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 反腐倡廉不妨用用体制外的人

　　

 

　　反腐倡廉、加强中央巡视，靠什么人加强?

　　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治理中国要靠什么人的问题。

　　治理中国要靠什么人?只能靠与中国和中华民族同命运的人，即切身利益身家性命与中国和诈中华民族密切相关的人——那些“中国好了自己才能好，中国国垮了自己决好不了”的人。

　　换句话说，必须是命运与中国同舟共济的人。这就决定以下几种人必须排除在外：

　　第一，必须排除一切“中国垮了自己能一溜了之”的人——能移民的富人、“精英”之类。

　　第二，必须排除一切腐败的既得利益者——只要有“财产性收入”，那就说不清：“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第三，必须排除一切“公知”。

　　道理很简单：“公知”需要的是确保自己利益的“普世价值”，而不是中国和中华民族。

　　——“公知”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因为“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不知道怎样用辩论去选择一个政权”、“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奉为伟大领袖”……换句话说，只要不认同他们追求的“普世价值”，民族可以不要。

　　——“公知”说“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换句话说，为了他们追求的“普世价值”，国家可以不要。

　　既然“普世价值”高于一切，那为了“普世价值”就可以干脆把中国灭了，把中华民族灭了，由认同“普世价值”的人来治理这块地方——既然国家不要紧，民族不要紧，“普世价值”最要紧，那只要实现“普世价值”，中国还是不是中国、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又有什么关系?

　　——难怪“公知”叫嚣“三百年殖民地”：杀光“劣等民族”，只留下“公知”，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这块地方，这不就实现了“普世价值”这一最高原则?

　　如此逻辑并非当代“公知”才有。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皆如此：自己的“理想境界”（过去是“克己复礼“、”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上智下愚不移”、“尊卑贵贱有序”之类，如今是“普世价值”之类）高于一切，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而文人的“理想境界”又是一人一个样——“我是正统”、“我是嫡系”……谁也不服谁，谁也瞧不起谁，永远“文人相轻”，永远没有凝聚，永远内斗得你死我活，永远分裂分裂再分裂，内战内战再内战。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实际上靠文人治理的天下没有不亡的——只要政权官员全部文人化了，政治就腐败得不可收拾了，内斗内战“潜规则”就压倒一切了，整个社会就走向分崩离析了。

　　朱元璋出身贫寒不识字，对文人特别看重，结果明朝文官权力大得邪乎，文人尾巴翘上了天，整天内斗空谈不干正事，最后逼得老百姓造反，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朱家后代被斩尽杀绝。满清不吃这一套，文人敢玩幺蛾子就杀，老实不客气，结果满清一朝文人个个缩着脖子比谁都老实，最后遗老遗少一大堆，让剪辫子都不干——文人永远吃硬不吃软，你越把他当回事，他越不把你当回事;你越尊重他，他越鄙视你。你狠狠收拾他他，他比谁都老实。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你越搞“尊重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化文凭化”，“公知”越趾高气扬，叫嚣“共产党改名”不算，干脆连共产党祖坟都刨了，整天闹着要“清算历史罪恶”、“三百年殖民地”、“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狂得恨不能飞上天。一旦贪得无厌的本性被看透遭到迎头痛击，马上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最反毛的人这时引经据典引用毛泽东语录保护自己却比谁都溜）。

　　这一切决定治理中国绝对不能靠“公知”，反腐倡廉、加强中央巡视当然不能例外。

　　第四，不能单靠体制内的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体制内也身不由己。单靠体制内的人对付不了已成经了气候“官官相互”的潜规则。

　　以下几类人应重点考虑：

　　1．红二代，不发财——红二代而不发财，能发财而不干，必有理想有原则。

　　2．中学文化程度的退休工农兵——有文化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3．有过实际贡献的退休工程技术人员——有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者才会认同实事求是。

　　4．国有企业退休财会人员——知道原则熟悉规矩。

　　“干部文凭化”导致中国官场清一色知识分子，相当大部分是“公知”。要反腐倡廉就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打破文凭迷信，打破年龄局限，不拘一格用人才——专用最恨腐败的人，专用没有“财产性收入”的人。说到底还是毛泽东的老法宝：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老中青三结合。

　　常听到有人说：“XXX没人可靠”、“可靠的人太少”之类。这话不对——真为公自有凝聚：“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无须私交。

　　毛泽东早就说过：“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