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当今中国思想空前混乱探源

 5000年中华生存权被500年西方现代文明攻到最后底线（一）

      作者按语：在清明节再次到来的时候，由于清明2008年成为官方假日后，中国人祭祖的传统得到较普遍的恢复，家族血统（基因）传承意识重新被重视。然而，关心中华民族种族生存权者依然很少，在主流媒体上这个词组几乎从未出现。“种族生存权”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过去500年中，是西方文明种族生存权迅速扩张，从1500年欧洲白人基督教（天主教）人口约8000万人，已经扩张到现在的近20亿人，由欧洲一地扩张到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绝大部分，包括非洲的局部精华区。在此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由8000万人被屠杀到如今仅存400万人；大洋洲土著从75万人被屠杀仅余约7万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也受到了极大压制，清朝人口高峰时中国人已经达到4.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4%。但在1840年以后，受到“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西方多次侵略战争、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一系列的杀戮，到1949年末仅为5.41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下降到2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强大中央集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种族生存权，至1980年，中国总人口快速增长至9.87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2.9%。然而，至2014年底，已经下降到了18.84%。无法回避的是，随着地球资源供给能力达到极限，机器人对人的劳动价值的大规模替代，以及转基因武器对种族定向消灭已可实现，人类弱势种族的生存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西方文明以船坚利炮的现代化武器轰开其它文明、种族的大门，抢占了他们的财富、土地和生存空间之后。在20世纪前半页，因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间发生了两次争抢地球资源的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已无法主要凭武力有效控制其它种族和文明的反抗。此后，它们越发重视货币、经济和金融的软实力控制，从而形成弱势文明和种族对西方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它们越发重视以意识形态的巧实力进攻，特别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广泛传播，从而使其它文明种族的人，特别是某些知识精英自觉自愿地自我否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舆论代言人和利益代理人，这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越来越突出。

　　由于100多年来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持续不断地进攻，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可谓空前混乱、斗争极其激烈，已呈现情绪化甚至敌对的趋势，正逐渐失去各方达成共识，实现理性共赢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中国接下来发生了金融大危机，中国思想界很可能断绝种族文明内部和解的可能，即中华民族内部改良的道路将断绝，暴力革命将成为必然选择。其实，这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可持续生存的重大障碍和风险。今天，在这个和解妥协的改良窗口即将关闭之前，笔者试图理顺当今中国思想界空前混乱的缘由，使之各归其位，便于大家回归理性，进而探索妥协共赢的可能。为此，则需要对各派观点追根溯源，了解其来龙去脉，才能谋定而后动。因而撰写此篇长文，试图以极其凝练的方式，对当今中国思想混乱根源做出梳理，供中国知识界参考。

　　目录：

　　“西方价值观”之辩

　　暮气沉沉的中华文明需要外部冲击

　　从“洋为中用”到冲击核心价值观

　　“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以夷制夷的利刃

　　“计划经济”缺乏广泛的群众觉悟基础

　　文化大革命：西方大众民主与封建官僚文化较量的预演

　　偶像坍塌+“无神论”打开物质享乐文化的潘多拉盒子

　　市场经济严重冲击家庭亲情关系

　　对外开放+超国民待遇失去产业控制权

　　西方未竟之功：控制金融、中央集权和党指挥枪

　　决战期到来：金融寡头独裁VS普京威权、中国中央集权

　　中国四分五裂意味着人类文明升级失败

　　延伸阅读：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

　　注释

“西方价值观”之辩

　　西方金融寡头所统治和动员的庞大力量，正在对中国中央集权进行最后的攻坚，而且已经接近最后的成功——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正陷入空前的混乱，想捍卫政权的力量试图防御和反击都难以着手。

　　2015年1月30日，中国政府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教育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课堂》（注1），文章写道：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袁贵仁指出，《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此文一出，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右派人士五岳散人很快撰文（《没有西方价值观我们还有什么？》（注2）开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您给我找找其中哪段不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来自西方，中国人理论上拥有的各种权利也都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人权都来自西方价值观，就连三个代表也是西方政党、阶级观念的延伸，有哪个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概念？就连我们的国号里，“人民”是西方价值观给与东方的概念，“共和国”更是纯种西方价值观产物。您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些您反不反？”何三畏则写到：“你们为什么那么担心我们的孩子受到西方价值观的毒害？我们的孩子在祖国的学校，在你们的管理和控制下受教育，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心？你们为什么主动把你们的孩子送到西方去遭受毒害？你们为什么那么恨你们的孩子？”

　　在退休之后更多以“公知”身份出现的任?志强也参与进来，他撰文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产自中国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是中国革命者的榜样，也不是来自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各国不分东西而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都得益于从世界各国或西方学习而来的。“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有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希望世界能接纳中国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的让两种价值观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又何需惧怕西方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如何让被西方价值观＂污染＂了的世界人民与坚持东方价值观的人民团结起来呢？”

　　显然，作为教育部长的袁仁贵想强调的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但是，由于其错误使用了一个外延过大的“西方价值观”，形成了无可挽回的硬伤，从而使局面更加混乱。虽然此后袁仁贵本人也再发文章（注3）修正称：抵制错误的西方价值观并非全盘否定；《环球时报》社评也为之圆场《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注4》；《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曹林的文章《限定“西方价值观”避免不必要纷争》也来说合（注5）。

　　然而面对右派的反击，左派的笔杆子继续犯基本的概念错误。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卫良撰文称：“西方价值观中有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符合的因素，值得吸收借鉴，但它归根到底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核心在于实现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西方价值观在我国高校出现，并不奇怪。”

　　这显然也是概念和逻辑混乱错误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思想和经验的总和。仅从政治领域里来讲，也要分古代和现代；威权、君主立宪、元老院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等等。即便从文艺复兴以后，仅从意识形态角度，也出现了按照社会结构分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等；按照认识论分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虚无主义、理想（空想）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很多种；按照阶级基础分也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技术精英主义等等。其核心绝不都在于实现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左派的立论的基础本来就是错误的，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在右派眼中，为“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注解的是一系列美好的词：“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选举”等等，这也是一厢情愿自我美化的立论基础。自由是人类社会各种族的人都追求的；对于人权的追求是推动各国家社会进步的共同力量；而在孔子的论述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平等的最好诠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是博爱是什么？民主与选举在西方得以发扬光大，但也并非它的特权。况且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博爱天下大众两者本身有着很大的冲突性。

　　作为西方研究人类文明的权威，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注6）中论证了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文明”。因为它的三个假设前提都不成立：1、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但是，最早做出这个判断的弗朗西斯·福山都推翻了自己的预言；2、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会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其后几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规模空前；3、把它看成是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即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西方类型，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但“这是完全虚假的统一”。因为西方文明最晚出现在8世纪到9世纪，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现代化。即西方早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这些特征包括希腊哲学等思想、语言、宗教、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等。你怎么可能指望其它种族和国家一步到位地成为“普世文明”的一员呢？

　　亨廷顿这本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而不是西方白人的立场，这使得他足够冷静客观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的政治经济统治做出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主要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普世文明”是西方扩大其统治范围，击垮其竞争对手，赢得在全球更大份额利益——这意味着剥夺其它种族文明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的竞争工具。

　　在左派丑化“西方价值观”和右派美化“普世价值”的尖锐冲突中，概念和逻辑的错误还只是表象的问题。中国政治中最大的危机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超级熔炉中，在古今中外各种价值观空前激烈的冲撞中，在左和右各执一端相互攻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很少有人真正有兴趣执着地讨论真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反映了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全面而深入的冲击。

　　如果想要真正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一个对当今中国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百姓都不能再逃避的一个核心真问题是：我是谁？当今中国是什么，与西方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要成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找到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更合理、更适应于当今和未来人类共同挑战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这需要逆溯时光，先弄清现今的中国到底是“谁”？　　

暮气沉沉的中华文明需要外部冲击

　　自1840年以来，近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是空前的。在此之前，中华文明虽然曾被异族在疆域领土上多次冲击，甚至异族成为统治者，但是，由于这些异族在文明上均较为落后野蛮，其文化并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重大冲击，反而被中华文明所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最近100多年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不同。　　中国文明的源头是黄帝和炎帝联盟众多远古部落，战胜了蚩尤而开启，由周武王姬发和姜尚创建西周（公元前1046年）而进入了“少年期”,但这个少年一开始就过于老成，政治上实行了诸侯封建制，经济上实行井田奴隶制，文化上以金文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周礼制度——规范公、侯、伯、子、男等五级诸侯对周王不可僭越的臣属规范——这也成了日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的最早源头。

　　随着诸侯势力的发展，周王权的衰落，一个“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降临了，这是中华文明进入依靠勇力、智谋和变革而进行天下大争的时代。这也是中华最群星璀璨的时刻：以商鞅、韩非子代表的法治人性恶的法家、以孔子、孟子代表引导人性善的儒家、墨子代表的追求天下正义的墨家，鬼谷子、张仪、苏秦所代表合纵连横战国利益的纵横家、孙武、孙膑所代表的攻城掠地的兵家、吕不韦的实用主义的杂家等等；其它与政治关联不太紧密的还有如老子、庄子、列子代表的个人主义天人合一的道家、邹衍代表的研究阴阳五行运行的阴阳家、惠施和公孙龙所代表的进行名实之辩的名家。其它如白圭、猗顿、乌氏、寡妇清所代表的商家，和鲁班所代表的工匠水平都达到了高峰。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青年期。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传统；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软纽带。对外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南征百越，修筑灵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地理格局；他与李斯、王翦等一代名臣重将，在老秦人的砥砺相助下，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战国到秦统一是中华文明的青春迸发的黄金岁月，中华文明由此打下了基本框架。汉朝虽然是中华文明疆域最广阔，对外族荣誉感最强的一个朝代，华夏人由此称为“汉族”。但是它在文明发展上乏善可陈，反而汉武帝和董仲舒主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人治”代替了秦国商鞅以来的“法治”，其“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的思想（注7），发展到宋代朱熹理学，遂演变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扼杀了中国人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开始走下坡路。儒家从此也日渐走向自私腐朽的结党营私之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一种君王与儒家相互利用相互博弈的关系。君王原本希望儒家士子能够强化皇权，规范臣民行为，削弱底层反抗，为此给与儒家士子以政治特权。孔子的“君子、小人”理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引导更多的人成为君子，但是他为君子设立的人性标准太高，即便他的亲传弟子中也只有颜回等寥寥堪称表率，而小人则被鄙视无法登堂入室。故此君子很难做到，小人失去一切，于是儒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伪君子”，他们做官入仕后则蜕变为虚伪官僚，反而形成了强大的儒家官僚利益集团，往往对上架空皇权，对底层肆意盘剥，官逼民反，成为旧王朝的真正掘墓人。

　　自汉以后，中华文明的进步值得一书的有两件事，一是从东汉以来佛教从天竺的传入，到唐代达到高峰，换言之，大乘佛教在中国盛唐时期形成完整体系。对于君王和普通百姓而言，佛教弥补了本土道家的个人主义修行的神秘感和隔膜感，可以入世修行令君王很喜欢，而且佛教提供了生前证果(阿罗汉、辟支佛、菩萨等果位)、死后上天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多条解脱之路。而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修行法门更令那些中华智商最高的精英臣服，从而使中国古代顶级人才在后来一千多年中把智慧用在如何参透佛法，征服内心，进而成佛上，而不是像西方精英把精力和智慧用到征服外部世界上去。第二件是明代王明阳利用道家的自我中心和大乘佛学的入世精神，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反击——“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即理也”（注8），从而为儒家中的独立意志者留下一线生机，从毛泽东青年时的雄文《心之力》可以看到这种传承。

　　自中华文明盛年期——盛唐以后，中华文明就进入了老年期，可谓暮气沉沉，日渐腐朽。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为君王和儒家官僚体系既合作又斗争，合作是君王和儒家官僚共同鱼肉百姓，共享大好河山，如乾隆与和珅也。斗争是君王为了家族江山永固，君强时则猛治贪腐官吏，如朱元璋和雍正也；强君一去，则儒家官僚集团就架空君主，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君王与儒家官僚矛盾尖锐的时候一般是政权即将垮塌之时，家族王朝一旦被推翻，皇族多被屠戮殆尽。而儒家官僚却不在乎，因为它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朝的新贵。因而，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覆亡，号称忠君爱国的儒家官僚几乎没有一人殉节的，由此可见，儒家的堕落腐化已经到了极致。

　　有舆论称宋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论调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蒙元、满清虽然分别覆灭了宋朝和明朝，那只是赵家和朱家政权的覆亡，中华文明并未覆亡，而且由于蒙元和满清的文明较为原始落后，入主中原后，反而逐渐被中华文明所包容同化，最后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蒙元和满清青春彪悍的新血液的注入，才使得中华文明能够继续发展，而不至于窒息而亡。　　如此直到1840年，中华文明才遇到真正强大的对手——先以英法，后以日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　　

从“洋为中用”到冲击核心价值观

　　　　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把大清国“中央之国”的虚荣彻底打碎，加上镇压太平天国后国力大耗，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深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危机，开始反思改革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推动洋务运动。

　　清朝统治精英一开始对失败的反思是浅薄的，他们认为战争失利主要是因为武器的落后，因此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以魏源《海国图志》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直到购买先进战舰，组建了北洋水师等四支铁甲舰队。

　　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也是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第一轮反击的失败。接下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更使清王朝丧失了最后的合法性，最终崩溃。

　　清朝的溃败本质上是晚清时代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竞争下的溃败，是中华文明的体系性失败。中华文明演绎到晚清，已经成为一种黑暗腐朽的“伪君子”文明，公开谈论私利是很可耻的事，在“君明臣忠、妻贤子孝”的表面和睦礼仪秩序下，是深入骨髓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依附宗族，宗族依附乡党，乡党依附朝党，朝廷的不同党派时而团结与君王斗，时而相互之间明争暗斗，最后取得胜利的往往都是表里不一、心机颇深的智慧大伪。除非修道出家，中国人基本上跳不出这个黑箱，而在这个黑箱中各方摸黑互斗，相互猜忌试探，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个人主义、创造力和悍勇精神几乎被扼杀殆尽。

　　西方现代主流文明刚好与晚清的中华文明相反，它可谓是一种“真小人”的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谋求个人利益，明确私有产权，以资本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鼓励通过个人创造和对外竞争获得财富和权力。为避免内耗，他们在内部建立透明的游戏规则，通过民选和投票达成共同利益，通过对外侵略和掠夺来释放内部创造力，获得更多的利益来进行内部分享。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善于创造，勇于对外掠夺者被看成英雄。故此这种文明最具有侵略进攻性。

　　显然，“伪君子”文明的主要力量都内耗掉了，根本斗不过一致对外“真小人”文明的。另一方面，缺乏独立人格习惯依附强者的人，当他们发现西洋国家很强大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附洋人，成为买办，从剥夺本族的利益中分羹。

　　封建统治精英自我变革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一时的希望，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然被拒见，而后发起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成为国民党的源头，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是，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天生有着软弱性，它依赖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本家，但民族资本家在官僚资本和外资买办的夹缝中生存，先天孱弱不足；他们与地主宗族也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既得利益，很难抛家弃口铁血革命。因而国民党对西方国家华侨资本多有依赖，甚至得到日本人的很多资助。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基础，有着较大的投机性。

　　1911年，由武昌起义偶然引发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国民革命的胜利，不如说是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实在撑不下去了，墙倒各种势力顺势而推。由于辛亥革命不是由国民党真正实力获得的成果，因而其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夺得。袁世凯愚蠢地称帝暴亡，在此前后模仿西方的总统制和国会也成为闹剧，最终还是靠枪杆子的实力说话，中国很快陷入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悲惨境地，各地军阀纷纷依附不同的西方强国。

　　在主流精英丧失了反帝反封建的变革图强的意志和号召力后，新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了新启蒙运动，他们宣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追求个人解放和自由。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其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多于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然而，1919年初巴黎和会上，英法日等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这不仅破灭了爱国学生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也激起了对北洋政府的愤怒，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其后上海工人开始大罢工响应学生，前后总数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大罢工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中国人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斗争，一直缺乏脊梁。维新派官员大多希望通过改革扩权，并乘机多捞些个人好处；民族资本家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控制新政权获益，但又担心被外资剥夺既得利益；学生们更多的是热血和冲动，他们大多连独立生存都做不到，更遑论与强大的军阀以及更强大的西方帝国斗争；一些进步教师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对于这场东西方文明百年决战的残酷血腥性缺乏认识和准备，大多还幻想改良主义。

　　上海工人大罢工使得中国反封建反帝的斗争有了中坚力量。因为工人受到资本家、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买办的三重压迫，已经被挤压到生存的最低限，夏衍的《包身工》是真实写照，他们已经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且工业化生产训练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够掌握运用各种先进工具。即他们能够失去的只有枷锁，将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因此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性。

　　然而，威慑和镇压他们反抗的不仅仅是强者的暴力，更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隐形束缚——几千年儒家“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佛家的“不杀生”、“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等文化如同蚕丝一样无形地捆绑着反抗者的手脚。

　　这时候，中华文明奋起反帝反封建，特别需要一把巨剑，能够斩断这一切束缚，以铁血悍勇迎击西方对中华的进一步并吞。　　

“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以夷制夷的利刃 ?

　　在洋务运动、国民共和先后失败，学生运动虎头蛇尾之后，以救亡中华为己任的社会精英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一国俄罗斯，工人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成功逆袭，不禁令救亡精英们神往。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阶级分裂和对抗的产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相伴而生的，在资本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精英不仅对外肆意侵略，对工人也残酷剥削压榨，他们的压力越大，工人的反抗力越强。工人的优势在于人数远远多于资本家，但是弱点也是人数太多而不容易团结，缺乏理论指导和共同纲领，也缺乏有效组织。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它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奠定了哲学基础；以《资本论》论证了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占领道义的高地；以阶级斗争理论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和不可妥协性；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满足了社会精英的大同理想。通过创建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从而使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精英和工人阶级结合团结起来，对资本主义统治形成了一次次的冲击，竟而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救亡运动的一把利刃，特别是唯物主义的“人死如灯灭”的灵魂观，冲破了“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传统文化束缚，无视来生，不怕报应，对于无产者来说，此生已一无所有，能够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这使革命者一无所惧，勇猛无匹；而阶级斗争理论更是为暴力革命冲开一切枷锁，从而使社会精英能与工人和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先生正是看到这股巨大的力量，提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希望给未老先衰的国民革命注入新的活力，也正因为这股巨大新生活力的注入，北伐军势如破竹。但是，农民走上政治舞台，势必威胁了封建地主的利益；1927年，上海工人成功大起义，组建了临时政府，更是触动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与江浙资本家、上海黑社会帮派和帝国主义四方会盟，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上海血流成河，使中华新生不久的工人阶级元气大伤。

　　其时，作为新生工农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激烈争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正相持不下，蒋介石的残酷镇压给出了阶级斗争最残酷最现实的答案。从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通过建立工农武装，以暴力革命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成为中华救亡运动的一支生力军。此后，共产党经过内部的城市革命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接受共产国际指导还是组建中共自己领导核心的两轮博弈，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过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武装磨练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惊天地泣鬼魂的伟大军队。

　　此后的历史人们都很熟悉了，到达陕北之后，中共成为领导中华救亡运动的新主流，它巧妙地借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美国与日本的矛盾、蒋介石与军阀的矛盾，不断借力打力发展壮大，通过土地革命与越来越多的农民建立生死同盟。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竟然仅用了4年时间就势如破竹地推翻了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政权。

　　最令世界惊愕的是，曾经在抗日战场连战连败一直败到1945年的中华主力军队，竟然在朝鲜战场上用非常落后的武器击败了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一血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耻辱。一样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战斗力，其背后的不同是：一个是共产党，手握的是西方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一个是国民党，他们的精神武器还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注9），只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虚伪。

　　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华救亡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也成为中国新主流价值观中的第一种西方思想。即中国在领土政权上驱逐了西方帝国主义，西方思想首次攻入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中。

“计划经济”缺乏广泛的群众觉悟基础

　　无论是中华还是俄国的实践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能够建立一个新政权，但是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社会尚面临考验。

　　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中的辉煌成功，而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为奋斗目标，加上苏联在早期通过计划经济获得的巨大政治经济军事成就，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势在必然地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选择，共产主义则成为长期的奋斗目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成为相辅相成的实现手段，生产资料归国家集体公有，而商品按照需求计划生产，由此试图达到最高效率和最小浪费，从而规避资本主义对工人残酷剥削和商品生产浪费的弊端，并实现社会幸福最大化。与此同时，中国政治上实施了类西方的代议制（政协、人大）民主。唯有核心权力由中国共产党控制，通过党领袖和政治局常委核心圈进行中央集权。因此，在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华传统文明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涤荡，西方文明已经拥有主要份额，只有中央集权的传统仍然延续下来了。

　　不过，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现实演变而来不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从书本上走下来的，此前与之有关联的“乌托邦”实验，没有一个是成功的。马克思虽然试图摈弃其乌托邦色彩，但是这一理论仍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上：

　　1、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其逻辑是这样的，恩格斯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注10），马克思也称：“劳动才是人的第一需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注11）。的确，制造工具等创造性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人是具有动物性的贪婪和惰性，大多数人把劳动看成是谋生的必须手段。即“劳动创造了人”或者“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以自己高尚的品格——在自由意志状态下的主动劳动需求当作了一般人的规律。

　　2、信息是完全对称、有效和没有遗失的。即在编制计划的时候，能够精准地调查统计需求，并有效地向生产商品的上游程序所传递，中间没有信息和物质损失，从而使计划如同一架精密的机器那样严丝合缝。但在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交通和通讯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试图通过计划达成商品完全满足国民需求，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这种计划经济在小范围和高素质的人群中，是比价适宜的，能够发挥出超常的能量，这在中国“两弹一星”的创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产业工人中也有较好的效果，这使得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农民中则缺乏社会基础，在赢得和平安全生活的精神亢奋期后，在对于领袖的崇拜随着时间的消磨后，在人民公社中，农民个人劳动是自己清楚的，但对获得的回报是不清楚的，当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后，特别是当物质回报是平均主义的时候，就难免出现投机取巧搭便车的人，而由于他们的示范就可能出现传染……

　　农民们在解放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中感到了失落，因为他们当年参加支持革命，是因为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得了自己的土地。但是，解放后土地归于集体所有，特别是后来人民公社后，虽然理论上土地仍然属于他们共有，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对土地收获的分配权，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锐减，更多关心的是从“大锅饭”里多吃占一些，而不是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吃到肚子里是自己的，生产出来是集体的。这与毛泽东等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激情出现了巨大的现实反差。

　　或许，毛泽东的焦虑不仅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使中国更快富强起来，作为新中国权力意志的核心，他还有两重隐忧：一，他作为开国领袖，难免受到传统帝王文化的影响，如同赵匡胤和朱元璋那样担心那些开国的猛将强臣颠覆作乱，甚至分疆裂土；二是他担心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深厚历史土壤的封建官僚、卖国买办文化卷土重来，颠覆了其一生追求并实现的人民不再“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即他对“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凡属助长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思想”(注12)的封建主义结成文化政治同盟的任何苗头高度警惕。

　　领袖的理想激情与农民的实用投机形成了巨大反差，而一些投机官员对农业产量越来越严重的浮夸，令高层预期与实际情况天差地别，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在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半场已经对此有所察觉准备纠偏，可后来彭德怀上庐山，给毛泽东递了万言书，指出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和教训，并在公开讨论中称：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不能滥用威信。这挑战了毛泽东的权威，也触动了他的焦虑敏感点。毛泽东在反复思量后，痛下决心进行反击。庐山会议下半场由“纠左”急转向“反右”。其客观效果是错失了纠错的机会，继续放大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再加上中苏交恶雪上加霜，遂酿成1960年严重大饥荒的灾难。

　　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导致的重大错失，有多方面原因，但根子还是计划经济的理想主义与中国小农习性的经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建立在“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这种假想人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从书本上走向现实的必然挫败。书本上的计划经济首遭挫败，现实中资本主义作为被革命对象被推翻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从此陷入迷茫，毛从此也不再试图主导经济工作。

文化大革命：西方大众民主与封建官僚文化较量的预演

　　面对1960年的大饥荒，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了适宜于中国小农需求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农民种粮归自己所有，这恢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

　　这被证明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农村很快又恢复为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形式。但刘、邓的威望由此得到了提升，特别是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形成了一个新政治势力，这难免让毛泽东感受到威胁。

　　其后，毛和刘的分歧日益明显，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角逐。而有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看来，革命建立新政权是“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注13）“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想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注14）。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是难以改造的，自私是人的本性，政策和制度要顺应人性，强制改造使人性更高尚是不切实际的。应当利用人的自私性来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三自一包”在一些干部看来是现实有效的，但在毛看来却是这些农民和官员“旧社会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的死灰复燃，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是必须改造的。

　　更深层次的分歧是统治者建立新政权是为了什么的？在毛看来，这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因此其个人和家庭私利都是可以牺牲的。但是对于不少高级干部来说，当初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出生入死地赢得江山，是要享受胜利果实，享受人生，甚至光宗耀祖的。更不乏本来就是投机革命的，看到国民党腐败堕落没有前途，而自己尚无权势可以贪占，遂投机奋斗获得权势，他怎么可能不搞特权和腐化呢？！

　　或许在毛的眼中，从农民对“三自一包”的拥护中，可见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传统情结，自私而短视，主要表现为：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和宗派亲族。“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解放以后，虽然大力清扫了在当时认定是腐朽堕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一度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和买办，但是作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的基础，农民虽然是被压迫阶级，但它与地主、官僚是封建主义一枚硬币的两面，也积淀着封建主义的文化，他们被压迫的时候是农民，一旦逆袭成为统治者，就可能变成地主和封建官僚。

　　而无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虽然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角色不同，相互争权夺利，但核心是一个：就是自私，都是从人性自私中衍生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封建主义是假天地、君王济私，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自私，帝国主义是垄断排他性竞争的自私。

　　毛泽东晚年非常担心这种“自私”的蔓延会毁掉“人民共和国”，会毁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执政党。当他也看到官僚腐化堕落的苗头已经出现，封建官僚式的拉帮结派开始抬头，他与能理解他的党内力量仅凭常规的党的组织方式已经难以阻止，遂借助他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通过鼓励青年和民众对官僚进行大众民主的监督，来遏制类封建官僚式的官员既得利益的扩张。

　　但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太过超前了，因为当时虽然官僚腐化开始出现苗头，但是并不明显，也并未真正广泛地触犯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较为猛烈，从而使被批斗和打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普遍有被冤枉的感觉，从此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无序的大众民主方式有了极端反感和刻骨仇恨，这从反方向极大强化了日后官僚阶层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同盟，有些类似朱元璋利用皇权残酷清洗官僚以后，明朝儒家官僚士子面对皇权时极强大的凝聚力。即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客观结果是，它造成了官员知识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撕裂和政治对立，成为当今“左派”和“右派”如同水火般不容的根源。

　　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毛泽东虽然以其个人威信号召学生和工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与当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好反向而驰；学生和工人在运动中虽然几乎推翻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消灭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山头，将众多高级官员打倒在地，但是他们不可能真正懂得毛的初衷，更谈不上有效的组织和可持续性，当毛泽东一逝世，“文?化大革命”立刻分崩离析，以彻底失败告终。

　　从东西方文明较量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宗教、皇权、官权和族权等偶像的一次全面摧毁，毛泽东以其超凡的巨大力量，发动学生和民众摧毁了其它大大小小的偶像，而当毛泽东自己一去世，民众无法再将精神寄托在他身上后，这个最后的偶像也坍塌了。

　　在毛泽东刚逝世的那几天，无数中国人哭的昏天黑地，觉得天塌地陷了一般。其实他们的感觉没错——中国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突然失去了一切可崇拜的偶像，思想和灵魂不得不找到主人，只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必须重新找到精神寄托。这几乎等于将中华传统的儒释道文明清零成为一张白纸，从此，西方崇拜、科学崇拜、金钱崇拜、明星崇拜、和珅崇拜、甚至香港黑社会崇拜等纷纷登场，相互竞争，从而使当今中国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充分表演和竞争的超级熔炉——即普遍地还原为自私而独立的个人，从而达到了与西方文艺复兴异曲同工的效果。从此中华文明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是一种新的文明。

　　即中国人的独立意志极大地从传统封建秩序中被解放出来，其独立而自私的个人主义（好听叫对自己负责的公民意识）程度堪与美国建国时相提并论，试图“假公济私”蒙蔽这样的人民将在未来越来越难。　　

偶像坍塌+“无神论”打开物质享乐文化的潘多拉盒子

　　当毛泽东如同唐吉可德般挑战“人性自私”巨大隐形风车失败后，当中国人偶像坍塌，理想主义盛极而衰后，个人主义悄然启蒙，实用功利主义成为必然的选择，顺应人性自私，利用自私人性发展经济也就顺理成章。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新主流。邓小平的理论基础是很朴实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15）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1980年代初农村普遍实施了“大包干”，又恢复到典型(类似于汉唐初年)的小农经济，由于土地承包权、生产资料和成果的所有权均属于某户农民，责权利相对应，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解决了粮食不足问题，使大多数农民实现了温饱。此后，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放松国有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开始，到承包租赁经营，同时鼓励个体户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0年代初，中国属于严重的商品短缺经济，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高达56.5%（降至2007年的39.7%。注16）、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占GDP的53%（降至2010年36%。注17），居民储蓄率较高，且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由政府负责。因此消费相对十分旺盛，几乎所有的商品均供不应求，个体经营者和企业承包经营者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在长期的物质短缺和普遍的清贫生活之后，先富人群从1980年代购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新三大件，到1990年代购置“空调、录像机和电脑”到2000年代的“商品房、私家车和票子”，他们示范着物质享受，刺激着偶像崩塌后精神空虚的中国人，使物质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物质享乐和拜金主义在中国泛滥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令人瞠目。其根源在于各类精神灵魂对物质享乐的平衡约束力量被清除了。从哲学上看，作为前30年主流哲学的唯物主义，以文?化大革命等形式，极大清洗了佛教、道家和儒家等各种传统宗教信仰对灵魂高贵的推崇。因为唯物主义“人死如灯灭”的灵魂观，否定肉体死后灵魂不灭，否认天堂地狱，否定来生报应。那么，只有活着时的肉体物质享乐是真实的，而金钱可以满足这种享乐，因为没有灵魂报应，因此不择手段地（只要不被活着抓到受惩罚）获取金钱那么就是最合理的。而作为前30年对于物质享乐的平衡——领袖的号召示范不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向雷锋同志学习)等等也被摈弃。先富人群的物质享乐示范效应一旦展现，就像没有天敌的物种一样肆意疯长。

　　这种“疯长”甚至比西方更严重。因为，在西方，对精英来说，精英们虽然认为“上帝死了”，但“犹太教”的物质自律一直存在，“新教”的物质自律或多或少还残存，对精英有所约束；对社会大众来说，基督教仍然是一种平衡物质享乐主义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西方金融寡头有一套成熟的控制政府官员贪欲的方法，因为官员的贪腐必然侵犯金融寡头的利益，而金融寡头则可以通过控制的媒体和官员竞选来控制遏制官员贪腐，此外，如果官员们对金融寡头做出了贡献，资本家可以通过官员退休（旋转门）后进行聘用给与奖赏。

　　而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中国，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户都先富裕起来了，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原本就是社会上层和统治阶层的官员。他们难免试探利用手中的权力成为先富者，即创造条件出台政策使自己有权钱交易的机会，他们发现并无阻力，物价“双轨制”（内部计划低价，外部市场高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某些官员及其亲属通过“双轨制”倒卖成为暴富人群。然而，双轨制明显侵犯了公众的利益，特别是1988年双轨制“并轨”导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激起了公众的不满，从而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激荡。

　　在1989年的社会激荡中，公众的诉求是反腐败，希望执政党能有效遏制官员贪腐，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推进与之能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本来也是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但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崇拜西方的知识精英却把它当成了一次“全盘西化”、推翻共产党领导，使中国成为西方殖民地的一次难得机遇。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插手其中。而在执政党内部，这一事件令很多官员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更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加上全盘西化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底线，以及中华中央集权的最后底线。于是失去妥协和制衡的基础，走向了决裂的选择。

　　由此，中国共产党虽然保住了中华中央集权的传统、官员保住了特权利益，但中国社会不仅因此加深由文?革形成的官员与民众的第一种社会裂痕，还造成了第二种深刻的社会撕裂——即崇拜西方派（全盘西化）与捍卫中央集权派（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敌视。

　　由此，中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对官员进行民主制衡的政治改革的大门被关上了。其后的疏导方式是——对政府来说发展经济追求GDP，对于百姓来说赚钱致富获得物质享受就变成了唯一重要和有共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严重冲击家庭亲情关系

　   当GDP和赚钱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时，资源、自然环境乃至社会人文环境难免成为牺牲品。

　　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小核心细胞——家庭亲情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冲击。此前，在“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家族宗法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前的族长制大多被废除，祖宗祠堂也多被摧毁，取而代之为村长书记制。

　　如果说乡村宗族的组织结构此前被摧毁或拆分，但中国人重视家庭和亲情的传统仍然完好，特别是小家庭的温馨仍在，如果说一个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是一个最小结构的社会细胞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细胞都还是健康和正常的。

　　但是，当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价值观倒向“一切向钱看”的时候，这时候，某些最早启蒙了投机意识的人发现——人际关系、家庭亲情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有商业价值的，他们就开始将亲情和友情变现，甚至采取蒙骗和敲诈的方式。这其中，传销的破坏力极大。

　　1980年代末，日本的Japan Life公司偷渡中国开始传销床垫，1990年11月，内地第一家正式申请传销的公司——中美合资广州雅芳诞生，随后是安利等，由此传销以“老鼠会”的人传人的方式疯狂扩张，席卷全国。传销利用亲人和朋友的信任把他们拖下水，变成下家，本质上是将过去多年积累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快速变现。这使得很多亲人和朋友迅速变质，由此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中国家庭和亲友之间过去平和友爱的情感状态被迅速破坏得千疮百孔，其对中国人精神家园摧毁之严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虽然后来传销以类宗教化的魔力，形成了巨大的组织能力，而被执政者警惕并取缔，但其造成的精神危害已经无法弥补。

　　此外，随着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文化对于金钱和美色的推崇，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性欲，拥有情人和小蜜本被看成是成功的标志，这也对中国的城市家庭形成了很大的解构力量。这使得离婚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2%左右,1990年代已经上升到14%,而2013年的离婚率高约27%。2014年北京和上海的离婚率竟然分别达到了39%和38%（此离婚率定义为每年离婚数/结婚数，注18）。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文化在城市中已经被解构了。

　　对于中国家庭细胞破坏最厉害的还是农民进城打工。随着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需要大量的工人，但由于其工作一般都特别脏累，劳动保护很差，常常一周要工作70小时，工资也很低，城里人大多不愿干。由于中国农产品价格一直受到压制，同时人均土地少，农民收入低，于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去当农民工，最高峰的时候人数以亿计，但是由于城市不对他们提供社会保障，市场化后各种生活成本很高，特别是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拒绝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他们带不起孩子一起住在城里，于是大多把孩子放在农村，由老人来带，与孩子一年见一两面。这就造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冷酷无情的一幕——出现了约6000万留守儿童，这也意味者中国农村原来数千万个家庭已经实际解体。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监护缺失，造成各种儿童被侵害问题，难免形成留守儿童较为普遍和严重的精神问题。2015年6月10日，贵州毕节市四兄妹自杀而亡，就是对家庭亲情最绝望而悲愤的控诉！

　　对于任何动物来说，特别是对高级的哺乳类动物来说，伴随和关心未成年未能独立生存的孩子的成长，是一种本能，是一种父母不容逃避的责任。这种本能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未被大规模打破过，只有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中国，这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普遍现象，这难道正常吗？这难道还不足令所有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主流精英们深刻反思吗？如果连这都无动于衷，那么他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不仅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最小细胞家庭亲情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越演越烈的城镇化，特别是2011年以来的撤村并镇，更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农业基础、村庄模式以极大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村是以一两个主要姓氏同宗同族小规模聚居而成，邻里之间大多是亲戚，虽然往往婆媳妯娌之间有些小矛盾，但整体上是和谐有序的，这与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生态循环的小农经济相辅相成，几千年来一直能够可持续发展，在乾隆时期农业技术落后时仍最多曾养活4亿人口。这样的村庄正是亿万中国人记忆中的家乡，但绝大多数人如今在现实中再也找不到了。

　　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带来的发展，以及土地财政给官员的刺激，加上大多数青壮年去外地打工，农村老人孩子留守，越来越多的农村房屋空巢化，很多地方的基层官员有很大的冲动，将这些小村合并成镇，这样可以仿效大中城市先行者搞房地产。即便有人不愿意搬离故居，但是小学、卫生站等已经合并在一起了，孩子上学要十几里甚至更远，一般的交通工具是那种廉价的面包车，司机也多半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和考核，这屡屡造成了严重的校车事故，其中2011年11月甘肃正宁县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事故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震惊全国。这也使传统的乡村加速解体，越来越多城市人的乡愁无处皈依。

　　与此同时，西方的化工农业已经将传统的生态农业摧毁殆尽，农业已经被化肥、农药、除草剂和薄膜所绑架，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土地投资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种子也越来越工业化，甚至转基因化，农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自主权，甚至丧失了传统的耕作技术和能力，特别是北方的大面积耕地，已经全部机械化了。这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如果一旦化工农业的源头——石油的供应出现问题，农民们买不起种子、化肥、农药，加上现在农业基本没有利润，中国人的吃饭都会成为大问题。

　　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农村小农生态文明和家庭亲情文化已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这使得当今中国的中华文明特征被严重地釜底抽薪。西方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攻击已经深入五腑六脏了！　　

对外开放+超国民待遇失去产业控制权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失去了产业主导权。

　　这一过程的源头是——“以开放促改革”，最早的说辞是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结果没能获得西方高新科技，反而丢掉了市场，使外资在中国诸多行业形成了垄断。如今它们不断从中国抽取垄断利润，已经成为中国内需不断萎缩，科技创新失血，经济转型升级的首要瓶颈。

　　跨国公司实现对中国经济垄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开始到2000年初形成的，由美国宝洁公司所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垄断。第二阶段是以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商业供应链垄断；第三阶段是以阿里巴巴、京东商城所代表的信息流+物流+交易平台+资金流的多重复合型垄断。

　　1990年代，围绕着国际四大民用洗涤剂巨头——美国宝洁、英国荷兰联合利华、德国汉高和日本花王在中国不断兼并，攻城略地，曾经引起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中国应该“靓女先嫁”，把最好的国企卖给跨国公司，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出口，以发展经济。第二种选择认为，中国不是香港、新加坡那些小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市场，应当实施“股份合作制”，激发企业家和职工创造力，进而提高生产力，通过国内充分的竞争，形成一批国际级的企业，再对外对等开放。反对者警告说：跨国公司本来就有着资本、技术、管理、渠道和品牌的优势，再加上超国民待遇，又把中国各行业的最好国企给兼并了，有能力进行阶段性倾销，它必然演绎出两个结果：1、外资在中国诸多产业形成垄断地位，赚取垄断利润后，源源不断从中国将利润抽走，长此以往将对中国内需釜底抽薪，危害经济增长；2、除被兼并的“靓女”之外，剩下较差的国企难免全面破产倒闭，形成失业下岗潮，对内需造成巨大伤害。????现实中，中国选择了给外资“超国民待遇”+“靓女先嫁”的政策组合，客观上为外资对民族品牌实施“斩首”策略创造了条件，帮助跨国公司在诸多行业迅速形成了垄断地位。以日化领域为例，至2012年，外资企业宝洁、联合利华、安利、高露洁、欧莱雅、资生堂等6家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联合垄断地位。根据千讯咨询（注19）的调查，在洗护发市场，宝洁、联合利华这两家外资公司联合垄断了76%的市场份额；香皂市场，联合垄断了65%的市场份额，在洗衣粉市场联合垄断了51%。可以说几乎控制了中国家庭的卫生间。

　　在垄断了中国的市场，特别是流通渠道后，宝洁们可以用排他性的渠道政策增加其它品牌，包括中国民族品牌的渠道门槛，从而获得极大的垄断优势，为其提高销售价格获得更高利润创造了条件。宝洁已经在2008年、2011年和2012年三轮提高旗下产品价格，每次涨价幅度高达5-20%，均以原材料涨价为借口，但原材料降价时其产品从未降价。而在这种涨价行为中，宝洁均与联合利华同步上涨，行动相当默契，有着商议垄断价格的嫌疑。在同样与外资合资优先的汽车业，至2014年，中国民族品牌总市场份额仅38.44%，由于它们全部是中低档汽车，所占利润份额更低；在民用航空业，中国放弃了已经基本成型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客机——运10，使得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绝对垄断了中国客机市场。

　　比宝洁型传统产业垄断更彻底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由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所代表的商业垄断。它们像一只巨大的蜘蛛网，将千百万家中国制造车间俘获为其网上无法挣扎，被一点点吸食掉生存空间的“飞蛾”。其超级雄厚的实力——2007年美国沃尔玛销售额为3788亿美元，法国家乐福的销售收入为922亿欧元（约1200亿美元），当年中资零售业龙头上海百联为871亿元人民币。再加上各地给与的超国民待遇，特别是以非常廉价的价格批给它们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再加上其全球采购的优势，迅速成为中国具有垄断优势的商业巨企。到2013年，沃尔玛已经在中国拥有390多家连锁店，家乐福拥有236家连锁店，2012年销售收入分别达到91.82亿美元和55.83亿欧元（约71亿美元）。

　　每一家沃尔玛和家乐福店的开张都是对原有商业生态的一次摧毁。比尔?奎恩在其1998年出版的《沃尔玛是如何毁掉美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沃尔玛在美国爱荷华州落户之后，50％的服装店，30％五金商店，25％的建材商店，43％的杂货店、29％的鞋店、17％的珠宝店、26％的百货商店都关闭。同时沃尔玛每创造1个就业机会，就会带来1.5个人失业。同样的故事在中国上演，给本土零售业造成了重要的实质性损害，严重限制了当地的市场竞争。沃尔玛和家乐福更大的垄断威力在于，它用巨大的全球采购和零售网络，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变成依附它的加工车间，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利润，不可能获得合理利润，从而丧失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全球化生存的能力。随着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等上涨原因，中国制造由于被锁定在末端制造车间的悲惨地位中，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大网络死死束缚，无法挣扎，被迫承担各种上涨的成本，利润更加微薄，珠三角、长三角等多地外向型加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资本积累技术升级更加成为泡影。

　　沃尔玛和家乐福还不是对中国产业和市场最高形式的垄断，阿里巴巴才是！荒诞的是，马云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创业英雄，但阿里巴巴毫无疑问是一家外商控股公司。其上市前的股权结构为：日本软银集团34.4%；雅虎22.6%；马云仅持有8.9%；蔡崇信为3.6%；在IPO上市后，马云等管理团队的股权更少了。

　　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最厉害的是，他是信息流+物流+交易平台+资金流，并由此衍生出互联网金融，具有无比强大的控制力，甚至分享了部分政府功能。阿里巴巴提供的网络商业规则，它收取的是加盟网店的门店费和交易提成，其盈利模式有相当强的收税色彩。且阿里巴巴的网上交易的税率远远低于传统商业的税率，这对传统商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阿里巴巴还分享阿里小微金服集团37.5%的利润，小微金融除了100%持有支付宝外，还持有天弘基金的51%股权、众安保险的19.9%股权、招财宝平台和阿里小贷的部分股权，还组建了浙江网商银行。支付宝等网上支付和银行模式，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垄断，而有机会挑战阿里巴巴的，比如腾讯、百度等，也都是外资控股的互联网公司，一旦任其发展，将很快网络和移动互联领域形成垄断，将断绝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产业升级和发展之路。不仅如此，阿里巴巴还向媒体渗透，2015年6月，阿里巴巴收购了国内唯一的多媒体财经平台——《第一财经》的30%的股权。

　　外资对于中国媒体的渗透和垄断由来已久，中国媒体的未来——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已基本被外资控制，从新浪、搜狐、网易、百度、新浪微博等等。外资不仅通过海外上市公司从中国市场名正言顺地拿走了丰厚利润；更抢占并垄断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网站的技术升级之路被堵死，大量的广告和市场资源被它们吸纳走了，国有和民族控股的传统媒体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尤为严重的是，由于其被外资控制，其价值观难免要受美国投资者和股东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国家和民族立场的新闻舆论价值观常常被其抛弃，乃至有意打压。

　　简言之，因为在对外开放抛弃了对等原则，甚至给与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内股市以净利润上市为标准阻碍了高成长创业企业上市，同时允许它们去海外上市，导致美元资本利用其雄厚资本实力和海外资本平台优势，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传统产业，绝大部分的新兴产业，极大遏制了中国本土民族资本的成长。特别是新闻资讯业被美资所垄断控制后，中国自己的舆论主导权丧失了，执政党失去了赖以起家的重要武器——笔杆子！　　　

西方未竟之功：金融控制权、中央集权和党指挥枪

　　如今中美之间已形成了人类空前的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多层次循环利益输送的体系。其核心是中国以价廉物美的劳动和物质商品换取美元纸币，再拿美元纸币去购买美国国债——由实变虚；而美国正好相反，它印钞票，借中国钱去购买中国货真价值的商品，特别是购买中国优质股权，成为中国的资本主人并获得持续盈利。即它不仅以白条、欠条拿走中国鸡蛋，更抱走中国母鸡。由此，中美发展经贸投资关系20多年，亿万中国人拼命劳作，最后被美元资本乾坤大挪移，吸干了劳动、资源和股权，中国成为供养美国这个“超大婴儿”的“超级胎盘”——形成了中国人苦命、美国人享乐的悲剧循环。

　　而在文化上，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进攻，已经深入五腑六脏，甚至渗透于灵魂深处。乃至主流精英当中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占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人的文明自信碎落一地，这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达到了顶峰。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按照西方的逻辑，不择手段地追求暴富和物质享受之后，无论是百姓还是精英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幸福，西方文明的感召力开始下降。于是，民间又开始转向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于是，儒释道又在重新生发，虽然良莠不齐，但假以时日，找到其与现代科学民主的融会贯通之道，则中华文明仍有找回自信，摆脱西方文明控制的趋势。

　　换言之，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西方现代文明在彻底摧毁中华传统文明的最后冲刺之前，时间的拖延对中华有利，对西方不利。西方现代文明百年摧毁中华文明自信的努力，很有可能功亏一篑。而西方要在这个文明的冲突中彻底战胜并控制中华，其未竟之功只剩下三个：1、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国有民族资本为主导；2、中国仍然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3、中国共产党指挥枪，国家机器的根本力量——解放军仍然姓“中国”。有这三重保护，中华文明精华的再度生发，进而蔚为大观是相当可能的，因此，它们也必然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攻目标。

　　在西方垄断资本基本控制了中国产业资本，美联储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央行的情况下，如果再控制了中国金融机构，则西方垄断资本则全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则其可以扶持傀儡政府，或者分裂中国。更何况控制中国金融系统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和利益，它必然成为西方垄断资本和西方文明的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要通过诱发中国金融危机，令中国金融机构和优质国企普遍破产，人民币和资产价格暴跌，同时迫使中国承诺外资可以无限制在中国收购，由此彻底控制中国金融系统。为此金融开放论、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投资自由协定等便成为其最着力推广的舆论。

　　中国迄今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也是欧洲一体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力量，这是中国强大令美国和美元金融寡头感到威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执政者为维系这个中央集权，与别的国家和其它文明相区别，则必然支持爱国主义，给民族文化以扶持。如果中国分裂为一体化之前的欧洲，或者说是现在的东南亚，则任何一块都无法形成与美国和美元金融寡头相抗衡的实力，必然沦为任人宰割的局面。而失去了中央集权和爱国主义保护的中华传统文明，将会彻底边缘化，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也将彻底被摧毁。由此，侮辱中国人是劣等人种、攻击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诋毁中央集权为独裁专制等等各种舆论甚嚣尘上，均是指向这一目标。

　　中国现在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它直接控制和指挥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的解放军。解放军曾是历史上唯一两次打败美军的力量。第一次是直接较量——1950-1954年的朝鲜战争；第二次是间接较量——1959-1975的越南战争。尽管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军一度遭受冷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事装备水平与美军拉大了差距，后来又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但是，1996年解放军遭遇了台海危机的奇耻大辱后，军事技术队伍卧薪尝胆，军事装备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后，通过反腐、军改备战，仍然是一支令美军生畏的军队。只要这支军队还在，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有了最强有力的保障。

　　美军对解放军的恐惧表现在，千方百计地试图与解放军更多交流，并进行渗透；一方面挑衅中国领土领空，但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商定各种两军接触行为规范，以避免摩擦变成战争。在舆论战上，其主导的势力大力鼓吹军队国家化，试图使解放军独立于中共的领导，与国家简化为仅仅为财政关系，从而为由“党指挥枪”变成“钱指挥枪”创造条件。曾有一段时间，放大和诋毁解放军为某些“公知”们最大的兴奋点，少将、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案就是典型，殊不知习总借此事件，在军改中一举清除军队歌舞团的渊薮，而这一壮士断腕的善举，某些“公知”们却必然是鸦雀无声了。

　　在这三者关系中，货币、金融和财政体系控制着金钱，是根本。如果金融机构都被美元金融寡头给控制了，则中国在失去了货币控制权、产业控制权、相当部分财政权后，金融机构的钱袋子也被美元金融寡头控制。当钱袋子被别人掌控，没有钱的执政党就没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分裂分治，更没有实力去更新武器装备，进行战备资源储存，支持较长时间的战争损耗。

　　在这三个主攻方向上，以美元金融寡头为核心的各种内外部力量的策略是，先以国内亲美公知制造舆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为亲美派官员腐败卖国创造借口，与官僚权贵一起不断蚕食公众利益，侵蚀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二三十年下来，本已是成果显著。然而，自习总成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坚持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后，这条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之路就被阻断了。

　　因此，诱导引爆一次中国金融大危机，枯竭中国流动性，全面彻底收割中国人的财富，然后廉价地控制中国金融系统，对解放军釜底抽薪。这样，由危机引发中国内部激烈的社会冲突，加上外部战争的冲击，则相当可能一举摧毁中国的中央集权，令解放军解体，从而使西方文明彻底打倒中华文明。

决战期到来：金融寡头独裁VS普京威权、中国中央集权

　　时至今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冲突，因为当今中国人在工作生活方式上已经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如果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人的最重要特征的话，那么大多数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我；如果说拜金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文化特征的话，2010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拜金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注20）。如果说中国与美国还有什么最大差别的话，就是权力运行机制仍有分别，或者说仍然存在不同种类的权力意志对抗。

　　美国经过建国后200多年的演化，已经由一个白人通过民主机制共同决策国家事务的体制，演变成了金融寡头本质独裁的体制。这与美国开国时政治体制民主，经济体制（企业）独裁有关。资本的独裁和发展，使得资本越来越集中，垄断了产业，控制了金融，最后形成了超级强大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控制媒体，左右舆论，收买政客成为傀儡，架空总统、国会和法院的三架马车，最后使民主徒有其表，本质上已经成为金融寡头的独裁。

　　资本的天性是不断增值扩张的，金融寡头更必然以彻底统治人类为最终目标，即成为全球唯一强大的权力意志，摧毁任何能与之抗衡的权力意志，在人类社会制定最有利于它的秩序和规则。但是，它目前除了内部的美元金融寡头与欧元金融势力的分裂外，其在全球的扩张遇到了两个真正的对手，一是普京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权力意志；二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中央集权的权力意志。

　　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体，曾经一度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意志，与金融寡头权力意志进行抗争，但是随着前苏联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堕落，其最终崩溃失败?。俄罗斯也曾一度崇拜并倒向西方金融寡头的权力意志，实施民主选举，进行经济休克疗法，然而西方金融寡头势力太过贪婪，不仅将俄罗斯财富洗劫一空，令俄罗斯人陷入饥寒交迫之中，更在政治上不断侮辱俄罗斯人尊严，在军事上不断挤压俄罗斯人的生存底线，硬是把俄罗斯逼到了民族主义营垒中——普京的崛起正是代表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权力意志的重新凝聚。即俄罗斯普京总统是俄罗斯爱国主义、人类传统正义和英雄主义的结合。其已经成为人类对抗美国金融寡头权力意志的最直接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集权，是西方金融寡头势力全力渗透，但尚未完成征服的另一种权力意志。这种力量以中国工农暴力革命起步，融合了爱国主义力量以及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从政治体制上，采取了以政党组织为基础，核心层集体决策和领袖非血缘禅让制(这类似于古罗马帝国从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马可·奥勒留的时期，最后被写了《沉思录》的马可?奥勒留将皇位传给了亲儿子而破坏)，是对封建帝王家族血缘传承的进步。这种体制下，领袖的个人魅力和权力意志对这个体系整体能力有着重大影响力。

　　这种权力意志在毛泽东时代非常强大——摧毁了美国资本扶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更是击败了美军，令西方金融寡头难以用武力征服；1989，西方势力又试图借助中国民众对官员腐败——“官倒”的不满，而诱导自上而下的政变，邓小平代表的权力意志也予以阻止；其后西方金融寡头势力便采取了由下而上，由经济到政治的渗透和和平演变之路，本来眼见着已经成功在即。可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袖后，其权力意志是中国建国以来66年中，仅次于毛泽东的，这使得中国式中央集权相当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

　　西方金融寡头的权力意志目标是要彻底消除俄罗斯普京式和中国中央集权式的权力意志，从而使其对全球的统治和规则再无别的重大力量所掣肘制衡，从而实现以金融寡头利益为最大化的全球一体化，然后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人类社会进行重新规划和治理。

　　如果西方金融寡头权力意志获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首先会保障他们核心的权力不再受威胁，西方白人生活水平不下降，甚至再有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地球供需的再平衡，以保障他们和子孙后代——“优秀人种”能够可持续繁衍发展。因此，它不会允许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存在，尤其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要进行进一步的肢解，令其四分五裂。同时，由于地球已超过74亿人口，并在继续增加，但地球可供应资源达到极致，且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在西方垄断资本眼中，人的劳动价值大大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口只剩下消耗物质和财富的负价值，成为反抗他们秩序争夺他们福利的隐患。因此，他们很容易走入歧途——将人分为优秀人种和垃圾人口。通过基因技术，将优秀人种变得更高智商、健康而长寿。而对于垃圾人口采取食用转基因粮食，以灭绝其生育能力，如果这种办法太慢，他们将推动战争、饥荒和大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从而为他们眼中的优秀人种争取更大的地球生存空间。

　　倘若如此，中国人将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当中央集权溃散后，国家四分五裂，解放军分裂为割据军阀，中国13亿人口将失去最后的保护。在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大饥荒和大瘟疫中，中国人能够剩下5-6亿人就不错了，为西方精英提供机器人所不能替代的某些劳役。

　　一言以蔽之，这块地球上最好的大地将彻底换了主人，中华文明将彻底败落。

中国四分五裂意味着人类文明升级失败

　　倘若中国中央集权解体，国家四分五裂，国民生灵涂炭，中华文明彻底溃败了，真的是西方金融寡头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终极胜利吗？

　　非也!这就像1991前苏联解体后，西方精英欢呼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写作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永久的胜利。但是，不久以后——1999年欧元诞生了，西方金融势力内部发生了分裂；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升级；2008年发生了自192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后来，连福山自己都放弃了所谓“历史终结”的判断。

　　在前苏联解体后，西方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其实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竞争压力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金融寡头对实业的剥削更加嚣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快速缩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最后导致严重需求不足和金融泡沫的大危机。本质而言，是西方在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无法遏制自身逐利的人性贪婪，不断恶化内部的需求与供给的失衡，虚拟金融与实体产业的失衡，难以实现自我可持续良性发展。

　　西方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时代，要想实现其内部平衡，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外部竞争压力从而实现内部收敛，就像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反而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发展到最好时期。二是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和金融寡头精英的精神升级，使他们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满足后，能够反哺社会底层，特别是年轻人，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前者为其提供内部乃至灵魂变革的外部压力，后者则开辟西方主流精英的真正值得追求的灵魂幸福方向。

　　因为即便西方金融寡头的群体获得了对地球的绝对统治权，即彻底清除了其它权力意志的抗衡，以及来自于绝望的底层人民的反抗。但是对于精英个体来说，其个人生命和个体感知仍然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的框架中，个人无论是从肉体的时间和空间来看，都注定是绝望的。由于人的肉体穿越虫洞进行星际旅行纯粹是幻想，只能存在于科幻电影中，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能够实现，那也与现在活着的人毫无关系，就像共产主义对世人没有现实意义一样。从肉体时间上看，现实最多获得百岁而已，科技再发达也至多200岁，最成功的生命就如同巴菲特、基辛格或格林斯潘先生那样荣耀地死亡在赚钱工作或外交旅程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命悲剧，根源在于自西方科学昌盛之后，科学实证主义深入精英之心，基督教的天堂和上帝备受质疑。尼采更是发出“上帝死了”的宣言，而成为西方现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逻辑也很简单——上帝和天堂地狱无法证明。当西方资产阶级的“上帝死了”+无产阶级的“人死如灯灭”成为主流灵魂观后，人的灵魂就无处皈依了。

　　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其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西方文明必然没落、西方精英绝望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精神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精神”的隔膜和无法合一，这是基督教的局限，也是西方哲学的局限。由于灵魂绝望，资本精英必定不择手段剥夺财富，要么享受征服的快感，要么享受肉体欢愉，这必然令底层民众绝望而进行血与火的暴力反抗。

　　认同这种观点的还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他认为西方文明改良或者说升级的希望在中国，在佛教自我修证，可以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灵魂合二为一之上，由此唤醒西方主流精英的高贵和自律精神，再加上中国集权领袖善于使用西方政体无法出现的独裁力量，这将是西方文明突围和人类文明升级的唯一理论可行的出路。

　　即西方现代文明按照自身惯性思维和轨迹难免滑向金融寡头资本的法西斯主义——通过消灭过剩无用的人口来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延续。真正能够改变的力量唯有来自于东方的佛教和威权领袖。但是，倘若中国中央集权解体，国家四分五裂，则中国的威权领袖将不复存在，中华文明也必将被视为劣等文化，佛教这颗宝珠也注定暗投，被其鄙视和羞辱，至少不可能再成为西方主流精英佩服和向往的宗教。

　　故此，如果西方文明最后完胜了中华和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虽然表面胜利了，但美国主流精英却更加注定失魂落魄的悲剧结局（本人后续文章将论证，再次先按下不表），更不要说，在西方金融寡头孤注一掷地摧毁和控制普京民族英雄主义、中国中央集权和欧元的过程中，会遭遇激烈的反击，这几种权力意志同归于尽的可能远高于美元金融寡头资本最后胜利的可能。即当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等核心国家和文明，掌握了历史上英、法、美征服世界的西方现代利器——威力强大的军舰、战机和导弹，甚至是核武器之后，有能力与西方核心强国同归于尽之后，人类离自我毁灭从未这么近在咫尺，即西方文明的扩张终于将西方文明自身逼迫到灭亡的边缘。

　　2015年3月 北京

　　（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延伸阅读：

转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

此文原发于2009年1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张庭宾

　　圣诞，新年，钟声依然响亮，命题已经不同。

　　在过去三年中，在每年一度的新年献文中，笔者连续提出了三个命题，也是三个警钟：“2006危与机：美国的悬念与中国的速度”——美国很可能遭遇衰退或者更糟糕的境地，中国应以最大努力扩大内需提前应对；“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预警国际热钱将在2007年在中国制造巨大资产泡沫并将在奥运会前后全面做空它；“抉择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指出中国继续开放汇率和资本项目无异于“飞蛾扑火”。

　　不幸而言中！2008金融大危机在我们的眼前现场直播，华尔街的偶像巨头们一座座坍塌下神坛，纸币财富盛宴在贪婪烈焰中正化为飞灰；2008年A股“超级过山车”令人震惊——“涨268%跌72.7%”——上证指数创下如此记录仅用了25个月，打破了纳斯达克泡沫同幅跌宕用时45个月的记录。

　　对于那些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的个人来说，2008年显然是不幸的一年。但是，就人的总和，人的本身而言，终日遮蔽我们理智和目光的纸上财富终于被烧掉一角，人们得以从金钱的奴役中暂时摆脱出来，来思考一个非物质财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题——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华尔街崩溃与“单极世界”梦破灭

　　人的生存还是毁灭，很久以来不再是一个被思考的问题。

　　对于那些仍然沉浸在2008财富伤痛中的人来说——人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这样的命题，大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乃至厌烦的——你与其试图回答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问题，还不如分析未来全球金融危机的未来演化，还有没有机会将失去的财富追回来。

　　那就让我们先试图预演金融大危机的未来可能吧。目前危机已经走到了美元零利率的节点——作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它的零利率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湍急河流，它击穿了建立在信用纸币上的现代金融学的最底线——纸币是有利息的，而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换言之，现代经济和金融学的所有知识和经验都由此黯然失色，金融大危机的演变已经脱离了现代金融学为之设计的轨道，我们只能回归常识，而不是再向教条求助。

　　美元还能力挽狂澜，华尔街还能重整旗鼓恢复金融统治吗？可以的，但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美元滥印到更加惊人的程度；2，华尔街能够制造出一个更大的金融泡沫，并使得世人对之充满信心，踊跃地去购买它。美联储正在创造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与1987年抵押贷款证券化取代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与2001年以CDS（结构性信贷违约互换）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其规模一度超过500万亿美元，接近2006年美国GDP的40倍）取代IT泡沫破灭不同，前两此危机中，华尔街只是很小的局部受损，而今，华尔街已经全盘崩溃，信誉扫地，人们对它剩下的只有诅咒。

　　当人们手握钞票，却发现没有值得信任，能够升值的金融品可再买时，人们会恍然所悟“货币”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方便满足人购买商品拥有使用价值，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这个常识，一个抢购物质商品的时期很可能降临，首当其冲的是黄金，然后是粮食和各种消费品，届时人们将弃纸币如敝履，恶性通货膨胀很可能降临美国。

　　美国经济力挽狂澜的最后支点还有两个：一，能够在短期内创造一个比IT业更具潜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然而，在可见的视野内，即使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都难以超越IT业的爆发力；二，成功地将危机转嫁到世界其它国家。如今世界各国对美元转嫁危机的警觉已非常高，其转嫁难度已经大大提高——在华尔街崩溃前，美元都没能成功转嫁危机，还能指望美国遭遇金融风暴重创后仍能成功吗？

　　华尔街的崩溃已经标志了美国“单极世界”梦想的终结。美国精英们曾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加速实现其“单极世界”梦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居中的一个支柱是超级军事实力，四角固定的绳索分别是：1，通过华尔街泡沫与美元的垄断印刷，不断吸纳转移它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2，通过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价格跌宕起伏，进而控制全球实体经济周期；3，通过超级规模的农业跨国巨企，以巨额的农业补贴为后盾，以转基因种子为武器，控制人类的饥荒周期；4，通过好莱坞、美国篮球和美国财富享乐梦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对美国的崇拜与追随。

　　现在美国四角固定的绳索已经纷纷松动乃至断裂。1，华尔街的崩溃，美元信誉江河之下，多元货币格局正在形成；2，由于格鲁吉亚贸然发动南奥塞梯事件，将俄罗斯逼到了绝地，俄罗斯迅速联盟伊朗和委内瑞拉，结成石油抗美联盟，致使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控制力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3，美国的粮食战略正遭遇全球反转基因食品运动的狙击；4，好莱坞文化越来越失去了面对现实的勇气，魔幻横行，2008年难得的人性亮点反是由动物们演绎的——《功夫熊猫》中美轮美奂的“羽化成仙”是在向东方文化致敬。

　　世人惊讶的是，为什么美国从它的权力巅峰滑落的如此之快，如今的美国正像一个篮球场上曾经威风八面的球王，然随时光流逝，雄心万丈却力有未逮，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挑战者涌现，正处于失落的黄昏。那么当下的美国是会继续留恋曾经的辉煌，利用其仍存的超级军事力量，拼尽余力试图挽回失落的世界，还是像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的那样——转变！

　　接下来的悬念就是：如果美国真心想要转变，它能怎么变，它该怎么变？

西方文明的困境与灾难性逻辑

　　要回答美国能够怎么变，先要合理解释美国为何会滑落的如此之快。

　　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达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高峰。美国右翼政治学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

　　这个“历史的终结”的判断在今天已经是恍然若梦。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钱的统治之下。它外在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它内部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

　　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界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逊（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而它将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其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为后来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种族屠杀埋下了伏笔——他们似乎没有忘记刚登上大陆时是如何享用印第安人慷慨礼遇的火鸡——为此，他们还设立了“感恩节”。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具有高贵品德者，比如杰弗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这种观点曾被指责为虚伪，尽管韦伯（1864-1920）为它辩护：这伦理的至善——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换言之，以“清教徒”的面纱做最后薄薄的遮掩——当金钱的拥有者关起门来，谁能知道他有没有放纵享受——以掩盖其“双重标准”的虚伪价值观。

　　从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弗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它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

　　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很多。当1914年，他们实现了私人财阀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控制的时候，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主宰。尤其是当1971年，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最后掣肘时，金钱对人统治，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巅峰。

　　过去一个世纪，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如果从人的高贵情操和灵魂自由的角度，这是人类全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清教徒的最后面纱早已被撕毁，在尼采（1844—1900）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存在主义者萨特（1905-1980）承认：“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它很容易推导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无望了，为什么我们不在征服享乐中体验当下的快感，满足此刻的欲望呢？精英们从此毫无顾忌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由此，人向动物性一面的堕落难以阻挡，败德纵欲及时行乐以美国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范，向全球泛滥成灾。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匮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实际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见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这时候，金钱统治人类的神话也将走到尽头。金钱统治世界的唯一号召力是让钱变得更多，当它像眼前发生的那样——反向吞噬消灭美元的时候，当人们确认纸上财富一去不返，对追回他们陷入绝望，以前人们多么亢奋地讴歌追捧金钱，未来人们将多么愤慨地诅咒仇恨金钱。

东方明灯的千年寂寞：等待盗火者

　　西方文明正面临危难关头，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发誓要“改变”，可应怎样改变？

　　如果按照西方文明的自然逻辑，金融大危机之后是经济危机，而后是社会危机，乃至西方政体危机，最后是毁灭性的大战，就像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那样。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曾经如此写到：“当金钱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最后的形式”。他在《西方的没落》的结尾写道：凯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武力战胜了金钱，主宰者的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钱力量叫做“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将那种想使一种超越一切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叫做社会主义。

　　80年以后，我同意斯宾格勒的这个基本判断，但并不希望看到他的另一个判断：“能推翻和废弃金钱的只有血”。人们已经将眼前的金融大危机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1929大危机后接踵而至的是国家之间相互以邻为壑，最终爆发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未来是否会爆发世界性战争，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与上次不同的是，石油问题正成为一个新的变量，截止目前，地球上的石油已经消耗了近一半，这使得大国间争夺石油的火药味比60年前浓重的多。由于人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进步，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很可能极大地摧毁人类的物质文明成果。它不仅意味着当代人类惨绝人寰的悲剧，更意味着此后的人类再也没有能力在现有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实现新能源的革命，尤其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氢核能源的革命。否则，鉴于地球上的矿产能源已经消耗接近一半，那也意味着，即使未来有侥幸生存的人类，因为矿产能源已经被消耗一半的制约，他们也将要进入文明的“半衰期”。

　　此刻，人们还会认为未来是否还有希望是一个虚无缥缈，杞人忧天的问题吗？是的，它已经成为当今世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忘记你财富损失的哀伤吧，如何保全自己和子孙生命的延续比前者重要100倍，但此前，它在人的思域中是否曾占有仅仅如金钱1%的席位？

　　人与动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对未来有新希望，那么希望在哪里？我们可以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寻求解决之道吗？这个答案会令人失望，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2008年岁末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即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个将“正义”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说：建立城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为出发点，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并将收获向内分配是“正义”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已成内闭的村庄，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人口仍在增长，那么，以此逻辑，人除了相互消灭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现代人已经抛弃了上帝，这不仅是对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式愚民掠夺的反叛，更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上帝作为“他”的存在而难以被“我”证明——人虔诚地信奉上帝，只有死后才能被接入天堂，而死后的人是无法向自己活着时证明天堂存在的。

　　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有的！它就在东方，从中国盛唐时期起，所有当代西方人被困扰的谜题的答案就已经在哪里，它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直点燃在哪里，等待这“盗火者”前来，这个盗火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这个盗火者就像中国唐朝的玄奘，历经千难万险，从天竺带回了大乘佛学，从而使得盛唐文明终于抵至融会贯通的大成境界。

　　不幸的是，千年的等待，千年的沧桑，她没有等到盗火者，她的守护者反而在封建愚民的麻醉下困顿萎靡，逐渐淡忘了民族的智慧和辉煌。她没有等到盗火者，反而等来了明火执仗的强盗，他们将珍藏着它的金银宝匣洗劫而去，而将匣子中真正的明珠丢弃在一边，遭受羞辱，不断蒙尘。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一轮轮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中奋起反抗，在反抗掠食者的斗争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时不断吸纳西方独立、自主、自强的青春活力，不断找回自信，寻回自我，重新回忆起自己盛唐的辉煌，终于觉醒于自己的文明使命。2008年，这个智慧之火在奥运圣火的引导下第一次燃烧在世人面前——尽管那只是它的表象。

精英的使命：融东西方精华创造新文明

　　东方的智慧钥匙真的能解决西方的心病之锁吗？

　　是的！例如什么是“正义”？这个命题困扰了西方数千年，而在东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简洁明了。孔子说：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用西方话语就是，正义就是不能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你自己不想受到的伤害，你也不要让别人蒙受。就如同西方人自己不愿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受难，也不要试图让西藏人在政教统一下受苦。佛学称：因果报应，循环不爽。用现代语言来说，人的确有做各种行为的权力，但你必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这不仅仅是指干了坏事要被判刑，而比如，如果一个人成为金钱的奴仆，他就必然失去灵魂的高贵和民众的信赖。《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圣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的子女一视同仁，否则他就会失去统御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关键缺失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遁去的“一”。这个一就是对人对己不搞双重标准的一，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对等后果的一，是统治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一。这个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这个“贞”的含义正是“公正”，做到了这个公正，就会天下太平。而今美国是天下各国中的侯王，因为它失去了这个公正，越来越贪婪，向各国盘剥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道德经》一语道破世界与宇宙演变之玄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西方文明是以二元为起始，我与他对立，他人即地狱；物质与意识对立，总要有个权威；人的兽性与神性对立，势必倒向一方。它从二元出发，演绎出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演化出千变万化的物质商品和货币形态，错综复杂的对立博弈和不断加剧的种族对抗——这就像一个越飞越高的风筝，天上的风越来越大，我们手中唯一的线——公正却失去了，它难免迷失在风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莱坞电影《角斗士》哀伤的音乐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西方精英内心深处的悲凉。因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古代的武士精英们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现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场上厮杀到人生终点。

　　同样的悲怆，在斯宾格勒如同交响乐的行文中也流露出来：人是一个小宇宙，人的悲剧在于，它与大宇宙是隔绝的，它使得人的意识无法与宇宙精神合二为一，长久存在，这是所有精英悲剧的根源。

　　东方的智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道家的语言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进而“炼精化气，练气还神，炼神返虚，炼虚合道”，这个道，你也可以称之为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静笃中，“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关闭视觉之眼，打开内心之门。打个比方，人的灵魂与肉体，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现代人的精神之鸟无法飞离肉体牢笼，无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欲贪婪而肉体牢笼越来越坚固，精神自由之鸟反而日益委顿，甚至奄奄一息。东方智慧的关键是化贪婪为智慧——转变“牢笼柱子”的能量为“笼中之鸟”的成长力量，当笼子栅栏越来越细弱，而笼中之鸟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精神的大鹏会破笼而出，一如庄子所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极致就是个人精神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合二为一——无大无小，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无在而无不在。这个方法不只是一种理论设计，而是一种不断被验证的结果。只不过它的钥匙不是贪婪索求，而是放下一切执着，尤其是对金钱色情的执着。

　　只有让人类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的实现是可以通过其个人主观体验证实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动地摆脱金钱的奴役，才能摆脱因金钱梦的破灭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来发泄愤怒毁灭富人的悲剧循环。这个理想在东方已经吸引了无数最有地位和才华的人，宁愿放弃一切去践行它。与此相反的极致是，在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无数现代西方精英以死在赚钱的岗位上为荣。

　　这种追求，在当今时代中，也不仅仅是遁世逃避，仅仅寻得个人的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也应该示范于众人，每一个有这种追求的人都应该成为一座现实的指路明灯，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圆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压的锅炉中烧炼而成。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说：格物致知（革除物欲才能达成真知），正心诚意（以公正之心诚恳之意），（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学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这将是真正中华精英的核心使命，创造更和谐美好的社会，修养个人智慧、美德和意志为西方精英的示范，创造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示范。诚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不仅要复兴东方智慧美德，还要向西方学习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将两者合二为一，方能创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范不是软弱可欺，别人打我的左脸，我将右脸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无情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给良善予和煦鼓励之慈，对贪婪以当头棒喝之威。在当下，尤其表现为坚决反击那种试图将金融大危机转嫁到中国来的图谋——将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几乎是“金钱王朝”挽救其崩溃的命运的最后机会，那些忠诚的金钱奴仆和那些尚未从金钱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为了追回逝去金钱的渺茫希望，会千方百计把中国拖入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的深渊，盲不知自己在毁掉人的未来希望。分辨他们的不是靠肤色和国籍，而是他们是否试图将别人口袋里的正当财富巧取豪夺为己有。他们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对于他们，真正的中华精英与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只有坚决的斗争。这不仅是捍卫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更是护佑人类文明升级的责任。

　　现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国右翼精英，他们就像得天独厚，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们，绝不可割肉饲鹰，必须先在竞技场上先战胜他们，折服他们。欲要战而胜之，必先实现我中华精英与西方精英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独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经济金融领域博弈和抗衡的弱点，成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强的猛士——没有人会向手下败将学习。这才是21世纪中华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义”。只有让对手心悦诚服，他们才会真正地开始诊视东方绵延千年的智慧之火，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终于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做出选择，从奥巴马开始到你，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前者，并在全球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东西方文明精华融合的“新主流”潮流。那么，2009，就是人的转折之年，是人类文明升级的新元年。

　　真诚地希望——这个转变来的不会太晚。

　　文中注释：

　　注1：

　　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30/c70731-26480304.html

　　注2：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09ec900102vdei.html

　　注3：网址http://learning.sohu.com/20150208/n408831859.shtml

　　注4：网址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5-01/5557286.html

　　注5：网址　　http://zqb.cyol.com/html/2015-02/05/nw.D110000zgqnb_20150205_3-02.htm

　　注6：2010年新华出版社第45-47页

　　注7：董仲舒《春秋繁露 基义篇》

　　注8 ：《传习录》

　　注9：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注10：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注1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注12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4-695页

　　注13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1004页

　　注14 ：《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6卷

　　注 15：《邓小平文选》

　　注16：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在2010年3月提交的《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注17：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报告

　　注18：数据来源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注19 ：2012年《中国日化用品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

　　注20：2010年2月23日，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根据路透与艾普索斯22日的最新民意调查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