位老人都相当淡定的表示自己迟早也会走上那条路”、“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 .

　　——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落，让生也想不生……

　　——得了重病就自杀、受了重伤就自杀……

　　为什么如此?丧失希望：老年人对自己丧失希望——“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年轻人对下一代丧失希望——生不起，养不起，上不起学，前途渺茫……;伤病员对生活丧失希望——病不起、死不起……

　　上述自杀全是“死亡公知”的杰作——用“你就不配活着!”摧毁老幼病残等一切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者的生存希望。结果：自我了断，“死亡公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动手就杀人于无形，达到了杀人最高境界：“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由此可以明白“死亡公知”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起劲地用宣扬“中国人劣等”、“中华文化劣等”、“外国处处比中国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用反华反民族反人民的软刀子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消灭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希望，让中国老百姓自己都觉得自己劣等、该死——“你就不配活着!”

　　(不过摧毁老百姓的生存希望、让老百姓对死亡麻木不仁无所谓有时也会产生另一种效果——鲁迅说：“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死亡公知”要摧毁中国老百姓的自尊自信和生存希望就必须妖魔化毛泽东，因为他们发现毛泽东的主张处处跟他们针锋相对，比如：

　　“死亡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毛泽东：“人民万岁!”

　　“死亡公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死亡公知”：“劳动不创造财富”、“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

　　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死亡公知”：“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灵魂”、“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

　　不妖魔化毛泽东，“死亡公知”怎么摧毁中国老百姓的自尊自信和生存希望?如何杀人不见血地实现“灭绝多数中国人”?难怪他们要拼命反毛。

　　第二层，消灭斗志

　　“死亡公知”如何对付生存希望没有被消灭掉、仍在坚持生存的老百姓?不得已而求其次，消灭其斗志，让他们虽没自杀也别反抗，老老实实听天由命等着被淘汰。如何消灭斗志?用软刀子杀人，拼命灌输“阶级斗争可恶”、全面否定一切抗争的思想情绪，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共产主义运动一概否定，不择手段反共反毛反华——从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到“抗日共军共杀敌851人”，从毛泽东的诗词到毛泽东的身高，从“狼牙山五壮士吃老百姓罗卜”到“黄继光是假的”，从“南京大屠杀真相”到“汪精卫真相”，从“殖民史是文明传播史”、“鸦片战争对中国转型功不可没”到“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污蔑诽谤无孔不入，说来说去真正的意思只有一个：反抗不好，革命最坏。不要抗争，要逆来顺受乖乖服从“你就不配活着!”的“顶层设计”。

　　同样，“死亡公知”要摧毁中国老百姓的斗志和抗争意识就必须妖魔化毛泽东，因为他们发现毛泽东的主张又在处处跟他们针锋相对。比如：

　　“死亡公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对待刁民不能手软。”

　　毛泽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

　　“死亡公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自由化”、单干;

　　毛泽东：“组织起来。”

　　“死亡公知”：“真正的爱国者汪精卫”、“汪精卫曲线救国有理”、“为李鸿章翻案”;

　　毛泽东：“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死亡公知”：“骗出一个体制来”、“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

　　毛泽东：“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死亡公知”：“融入世界”;

　　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死亡公知”：“告别革命”、“毛泽东思想不列入”、“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死亡公知”：“我们手里有原子弹!”

　　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死亡公知”：“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不畏浮云遮望眼”;

　　毛泽东：“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

　　不妖魔化毛泽东，“死亡公知”怎么摧毁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抗争意志?如何让老百姓乖乖接受“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顶层设计”?难怪他们要拼命反毛。

　　第三层：消灭肉体

　　“死亡公知”的软刀子只能通过消灭老百姓的求生希望和求生斗志间接杀人，碰上既没有丧失求生希望又没有丧失求生斗志的老百姓就不灵了。“图穷匕首现”，软刀子失灵就只有靠硬刀子了——直接消灭肉体。但要明目张胆公开杀死这么多人，总得给出个理由来，造出个罪名来。而“灭绝多数中国人”这个“顶层设计”见不得人，“能做不能说”——总不能悍然以“你就不配活着!”为根据定死罪吧?这就需要制造出一个简便易行的大规模杀人法律武器：“毛泽东罪”——通过妖魔化毛泽东制造出“毛泽东罪”，轻而易举给任何胆敢反抗“你就不配活着!”的“顶层设计”、抗争“灭绝多数中国人”的命运的人定死罪。

　　当年国民党只要证明某人“通共”、“亲共”(甚至不用证明，随便给人扣顶“红帽子”就行)，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定死罪判死刑“斩立决”，立马杀掉。一旦“毛泽东罪”成立，历史就将重现——只要证明某人拥护毛泽东或认同毛泽东的某个主张(甚至不用证明，随便给人扣上顶“毛左”帽子就行)，根本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定死罪判死刑，格杀勿论。(比如，没有“毛泽东罪”，本文的命运不过是删除屏蔽;一旦“毛泽东罪”成立，那谁阅读转发本文谁就是死罪。)

　　只有有了“毛泽东罪”这一方便灵活的大规模杀人法律利器，“死亡公知”才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切既没有丧失求生希望又没有丧失求生斗志的老百姓置于死地，通过肉体消灭来实现“你就不配活着!”、实现“灭绝多数中国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死亡公知”们会如此不遗余力、如此不择手段、如此无孔不入地妖魔化毛泽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妖魔化毛泽东，意在“灭绝多数中国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自己的生存，捍卫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捍卫毛泽东。

　　既然“死亡公知”上述一切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妖魔化毛泽东的倾向性舆论狂潮都是为着“灭绝多数中国人”这一总目标，既然涉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那这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你死我活问题——“言论自由”只适用于同一阵线内部、人民内部、自己人内部。敌我之间的言论全部属于战争宣传、战争煽动、战争欺骗。敌对势力的语言攻击不过是行动攻击的动员和前奏。语言暴力早晚发展为行为暴力，如香港暴乱。对敌对势力的任何敌对语言都只有消灭，没有容忍，不存在任何“容忍言论自由”。对“死亡公知”上述一切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妖魔化毛泽东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只能镇压，不能容忍，越容忍越变本加厉，最后还是会象香港暴乱一样从语言暴力发展为行动暴力。因此谁容忍谁就是一伙的。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了以权谋私，所以需要消灭“干部不得有私产”的公有制，所以需要私有制，所以需要制造出“消灭公有制、实现私有制”的借口，所以要用“发展是硬道理”证明“私有制才能促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促发展、要发展就必须私有化”，所以有了不择手段、暴力蛮干、人造速成的中国特权资本主义，有了“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顶层设计”，有了实现“灭绝多数中国人”所必须的消灭中国老百姓求生希望、求生斗志的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倾向性舆论狂潮，有了妖魔化毛泽东、制造“毛泽东罪”的不遗余力——所有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因果关系明确的统一体。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只有理解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资本的增长即利润就是一切”，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只有按资分红，没有按劳分配”、“劳动不创造财富”、“不为资本创造利润者不能生存”。只有理解了这些游戏规则，才能明白靠资本主义实现“劳动致富”、“共同富裕”是弥天大谎异想天开;才能明白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容纳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存、不对外转嫁“你就不配活着!”的生存危机自己就不能生存的客观规律。只有用这些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游戏规则、生存客观规律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才能看出古典“原教旨资本主义”和当代西方改良资本主义的区别，才能看清当代西方改良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才能明白西方国家不可能容忍中国崛起——西方的改良资本主义承受不起自己赖以生存的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体系被庞大的中国崛起本身所摧毁。明白这一切就可以预料西方国家早晚要跟中国冲突——能军事消灭就军事消灭，不能军事消灭就封锁隔离(如TPP)，一则把祸水拒之门外，二则试图用经济封锁隔离制造出中国的经济危机、制造中国内乱分裂，为将来的军事消灭创造条件。

　　只有理解了上述大局势，才能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强行推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把资本主义产生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强留中国就地消化，只能“牺牲生存求发展”，只能走向“灭绝多数中国人”;才能明白如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暴戾动荡等都是被强行留在中国的大规模生存危机到处乱窜、笼罩一切、扭曲一切、导致人人自危、被迫相互转嫁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人口素质低”、“文化劣等”、“传统问题”、“狼奶教育”之类所致。

　　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牺牲生存求发展”不过是一个局、一场戏——“总设计师”真正需要的不是实质上的发展，而是名义上的“发展”。只要有了名义上的“发展”，就可以证明“私有制才能促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促发展”，然后援引“发展是硬道理”、“不问姓社姓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冠冕堂皇地消灭公有制、全面私有化，一举突破以权谋私最大最根本的障碍——“干部不得有私产”的公有制。

　　(如果真要实质性发展，怎么可能闹“GDP第一”?怎么可能容忍“把利润都拿走，把GDP留给中国”这种愚蠢之极的结果?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用货真价实的成果证明发展很难，用GDP证明“发展”很容易，玩玩统计数字就行。用实惠跟外国换GDP，外国得了里子，中国得了面子，皆大欢喜，实现“双赢”——虽然中国国家和老百姓吃了大亏，然而“总设计师”家族半点亏不吃，而是大赚：有了GDP飙升的数字就能证明“发展”了，就有了消灭公有制、实现私有化的借口，就能消灭以权谋私抢劫国库的最大障碍。不消灭公有制，不取消“干部不得有私产”，权力再大，一个子儿也没法捞，个人家族收支帐上收入是零;有了私有制，允许官员有私产，巨大的权力马上转化为巨大的私利，个人家族收支帐上收入是天文数字——这难道不是大赚?“把利润都拿走，把GDP留给中国”给中国和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再大，在人家个人家族收支帐上也是零。只有弄清这个算帐体系，才能弄清楚为什么“牺牲生存求发展”、“不惜代价要GDP”——所有的牺牲、所有的代价都发源于“总设计师”消灭“干部不得有私产”的公有制、实现个人家族收支账上有天文数字进项的私利需要。

　　胡传魁“抗日”是假，以“抗日”为名抢劫老百姓是真。“总设计师”“发展”是假，以“发展”为名盗窃国库抢劫老百姓是真。如此而已。)

　　理解了这一切，就不仅可以圆满解释中国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找出原因，找到解决办法，而且可以清醒地预测形势的发展。

　　五．“一棍子打死”与“消毒灭菌、治病救人”

　　本文决非主张“颜色革命”。不管以什么名义鼓动闹事、制造动乱、挑动内战，客观上就是一直虎视眈眈企图消灭中国的外国敌对势力和中国“死亡公知”的同伙。尤其是中国的“死亡公知”，如今正巴不得有人出来搅局——“牺牲生存求发展”已经快混不下去了，眼瞅着要破产，最需要有人闹出点乱子，这样才可以名正言顺把一切责任赖个精光：“不是我的‘顶层设计’有问题，而是‘毛左’破坏了大好形势，一切恶果都是他们的责任……”

　　革命不是哪个人脑袋一热凭一通主观夸张就能制造出来的。即使你的理论正确，也必须经过大量的客观事实证明后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才行。自命自己绝对正确、随随便便闹“革命”，谁知道是不是某个不得志的狂人为了自己的野心在制造动乱?谁挑动教唆动乱内战，谁就是民族罪人。

　　那么“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罪恶就不管了吗?当然不是。

　　电脑软件病毒只能用消毒软件解决。砸烂电脑硬件消灭不了软件病毒，即使换个新电脑硬件还得照样中毒。“死亡公知”是上层建筑的“脑病毒”，通过“劫持大脑”篡夺了权力为非作歹。“脑病毒”问题必须靠“脑消毒”解决——“消毒灭菌，治病救人”。

　　“死亡公知”整天叫嚷“改革攻坚”本身就证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得逞，中国还不完全是他们的天下。情况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牺牲生存求发展”虽然现在还没到完全混不下去的地步，但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缩得快到底了，靠牺牲生存越来越难以发展，更经不起风吹草动。一旦有国际风浪，出现大倒退、神话大破灭的可能很大。

　　“不能给资本创造利润者不得生存”的资本游戏规则决定找不到能给资本创造利润的工作就没生计。“中国利润比刀刃还薄”的大形势决定没有多少中国人能长期稳定地找到能给资本创造利润的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空间容纳不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存。就凭这就能知道只要“牺牲生存求发展”、强行推行资本主义，“灭绝多数中国人”的大势所趋就不可避免，社会危机丛生、矛盾不断激化的状况就不可避免，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觉醒就不可避免，被生存危机逼醒的人必会越来越多，哪怕是眼前的“成功人士”——不管是古人发明的“南柯一梦”还是郑必坚、王沪宁们发明的“邓科三梦”，梦就是梦，梦得再美也有梦醒之时，梦醒之后还得面对现实。

　　任何中国人只要不甘灭亡，不甘亡国，一旦看清“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本质和前景就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例外。已经看清这些的中国人现在能做的、该做的就是通过主观努力使更多的中国人尽快也看清这点。

　　面对“牺牲生存求发展、灭绝多数中国人”的命运，除了听之任之坐以待毙和暴力革命两种前景之外还有另一种前景——文革：最高领导不甘心中国崩溃灭亡，下决心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扭转乾坤。这正是毛泽东五十年前就预见到的前景，让人思来想去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唯一最可行、损失最小的解决问题办法——时光流淌了五十年，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一切都在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之中。“死亡公知”们拼命蹦达，到头来仍然没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当然，凡事总有两种可能。如果出现不了有敢下如此决心、能下如此决心的最高领导怎么办?那也没办法，只能准备出现最坏的情况了。但有一条可以明确：政治上正义的一方只能后发制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挑起内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先，共产党闹武装革命在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在先，共产党应战在后。毛泽东当年明知自己正确也没有使用武力夺权，而是耐心等到遵义会议。蓄意发动内战动乱是一回事，被强加内战后被迫自卫是另外一回事。

　　新的“四.一二”的标志是什么?第一，彻底否定毛泽东，设立“毛泽东罪”；第二，“共产党改名”。这两条标志着“死亡公知”终于实现了“改革攻坚”，已经全部大权在握，要动武杀人了，尤其是共产党改名——共产党不改名，杀共产党就成了“共产党杀共产党”，说不通不说，自己都分不清该杀谁。共产党改了名，非共产党杀共产党就名正言顺，阵线分明了。只要不出现这两种情况，局势就仍有通过新的文革好转的可能。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人们能做的无非两条：争取最好的，准备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