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导演的“嘉年华”近尾声

江涌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深广影响，恰如要长庄稼就必须铲除杂草一样。

　　近几十年来，在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支持与庇护下，新自由主义像野草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疯长，逐渐地，近乎湮没了所有的庄稼。“风吹草地见牛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都成了草场。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握时机、重拳出击，清除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杂草。一批数典忘祖、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公知大V已经或正在得到处理，体制内的诸多新自由主义同情支持者受到了告诫与惩戒。多年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与大本营的“南方系”正在土崩瓦解，为新自由主义言论提供发声平台的新媒体受到有效管控，所谓“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带路党的言行明显收敛，杂草疯长——试图促成“颜色革命”——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有了明显改善。

　　但是，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杂草不仅没有被清理拔除，而且还在加速疯长。所谓“N人论坛”，以学术之名，结党内之党，代境外之言，营集团之私，行颠覆之实，成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最坚强堡垒。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新殖民主义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意识形态的一体之两面。二战后，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殖民主义寿终正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控与借助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实现新殖民掠夺，于是新自由主义便脱颖而出。新殖民主义继承旧殖民主义的传统，使用学术包装，而且包装上更为讲究，不仅有理论、有政策，而且有旗手、有团队、有阵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芝加哥学派”。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鼎力支持下，受训于“芝加哥学派”的“芝加哥男孩”先在智利而后几乎整个拉美，以“铁扫帚”方式强力实施“弗里德曼金马甲”，亦即以私有化、消除管制、削减福利开支为政策核心的“弗里德曼三部曲”。尽管美国学界舆论大肆吹捧所谓杰出成效，然而实际情形非常糟糕，实验最终在80年代以广泛而深刻的拉美债务危机而草草结束。“弗里德曼三部曲”臭名昭著。然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意志坚定，战略不变，策略调整，在90年代再以“华盛顿共识”的包装，在亚洲、苏东地区兜售，同样引发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系列悲惨结局。

　　美国国防部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国不论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美国的敌人”。国际垄断资本思路明确，就是借助美国中心力量，将“美国的敌人”变成他们的超级提款机。多年来，在中国，凡是能够有利于共产党执政的，有利于人们当家作主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壮大的，都会成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负笈担簦从美国学到“经国济民良方”的当代“蒋干”们——则不顾一个接一个的国际惨痛教训，不遗余力鼓噪新自由主义理论，精心竭力实施新殖民主义政策，成为西化分化弱化附庸化中国的马前卒与同盟军。

　　铁道部，可以说干得最好的少数部门之一，承担国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的三重重任。多年来，中国铁路建设成就与运行效率，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近年来，高铁快速建设与成功运行，老百姓有目共睹，切身体验。然而，对于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对于国际敌对势力而言，铁道部敢于担当、能够担当、出色担当的角色，是不能持续和容忍的。它们通过中国国内代理人，穿着各类马甲的新自由主义者，给铁道部捏造了无数污名(如“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而后像对待连体婴儿一样实施分解，并且公开叫嚷，是否让外资入股中国铁路，是衡量铁道部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国有企业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政治责任的肩负着、经济调控的执行者以及干净财富的创造者。国有企业所代表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推行产业政策、节制与驾驭资本的重要工具;国有企业内的工人群体(及其家属)，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有鉴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近乎所有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向就是干掉国企，私有化——股份化——国际化，目标则是由国际资本操控。为此，多年来制造一个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与命题，如“产权不明晰”，“效率低下”，“国进民退”，最新流行的是“僵尸企业”，竭尽诋毁污名之能事。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介入下，国有企业六千万工人下岗，上十万亿资产流失，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只要新自由主义者一息尚存，国有企业与公有制存在一日，干掉国企、消灭公有制的谋划与运动就不会停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土地改革运动”之成果，“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以及共产党成功执政与顺利建设的坚实基础，更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势单力薄的农民赖以生存与农村得以稳定之锚。中外历史教训是，土地私有化后必然走向集中，成为政局动荡与政权更迭之源。近些年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总是变换各种手法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最新的变戏法则是土地“确权”、“流转”，资本下乡收购兼并，从而挖掉社会之根，侵蚀稳定之锚，制造动荡之源。

　　没有适当管控的房地产蕴藏着极大利益，历来是投机商最热衷的投机对象，由此在一国一地积累系列经济风险——产业空心化与经济泡沫化——为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积蓄能量。国际上如欧美日，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可以说有无数个由房地产引发危机的惨痛教训。昔日的上海，一直是中国制造中心，拥有众多知名品牌，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行业兴盛后，房地价不断刷新纪录，制造业屡屡跌穿谷底，失去制造业与知名品牌的上海，只能在“金融中心”、“转运中心”、“自贸区”等这些虚头巴脑的服务行中大摆迷魂阵，帮助华尔街等国际金融资本圈国人的钱财，成为“买办中心”。近来，中国新的制造与创新中心深圳，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催生下，房价与地价飙升，似乎正在重述“上海故事”。很显然，近乎失控的房地产已然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利剑。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导演的“嘉年华”正在接近尾声，因为无论是投机还是投资，都有周期，都要落袋为安，在华的国际资本当然不会例外。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外国在华投资与投机的“利滚利”累计大约在4—5万亿美元，远超中国外汇储备。经济动因加上政治需要，外资撤离中国成为大势，人民币贬值势所必然，不随某些人或部门的意志为转移。通过资金大规模急速撤离，制造一场金融危机，借以洗劫东道国居民储蓄与国家财富，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贯伎俩。有鉴于此，稳住人民币汇率与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对华政策的最大也是最强硬的指向，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积极策应这种政策要求。

　　天边夹杂着闪电的乌云正在泛起，海上与周边局势愈发诡异，经济下行，股市震荡，楼市高危……经济泡沫瞬间可能破裂。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早就期待一场风暴的到来，借以更彻底实施在拉美苏东地区推行的“休克疗法”，如此即可让中国在西化分化弱化附庸化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国家遭受劫难，发财的是国际资本与买办。比照西方世界，那里的资产阶级大富豪往往都是通过百年数代以上的积累，才有今日富可敌国的显赫;然而，中国的富豪一族，很多都是近一二十年时间内翻云覆雨，就积累起足可匹敌西方富豪的财富。《资本论》告诉我们，财富的积累速度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度成正比。唯有极端之政策，方有极端之后果。我们应当反思，在经济政策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当。

　　国际经验显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金融动荡常态化。金融动荡冲击、洗劫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忠实拥趸与助纣为虐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闲有钱，迷信新自由主义者兜售的经济理论与投资理念，为了“增加财产性收入”而在股市与房地产上不断添加筹码，甚至以杠杆豪赌。纵观世界经济历史，无产阶级是一个很稳定的阶级，即社会最后50%的群体，在国民收入与财富分配中，所占比例一般稳定在5%左右，最好时段也不会超过10%，可谓“永远的无产者”。当今世界的中产阶级，主要是苏联引领社会主义革命与二战后西方左翼运动的结果。随着苏联解体、西方左翼运动乏力以及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强盛，中产阶级的消失成为必然。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幼稚与天真，追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一个接一个动荡与愈发深重的危机中，会逐渐蜕变负产阶级，成为房奴与卡奴，沦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

　　杂草不除，庄稼难长;粮食歉收，日子难过。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若不被清除，中国不但难以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而且很可能酝酿爆发金融经济危机，进而引爆社会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