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九月九

　　又到了九月九——不是重阳节，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

　　历史四十年须臾一瞬，但整个世界天翻地覆。

　　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苟延残喘!

　　冷战结束——美国一极独霸，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奏响凯歌，普世价值得到普遍认同……

　　中国GDP跃升到世界第二的新高峰，到处歌舞升平，俨然已进入小康社会，但为这种的繁荣，中国却付出了血淋淋的惨痛代价：有形的和无形的——几乎耗尽了前几辈所有积蓄(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安全保障，国有资产，伦理道德，人口红利……)、 几乎耗尽了后几辈所有资源(土地，水，空气，矿产、森林、草原……)， 甚至几乎耗尽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理想、信仰、精神、执政力和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而这一切却换来了“内外交困”：新“三座大山”无情地压迫广大百姓;权贵与汉奸阶层垄断着中国的各个层面——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全面私有化和殖民化;邓小平的十个“如果”已基本实现;宪法赋予的“工农联盟”已土崩瓦解并再次坠入社会深渊……;美国打造的国际联盟全面围堵“做空”中国——肆意挑衅东海、南海，金融战争一触即发……。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却长期“不争论”，至今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似乎越来越迷惘。

　　要实现“中国梦”，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首先明确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摸石头”是肯定过不了河的!

　　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也涉及到60多年来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评价问题，纵千言万语也难以探索迷津。

　　囿于笔者没受过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全面系统训练，故仅从二个方面择要讨论，以求引玉：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通常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更简的“文革”，但我们还要庄重地复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称，因为这是关乎立场的重要问题——大多数人，立场决定脑袋。因此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没有了讨论的共同基础，对事物、概念的判别必然也就大相径庭。(为行文方便，本文也基本简称文革)

　　要讨论中国道路，文革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但四十年来，文革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可颠覆的负面名词——中共中央有决议、右派有无数否定文革的事实和理由、即使许多毛主席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晚年错误”。

　　众所周知，毛主席把文革视作其一生的第二件大事，并且强调还必须“三五年来一次”——足见其重要性!但毛主席也知道“反对的人不少”——足见其复杂性，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因为“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

　　毛主席平生的最后一首词(《诉衷情》)：“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催人泪下，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吗?

　　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但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文革启动也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不仅绝大多数国民、包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以及高级领导干部，至今也都还没有看清楚，或许再过四十年也未必看清楚。因此，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至少一百年!

　　我认为，毛主席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所领导的革命以及所建立的共和国，可能与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或农民起义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曾经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们就必然要坠入当官作老爷的“历史周期率”，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必然要坠入“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因此，客观评价文革不仅是评价毛主席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也是评价社会主义甚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也是明确中国道路的关键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1966年关于文革的《516通知》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指出上述的论点是错误的，因此造成文革的灾难。

　　仔细复读这段话相当重要。如果我们在1966年和1981年还只是盲目地相信中央精神，但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有谁会怀疑真的存在“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谁会怀疑真的存在“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还有谁会怀疑真的存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有谁会怀疑真的存在“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甚至许多中共高层的文革反对派也幡然醒悟——“不是像走资派，实际就是走资派!”(陈云、李先念对话)

　　诚然，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大多数干部基本上还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大多数干部(包括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更遑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因此，如果没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果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就必然要发生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可悲的是，复辟在第二代身上就发生了!)。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相当充分、深刻而且清晰，并且与时俱进——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起，经历土改、互助组合作社、工商业改造，直至1956年在广泛调查研究并总结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两方面经验后提出的《论十大关系》，基本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完整的系统理论。其中有四句话值得我们牢记并深思：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见，毛主席深知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的伟大事业”——因此，采用前人的思维和方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伟大的事业。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大多数思想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干部就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否则就无法正确地指挥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除了共产主义以外的所有社会形态中始终都存在着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就始终客观地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差别仅仅是由谁主导及其形式——是地主和资本家等社会高层阶级主导的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是和风细雨还是暴力对抗。即使修改过多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今还保留着“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说法(虽然只是成为一句空话)，但现行宪法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某一阶段，剥削阶级在形式上被消灭了，但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并且一旦获得适合的条件就必然“死灰复燃”(三十多年来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

　　就这些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至少在意义上是“非常必要”而且“完全正确”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有人说，文革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没错!实质就是掌握中国走什么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权力斗争。

　　但如果斗争仅仅以剥夺刘少奇的权力为目的，大可不必发动如此规模浩大的文革。

　　固然，国家主席死得如此凄凉是十分悲哀的，但比起刘少奇的所作所为，或许他“死有余辜”——如果以他为首的“一小撮”人就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就是一场闹剧，无数先烈的鲜血就白流了。(刘少奇曾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难道不是吗?)

　　实际上，无论党内或党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差别所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明显。而在此过程中，毛主席为了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也可谓竭尽心力，甚至不惜牺牲两员大将——高岗和彭德怀。

　　高岗事件是建国后党内这种矛盾的第一次爆发。

　　高岗事件现在比较清楚了——建国初期虽然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毛主席思想中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框架，高岗是党内高层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高岗利用对刘少奇“剥削有功”言论的批评进行发难并企图倒刘。他反对的就是刘少奇。虽然其做法不够光明磊落，但也是被邓小平、陈云出卖(或者叫做举报或揭发)后，又有刘少奇周恩来联手，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挺高岗的设想(但还是打算安排高岗担任陕西省的领导——此指示没有人向高岗传达，否则高岗应该不会自杀)。当然，毛主席也不想把这种党内斗争搞得太过分，因此刻意回避当时的中央全会——会上定性了“高饶反党集团”。这是第一次把党内斗争提高到了“反党集团”的高度(公知们当然把罪过都记在毛主席帐上)。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是毛主席以“个人独裁”搞“残酷迫害”造成历史冤案的重要“罪行”之一。彭德怀仅仅因为对“浮夸风”提意见而被打成又一个“反党集团”。

　　1957年7月到1958年8月形成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何错之有?人民公社更是改变中国农民小农意识、以进一步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举措(当前中国农村的大多数问题就是由于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进而撤销人民公社而产生的)。

　　更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大跃进(这是四十年来又一个铁板钉钉的负面词汇)，这不仅是评价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也是刘少奇、彭德怀甚至林彪后来政治生命的重大拐点，更是文革的根本起源。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实际上是中央计委《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而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二中全会批准通过)。毛主席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浮夸风也随之出现，造成相当不良的后果。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主席一贯的风格。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但也相信精神力量是巨大的，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某种意义上，毛主席一生就有过许多次“大跃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大跃进”;解放战争在短短三年内取得全国胜利，更是全面成功的“大跃进”;抗美援朝以贫穷落后的初立之国对抗“武装到牙齿”的16国联军，也是“不自量力”的“大跃进”。

　　实际上集全国之力把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深圳速度”又何尝不是一种大跃进?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大跃进”成功的关键在于从上到下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的正确，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58年的大跃进，从中央一线指挥到各级干部却都冒进地搞起了浮夸风，使得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变成了一场灾难(有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考察赞扬万斤粮的实证资料;人民公社食堂也是刘少奇极力鼓动，毛主席同意搞个试点看看，而刘少奇在短短的三个月就基本上全国开花;浮夸风最严重造成信阳地区大规模死亡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就是刘邓的亲信，其1962年的检讨都说：“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但1979年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为吴芝圃“平反”，亲自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文革后公开出版的刘少奇文选和邓小平文选，都没有这个时期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章或论述——显然有意隐去)。

　　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证实毛主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

　　短短几个月，毛主席就已经觉察这些错误，因此，在武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11月)和两次郑州会议(均政治局扩大会议——分别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以及其他许多场合均严厉批评了“浮夸风”，指示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虽然为了保护积极性，毛主席还是主要肯定成绩(“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同时也意识到，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十分重要，因此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了建议信，要求各级党委委员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两本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庐山会议是在浮夸风基本得到控制，经济工作开始调整后的1959年7月召开的。

　　评价庐山会议和彭德怀事件的关键是彭德怀意见书的矛头所指——显然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几个时间节点也必须充分注意：7月14日彭德怀向毛主席递交意见书;16日毛主席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讨论;23日毛主席在大会讲话，对彭德怀的某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31日毛主席宣布大会结束并准备下山，“但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8月1日毛主席被迫改变主张，同意召开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但毛主席没有参加——与没有参加处理高岗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相似，但前一次毛主席在杭州，而这次毛主席还在庐山);全会期间在毛主席住处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 8月16日全会结束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党内矛盾产生的又一个“反党集团”。

　　还有许多已经披露细节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庐山会议的判断(也可能有些更深层的东西还没有披露)，其中有二个情况必须充分注意：一、8月1日，毛主席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此前，李锐曾向毛主席密报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在庐山彭德怀处聚会，在搞“军事俱乐部”)，可见毛主席此话是有所指的，但绝对不是担心彭德怀反对自己;二、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可见，是刘少奇要对处理彭德怀问题上纲上线。

　　当时，刘少奇刚就任国家主席(1959年4月)不久，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咄咄逼人。因此为了维护接班人，毛主席又不得不舍弃一员大将——1966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在场者基本都参加过庐山会议)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也可以佐证。

　　舍弃两员大将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毛主席一开始的目标并非刘少奇，况且当时退居二线，由刘周邓等人全面负责一线工作，也证明了毛主席要进行交班的准备。而且，其后的史实也证明了，尽管毛主席对刘少奇意见很大，但即使到了1966年夏天，毛主席所期望的文革也是由刘少奇主导的，也并非疾风暴雨式的。

　　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并没有真正深刻反省浮夸风的问题。8月24日，他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这样的指导思想，又导致了1960年浮夸风一定程度的回潮。

　　直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参加)，并完全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主席为了维护一线领导的威信还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后来成为公知们把浮夸风所有责任都强加在毛主席身上的口实)。

　　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得到调整，但刘少奇等人也搞起了“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在全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几年后又走回了老路(也可见，邓小平1978年推行的“承包责任制”，不过就是62年右倾举措的翻版)。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对这种现象予以严肃的批评。

　　由此，毛主席更认识到了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并且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5月，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对社教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

　　社教运动(亦即“四清”运动)是刘少奇挂帅的。刘少奇在全国搞了三个试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派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首先开了中国共产党“夫人参政”的先例，其次在工作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其三逼、供、信和残酷体罚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种当时叫“燕飞”的模式就是文革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有报道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毛主席当时就批评刘少奇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以及“打歼灭战”“扎根串连”“人海战术”等工作方式，也批评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此前刘少奇还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

　　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对搞好运动的标准以及工作方法(特别强调要抓生产、实事求是、严禁体罚和防止逼供信)作了明确的规定——纠正了四清运动前期一些错误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薄一波语)。

　　到1966年春，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还必须提到林彪的上位。

　　“党指挥枪”是毛主席确立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实际上，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毛主席早在1955年就已经“杯酒释兵权”了——主持中央行政工作的主要领导都没有授衔。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十大元帅只有朱德(副主席)是政治局常委，林彪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五中全会上才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直到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才取代刘少奇升到党内第二位。可见，毛主席起用林彪也是不得已之举(至于后来林彪悲惨的下场，至今扑朔迷离，我们难以判定是非，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理清真相——但被其能力平平却野心很大的老婆和虎气十足野心极大的儿子挟制应该是主要原因。不过，他通过吴法宪对林立果的“加速”培养方式——一年参军二年入党三年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也是林立果急剧膨胀并能够指挥周宇弛、江腾蛟、于新野等人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

　　一、三面红旗的挫折是文革最初的起源——没有一支素质良好的干部队伍，正确的方针也无法取得正确的成果，因此，在干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问题;而62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调整时期出现的右倾以及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形左实右”的乱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刘邓等一线领导人及各级干部的问题——正如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更使得文革成为必要和紧迫——文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继续和深化(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二、针对苏共二十二大(1961年)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出现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它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对照国内情况,认为也潜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应该特别重视反修防修;

　　三、尽管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许多意见(有些甚至相当尖锐)，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维护和挽救;因此毛主席并不希望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疾风暴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比如毛主席1967年7月17日离开北京前还特地交代“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三、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失败

　　普遍认为，文革分为三大阶段：一、从1966年“516通知”到1969年4月的九大——虽然516以前就在文化界开展了一系列从学术讨论升级到批判反动文化黑线的斗争(从《评海瑞罢官》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另外，许多文革研究者也认为，如果没有出现林彪事件，文革实际上到九大就已经结束(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撤销，不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入政治局，影响力依然存在，加上十大上位的王洪文成为“四人帮”); 二、九大到1973年8月的十大; 三、十大到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每个阶段均三年多。

　　但要讨论文革之所以变成动乱，就必须进一步细分，许多关键的时间节点深刻并且严重地影响着文革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官僚阶层一次次的镇压和反扑，并且“挑动群众斗群众”，才是造成动乱最根本的原因。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民群众也一次次地对官僚阶层进行反抗和斗争，虽然毛主席一方面鼓励人民群众“造反”，但也若干次为了稳定局面而不得不局部甚至全面妥协……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第一个小阶段是1966年5月到8月。

　　即使1966年发布《516通知》宣布开始文革后，还是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并领导文革。

　　但是，刘少奇延续“四清”运动前期的做法，向北京一些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在五十多天里，工作组在北京26个院校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对此，毛主席忍无可忍，在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注：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注：经济工作调整中的“三自一包”等)和形“左”而实右(注：四清中的“桃园经验”等)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才是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正式宣战，才是文革的真正开始。

　　也是在这个阶段，红卫兵(也是四十年来铁板钉钉的负面词汇)初露锋芒。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各种宣传把文革中的种种乱象归咎于红卫兵，但并没有深入探讨红卫兵的细节和内涵，主要原因就是要把文革一棍子打死，更重要的是为了掩盖真相——因为一旦真相揭露，这些长期掌握话语权的官僚阶层对文革动乱就难逃其咎。

　　早期的红卫兵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并且基本上高干子女领头的。

　　近年来， 陈晓鲁(陈毅之子，原“西纠副司令”) 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第一个上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 马晓力(原劳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们纷纷高调为文革作为道歉、反思文革。但有多少人清楚，文革伊始，正是这些红二代开启了动乱之门，造成文革的第一波动乱。

　　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14级以下的干部子弟开头都“不够级别”加入——注：县团级基本是17级)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1966年打砸抢的“红色恐怖”中独领风骚，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他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成为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质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许多迫害的情况均发生在这一时期)和破四旧打砸抢的先锋。比如批斗打断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胳膊就是“西纠司令”孔单带人干的(孔单1984年起进入商界，历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中信公司总经理等高级职务，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其父孔原为中央调查部部长，其母许明是周总理的秘书、国务院副秘书长)，“西纠”的住房、汽车、经费甚至厨师都由国务院提供。

　　这些“正统”的红卫兵成长于各级“大院”，见多识广，能耐巨大，能够获得广大老百姓闻所未闻的高层消息。在父辈的指导下，正是他们引领了“革命”的狂澜，由此，各地基层工农子弟的红卫兵才纷纷仿效，才一个比一个更“革命”地疯狂起来。

　　各地的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等全国性的行动，也都是这些高干子弟率先鼓动起来的(当时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应该都有深切体会)。

　　第二个小阶段是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8次接见了一千多万全国各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同时，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批人(如蒯大富等)在毛主席支持下得以平反，也自发组织了红卫兵等各种群众组织，形成了与保守派抗衡的造反派——这样的两派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甚至文革结束后)一直存在，矛盾一步步深入和激化，并且在文革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各地政权主导者的更替而此消彼长，相互斗争相互迫害，造成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动乱。

　　但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和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工作组并没有因此完全取消，还是协同原来的党政领导掌握着各地的主要权力，采用各种手段打压群众参与文革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另外一方面，虽然造反派开始崛起，但两派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源源不断加入各种组织的群众迅速分化，占有先机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占上风，由此才产生了上海的“一月风暴”。

　　第三个小阶段是上海“一月风暴”到1968年8月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7年的上海“一月风暴”首先是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并宣布“工作组靠边站”，进而夺取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经毛主席建议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其后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至1968年9月，新疆和西藏成立革委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也是一个逐步进入规范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若干次不得不妥协的痕迹。

　　比如一月份上海开始夺权时，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先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到上海了解情况并进行协调(有人指责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上海策划夺权，实在是无稽之谈)，而后回北京接受毛主席指示，二月份再回上海分别担任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革委会其他成员(王洪文等人为副主任)则都是造反派。

　　但其他地区就基本是造反派夺权，因此出现了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分裂，而保守派也混杂其中，使得矛盾更为尖锐和复杂，因此也由文斗演变为武斗，尽管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无法平息。

　　文革期间所有地方的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其中也有造反派分裂形成的)，都自称造反派，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但其背后的势力却大相径庭，其中一派(保守派)总是有各地主要领导干部(甚至军队)在撑腰(这种状态的影响实际上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介入支左的初期并不明确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因此不同程度地偏袒其中一派(由于各地军队领导与原当权派千丝万缕的关系，故更多地偏袒了保守派;但由于一、四方面军的山头，也有军队分化支持不同两派的情况)，有些导演了“抢枪”的假戏(开头是各地武装部，进而发展到军队)，致使武斗进一步激化和升级，有些甚至出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注意到，所有的升级基本上都是保守派发端的)——这是文革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大部分地区持续了大半年，个别地区甚至持续到1968年夏天，工农业生产也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比如，武汉著名的“百万雄师”就是武汉军区支持的，并且在武斗率先使用武器。尤其在1967年7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周总理7月18日因事回北京);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于7月20日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住地)，扣押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周总理当即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并由邱会作带林彪的信前往武汉劝毛主席离开。毛主席最终由杨成武亲自安排，7月21日凌晨罕见地乘坐飞机紧急转移飞往上海!

　　720事件的影响相当严重，当时中央进行了严肃处理，称之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同时引发了造反派及后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可是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并称“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此确切的一个事件都完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可见篡改文革史事的现象何等严重)。

　　虽然516通知中也有“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但单独提出这样的口号影响极大，一段时间甚至波及全军各级领导，引起军队一定程度的混乱，以致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以维护军队的稳定，也导致了中央文革小组三个大员(著名的“王关戚”——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下台——这应该是毛主席文革中继革委会“三结合”后的又一次妥协。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这是毛主席解放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安全危机”(罕见地乘坐飞机说明毛主席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称之“相当于西安事变”)，但却没有深究，某种程度保护了陈再道等人——其一，林彪企图借此打击四方面军的势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长期存在，“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林彪鼓动的，王关戚不过是“棋子”——因此虽然被关押了，但毛主席指示“任何人不得审讯”)，毛主席一直相当注重军队中各山头的平衡;其次，对此类乱象的深刻思考，使得毛主席对文革准备采取“收”的战略步骤，下决心尽快结束文革(比如十月份就指示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林彪(包括“文革派”的一部分人)并不理解，还想进一步扩大成果，也导致了“文革派”的矛盾和分裂。

　　另外，了解文革两派在各地不同的根源，对文革动乱的产生原因也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广东和福建，保守派基本是“南下干部”和军队的背景，造反派则是“地下党”的背景——从解放初期就存在职务权力(从省里到各地市的主要领导都是“南下干部”)、工作方式(地方干部比较了解实际情况，也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甚至语言(方言的习惯造成主要领导被“排斥”的错觉)等多方面的矛盾。1957年反右期间，掌握主要权力的“南下干部”乘机搞了“反地方主义”，从上到下大范围地打击地方干部，使原来还算温和的矛盾激化，这些矛盾更激烈地在文革的派性中反映出来，并且双方都各拉一派群众(所谓“挑动群众斗群众”)。

　　农村的两派则更多地表现在宗派矛盾——大多数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历史矛盾。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为了稳定局势，保证文革的健康发展，指示中央军委在全国范围全面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特别是军管从文革初期(67年3月)仅针对少数要害部门(如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但几个月内就扩大到几乎所有地市，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国混乱的局面。因此，文革动乱近于失控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一年(虽然后来又有若干次波动)。

　　同时，在各地筹备成立革委会的过程中，毛主席又于1967年3月底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所谓的“三结合”就是以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方面结合成为革委会的机构(并且基本是军队干部担任第一把手)——这应该是毛主席文革中第一次最大的妥协。如前面所述，毛主席并不希望军队参政，也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时又不得不动用军队来维持秩序，也不得不重新启用被打倒的当权派。当然，有群众代表(主要是造反派代表)的参与，也是政府领导机构改革的一大创举，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大创举。

　　这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不胜枚举，但值得一提的还有“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四帅三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其中陈叶徐聂为元帅，谭及二李是副总理)与“文革派”(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就文革相关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四帅三副”表达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也说了一些过份的话(比如，谭说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还说自己一生“三不应该”：一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二不应该参加共产党;三不应该当年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马上给毛主席打电话，让谭通话，毛主席当场训斥了谭;而陈毅则把文革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使毛主席大为恼火)——这就是“大闹怀仁堂”(还有之前1月份的军委会议和之后4月份的军委常委会——大闹“京西宾馆”)。

　　毛主席看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后，严厉批评“四帅三副”“讨厌群众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虽然认为“公开讲出来，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并在67年五一节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老帅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可见毛主席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另方面也宽容这些老革命的认识问题，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不过，这也导致政治局的功能大幅度削弱而基本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

　　另外，九大前夕发生的珍宝岛反击战不仅影响了中国后来长达数十年的战略(包括拉开中美关系和解的序幕)，也使得参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地位陡升而进入中央军委核心——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重要角色。

　　第四个小阶段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

　　到1968年8月“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混乱的现象基本完全控制，各级政府的工作也基本正常化，整个国家基本上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氛围中健康运行。毛主席就准备结束文革了(也基本符合毛主席对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的预期)，因此正式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此在1968年10月召开了八大十二中全会，基本为文革定调，并通过了若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及召开九大的决议(据说毛主席本来还想保留刘少奇的党籍以及参加九大的资格——毕竟刘少奇已经不可能再作为一个路线的代表了，但因为反对的意见太多而作罢;这里还有一个大多数人有意忽略的事实——周总理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另外值得注意，毛主席坚持保留了邓小平党籍以及“二月逆流”的“四帅二副”参加九大的资格)。

　　应该说，“文革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不过在这次全会上，林彪和江青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发生公开冲突——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人类思想大革命并称为人类历史的四大文化革命，江青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意见写在林彪讲话稿上)，林彪大为不满，“文革派”也因此分裂，为后续事件埋下伏笔。

　　第五个小阶段是九大到1971年的913事件。

　　毛主席希望九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但是就在起草林彪九大政治报告时，“文革派”又进一步分裂——本来应该作为一个起草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意见不同分成了两拨，陈伯达单独起草了一份，张姚合作起草了另一份(据说林彪也组织人马起草了一份，还有传说林立果也起草了一份)。主要分歧就是把生产摆在第一位(陈伯达——林彪也有这种意思)还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结果毛主席听说陈伯达把生产摆在第一位，连稿都没看就退回去了。据说，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报告相当反感，看都没看就上去念了——可见，虽然林彪是依靠文革上位，也是主要推动者之一，但也没有真正理解文革的意义。

　　更大的矛盾在一年后的九届二中全会爆发。

　　表面上，九届二中全会的主要矛盾产生于林彪大谈“天才论”以及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动议，但实际上应该是一场关乎接班人的权力斗争——而矛头直指张春桥!其中扮演最不光彩角色的应该是汪东兴，而陈伯达也误判形势而落马(虽然也有人认为是他有当国家主席的野心和阴谋——当时他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

　　九大二中全会上，林彪借赞颂毛主席来非难张春桥(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因为序言里已经有相关内容，而林彪和一些老干部以为抓住了张的小辫子)，陈伯达抢先作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并印发大会讨论)，从而引起各组纷纷表态支持且一致声讨“阴谋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火上添油，连一直低调的陈毅也四处奔走摇旗呐喊，特别是中办汪东兴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发言影响最大(大家知道他是毛主席的红人，以为代表毛主席意见)。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林彪，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庐山会议失控了——用毛主席的话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设国家主席的事应该是叶群的主张(因为林立果曾经说“翻船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

　　虽然毛主席曾经明确表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有些人可能不很清楚，但汪东兴是确知的——然而，他却也鼓动设国家主席(有些人以为毛主席通过他放风声)，还对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后来又信口雌黄，栽赃到叶群身上)——事后毛主席斥他“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吓得汪哭跪求饶，表示要反戈一击。

　　九届二中全会前，毛主席又强调要开“团结的会”。但在当时的整个中央领导层中，真正能够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意义的只有张春桥和江青。许多人表面不敢与江青作对，对张春桥却恨之入骨且有点肆无忌惮。对此，毛主席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张春桥一边(否则会使真正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张春桥等人下台)，但也没有与林彪翻脸，只是处理了陈伯达敲山震虎，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军派的实权。

　　此后，在1971年五一节，林彪上天安门城楼，不仅迟到，也不理睬所有的人，而且一会儿就不打招呼自行离去——这是林彪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林彪的态度致使丧失了最后一次和解的机会。

　　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争取支持，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林立果加紧行动。九月十二日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彪则九月十三日从北戴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当天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

　　第六个小阶段是913事件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

　　如果没有林彪事件发生，文革可能就能够顺利进入“改”的阶段而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文革的三大任务就是“斗批改”。斗和批均已基本完成，九大以后主要是“改”——建立新秩序，使“抓革命促生产”上新台阶)。

　　平心而论，林彪并不反对毛主席，并且在1958年以降乃至于文革中，基本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他与江青张春桥的矛盾也是只是“文革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毕竟林彪对文革的认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能够达到毛主席的高度，他是一流的军事家，但却不是一流的政治家。其晚节的问题更多的在于对老婆儿子的失察(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政变计划以及策划暗杀毛主席等应该是确切的事实，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林彪参与，不过叶群应该至少知情)，至于为何“仓惶出逃”恐怕只能是个千古之谜了。

　　林彪事件是对毛主席的重大打击(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也是对文革的重大打击。是文革从胜利走向失败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文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毛主席不得不选择全面性的战略撤退，全国局面快速向右转。

　　至于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有人认为是第二次文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和解释，但显得苍白无力(也有人认为“批林批孔”是倒周的运动，更是无稽之谈)。

　　但是应该说，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对林彪的评价和结论都是不公允的。

　　重新评价林彪也应该是评价文革的关键因素。

　　更重要的是，林彪是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高举者，林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旗帜鲜明地、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利于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客观上，林彪事件的最大得益者是邓小平(否则他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他两次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深刻检讨“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搞独立王国”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文革，保证“永不翻案”(同时也对林彪和陈伯达落井下石)。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也是毛主席因对林彪问题和周恩来强势的妥协而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

　　实际上，1972年1月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就已经表明向党内文革反对派妥协——毛主席是突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穿着睡衣就去了——外面套了件大衣，据说图片是PK加了衬衣领)，与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和“邓小平与刘少奇的性质不同”(据说周总理马上暗示陈毅的家属把消息传播出去)。

　　四月《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为重新启用文革反对派制造了理论根据。

　　鉴于九大对林彪的定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也迫在眉睫。

　　十大是一次党内左右派平衡妥协的大会，并且大量“中间派”进入政治局。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王洪文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排名第三，仅位于周总理之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是取代了林彪的接班人位置。

　　当时并不引入注目但后来影响极大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陈锡联等也进入了政治局。

　　还有陈永贵以及候补委员的吴桂贤和倪志福也进入政治局，开启了普通工农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先河。

　　在这段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1年10月25日)、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以及中日建交(1972年9月29日)当然也是影响深远的大事。毛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七个小阶段是1975年的路线教育运动。

　　十大二中全会至1975年1月才举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周总理的极力推荐下，毛主席同意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且在周总理患病期间代理总理的工作)——自1973年复出担任副总理后，第一次(也是一生中的第一次)全面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1975年春节后，邓小平就以铁路运输入手进行全面“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得到毛主席的赞赏。但他紧接着就以“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为名，大量派出工作组，对各级党委革委会进行改组，对进入党委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全面清洗——残酷程度比文革初期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派”虽然也以“批判经验主义”予以有限反击，但很快败下阵来。江青在政治局遭受了长达数月的围攻，不得不写了书面检查。

　　毛主席发现这种情况后，曾经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基调是对文革总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主席之所以让邓小平主持起草这个决议，一是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再唱反调;二是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为由委婉拒绝。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主席下决心进行“批邓”——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革，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

　　1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会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然而，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

　　第八个小阶段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虽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但邓小平仍然主持工作。当然，他也意识到可能要下台，一次只有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在场时对他们说：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真是老谋深算!

　　果然，一次毛主席向李先念询问邓小平思想情况时，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支持我的意见了么，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着实把毛主席骗了!(连毛主席都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举国哀悼;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布讣告和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10日11日遗体告别两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吊唁三天;15日由邓小平主持周总理追悼会并致悼词。(有人说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总理治丧规格，简直是无稽之谈——周总理的治丧规格等相关事宜肯定是政治局决定的，而四人帮并不占多数及关键位置，即使有心也无力。)

　　2月2日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担任代总理——邓小平和张春桥均无缘!毛主席显然试图通过“中间派”取得平衡。

　　三月底起，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其中有一些诗词和传单火药味很浓。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邓小平幕后指使，但文革的保守派肯定无法回避(以文革两派的群众基础，上百万人的“自发”行动不过小菜一碟)。

　　4月4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认为这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并决定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诗词。

　　4月5日凌晨彻底清理了广场，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3道封锁线。当天，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点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3个小时之后，1万多名民兵和警察封锁天安门广场，逮捕了30多人。

　　4月6日一早，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毛主席也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四五天安门事件奠定了华国锋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基础。

　　第九个小阶段是毛主席逝世到粉碎四人帮。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停止了他伟大光辉的一生!这当然才是文革失败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天——9月11日华国锋就以看病为由外出，秘密绕到李先念处谈“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先念与叶帅商量;得到李、叶二人的支持后，他又拉了汪东兴(中央警卫局局长)入伙;汪又建议他找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并由吴德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经过七人前后二十多天的密谋，于1976年10月6日(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十八天)，采取通知政治局开会的卑劣手法秘密逮捕了四人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骇人听闻的政变!

　　毛主席曾经说过：“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果然不幸言中!

　　许多人道听途说抨击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可“老实人”华国锋的阴谋诡计却闻所未闻!(不过，他还是远逊于搞阴谋诡计的老手邓小平，从1977年7月让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开始受到打压，最终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前者由胡耀邦担任，后者由邓小平担任——开启了不是党主席却是第二代领导人的时代，中共唯一一个集党政军第一位于一身近五年的华国锋却沾不上边。)

　　如果说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就是看错了华国锋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一般把1976年10月6日作为文革结束的日期。

　　中国老百姓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迎来了他们的掘墓人!

　　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文革，以上区区二万多字难及万一。但有几个大事也不能不提：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当然也是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

　　虽然，毛主席早在1955年就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其后就有一些知青去了农村(比如大名鼎鼎的邢燕子1958年高小毕业后就回乡当农民了);1958年北大荒农垦建设兵团(历史可追溯到1947年)开展大规模开发，也有知青(包括部分下放右派)与复员军人一起参与北大荒的建设;61年到63年也有比较集中的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比如与邢燕子齐名的侯隽是1962年高中毕业后去插队的);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央还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65年各地也组织了一些学生下乡。

　　但真正第一次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是1969年。

　　毛主席在1968年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全国各地便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几乎所有1966年初中毕业至高中毕业的学生(除少数符合“留城”条件者外)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

　　对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众说纷纭，大部分认为是为了舒缓城市就业的压力;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消除学生在文革期间的动乱因素(不过，我认为此说法比较牵强，毕竟到68年底，无序的动乱基本已得到有效控制);还有提到战争高度——认为是准备打仗(文革口号之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因此为了疏散有生力量;或者认为是要惩罚学生——变相劳改论。

　　实际上，毛主席的重大举措往往高瞻远瞩，都是综合多种因素，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及最重大的意义却未见有人论及——教育农民!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政治家，毛主席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从国民革命时期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毛主席就一直强调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一直把农民教育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49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制》更直接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里又多次强调：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而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对农民教育(当然不仅仅针对农村)的种种努力也卓有成效——扫盲、推行义务教育等等，有句话广为流传：中国人读子曰二千年仍然有超过80%的文盲，读毛曰二十年就基本扫除了文盲!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思想、组织、经济、卫生等多方面加强农民的教育。

　　但是，对农民的教育，教科书的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许多细微的内容(甚至比如刷牙洗澡)还必须言传身教。到哪里去找一支如此庞大的教师队伍?答案当然是现成的——知识青年!

　　那为什么说“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首先，这种教育必须是双向的——不仅效果更好，而且事半功倍;其次，农民是淳朴的，不会因为要他们对知青进行教育就趾高气扬，但是知识青年却有与知识分子一样固有的劣根性——“得志便猖狂”，故若要他们去教育农民，不仅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产生巨大的矛盾，适得其反;其三，这应该是一个不太短的过程，要稳定知青队伍，首先必须稳定思想。

　　应该说，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知青到来之前，大多数农民连刷牙洗澡都不懂，农村文艺文化生活几乎完全空白，科学种田、赤脚医生制度等也难以推广)，有些细微的变化表面可能并不起眼，但影响却相当巨大且深远。

　　当然也不得不说，知青问题之所以成为“三个不满意”( 邓小平1978年说：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国家不满意)，首先还是各级干部的问题——比如利用职权压制甚至侮辱知青、走后门等诸多问题，都是各级干部因私作祟(有些知青因此心灰意懒苟且偷安，甚至狗苟蝇营投机取巧，造成的恶劣影响远非李庆林给毛主席的信所反映的状态);其次，知青和农民都无法真正理解上山下乡的深刻意义，为各自利益相互排斥，特别有些知青还自命不凡，欺负农民甚至偷鸡摸狗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其三，许多知青还是抱临时性的态度(与干部子弟走后门率先离开也有莫大关系)，因此某些“积极”的表现也只是为了早日“脱离苦海”，而一旦失望就“破罐子破摔”。

　　无论如何，知青上山下乡的积极作用相当显著。最终致使许多知青的人生成为悲剧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背信弃义——下岗工人中，知青的比例相当大!热情奉献青春后却被无情抛弃!

　　二、样板戏与中国文艺

　　谈文革不能不谈江青，谈江青就不能不谈样板戏(虽然也有人抨击江青“贪天为己有”)。

　　四十年来，对江青同志的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也必须对其主导的样板戏进行无情攻击。

　　样板戏的第一个罪名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工具。

　　为工农兵服务是毛主席1934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原则，是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因而也必然要为政治服务，必然是政治工具。鼓吹文艺“非政治化”的本质，就是要去除“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实际上也是要使文艺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这本来是1930年代就解决的问题，却在1980年代成为新问题(而其后则完全不成为问题)。原因在于首先要为当时流传极广的“伤痕文学”寻找理论突破口，也造成其后的文艺创作几乎完全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又重新成为时代主角——有些虽然是为了借古讽今，但无产阶级文艺几乎已经消亡殆尽。

　　样板戏的第二个罪名是搞“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和“高、大、全”的创作原则，使文艺创作庸俗化、人物概念化。

　　所有文艺作品都有主、次角色，因此也无一例外存在“突出”问题，关键在于作品要表达什么内容，突出什么人物。作为歌颂英雄的文艺作品，无疑要把主要英雄人物排在首位。“三突出”何错之有?

　　“高大全”就是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理想志向远大，能力出众，力求完美。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也为某些理论家所诟病)，实际上大部分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皆如此，并非样板戏或诸如《欧阳海之歌》或《艳阳天》等作品的专利。“高大上”不也成为当今的文艺乃至于生活的“标准”了吗?

　　80年代以降，文艺理论上影响最深广的应该是刘再复(原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89年后流亡美国)的“双重性格”理论。但后来许多作品，在写英雄人物时，也必须加入一些鸡毛蒜皮的缺点;写反面人物乃至十恶不赦的罪犯时，也“不忘记”加入一些“人性的光辉”，以使得人物“丰满”“可信”，难道就不是概念化庸俗化?更有甚者，汉奸文学借机大行其道，赞赏汪精卫的“愿背千古骂名以免百万生灵涂炭”精神之类的作品颇有市场，以大量“莫须有”情节抹黑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格的莫言之流更是名利双收。

　　文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引导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与引导时尚的道理基本相同。

　　样板戏不仅在思想性上取得重大突破，艺术性(这方面鲜有微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对戏剧等艺术形式的改革进行了可喜的探讨(如京剧中采用交响乐等)，更重要的是对引导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然而，在文革后的几十年里，文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放，但不仅没有进一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反而一步步地走上了庸俗化的道路，其顶峰莫过于赵本山雄踞“央视春晚”的十五年——这是中国文艺极度堕落的十五年!

　　样板戏的第三个罪名是只突出样板戏，扼杀了其他作品，致使文艺界万马齐喑，一片凋零。

　　在高度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期，严厉禁止宣传“封资修”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品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长期脱离工农兵，长期脱离实际，短时间内没有能够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因此才暂时出现一片凋零的状况。但是，一方面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勃开展(迄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群众文艺活动能够与之媲美)，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加紧进行新的创作——从1971年起，一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每年举行各级文艺汇演，每年出一本汇集全国优秀歌曲作品的《战地新歌》……，文革后涌现的大批优秀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也都是在文革中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的。

　　当然，所有“封资修”的作品在十年内被全面禁止，确实万马齐喑。

　　事实上，此类作品也并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历届春晚，几大类戏剧都只能以若干小片段汇成一个节目的情况也可见一斑(虽另有专门的一台收视率很低的“戏剧晚会”，也只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

　　三、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简直信口雌黄，然而这个说法后来被广泛沿用。

　　事实上，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笔者注：其中第四个五年计划的1971～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5%)。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诸如自行设计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风庆号”万吨轮、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南京长江大桥等数不胜数的成就，都是文革期间的建设。1972年后的“四三方案”，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提高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每年递增18.6%，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在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文革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机井数增长935.89%。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据相关专家介绍，至今中国80%的水利设施还是19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各项关乎民生的社会事业也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医疗卫生为例，文革初期毛主席便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大决策。到文革结束时，合作医疗遍布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历朝历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广大农民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问题。

　　科技方面。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陈景润的“陈氏定理”、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青蒿素等，也是文革期间的科技成果。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分布消息：我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即还完了因抗美援朝所欠苏联的债务)。

　　凡此种种，我们也不难看到，文革期间在“抓革命促生产”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也基本是健康发展的，并不比其他任何时期差，真正的动乱大约持续不到两年。

　　四、四人帮的罪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四人帮有十大罪状：

　　1、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2、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4、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5、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四人帮)

　　6、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7、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8、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9、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10、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除了第4条，还有谁不会对这些罪名哑然失笑?!果真如此，就必须对四人帮或文化大革命之一彻底平反!

　　许多人把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加油添醋、无限上纲。孰不知，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一方面是恨铁不成钢，另方面也是在特定时间平衡文革反对派老干部们的情绪。以此作为打倒四人帮的理论依据，实在贻笑大方。

　　对四人帮个人的宣传显然也是别有用心的。为什么没有人宣传邓小平“落难”江西时住将军楼还天天喝茅台?但有几个人知道江青因爱好摄影而向毛主席借钱后从工资中扣还?连陈永贵送她的土特产、王洪文给她带的药都照样付款。有几个人知道王洪文不满16岁就参军赴朝参战、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还领当工人的工资?

　　实际上，文革以后，文革派、造反派被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其残酷程度比文革中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上山下乡的城东公社，文革结束后就以“四人帮黑爪牙”“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判处公社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及一大队党支部书记三人死刑立即执行，公社党委若干人被判处5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仅一人免于刑事处罚)。我极不想以这种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推及全面，但无法查找到全国各地的统计数据，但以邓小平80年提出的“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的说法，应该不难想象。

　　邓小平80年说：“我和少奇，19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而四人帮不仅没有“车、秘书……”，而且享受了历届党内斗争的“最高待遇”：

　　江青于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据说，华国锋本来打算要判江青立即执行——实在卑鄙至极，后陈云等极力反对才作罢);1983年1月25日改判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缢身亡，年77岁。江青自杀前留下字条：“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友来看您来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死亡，年88岁。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于狱中，年仅57岁。(为什么病死狱中?)

　　姚文元被有期徒刑二十年;1996年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因病死亡，年74岁。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当然，文革是否正确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如果社会主义是错误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错误的，文革也必然是错误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讨论社会主义正确性的前前后后，我们还必须探讨若干相关问题。

　　一、普世价值和国家利益

　　普世价值是当今最流行的社会价值观，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乃至于大部分的平头老百姓都极力推崇，即使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也都奉其为圭臬。普世价值及其所定义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似乎已经成为公理(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

　　普世价值以自由、平等的人权为核心，宣称是“超越宗教、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观。

　　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是资产阶级第一响亮的口号。但毋庸置疑，这仅仅是一个理念，在有限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人人生而平等”的本质是个伪命题。

　　试想，出生在亚洲或非洲的人与出生在摩洛哥或美国的人可能“生而平等”吗?即使同在美国，出生在平民家庭与亿万富豪家庭的人可能“生而平等”吗?

　　2012年，世界人口达到70亿，而世界GDP则超过72万亿美元，即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如果平等，应该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世界，但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以下)却超过12亿!收入最高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低国家的850倍。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例也极其悬殊。比如美国，10%最高的人均收入是全国人均收入的近50倍!而这些差距还在迅速扩大——马太效应在全世界都得以验证(注：马太效应——《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如是，这个理念的解释者只能抽去其他范畴，强调是“尊严”的平等、是“自由和权利”的平等。但如果连生存都有问题，何来“尊严”?何来“自由和权利”?正如卢梭所说：“人人生而平等，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况且，在任何关于“自由”的论述里，都必须加入各种限定条件。自由也是“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无论如何，自由是有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度”的水平——所谓“文明”程度，就是这个“度”的水平。

　　人权也是“在枷锁之中”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表述十分明确：“每个人都有在自己国家内自由迁徙的权利”!亦即，“人权”是有界的!并不真正超越国家和民族，并不是普世价值，而仅仅是“普国家价值”。

　　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最高利益是国家利益——这当然是违背共产主义原则的，因此只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前的阶段性任务。

　　我们认为：就国家内部而言，国家利益是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对外当然涉及主权领土等等)

　　由此可得出两个重要推论：一、国家利益必然与少数人(通常是处于社会高层的各类精英)的个人利益相违背;二，国家利益也常常与绝大多数人的眼前利益相违背。

　　这两个推论表明，少数精英不可能自觉地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民主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亦即，无论少数人主导的“精英政治”还是多数人主导的“民主政治”，客观上都不能完全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

　　但是，无论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有效的组织结构又必须是金字塔型的。这就决定了少数人主导的“精英政治”必然成为社会管理形式的主要形式。

　　因此，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就必须主导政治的少数人放弃或抑制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多数人也必须放弃或抑制自己的眼前利益——实现的手段有二：一是“觉悟”，一是强制。

　　为此，我们不能不讨论人性的本质——“人性化”不也是当今的一个公理吗?

　　二、人性的本质

　　各类不同的学者、各种不同的学派对人性本质的定义千差万别，也有许多分歧和争论。

　　我们并不作深入的理论研究，因此简单地归结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性的根本，社会属性是人性的提升。

　　人性的自然属性基本上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贪婪和恐惧。

　　各类宗教表面都是劝人向善，但本质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来压抑人性的贪婪，以取得某种平衡——基督教的“原罪论”、“天堂”和“永生”的概念，佛教的六道轮回说，伊斯兰教的“信后世”说，包括中国老话“举头三尺有神明”，莫不如是。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必然具有社会属性。环境不同，人性的社会属性也必然不同。

　　各种宗教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属性。

　　正是人性的本质，才使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给人类和自然界带来无数的灾难——自然属性形成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矛盾，社会属性形成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矛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对抗性的矛盾!

　　由此，人性化本身以及根据人性化需要所形成的“普世价值”等，都是无稽之谈，实质上就是灾难的根源!

　　广义上的所谓“文明”，则是“边界”比较模糊的人性的社会属性。

　　“文明”的道德观表面不含有恐惧的因素，但实质上也是恐惧——以不伤害他人利益换取他人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安全。孔夫子的“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刘少奇的“我为人人”以换取“人人为我”，也就是这样一种境界——虽然不失为一种阶段性的不错的文明境界。

　　只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文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者，只有奉献，只有奋斗，而没有自身的利益——如果说有，也是与全人类的利益完全融为一体。

　　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也包含了这种朴素的思想。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或其他类似的社会形态)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其文明也是一种过渡性的发展过程。由于这个阶段还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因素，因此，整个过程也必然要逐步摒弃其他因素而渐次趋近共产主义思想。

　　人的“觉悟”当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和提高，逐步摒弃其他因素的手段就是教育(也可以说是“洗脑”)——难道各种宗教不是在洗脑吗?难道各种人文和科学技术的教育不是在洗脑吗?为什么只是社会主义教育被负面地认为是洗脑——因为其违反“人性”!

　　诚然，要对大多数人彻底地洗脑是相当艰巨而且长期的，但要对少数人洗脑则相对容易——毛主席周总理等就是洗脑后坚定地完全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全心全意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也阶段性地局部放弃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但由于这种不彻底性，使得这种利益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他们就为了个人利益进行顽强对抗;当今的腐败官员，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应该也并非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可能试图“鱼与熊掌”兼得，但由于缺乏长期而彻底的洗脑，一旦机会来临，其个人利益膨胀，便凌驾其他利益之上了。

　　鉴于人性的本质，“无所不在的枷锁”(或现在流行说法“笼子”)是完全必要的。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制度”或“法制”。毛主席也有制度的手段——斗私批修!斗私就是抑制人性贪婪的本质，批修则是抵御外来的侵蚀——毕竟资本主义的势力十分强大、对人性的诱惑非常强烈。

　　当然，毛主席也在组织结构上对“精英政治”进行改造——“掺沙子”，让工农代表直接进入国家管理机构：9届中央委员170人，其中工农代表47人，候补委员109人，工农代表47人;10届中央委员195人，工农代表69人(其中王洪文、陈永贵成为政治局委员，吴桂贤、倪志福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委员124人，工农代表73人。各级党委、革委会也都有相当比例的工农代表。(2012年的18届中央委员会，找到副省级以下的都难，更遑论工农代表;各级领导结构就不用提了——“知识化”把工农都完全化掉了。)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别是所有制，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共产主义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公有制。

　　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比社会主义更“人性化”——资本主义是全面“人性化”，社会主义只是局部“人性化”，并且必须逐步向完全“非人性化”迈进——其本质是全人类都不再贪婪和恐惧。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因此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两种所有制形态共同存在，当然，其一必须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而不是反之，其二必须是私有制逐步消亡而不是反之(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制已经基本消亡，但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形成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虽然股份制本质上也应该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但股份的比例决定着主导地位)。

　　前不久看过一篇文章《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怕封建主义复辟?》，以此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强大和社会主义的虚弱(逻辑和事实都无可辩驳)，进而推断资本主义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的错误性(这就是偷换概念了——然而，大多数人却都这样片面地看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在形式上(生产力)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因此封建主义者不能不接受资本主义)，但本质上(所有制)并没有改变(因此大多数封建主义者也变成了资本主义者——因而欣然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因此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也就没有复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形式上要承续资本主义，但本质上要颠覆资本主义，因此必然有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不可能“欣然”接受，因此也就有复辟的可能性。

　　其次，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通过暴力掠夺建立了巨大的且坚实的基础，现代又通过其制定的“规则”持续掠夺，进一步巩固其强大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大多在贫困的地区建立，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发展中处处受制，因此在短时期内尚无实力与资本主义全面抗衡。

　　其三，资本主义累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因而有能力通过社会福利等手段赎买无产阶级，局部地(在其国内)缓解对抗性矛盾以换取安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至少暂时超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贡献)，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融入，也才使得资本主义还能够蓬勃发展。另方面也只能靠加强对外扩张和掠夺才得以维护和延续——缓和了国内矛盾，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

　　其四，由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人性化”，因此在缓解了内部对抗性矛盾之后，更容易为人接受(与老子《道德经》中的“虚其心，裹其腹，弱其志”一样道理)。

　　这些才是资本主义强大而社会主义虚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四、资源紧缺与需求无度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认为，人的动机就是利己，利己是其社会理论中的“运动原理”。但他又认为“私人行为可以产生行为人所不曾预期的有益的公共影响”，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所谓“剥削有功”论应该即来源于此——资本家的剥削客观上养活了工人!这完全就是为贪婪的人性寻找解脱的依据)。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基本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以满足后，就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但是，不同阶层在基本需求的满足上总是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中国至今还有人畜混居于石板危房，而传说中比尔•盖兹价值十亿美元的豪宅理论上也只是属于基本需求的范畴)。

　　自然资源紧缺是众所周知、众所认可的事实。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即紧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资源足够充裕，即使需求十分巨大并且不可或缺——比如空气，也无须考虑配置的问题)。

　　但人类的需求却不断扩展，人性的贪婪与资源的紧缺是迄今而且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无法调和的矛盾，小至家庭内部、大至国家之间，人类迄今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利益的矛盾，就是资源配置的矛盾。

　　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料是利己行为的根本目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又使得这种扩展变为贪婪无度。

　　固然，生产资料不是生活资料，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能够把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转化为生活资料。因此，资本所有者可以无节制地耗费紧缺资源，而底层民众则可能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在世界范围内更严重失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生活资料的额度，才能实现紧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也只能采取“非人性化”的措施——强力抑制过度的耗费(毛泽东时代的票据就是平衡并且强力遏制过度消费的有效手段)，有时甚至还人为地制造适度紧缺——适度紧缺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重要前提。如果说社会主义违背人性，实际上所有的文明、法制、宗教无一不违背人性，都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人的利己行为。

　　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崇高而远大的理想。所谓理想，其一不是现实(废话?!);其次不经过长期艰难而且不懈的努力就无法实现(因此，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是“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其中，“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否则，即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如果人们的消费挥霍无度，地球资源可能无法承受;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因此，社会主义过程的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发展、提高生产力，创造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一是持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也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逐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二者不可偏废。而由于人性的特点，“政治挂帅”显得更为重要。

　　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仅仅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核心是共同富裕，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毛主席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即使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也是一再强调的主要指导方针。

　　但由于资源的短缺和物质增长的有限，在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贫穷国家就不能不采取渐进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只能一定程度的“共同贫穷”，甚至只能劫富济贫——有些人(当然是被剥夺的人)以此抨击毛主席。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基本都经历过不同程度饥饿和物质贫乏的感受，因此即使毛主席的崇拜者，也不同程度地接受毛主席“搞经济外行”的说法(年轻人认同的更多)。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全面深入地剖析那段历史。

　　首先，毛主席接手的是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工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仅有的一点国家积蓄也全部被国民党运往台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次，建国伊始就被迫介入朝鲜战争，经济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后必须分期分批承担消化(当时苏联“支援”的武器装备都必须五折支付，债务至1969年才全部付清)。

　　其三，几乎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基本处于“准战争”状态，所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彻底的封锁围堵，1958年中苏交恶后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中国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备以及相关的工作——陈毅说“当掉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是十分形象的。

　　其四，为了可持续发展，中国工业建设的早期一直以重工业为核心(有人抨击是学“苏联模式”，实际上，整个世界工业的发展基本如此，学工科的就更加清楚，比如能够制造机床，再造自行车就易如反掌，而反之却难)，因此人民无法直接感受到经济建设的成就。

　　我们前面讲到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现再举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

　　工农业总产值由574.8亿元增长到6619.0亿元，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是罕见的，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各种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也相当惊人。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水利建设方面，全国大小江河基本得到治理、形成农田水利建设系统管理，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结束了几千年久治不愈的黄河、淮河等灾害)，兴建了八万多座水库(至今全国80%以上的水库是当时建成的)。

　　当时在筹备或建设中而改革开放初期下马的项目数不胜数：运10大飞机;空军项目31项(如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直-7、直-8，地空远、中、近程导弹等);海军项目11项(如093、094、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早期航母等);二炮多达45项(如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等)……

　　再次特别指出，在1972年打开中美大门后，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四三方案”(即在3～5年内花43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26个大型工业项目成套设备)，这些项目在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可见，并不是毛主席“闭关自守”，一旦西方世界放松封锁围堵，毛主席就坚定地走出去——改革开放实质萌芽于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时期。

　　还必须特别提到农村工业化。70年代，中国农村广泛建立了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为中国农村工业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只是大部分企业在“承包责任制”时被私人攫取，成为中国第一波的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建设进程。

　　再与一些国家同期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较(世界银行资料)：中国工业12.5%，农业4.0%;美国4.0，1.6;苏联8.6，3.1;日本11.5，1.7;德意志联邦5.8，1.9;英国2.3，2.3;法国5.0，2.5;印度5.9，2.6。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一、这种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整个西方世界封锁围堵下、在“时刻准备打仗”的氛围中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二、这里面还包括了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67、68年“动乱”造成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因素;三、这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没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长;四、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虽然“贫穷”，但相当稳定;五、当时不采用GDP计算，因此许多如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成果并未计算进去;六、如果再把四大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换算成GDP，何止数十万亿。

　　此外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软增长”：

　　人口从5.4亿增长到9.8亿;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男69岁女71岁。

　　完整的教育体系：通过四次扫盲，国民识字率从20%以下提高到80%以上;建立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各类中专以及无数中小学校——小学在校人数曾达到创记录的1.5亿，入学率达到97,3%，普通中学在校人数曾达到创记录的6780万人;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所有学生几乎全免学费，大部分大中专学生(家庭收入较高者除外)还有基本可以保障生活的助学金。公知们以文革停课和大学一段时间没有招生为依据抨击毛主席的教育政策，除了上述数据能够予以有力反驳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深入理解毛主席的基本教育思想——以中国的现实，普及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教育水平比多来几篇“红学研究”之类的“学术成果”重要得多!

　　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所有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以下;消灭了血吸虫、性病、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

　　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所营造的国家安全环境(从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彻底消除外国租界和驻军、对印度和苏联的两次反击战、“两弹一星”等)，也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最好的状态，也是中国现在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并且，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时期完全杜绝娼妓、赌博、毒品。人民的精神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彻底改变了“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的面貌。

　　正是这些成就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实基础，也才使得80年代的改革开放有立足之点，也才使得四十年后今天的中国还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称得为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是十分辉煌的，“物质贫乏”只是暂时的表面现象，其后的“成就”无一不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国庆60周年时，我把60年建设比喻为建一栋高楼——前后三十年基本各完成一半;前三十年完成了不起眼但艰巨且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平整土地、挖地基(某种程度的破坏，有时甚至满目疮痍，也有些强行拆迁)、搭架构、盖到若干楼(不显眼，基本不能住——虽然也有部分可住，但没装修);后三十年继续了一些比较抢眼但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加高、封顶、装修(但也拆掉部分承重墙)，金碧辉煌……

　　也有人比喻毛泽东时代是“在餐馆端盘子的博士生”，后三十年是“肥头大耳的餐馆主厨”，相当形象。

　　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如前所述，经济学的本质是紧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观念差别极大的配置理论。

　　承继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其显著的缺陷在于割裂了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管理的内在联系——认为宏观经济并不需要像微观经济那样进行严格准确的管理，因为市场将以“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广袤的市场对任何企业都是相当茫然的;其次，市场经济在带有侵略性的自由竞争环境下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小鱼总是被无情地吞噬;并且，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市场经济行为往往以短期效益为目的，只能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制约。因此，实际上总是过度耗费资源后再寻求新平衡，客观上必然产生恶性循环——一旦“看不见的手”产生效应，现实已经尸横遍野(无数事实可以证明：最显著的莫过于本来前景辉煌的光伏产业，在市场经济法则推动下，中国在短短几年中就产能过剩，致使欧美采取“反倾销”措施，中国光伏企业一蹶不振，停产倒闭层出不穷;又如，关系民生的生猪由于市场和生产的无计划状态，存栏量和价格犹如过山车，几乎每年都有十分明显的起落;实在不胜枚举);因此市场经济不可能达到有效的资源优化配置。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崛起——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

　　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成为理论和实践的主流，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新一波的繁荣。

　　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更重要的是，其与资本逐利的本质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七十年代后就逐步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失灵，正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加深的一个反映。

　　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全面且长期地平衡资源配置，才是实现紧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

　　从德国一战失败后在希特勒领导下短期就恢复、崛起;斯大林引导的苏联能够取得二战胜利，其后并能与美国争霸，形成世界两极;毛泽东时代在短短二十多年就基本完成西方国家近二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等历史事实，都有力地证明计划经济的有效性。诚然，计划经济在过去数十年中的表现还不能够尽如人意(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抨击或怀疑计划经济的重要原因)，其关键在于过去的科学技术(主要是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还不能满足大规模计划经济的需求。随着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已经变为可能并将逐步完善。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超大型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达到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

　　并且，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才能得以完全实现。

　　因为总体有序的社会经济状态有时必须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比如以微观经济的生产线为例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某个环节生产能力过剩，就必须人为地压低其产量，以使整条生产线达到平衡优化——系统理论对微观经济或宏观经济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但私有制逐利的本质，使得没有企业愿意承担这种牺牲的角色。虽然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了“宏观调控”的辅助手段，但即使在有效的宏观调控之下，细分市场仍然相当盲目与混乱。

　　但是，反过来，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经济学或管理学都以提高效率为努力目标。毫无疑义，垄断企业具有最高的效率，但如果以逐利为首要目的，垄断企业将危害无穷——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普遍要实行“反垄断法”的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有些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但其效率却令人诟病。其根本原因有三：其一、处于市场经济的总体环境中，垄断企业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因此滞后于许多在生死边缘奋力挣扎的企业;其次，垄断的权力(这当然是垄断企业的必然弊病)一方面使得他们予取予求，需求者非万不得已总是退避三舍，致使其效率不彰;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贪得无厌，许多利益与其“奉献”国家，不如自填腰包，不仅帐面效益下降，也成为贪腐的重灾区;其三、利益挂钩(也是总体市场经济的弊病)使得垄断企业中的员工获取超额利益(据统计，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与工资外收入总额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这些问题也是目前国企普遍存在的。原因很多，但市场经济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多数民营企业近年来遭遇着几十年来最严厉的困境，哀鸿遍野。主要原因很多：一、市场经济因素首当其冲：风生水起的时候，“猪都会飞”;但“看不见的手”一伸出来，立马被扼;二、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产业的任何波澜，他们首先遭遇没顶之灾;三、人口红利流失：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人口密集型产业，靠“人血馒头”度日，一旦失血，只能等死;四、房地产的危害：房产疯狂涨价导致租金成本大幅度上升，入不敷出;五、反腐的“危害”：许多民营企业靠与官员的权钱交易获得生机，近年来的反腐终结了这种生机——实际上，许多官员的腐败最早起源于80年代民营企业家的请客送礼(虽然当时可能只是一条烟二瓶酒);六、融资困难：有些民营企业家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实际都是花银行的钱，一旦银根紧缩，便连生活都无以为继。原因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几条。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计划经济具有市场经济无法比拟的效率优势。并且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一直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紧箍咒挟制中国!

　　许多经济学家把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短缺归咎于计划经济是掩人耳目，目的在于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

　　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众所周知，实体经济具有为人类提供基本生活资料、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的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实体经济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提高，就是使得实体经济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上述功能。但是由于有形性的特点，使得实体经济的实现受到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以金融为发端的虚拟经济本来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金融深化”(虚拟经济的另一名称)快速发展，其规模已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实际上也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实体经济——越来越大量的资本快速流向虚拟经济，严重掏空了实体经济的根基。

　　虚拟经济美其名曰“以钱生钱”，实际上只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名正言顺地掠夺的新手段。并且由于虚拟经济并不受时空的限制，还能以“杠杆”的手段进行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操作，而且由于信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这种掠夺比早期的暴力掠夺更残酷、更快速，喻之为“杀人于无形”也不过份。多次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金融危机都是虚拟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许多人甚至一些国家奋斗几辈子积蓄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有些人却举手之劳而满载而归。但资本主义“文明”一点都不羞羞答答，索罗斯之流反而成为万众羡慕的榜样、举世崇拜的英雄。

　　虽然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发生过多次，造成极严重的破坏(尤其近代大多由于虚拟经济而引发)，但虚拟经济之风却没有停息，无法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资本逐利的本质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任其发展，最终只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消亡殆尽，充其量是仰人鼻息苟延残喘而已。

　　不仅国家经济安全如履薄冰，企业或个人经济安全更仅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中国虽然曾经对虚拟经济严加限制，但在全球狂潮之下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股票市场的惨状可见一斑。

　　因此，贫穷落后的国家别无出路，却无力反抗——而能够解救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

　　并且，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最终也将自食其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因此，唯一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

　　八、民主与独裁

　　民主应该才是无可争议的人权(当然必须是在“生存权”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但核心的问题是民主的阶级属性和民主的形式。

　　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而后者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也以“一人一票”的形式披上大民主的外衣)。

　　西方国家以作为判别民主标准的“一人一票”，显然不是理想的形式：其一，如前所述，国家利益常常与多数人的眼前利益相违背，但大多数民众却更多地顾及眼前利益，因此选择的结果必然存在“短视效应”，也因此，大多数竞选人只能投其所好而采取“短视策略”;其次，大多数人不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比如，国家机密不可能公诸于众)，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往往只靠竞选人或媒体所透露和传播的有限资讯，因此常常以偏概全——竞选人或媒体的“忽悠”举足轻重;其三，这样的选择方式往往耗资巨大，必须有强大的资源资金支撑，因而竞选人或媒体也只能依附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结果当然必须符合利益集团的意愿，拥有投票权的民众往往只是玩偶——他们获得的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其四，投票也经常具有随意性，掌握决定权的投票人未必是深思熟虑的;其五，投票率往往不足，因此即使获得绝对多数票通过，实际也只是总体样本的少数而已;其六、效率很低。

　　固然，独裁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独裁者的立场、观点、认知及目的，一旦出错则祸害极大，因此被彻底唾弃。

　　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民主形式——是民主和集中二者辩证的统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任何一种制度的正确实施，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操作，其中操作者相当关键。

　　所谓“一党专制”等于独裁也是不值一驳——核心问题不在一党或数党，而在执政者的立场——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一党足矣!毛主席时代的革委会一度基本集合行使着党政大权，仍然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不失为相当不错的民主管理机构模式——如果假以时日，得以完善，或许根本无需现在的“五套班子”，一套足矣!

　　许多人诟病毛主席是独裁者。但正是独裁的毛主席坚持把“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进1975年宪法，首创民主行使方法和民权形式，并且在革委会实行“三结合”，让人民群众代表进入各级国家结构，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把人民民主推到了极致，受到人民广泛拥戴，也举世瞩目。毋庸置疑，即使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即使在被抹黑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毛主席也肯定能够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文革就是因为大民主的形式不被官僚阶层所接受而动乱而失败的。反观文革结束四十年来，在高呼民主人权的今天，人民民主权益现状之低下，有目共睹。

　　我们清楚地听到严厉抨击毛主席独裁的人说，“事事看群众脸色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也确实看到他以一己之言就废黜了两个党总书记，先后指定过四个党总书记!古往今来，恐怕绝无仅有。

　　九、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

　　前面已经阐述，并非毛主席“闭关自守”，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才是当时中国“自外”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另外也应该充分注意到，中苏的交恶一方面是苏联的修正主义化，另一方面也是毛主席坚守“独立自主”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方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故不赘言)。

　　但一些重大失误不仅使得建设成果大打折扣，甚至危及后续发展。失误不少，主要有四：

　　(一)全面否定文革

　　全面否定文革的实质就是否定毛泽东，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地位，直接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造成思想领域的极度混乱，政治思想工作污名化，理想、信仰、精神、道德都成为垃圾，英雄、模范都成为笑话，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猫论”为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提供理论依据，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致使道德全面沦丧——中国当前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无一不与此直接相关。

　　否定文革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直接压制民主，最终导致各级官员权力膨胀，造就了贪腐的温床。

　　否定文革也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宪法中“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完全的空话，导致官僚、资产阶级、汉奸阶层急剧扩大，把持了党政军文化教育医疗几乎所有领域大权，把中国快速地推向资本主义道路。

　　以上种种，导致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岌岌可危，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现在中年以上人群或许还能依稀记得儿时及父辈的教育，对以上种种还有一定的客观判别能力(虽然也已经相当程度的混乱)。但更年轻的一代，大多数就未必能辨明历史的真伪与是非，恐怕更将受害无穷。

　　(二)全面市场经济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市场经济的危害性，尤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诚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如果说中国无法完全独善其身，在经济领域采取一些市场经济的方式或许还无可厚非(实际上，对内实行社会主义而对外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把毛泽东时代的“四大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全面市场化，不仅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而且是政府单方面“毁约”的背信弃义行为——许多人长期承受低工资而任劳任怨，就是因为有政府的四大保障，后顾无忧;也可以看作政府已经“预扣”了四项“保险金”。但是把这些全部市场化，就是把政府的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人民，“新三座大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造成的危害极其深远。所有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毋庸赘言。

　　其中房地产市场化影响最广最大也最恶劣，使得资金流向严重失衡、企业租金成本大幅提升(因此引起物价全面大幅上涨)、人民群众利益被严重侵蚀(几代人积蓄被捆绑、工资提升化为乌有、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农业用地被严重侵蚀，也使得各级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政策。

　　其实，就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本身而言，也已经并继续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危害。比如在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有识之士就指出六个潜在的危害： (1)可能危害整个国民经济，并付出沉重代价; (2)在我国政府调控、金融监管难以跟上现实的情况下，将危及较弱的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3)必然会导致信贷资金更加分配不均、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的严重后果; (4)会使巨大的自由信贷资金的洪流在高额利润的引导下冲击一个个领域，一个个地区; (5)会出现全民拉贷款，全国拉存款的难堪局面; (6)除增强银行垄断地位外，还会冲击原本脆弱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对中国的金融战争，可能只要美联储的几次调息，对冲基金的几次“做空”，就能够使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积累大幅减值，甚至化为乌有。有人说，东海、南海的紧张局势，本质上是金融战争的构成，不无道理。

　　固然我们不是主张闭关锁国，但在日益全球化、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如果无法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完全开放的实质是开门揖盗、自废武功。至少设置“防盗门防盗窗”是必不可少的防范措施。

　　(三)大规模私有化

　　国企改革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吸纳者大量集中在红二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国有企业土崩瓦解，首先就是官僚阶层对人民的掠夺(这也是他们全面否定文革的动机之一)。硕果仅存的少数国有企业，也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深受干扰，这些国企高层也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民营企业的第一波也是从掠夺集体资产入手。70年代，乡镇企业空前地发展，不仅为农村的工业化开辟了前景广阔辉煌的道路，而且为“城镇化”建设打下基础;但80年代，这些大部分羽毛未丰的集体企业成为私有化的第一场盛宴，刚刚起步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被无情扼杀。

　　虽然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还是白手起家，似乎合理合法，但实际上，他们许多是靠收买官员达成权钱交易才得以快速发展起来——或挖国有企业的墙角(如侵吞国有企业的生产份额等)、或取得某种特许经营(如对国营企事业某种升级改造等)、或获得额外低息资金(银行贷款)……不一而足。当前无所不在的贪腐现象就起源于80年代的创业潮——从一条烟、二瓶酒，发展到金银首饰、电视机甚至金钱，随着私有化面积和规模的一步步扩展，愈演愈烈，官员们胆子也越来越大直至贪得无厌，从苍蝇发展成老虎。私有化是造就当前贪腐现象的重要原因!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迈开农村私有化的第一步，其本质是国家领导人附和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居然把几千年存在的落后意识当作瑰宝，几乎彻底埋葬了建国以后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的不懈努力。其恶劣影响更为深远——农村集体经济几乎被完全摧毁，农民几乎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如“南街村”这样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凤毛麟角。当今的“三农”问题，原因皆在于此。现在的所谓“土地流转”，实际上就是土地买卖，并且由于资本的介入，广大农民被剥夺的状况比旧社会地主的盘剥更触目惊心，更惨不忍睹!

　　中国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令人欲哭无泪。其严重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而大规模私有化正是严重耗费破坏资源、全面摧毁中国环境的罪魁祸首!

　　(四)强制计划生育

　　1979年，为了否定毛泽东，也抬出了马寅初——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比较迅速(但实际与世界人口增长比较，并不十分显著)，其中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增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预计十年后有八亿，五十年后超过二十六亿;并认为人口是“消费负担”，会影响经济增长。马寅初的理论1959年受到批判。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在1971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只生2个，最多3个(但并不严格限制)。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年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最大红利就是人口红利，如果没有这“误生”的三亿人(都是青壮年)，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甚至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

　　也由于最高领导人重复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名言，1978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直至2015年1月1日零时才正式解除(这里顺便提一下，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刻意把强制性计划生育的种种残酷手段安排到50～60年代，纯粹就是为了抹黑毛泽东时代)。

　　三十多年来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确切无疑是另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现在中国平均年龄已经接近45岁，已经开始进入严重的老年化社会，毛泽东时代积累的人口优势几乎消失殆尽。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国人口必将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严重负面因素。

　　(五)韬光养晦

　　1992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成为其后三十年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其本意是为中国经济建设更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环境，但放弃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底线，致使中国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局势恶化。

　　首先直接导致一大批翻译出身的“软实力”外交家把持外交部重要职位，对外几乎完全实施绥靖政策，致使与“韬光养晦”一起提出的“有所作为”成为一纸空文。

　　放弃“第三世界”老大哥的地位，致使当年“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小兄弟”们大量疏远，致使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变化，大幅度削弱了毛主席“第三世界”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客观上造成了列强的错误研判，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予取予求，公然轰炸我国大使馆，公然派军舰、飞机直至航母到我国海域侦查、巡航，极大地威胁了我国的国防安全。

　　也使得有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得寸进尺，逐步抢占、侵蚀我国的领土和岛屿岛礁，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厢情愿)变成“制造争议，抢先开发”，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危害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固然，我们不崇尚战争，也无意搞军备竞赛，但若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无法有效地制止战争。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新一届试图打开新的局面，作出了许多有目共睹且卓有成效的努力，但亦举步维艰，许多方面积重难返——比如最抢眼的反腐斗争，虽然落马的省部级干部近百人，将军近九十人，各级干部当然数不胜数，但这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而隐匿于共和国庞大躯体每一根毛细血管中的吸血虫、每一个细胞内的病毒更加可怕，更加难以清除;又比如经济发展，外部各个西方国家刁难围困，内部权贵阶层的顽强抵抗、官僚阶层的消极怠工、民营企业的无可奈何、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无法理直气壮地回归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路线)，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凡此种种，无不证实，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任重而道远，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日益严重，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所幸，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作者简介：

　　看问题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历史更必须站在历史的现实和高度。但许多人却只以自己或周边(家庭朋友等)的经历以及切身利益来看待问题、看待历史，因此觉得有必要简单介绍作者的背景。

　　李农，男，福建泉州人，1955年10月出生于低级干部家庭。

　　曾祖父1890年下南洋，二十多年后富甲一方，20年代曾在国内经营轮船公司与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

　　祖父1901年生人，是18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20年代末海外商科毕业后回国掌管轮船公司，后来主营台湾贸易。曾经是国民党员，当过保长和县参议员。1950年因上镇反名单而改名换姓潜逃外地，至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发现而遣送回乡，文革遭遇可想而知，1979年由县政府平反，1986年去世。

　　父亲1930年生人，1949年因家庭和社会因素而辍学回乡担任小学教师，1950年积极参加土改并捐出家里的土地而获得土改工作队长(后任地区专署专员)赏识，1952年到地区专署任职，长期从事教育和财务工作，文革遭遇也可想而知，1983年评高级会计师，2000年完全退休后移居新西兰，2008年在新西兰因病去世。

　　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担任过知青队长，组织公社文艺宣传队，参与公社文化站)，1977年第一次高考入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系，1982年初毕业后分配到昆明重机厂，1984年调回福州大学管理系任教(教学研究方向为工业管理，因此在工科基础上进修了经济学管理系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但均不够全面系统，也曾经参与费孝通、钱伟长等主导的“地区战略规划”研究和实践——比如87年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随钱伟长到习近平任地委书记的宁德地区协助建立和修定规划模型)，1990年自费到新西兰留学后定居经商，2009年回国定居。

　　多年积极组织参与新西兰华人社团的各种活动(比如，组织福建同乡会福建商会并担任多届会长;组织参与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示威游行并到美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抗议及递交抗议书活动;组织99年庆祝国庆五十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并发展为一年二度的“国庆”“春节”活动;组织声援申奥及庆祝申奥成功的活动;组织“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多年担任常务副会长;组织参与欢迎接待中国各级领导人到新西兰访问考察;组织参与对中国各种救灾助学的募捐活动;参与对印尼华人被迫害事件的国际“黄丝带”运动等等)，也积极介入当地社会的各种活动(比如2002年曾作为政党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2004年曾作为华人代表到国会接受新西兰政府对华人早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道歉等等)。

　　身居海外多年，我能够直接并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优越和弊端，形成并且坚定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

　　身居海外多年，我当然也时刻心系祖国，一直深切关注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但真正深入思考中国前途问题，是1995年与几位朋友共同举办“马关条约”100周年座谈会——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我感觉中国又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如果再来一次中日战争，汉奸一定比三四十年代更多，中国很可能再次战败!)，为此，我开始反思文革、反思改革开放。又许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忧心忡忡，中国的现状只剩下表面的繁荣……

　　虽然我一直对当年轻率移居国外(尤其加入新西兰国籍)后悔莫及，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或许我也是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可能成为贪腐的一员，可能也就无法客观深入地思考中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