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仁：《经济哲学》资本集中与两极分化

　　美国历史该分成三个不同的人文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契约时代，从建国到19世纪90年代;第二个阶段法治化时代，从19世纪90年代到197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门阀与金钱政治时代，从1970年代——?。

　　1785年美国颁布了向国民出售公有土地的《土地条例》，条例规定，每块待售土地最小640英亩，每英亩地价最低1美元，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清。1796年颁布的《土地法》对《土地条例》做了适当调整，地价从每英亩1美元提高到2美元，可以分4年付清，期间不收取利息。但即便分四年付清，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家庭毕竟有限，不久后又进行了大调整，将待售土地单位面积的最低限额由640英亩降为160英亩。这一时期美国不断对外领土扩张，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所以公共土地的价格也就不断下降，直至降到每英亩0.5美元，同时款项付清时间还允许适当延期。南北战争爆发后，为了尽快打赢内战，林肯政府于1862年5月20日颁布的《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从1863年1月1日起，只要付10美元就有权取得160英亩或160英亩以下的土地，耕种5年后土地归个人所有。1873年1美元价值白银24.057克，10美元价值白银240.57克，相当于8枚中国银元;1英亩=6.07市亩，160英亩将近1000市亩土地，8枚银元就可以得到1000市亩土地，几乎是无偿将土地送给农民。

　　1886年持续五年的干旱让美国中西部农民负债累累，而这年冬天席卷半个美国的特大暴风雪，几乎冻死了西部牧场的所有牛羊，东部的大畜牧公司乘虚而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接管了这些牧场。第二年夏天仍然是持续干旱，大地热浪滚滚，到了6月份，庄稼尽数枯死，农民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把自己的农场拱手让给债主。及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西部土地十有六七都落入了贷款公司手中，单堪萨斯一州就有一万一千多家家庭农场因无力偿付债务而破产。看似天灾的背后其实是人祸。就常理而论，农牧业遭遇天灾，农副产品价格应该暴涨才对，可结果却正好相反。由于少数几家大公司恶意操纵市场，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农副产品向市场倾销，导致国内小麦价格跌落到每蒲式耳五角以下，玉米价格跌到每蒲式耳两角八分，棉花五分钱一磅。三分之一的美国农民就此沦落为佃农，三分之一的农民变卖土地进城当农民工，三分之一的农民死守土地苟延残喘。这次血腥的大兼并，将主导美国社会长达百年的自由契约精神破坏殆尽，国家和国民财富迅速流向极少数人手中，经济学家托马斯•G•谢尔曼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却表明，英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只拥有英国全部社会财富的67%，而美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却拥有美国全部社会财富的75%~80%。比这还糟糕的是，商业规则变为法律，资本成了主导社会生活的上帝。

　　关税改革原本是一项稳定物价、限制垄断的措施，却遭到了国会议员们近乎一致的抵制，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压倒了人民的声音，最后最高法院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理由，宣布针对托拉斯垄断的所得税无效。雅各布·考科希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1893年他率领十万失业大军由俄亥俄州抵达华盛顿，美国法院以践踏草坪为由，将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尽数关进监狱。但当工业巨头们提交请愿书时，美国政府欣然接受了。

　　依照自由契约精神存在了百年的美国历史，就这样被一场可怕的天灾彻底改变了。19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分水岭的划时代意义，此前的美国代表着平等、公正、自由，此后的美国是官商合体。资本主义社会就像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隐在这种绝对自由背后的本质是对自由的反动，除了最强大的那个实体外，其它任何小于它的实体都将无一幸免的成为这种绝对自由的牺牲品。

　　资本在社会学层面是一种最有效的控制工具，这种工具如果可以不受限制的活动，拥有这种工具的人只要有控制需求，就能用这种工具实现既定目标，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权力、舆论、法律，还是军队、警察包括黑社会，都乖乖听他调遣。事实上当人们用资本购买的时候，就是在实施对他人或物的控制。比如我们在街里打的，只要10元钱的资本，就能让司机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如果我们拿得出100万元的资本，就可以控制一架波音飞机的走向，再往大点说，要是有十亿元资本，就可以控制一支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十亿元在乘以10的话，就可以完全控制一个城市政府的政策走向。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控制，就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收买功能，当它可以不受限制活动的时候，理论上它可以买到它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土地、人口……法律、政策、言论、头颅，包括某些人的灵魂。今日的美国社会正是这样，资本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即可以调动军队对外战争，也能调动警察对内镇压，透过颜色革命洒满街头的鲜血，我们明显已经看到，资本的暴政正在一步步向人类逼近。实际上资本控制社会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资本不必去控制所有社会职能机构，也不必控制机构里所有的人，它只要能控制住最核心的几个部门中的最核心的几个人，社会就已经对它俯首称臣了。譬如厦门远华公司，用很少的资本控制了海关关长杨前线，于是整个海关尽数服务于他。控制言论也很容易，比如格林柯尔当年能够入主科龙，其法理依据就是一份经由13位官员学者起草的兼有学术权威性和政府权威性的调研报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据说，这份调研报告有一万多字，格林柯尔按每字百元的价格支付了报酬。至于有偿新闻，则是媒体主动投怀送抱让资本控制。

　　在一个强调绝对自由的社会，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被全部激活，“先入为主，强者优先”的自然法则替代了社会法则，任何怜悯之心都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谁先积累到足够打败同行的资本，谁就会毫不犹豫的依照市场法则和商业原理将那些潜在的敌人一个个消灭干净。2009年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结果显示，从1998年至2008年，十年间中国个体户数量锐减650万。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1980年至1995年这15年里是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时间，在这一时期里，小商小贩非常自由，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这一切都在1995年被改变了，超前发展、跨越式发展实现GDP上台阶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对外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就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而经营无序的小商小贩无疑就从功臣变成了招商引资的绊脚石，必须以强硬手段清理规范之，凡是有碍观瞻或有碍车辆便利通行的临街店面一律拆除，凡是地摊一律取缔，凡是有假冒伪劣嫌疑的手工作坊一律停业……表面上看这是在规范市场整顿社会和经济秩序，实际上不过是先富人群垄断市场的美妙借口。引来一家大企业，灭掉千家个体户，如果说这就是招商引资，毋宁说只有大商人才算商、大资本才算资，而小商小贩既不是商也不是资，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及至2002年“三个代表”理论写入《党章》，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就更小了，“三个代表”理论看似是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但事实上这个理论只是在给大中型民企提供方便，而对那些小商小贩简直就是个致命的打击，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汉志良感慨良多地说：“一个新规定出台，第二年马上有一批个体户通不过年审。”1997年为了加强城市管理的需要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不法商贩，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市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城市管理执法机构，2002年在十六大召开后，城管局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出现，因为有了这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各级地方政府打击所谓不法商贩和刁民的能力可谓如虎添翼，领导们成功避开了法律的限制，只需一个电话，那些俯首听命的城管就会狼群般的扑向目标，到目前看，中国还没有城管摆不平的商贩和刁民。

　　若单从人性认知的角度讨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极大倒退，封建时代的法律至少还给弱势者的存在提供一定的保护和保障，社会即便在黑暗，也会涌现出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大老爷，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法律完全游离于道德之外，对弱势者绝不提供任何具有道德指标意义的援助，这个问题只要对比一下当年的上海和老北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上海自开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残酷血腥的商业竞争，把大上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动物世界，根本没有小商小贩们做大做强的发展空间。在1949年之前，上海的大商人大企业家、大银行家都是来自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外地的富商巨贾或达官显贵。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都是码头搬运工、黄包车夫和店小二，地位、收入低下，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但老北京文化与资本主义文明格格不入，讲究和气生财、言而有信、童叟无欺，因此很多小商小贩最后都发展成了大商家、老字号、招牌店。当年的同仁堂可谓手指通天，但绝不限制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几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老少咸宜，有没有这个人这个故事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土郎中和他们开的药店在北京随处可见，与同仁堂、长春堂等大药铺井水不犯河水。长春堂的存在，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长春堂比同仁堂晚了将近100年，长春堂刚刚挂上招牌的时候，同仁堂早已誉满京城。长春堂的创办人孙振兰原本是个江湖道士，乾隆55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附近置了一间铺面，经营的药品是自制的“避瘟散”和“无极丹”，因为药到病除，生意很快就火爆起来。如果放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早就被大药店吞并了。王麻子刀剪铺原是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卖火镰、剪刀的杂货铺，铺名“刀顺号”，后来发展成闻名海内外的中华名店。明朝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兄弟开办的小店铺，专卖柴米油盐，这个小店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六必居。王致和原本是安徽仙源县的举人，清康熙八年即1669年进京赶考落第，滞留京城，为谋生计做起了酱豆腐和臭豆腐生意。王致和生意红火的时候，富得可以买下北京半条大街的六必居不眼红也不嫉妒，这若是放在当年的上海滩简直无法想象。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当年的老北京可以举出数百个，看到这些例子，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上海会产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大流氓和多不可数的小瘪三而北京却一样都没有，因为上海是商业社会而北京不是。

　　老北京文化的一大主角就是小商小贩，为了糊口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木箱，也有的推着一辆独轮车，边走边吆喝，一代一代的吆喝久了，就不知不觉串成了词谱上了曲，歌声悠扬，在狭窄幽深的小胡同里久久回荡。卖豆汁的婉约，一如那酸酸甜甜的豆汁，品上一品，回味无穷;卖扒糕的豪放：扒糕哇，筋道酸辣呀——，“酸”是又低又绵的滑音，“辣”音则是一个高八度，一听见这个“辣”字，就让人想到了芥末的滋味。老北京究竟有多少小商小贩，历史上没人做过具体的统计，不过计算起来倒也不难。清代北京严格限制外来人口，清末北京有人口近80万，其中旗人64万，扣除汉族官员及其家眷和绿营兵，普通老百姓不会超过十万人，然而他们却创造出了绚丽辉煌的老北京商业文明，那些曾经光彩夺目的老字号和老品牌至今令人赞不绝口。

　　清秘阁宋末元初字画

　　永安堂明朝永乐年间药铺

　　万全堂明代永乐年间药铺

　　鹤年堂明代嘉靖末年药铺

　　六必居 1530年酱菜

　　柳泉居 1567年黄酒铺

　　大顺斋1640年糖火烧

　　千芝堂明代末年药铺

　　黑猴儿帽店明朝末年帽子

　　王麻子1651年(顺治八年)剪刀

　　同仁堂1669年药铺

　　王致和1669年臭豆腐酱豆腐

　　烤肉宛1686年烤牛肉

　　都一处1738年烧麦

　　天福号1738年酱肘子

　　信远斋1740年酸梅汤

　　砂锅居1741年京味白肉、沙锅

　　正明斋1751年糕点

　　青云阁乾隆年间小吃

　　白魁老号1780年清真

　　一条龙羊肉馆1785年涮羊肉

　　文盛斋清嘉庆年间宫灯

　　长春堂药店 1795年药铺

　　马聚源1817年(1811?)帽

　　龙门醋坊1820年醋

　　同和居1822年家常菜、三不沾

　　谦祥益1830年丝绸布匹

　　大成斋鞋店1842年布鞋

　　同春楼1842年山东风味

　　正阳楼1843年螃蟹、涮羊肉

　　烤肉季1848年烤羊肉

　　宝兰斋1851年奶油类糕点

　　森泰茶庄1851年茶叶

　　致美斋 1851 山东风味

　　内联升1853年鞋

　　鸿宾楼1853年天津，1953进京清真风味

　　便宜坊1855年焖炉烤鸭

　　步瀛斋1858年鞋

　　惠丰堂1858年山东风味

　　天兴居(会仙居)1862年炒肝

　　全聚德 1864年挂炉烤鸭

　　泰丰楼1876年前后山东风味

　　吴肇祥光绪年间茶叶

　　张顺兴刻刀铺1880年刻刀

　　吴裕泰 1887年茶叶

　　丰泰照相馆 1892年照相

　　瑞蚨祥 1893年丝绸布匹

　　荣宝斋 1894年字画

　　东兴楼1902年山东风味

　　厚德福1902年河南风味

　　全素斋1904年宫廷素菜

　　成文厚1904年济南，1935年进京帐簿文具

　　张一元 1910年茶叶

　　精益眼镜1911年于上海眼镜

　　庆仁堂药店1912年药铺

　　同升和1912年天津，1933年进京鞋帽

　　新丰楼民国初年山东风味

　　东来顺1914年涮羊肉

　　来今雨轩1915年红楼风味

　　戴月轩 1916年文房用具

　　庆林春1917年茶叶

　　瑞珍厚1917年清真风味

　　乐仁堂1923年药铺

　　五芳斋 1924年江苏风味

　　森隆饭庄 1924年4月17日江苏风味

　　丽丰祥 1924年8月18日丝绸布匹

　　仿膳饭庄1925年宫廷菜

　　锦芳小吃店1926年京味小吃

　　同春园1928年山东风味

　　萃文阁1930年字画篆刻

　　丰泽园 1930年山东风味

　　西来顺1930年清真菜肴

　　永仁堂药店1933年药铺

　　永安茶庄 1935年茶叶

　　元隆顾绣绸缎商行1936年丝绸布匹

　　大明眼镜 1937年眼镜

　　萃华楼 1940年5月16日山东风味详

　　淮扬春1940左右淮扬风味

　　延吉餐厅 1943年朝鲜冷面

　　又一顺 1948年8月8日清真风味

　　听鹂馆1949年宫廷

　　令人无限悲哀的是，这些蜚声中外的老字号和品牌，除极个别幸免于难外，其余在改革开放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消失了，资本力量之大令人扼腕感叹，皇帝和军阀们都做不来的事，资本轻易的就做到了。中国自由派学者，动辄把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归咎于国企垄断，然而老北京这些老字号和老品牌的消亡，却没有一例跟国企有关，相反的事实是，他们无一不是被私营企业消灭掉的。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而经济全球化，则为欧美跨国公司鲸吞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开辟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无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几百年历史，只要这些国家参与这个全球化运动，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欧美跨国公司鲸吞的猎物。当然，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也同样不会手软，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不会放过那些相对弱小的猎物。1982年美国一家极有影响力的报纸统计，美国20%的人掌握了全社会85%的财富，其中只占人口总数1%的家庭，拥有全社会38.4%的财富;而三十年后即2012年的统计显示，美国最富有的、占人口总数1%的人，拥有所有个人或家庭持有股票总量的53%，约2.3万亿美元股票;拥有个人或家庭持有债券的64%。这部分人拥有个人或家庭包括股票、债券和现金在内的金融资产总量的31%。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越大。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应当低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极端富裕的国家，基尼系数肯定会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到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达到了0.468的高危水平，创造了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蒂莫西·斯密丁分析称：“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考虑税收数据，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相比其他国家，我们的收入分配体系非常独特，我们是赢家通吃的经济，报酬归富人。”2012年6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痛心疾首的说：“美国人收入差距达到了南北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之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并且这个差距还一直在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

　　没有机会的自由是把穷人当鱼钓。希望就像鱼钩上的诱饵，吃是你的自由，不吃也是你的自由。不吃呢，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收获的机会，也许将懊悔终生;可你要是吃了，必然是万劫不复，能脱得金钩去的人当然也有，但你得好好想一想，拌个跟头捡堆金子，世上谁能有这样的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