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我们一定要把祖国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张宏良：我们一定要把祖国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对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搞混合所有制很危险》的点评

        这位美国人的告诫是正确的。混合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革，单方面自贸区的殖民化改革，放开基础产业和医药价格的两极分化改革，正在把祖国推向危险的悬崖边缘。

   　在此决定祖国命运的危机时刻，中国左翼内部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不同选择，一种选择是唤醒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把党和国家从危险的悬崖边缘拉回来，回归社会主义正确轨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种选择是，像利比亚伊斯兰革命组织、埃及穆兄会和乌克兰的左翼组织那样，对内联合极右势力，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趁机推翻党的领导，把祖国推入膏血遍地的动乱深渊。

   　前一种选择，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选择。后一种选择，是帝国主义操纵的选择，是国内汉奸极右势力插手的选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长期断绝了对民运势力的财政支持后，最近又突然拨款支持个别民运人士，就是看中了他们与中国大陆左翼的联系，并且想利用这种联系，把中国左派也变成中东乌克兰那样的“左派带路党”。

   　“左派带路党”是21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出现的客观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的那样，是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在两级分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各国资本集团勾结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政权进行抢劫，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资源，然后再把屎盆子反手扣在执政党（者）头上，导致老百姓把全部愤怒都发泄到了执政党（者）身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恰恰利用了这种群众愤怒，借机支持这些国家的左派，推翻了各自政府。然后又兔死狗烹，反过来大肆屠杀和镇压这些国家的左派，最终把这些国家选入了血腥的动乱之中。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中那些身为社会精英的主流左派，又越来越站在官方和资本的立场上，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描绘的改革前程，作为国家的奋斗目标，让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逐渐丧失了希望，丧失了等待的耐心。道理很简单，新自由主义改革无非就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两极分化，并且这种两极分化还是与个人的巨额贪腐和国家财富的巨额外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超出了老百姓忍耐的极限，中央情报局随时撒下一个火星，就能燃起遍地大火。

      这就是从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的必然逻辑。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先让一个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成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的尖锐矛盾，然后再利用这些矛盾控制当地政府，只要这些政府不听话，或者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就随时引爆这些国家的两极分化矛盾，把这些国家推入动荡深渊。

     　当今中国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深渊，情况与中东国家相类似，被西方敌对势力收买和操纵的左派内部个别败类，也在密谋策划走上伊斯兰革命组织和穆兄会的道路，准备象吴三桂哪样，借助外来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从西方帝国主义抓紧策划左派内部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让人感受到了动乱在不断逼近的阴影。

      只是中国不是中东，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风风雨雨历练的中国人民，没有上右派颜色革命的当，也同样不会上“左”派（中国的左派带路党要加引号，是因为他们不是左派，而是混入左派队伍的地痞流氓）带路党的当。美国利用右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战略失败了，企图利用左派带路党在中国制造动乱的阴谋同样会遭到失败。

    　这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毛派力量，一个代表99%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毛派力量。有这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存在，那些上蹿下跳的“左”派带路党，就会像抗战时期的托派一样，只是不到1%的极少数。这个比例决定了，中国毛派有信心也有能力，一定能够把祖国从危险的悬崖边缘拉回来。

      有人说，晚了，已经拉不回来了。莫说是我们还充满信心和力量，就算真是那样，我们宁愿和祖国一起粉身碎骨，也绝不做左派带路党，绝不做帝国主义解体中国的汉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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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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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阅读：

搞混合所有制很危险!

作者：大卫•科茨

　　大卫·科茨教授研究成果丰富：包括学术专著，经济政策研究报告，评论，学术论文等。代表作有：《自有资本主义的沉浮》《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路线：由苏维埃向新俄罗斯的转变》等专著，《为了百分子九十九的经济学》《俄罗斯的微观经济学政策选择》等研究报告，《当今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前苏联的转变》等评论，《沉淀路径下的社会结构：2008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过渡的可能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演化：未来社会主义的经验》《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在美国的未来》等论文。

一、致谢和引题

　　非常荣幸得到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国际会议来发表演讲。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国有企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是足够的，因为中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果中国想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有一种建议认为，要想使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顺利健康地发展就要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模式。这个建议具体而言就是允许私有投资者购买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样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就变成了既有国有、又有私有成分的混合所有制了。为了对这种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或者建议进行一个评价，我的演讲将从以下方面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第一，要弄清楚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第二，如果把两种体制混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混合所有制如何才能奏效呢?为了更好理解，我会给大家举两个美国的例子来论证。第三，我会提供一些我的结论性的总结建议。

二、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分析

　　对于一个私有企业来讲，其唯一的目标就是为它的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这种私有企业要想在整个市场运营中变得非常有效，就需要满足一些前提和假设，比如说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需要没有外部的成本和外部的收益等。根据西方经济学，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有效运转的根本假设前提。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将会导致社会上的一些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提升包括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的创新，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等方面。但是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前提和假设就很难完全得到充分的满足了。

　　事实证明，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多负面的效果将会显现出来。在这种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因为私有企业往往会倾向于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员工的工资，同时企业的经营者会抬高自己的公司经营性收入。例如，在当今美国的私有企业里，典型大公司的CEO的工资水平是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52倍。然而30年前，这个倍数仅仅是39倍。在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还导致了其他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比如说没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工作环境的恶化等等。尽管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带来一些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往往并不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或者说是社会发展必需的技术创新。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美国的具体实例，2003年的时候，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就已经分离出一种可以对抗埃博拉病毒的药品。这些科学家们经过实验发现他们所制造出来的这种疫苗在猴子身上已经可以达到100%的有效，所以这些研究者就想要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人体的实验上来。于是，他们造访了很多家制药公司，一家一家地咨询，但是最终都被拒绝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疫苗并没有多大的利润可言，原因是埃博拉病毒只是在非洲地区普遍存在，而那里却是贫困地区，所以他们断定不会赚大钱。疫苗在人体上的实验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但是如果在2003年就开始这种实验的话，到了2007年，也就是埃博拉病毒再次扩散的时候，应该已经试验出来可以安全使用的疫苗了。由于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并急速扩散，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办法去遏制。但是由于没有前期足够的人体实验基础，所以这种疫苗是否对人体是安全的，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了。

　　接着我要再说一点，这种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还会带来其他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如果企业追求的是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话，比如说几个月、半年、一年以内的利润最大化，他们就可能放弃了五年之后的利润目标，但是现实是，很可能五年之后才是我们所需要某种结果的时候。为了避免上述私有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作用，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国家使用一些法规来约束他们的企业行为，比如说对环境的保护措施。同时，政府应该对一些科研领域，特别是那些可能没有盈利机会的研究领域进行补助或者补贴。

　　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或者纠正私有企业的措施就是实施国有企业制度，因为国有企业的运营目标一定是与私有企业有区别的。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应该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而且还应该有其他一些目标。国有企业还应该追求包括对消费者意愿的满足，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满足以及对本地社区或者是本地居民对一些社会要求的满足等目标。这些都可以有效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效率。由于在整个过程中还涉及一些成本，以及国有企业的一些目标设定的原因，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产生的成本不应该被削减。大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期待是它能够提供一种维持工人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地保护环境，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提供更好的、安全的产品。国有企业不应该给它的管理层过高的工资，同时不应该给工人过低的工资。国有企业在一些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些对国民经济未来发展将起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却没有很大盈利空间或能力的高科技领域。同样，国有企业在一些国民经济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必须起关键性的作用，例如交通、通讯、电力、金融、国防，以及一些其他的基础设施的供应方面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领域涉及国民生活中所需的一些产品和服务，例如教育、公共医疗以及住房等。这些领域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去运营的话，整个领域就绝对不会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了。

　　还有就是，这些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涉及的领域对国民经济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它的盈利能力却不一定非常巨大。对一些国有企业来讲，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会承受一定量的损失，例如在一些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域，这种国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可能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但是这种外部正效应由于没有纳入市场价格中，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就会很小，因此对企业来讲注定会有一些损失。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铁路运输部门，不管是城际之间的还是城市内的轨道运输，其都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轨道运输会减少城市的拥挤以及城市的污染，其所避免的这些拥挤和污染问题可能是其他运输方式必然会带来的。这些轨道运输服务的票价不可能太高，因此它需要政府的补贴才能保证并鼓励人们都用这种运输方式而不是采取其他的交通运输方式。这里我要指出一点，以上案例并不是说要求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受到国家的补贴，因为有些企业是有盈利能力和盈利可能的，对这些企业就没有必要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了。

三、混合所有制模式的探讨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混合所有制的问题。

　　1.关于混合所有制的一些观点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所有制和私有企业所有制在一个企业里进行混合运用的话，它可能会让这个企业更有效地运营。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把私有企业那种运转模式纳入国有企业就会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因为私人所有制企业能够带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的理念，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产品，更有效率运营企业等。但是这里我要说，由于私有企业运营的根本目标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私有投资者追逐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这两种所有制混合到一个企业来运营的话，毫无疑问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如果在混合所有制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经理人就需要明确他到底应该遵循哪个目标。是按照私有企业诉求去追逐利润最大化，还是要保证落实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各种目标能够得以实现?具体来说就是，公司是按照私有企业的诉求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标准，还是按照国有企业的目标给工人一个体面的工资水平?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会再用两个美国的实例来进行阐述。

　　2.美国的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2008年，当金融危机席卷美国的时候，通用汽车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它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产生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用汽车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部门，这个金融部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拖累了整个通用汽车公司。2008年秋季，当时执政的布什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为通用汽车公司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到了2009年1月，当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又购买了通用汽车61%的股份，同时还将进一步给通用汽车公司提供贷款。这些措施就使得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了。所以，媒体开始对通用汽车的首字母进行调侃，GM原来是代表通用，现在是代表了政府的汽车公司。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罕见的政府援助措施，它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保证通用汽车所涉及的很多行业、很多企业能够保留住现有的工作岗位，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零售商以及零配件企业的破产。另外，由于通用汽车公司所生产的一些零部件是独家生产的，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破产了，这些零部件就不会再被生产了，因而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拖累其他汽车企业出现无法运营的情况。因此，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的倒闭了，那就会使美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严重的危机，而美国汽车行业在美国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用汽车公司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政府要求通用汽车公司必须对他们现有的结构进行改革以提高其生产效率。政府的援助一直持续到2013年。在此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所带来的收益和利润大概超过了220亿美元，这里面大部分被用来偿还了政府的贷款和援助。到2014年为止，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盈利能力最强的40家企业之一了。随着通用汽车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强，2013年底，美国政府把他们所持有的股份出售给了私有投资者。这样说来，混合所有制体制在通用汽车公司实际上运行了只有5年左右。

　　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阐述的美国混合所有制的案例就不像通用汽车公司一样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了。这个案例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它是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的国有抵押贷款机构。这个机构是美国政府于1938年建立的一个国有企业。美国政府成立这家企业最初的目标是为美国提供更多的推动住房方面的一个保障。它的具体措施就是用这家公司从金融贷款机构购买抵押贷款。1954年这家企业的股票开始上市，向私有投资者出售股份。那个时候因为该公司出售了股份所以是混合所有制，但是其还保持着国有企业的目标，即为中等和低收入家庭的贷款提供保障。到了1968年，房利美公司中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也向私有投资者出售了，因此它实际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完全私有化的企业了，但是根据法律要求该公司还维持着原来国有企业的目标。因此，1968年之后这个公司就变成了政府资助的企业。这个企业尽管在技术层面来讲已经是完全私有化了，但是在本质上来说它还保留着国有企业的一些特征，也就是政府要求它必须承担一些社会义务，以便保证中、低收人家庭抵押贷款的要求。因此政府为它的一些债券提供了最后的担保责任。这种结构是相互矛盾的，因为私有企业投资者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最终在2000年左右导致了很大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金融部门就卷入了投机性非常强、风险非常大的业务之中。这个结果在2000年前后就变得非常明显和突出了。这种情况就致使美国金融体系内出现了万亿美元的次贷。虽然这种次贷对金融企业来讲具有非常丰厚的利润空间，但是一些精明的分析家已经意识到次贷具有非常高的风险。

　　房利美公司对这种次贷危机做出了何种反应呢?到2005年之前，房利美还是秉承着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给它规定的公共义务，因此它没有从事任何高风险的次贷债券和证券方面的业务。但是到了2005年，房利美的私有投资的大股东们就给房利美的CEO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他必须从事这种次贷业务以及相关的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刚开始的时候，房利美的CEO坚决抵制了这种要求，因为他显然清楚这种业务的风险是非常大的。2005年初的时候，房利美的大股东之一，一个对冲基金的所有者在和房利美的CEO交谈的时候说了下面一段话：你到底是笨还是瞎?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工作就是为我挣钱吗?显而易见，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在抱怨房利美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最终，身不由己的房利美的CEO做出了让步，他放弃了对公众的责任和目标。从2005年到2007年房利美购买了超过2700万美元的次贷以及高风险的债券。所以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了之后，首先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所导致的，这时候房利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该损失已经使整个房利美公司陷入了破产的境地，美国政府为了救市为它制定了超过18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这个时候房利美公司对纳税人来讲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交代了。由于房利美公司及其CEO对私有股东的妥协和让步，造成了这种危机的加剧和深化，最终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

四、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结论

　　因此，从上面的一些案例来看，我觉得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想要维持长期的混合所有制体制是不太安全的，这样会带来很多的风险。这种体制之下，会让那种私有投资者享受国有企业那种政府担保的优惠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私有投资者就会追逐高风险的项目，或者企业活动，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最终会为风险买单的。在这个完全追求私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可能就被抛在一边了。如果仅仅是把这种混合所有制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我认为它可能会起到一些预想的效果。就像通用汽车公司的案例，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一开始是完全私有化的企业，但是通过政府的救助这个企业又复苏了。这种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可能是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过渡阶段。对于一些部门已经是完全私有化了的企业，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部门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讲非常必要，我们就需要政府对它进行干预，那么采取混合所有制，加入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这样做对未来的转型发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决策者希望通过采用混合所有制形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的话，那么决策者就需要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其他因素影响企业的创新和效率。例如，在国有企业所从事的部门中，某个部门可能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国有企业的建立过程中，没有任何私有企业会参与进来，而一旦建立之后私有企业或者私有投资者就非常想利用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盈利空间。因此，我认为，当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可能运转得非常有效，利润也非常高的时候，这种利润实际上是应该反馈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而不是给私有投资者机会让他们白白占便宜。
　在私有制引进的过程中和引进之后，私有投资者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利润，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采取一些违背我们对国有企业初衷认识或者是期待的做法，例如抬高商品的价格，压低工人的工资，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等等。我们都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以便进一步提高它的整体效益。国有企业必须满足公众对它的期待和要求，不然它就失去了大众对它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的模式是其中一个选项。但是在采用这种模式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必须清楚地知道这种混合所有制可能带来的一些危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如果我们在处理矛盾的时候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很可能这种改革会极大地伤害到整个经济。一个可能的或者极大的危险是，我们采用了混合所有制之后，它就朝着完全私有化的方向发展了。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全部的私有化，那么其结果可能不是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终结！

　　谢谢!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