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红旗谱（十二）

　３７

　　腊月二十六，那天深夜里，有人骑着车子把江涛从别的县里带回锁井。二十七那天早晨，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去赶城里大集。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把纠察队的刀、枪、剑、戟，各种武器装在柜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纠察队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

　　那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江涛吃过早饭，走到大严村去叫严萍。严萍跟江涛悄悄溜出来，手里拎个小竹篮，篮里盛着传单标语，盖着个红包袱。过了水塘，江涛从上到下看了看严萍，说：“不行，你得装扮装扮。”

　　严萍问：“怎么装扮？”

　　江涛打量着严萍，说：“大年集上，也选不出你这么一个。

　　你看，穿着旗袍、皮鞋。”

　　严萍两手扯起衣襟，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言声又跑回去。换上棉布鞋，穿上素蓝短袄，头上蒙了块印花粗布手巾。跑出来呼哧着说：“看！怎么样？”

　　江涛说：“有点象农村姑娘，可是还不太象。”

　　“怎么还不太象？”严萍很纳闷，盯着江涛，硬逼他说出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象。

　　江涛说：“你脸儿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摇摇头说：“不象个乡村姑娘。”

　　严萍生气了，扬起拳头捶着江涛的脊梁，说：“你得说出来，象个什么？”

　　江涛说：“象个小姐，象个女学生！”他说着，抬脚就跑，严萍在后头追，追上了就扭住他的耳朵，问：“农民有什么记号？”江涛说：“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成年价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糠糠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你呢？”江涛回过头看着严萍，她脸上津出汗珠，累得哼哧哼哧地紧跟着，撅起小嘴说：“我乐意！”江涛说：“乐意就行，快点走，同志！跟上革命队伍！”严萍听着，觉得这话费解，话里有话。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城里大道。赶年集的人们缕缕行行的。反割头税的人们见了江涛，三三两两走上来打招呼：“你也去赶年集？置年货去？”江涛点着头笑了笑，说：“今年不比往年，要多置点年货。”严萍在后头看着，觉得这些人们很有意思，肚里憋不住的一堆笑。偷偷捅了江涛一下，说：“看！美得你！”

　　进了城门一看，每年年集最热闹，今年比往年人更多。卖肉的，卖菜的，嘈嘈杂杂。卖年画的，压扁了嗓子，尖声唱着。江涛和严萍挤在人群里，左拥右拥，左挤右挤，挤到南城根爆竹市里。大贵登在大车上，手里拿着红缨枪，指指划划，憋粗了嗓子吆喝着。伍老拔和二贵，放得大爆竹劈拍乱响，小鞭炮毕毕剥剥，还有黄烟炮、大灯炮，嗤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放爆竹的硝烟，象云山雾罩，正在热闹。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越集越多。江涛登上大车，把哨子一吹，人们从牲口市里、棉花市里、菜市里走出来，从杂货铺里、饭馆里走出来。大贵站在江涛一边，把粗胳膊大拳头一举，说：“反割头税大会开始！”

　　市上人们听得大贵喊叫，一齐楞住。卖爆竹的，停止了买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大街小巷，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严萍拎着竹篮，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散发传单。她把一簇传单，唰哩哩地甩上天空，又看着那些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赶集的人们伸手接住，高声念着。市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伸起头东摇西看。江涛提高了嗓音，喊：“父老兄弟、老乡亲们！一年四季忙到头，杀猪过年也纳税……”

　　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又接着说：“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苛捐杂税更多了：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地丁银附加税是拔骨，割头税比刮皮还疼……“我们受苦人就象牛、象马，象一群牲口，成天价在泥里、水里、风里、火里，滚来滚去……

　　“我们耪起地来，两手攥着锄钩，把腰一弯，象个罗圈，太阳晒得脊梁上冒出黑油儿。自春忙到秋，把租一交什么也剩不下。寒衣节过去，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冬季里，寒天大雪，天黑了灶筒里还冒不出烟来。使了帐，三年本利停，‘现出利’、‘利滚利’、‘驴打滚’，利息越来越重！

　　“新年一到，要帐的挤破了门框。起了五更，还没有下锅的饺子……

　　“一千斤的大铁枷，加在农民身上，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

　　说到这里，他喘着气停住。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坐在大车上，把猴儿帽拉下来，光露着两只眼睛，谁也认不出他是谁。江涛弯下腰，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抱起江涛的脑袋，说了几句话。江涛站起来，说，“新军阀和旧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混战到什么时候……

　　“贪官污吏们！光管升官发财，不管农民死活！搜刮民财入地三尺……”

　　江涛憋红了脖子脸讲着，一眼瞥见严萍在小墙头底下，睁着闪亮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冒出金色的火花。用着金属般的声音，高声喊叫：“穷苦同胞们！要想改变这种光景，我们怎么办？”

　　朱老忠睁圆了眼睛，在人群里看着江涛，想：“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说得有条有理。”冷不丁伸起胳膊喊：“抱团体，伸手干！”　　江涛继续说：“对呀！大家抱团体，人多势力大！现在我们提出‘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大家同意不同意？”

　　严萍在台下看着，她觉得江涛平时象个姑娘；坐下来端庄，走起来安详。匀正的脸盘，浓厚的眉毛，一对乌亮的眼珠子，多么娴静。今天，他挺身立在千万人的前面，讲起话来，如同霹雳闪电，一句句劈进人的心腑，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吸住人们的视线。看他手儿一扬，系动千万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乱转。嘴唇一动，牵连千万人的心情，静心谛听。但她，还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严萍猛地脸上一热，一抖颤。心儿一摇，一喜盈，她的心上，羞怯怯地偷偷地系念着。当她一想起来，两片晕红泛满了脸颊。她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草野里出了多少英雄！立在她眼前的青年人，兴许是一个未来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时心上热烘烘，额角上泌出汗珠来，随着人群伸出拳头，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一切苛捐杂税！”
几万只手在她跟前扬动，几万张旗子在她跟前摇摆，几万张嘴喊着，喊声象春天第一次雷鸣。

　　严志和在人群里，看这匹小犊儿，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眼角上不由得津出泪珠，又想起运涛：“那孩子要在外头，只能在江涛以上，不能在江涛以下。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他看见江涛在台上，眼儿一盼，手儿一摇，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严志和噙着眼泪跳起来，喊：“好小伙子，咶咶叫！”

　　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呲开牙齿暗笑。朱老忠说：“看吧！咱这孩子行了！”

　　严志和说：“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呀！”

　　大贵，那个宽鼻骨梁、厚嘴唇的小伙子，两腿一蹦三尺高，蹓哒地戳在地上，喊：“反对割头税，反对土豪劣绅冯老兰！”在太阳的照耀下，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如同大河里滚滚的翻花：“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老帐……”“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一阵阵喊声，传到远方。

　　张嘉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伍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彻亮，想吃敌人的肉！

　　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站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排尾还没离开爆竹市。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萍在后头紧跟着。他把哨子一吹，人们唿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税局子。吓得冯老兰变貌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贵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掉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楷第问他：“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冯贵堂呼哧着说：“共产党们来了，砸了税局子！”王楷第惊得两只眼睛象黧鸡儿，问：“什么？”冯贵堂说：“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王楷第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

　　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老乡亲们！土豪劣绅逃走了，怎么办？”

　　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土豪劣绅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

　　江涛说：“土豪劣绅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

　　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噗噗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嘉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儿、伍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内心的话。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儿似的。严萍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得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她身子骨单薄，浮游在人群里，一会涌到这一边，一会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的，就偷偷地挽住她的胳膊。这事别人没看见，张嘉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突在江涛的耳朵上，问：“这姑娘是谁？”江涛说：“是个同志。”张嘉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肩膀说：“这样的同志？”江涛拽住他的手说：“你可不能瞎说，吭！”嘉庆说：“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她！”江涛沉下脸来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花儿闹着玩儿！”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

　　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

　　朱老忠大喊一声：“反对官盐涨价，抢他！”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儿，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反对盐斤加价！”

　　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齐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盐槽，拿起秤杆在柱子上一摔，咯嚓的一声折做两段。拿起簸箕说：“来吧！老伙里的东西，随便抢吧！”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襟包着。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得枪栓劈拍乱响。象疯狗嘴上挂着血丝，逞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伍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不要怕！不要怕！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阶级，你们照我这儿打！”他拍得胸膛咶咶地响。人们看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住了心，镇静下来。

　　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伍老拔肩上跳下来，说：“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惶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截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光啷地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截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堵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呀！”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打退贪官污吏的爪牙！”人们一齐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嘉庆和朱大贵带着伍老拔、二贵、庆儿、伍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

　　朱老忠说：“同志们，向里闯！”

　　朱大贵、张嘉庆、伍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站满了屋顶上。

　　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逞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人们喊着：“摁窝儿打死他们！”朱老忠喊：“那么，各人找寻各人的武器吧！”人们找了铁钯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仗。

　　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

　　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伍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同胞们，老乡亲们！看到咱们的力量了吧！只要群众一起来，就吓得土豪劣绅们屁滚尿流，贪官污吏们也浑身打颤。有人再来收交割头税，怎么办？”

　　朱老忠跳起来，使出绝力喊：“当场打死！”

　　人们一齐喊着：“打倒土豪劣绅冯老兰！”

　　江涛歪起脖子，学着贾老师的手势，举起右手，摇手大喊：“反对验契验照！

　　“反对盐斤加价！

　　“反对高利贷！”

　　人们一阵阵高声喊着，喊得天摇地动，江涛又说：“愿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你们加入农会吧！”

　　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我们一齐加入农会！”

　　江涛说：“同志们！回去的时候要三三五五地搭伴走，路上要防备土豪劣绅们的暗害！防备巡警和马快班的逮捕！”

　　散了会，朱老忠套上牛车，人们坐在车上，他跨上外辕，打着响鞭回家去。江涛和严萍一块走，走到半路上，严萍对江涛说了知心话。她说：“我一见到示威的人群，心里真是兴奋，一股劲儿跳啊！”江涛送她走到大门口上，才独自格儿走回来。

　　自从开了大会，江涛心上老是象架着一团火，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他独自格儿坐在冬天的树林里，沉思默想，在总结着斗争的艺术。那天，他悄悄走进梨林，把身子靠在梨树上，眯缝着眼睛向着太阳取暖。严萍从背后走过来，用细树枝扫了一下他的耳朵。他以为是一只什么虫儿爬进耳朵里，急摇了摇头，回身一看是严萍。严萍咯咯地笑起来，江涛也无声地笑了，心上一跳，脸上有些红晕。

　　严萍问他：“你在想什么？”

　　江涛说：“我在想运动过去了，广大农民怎样对付冯老兰。”

　　严萍坐在江涛一边，江涛睁起黑亮的眼睛看着她。猛地张开臂膀，把严萍拦在怀里，热烈地用滚热的嘴唇，吻着她青青的眉峰……

　　他们在空旷的林子里，细细谈心。思想如同一匹脱了缰的、刚扎牙的小马，伸开四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两人共同绘下了多少理想的图画；两个人共同研究着，画上又撕碎，撕碎了又画上。年轻的、狂热的血液，在胸膛里鼓荡，开始感到革命给予青年人的自由和幸福。

３８

　　人们自从在城里大集上开了大会回来，到处扬嚷反割头税的胜利。老驴头看反割头税胜利了，心上又想起春兰的婚事，慢搭搭走到朱老忠的家里，朱老忠把他让到屋子里，坐在炕沿上。老驴头问：“老忠兄弟！咱这亲家能做不能做？”朱老忠暗里笑了笑，说：“亲事能做不能做，我这里好说，单看你的。”

　　老驴头问：“怎么单看我？”

　　朱老忠说：“咱大贵说了，你要想娶他过去，比登天还难。”老驴头呵呵笑了说：“怎么这小子这么死羊眼，嫌我穷？”

　　朱老忠说：“他说你有千顷园子万顷地，他也不干。”

　　老驴头一听，可就挼下精神来，搔了搔脑袋失望了。说：“咳！那么一说，咱就沾不上你们的光了……咱老了……不行了……”他想到两口子都老了，家里没有顶门立户的汉子，只春兰一个，那能过得了日子？再说春兰是个闺女家，长得不平凡，又有点名声，乡村里一些半大小子们，净想编着法子欺侮……想到这里，由不得眼里掉下泪来。

　　老驴头这点心事不说出口来，朱老忠也会明白。贵他娘见老驴头精神发苶，走过来嘻嘻笑着说：“还说俺死羊眼哩！从你那炕头走到俺这炕头，只有迈步远，没的把春兰娶在我这院里，将来你们老两口子要是有个灾儿病儿，早起后晌的，我就不叫春兰家去瞧瞧？莫说咱成了亲家，就是街坊四邻异姓外人，家里没有人手，缺手缺脚的，咱也不能看着他遭难。”

　　老驴头摆着长满了胡子的长下巴，说：“这么一说，做了亲戚，又成了你们的累赘了？”

　　贵他娘说：“亲戚朋友嘛，有什么说的！”

　　说到这里，老驴头心上可就活起来。他想：“乡村当块儿，又是一条街上，春兰早起后晌过去照看照看，也还可以。”他说：“咳！孩儿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忍叫她离开我。”

　　贵他娘说：“你也得知道孩子的苦处，春兰年纪不小了，你不心疼她？”

　　老驴头说：“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心疼！”

　　贵他娘说：“你心疼她，你还拦着她。”

　　老驴头只是摇摆着下巴不说什么，不住地叹着气说：“咳！天哪……难呀！难呀！人活着真是难呀！”

　　朱老忠看他心里实在难受，走过去伸出大拇指头问：“大哥！你不相信我朱老忠吗？”

　　老驴头又抬起头来说：“相信哪！”

　　朱老忠说：“你相信朱大贵不能冻死饿死你们，你就把春兰给了他，你要是不相信，咱就两便吧！”

　　老驴头一听就乐了，说：“你要是这么说，咱这门子亲戚算是做成了，我知道大贵是个仁义孩子。”

　　朱老忠和贵他娘哈哈笑了，老驴头也在森森的长胡子上带出笑容。立起身出了口长气，拍了拍腰里褡包，高兴起来。朱老忠说：“说是说笑是笑，运涛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如今要是这么办了，我觉得对不起他。再说还有咱春兰，她和运涛心热，这么办了，恐怕她还不依。咱得慢慢商量。”老驴头看朱老忠又犯了思量，摇摇头抬动腿脚走回去。春兰和她娘正在黑影里坐着被窝头说闲话。老驴头坐在炕沿上，扬起下颏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别嫌羞了！我俩这么大年纪了，愿意看着你有个归宿，就是将来睡在黄泉里也安心。”他慢吞吞地把大贵的事情说了。又说：“我就是你这么一个。你要是愿意，就点个头儿，要是不愿意，就摇摇头儿。”

　　春兰一听，不知怎么好，热烘烘的浪头传遍全身，在暗影里连连摇着头。可是她不知道父亲看见了没看见，就势把身子一歪，伏在被窝上，她的心在不停的颤动，好象有一股温热的泉水在心上流动。咳！天哪，她经过了多少灾难呀，今天又到了这个关节上，走到十字路口。

　　那天晚上，朱老忠摸着黑，踏着那条小道上小严村去。路上的雪化了又冻住，两只脚一踩上去，就疙疙瘩瘩的。他奔奔坷坷地走着，到了严志和家门前，敲门进去，和江涛、严志和、涛他娘念叨了一会子开大会的事。朱老忠说：“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严志和问：“你说春兰和大贵的事？”

　　朱老忠说：“唔！老驴头答应把春兰给大贵了。”

　　严志和看了看朱老忠说：“好，好啊！这么着好。在我这心上，算是完了一件事情。再说咱没儿不使妇，没过门的媳妇，常来常往也不好。”

　　涛他娘也笑了，说：“过来过去都是咱一家子人！”

　　严志和跟涛他娘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不怎么同意把春兰嫁给大贵，他们舍不得。自从运涛坐狱的那年，春兰就常过来帮他们缝缝洗洗，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来服侍汤药。春兰好象一条红绳，把运涛和老爹老娘系在一起。他们一看见春兰，就会想起运涛，感到儿子的温暖。如今一说起春兰要出嫁，孩子大了，他们说不出一个不字。可是春兰要是真的离开他们，却又象失去一件宝贝似地心疼。朱老忠呢，也不过是试探一下罢了，春兰嫁给大贵，他固然高兴，春兰和运涛结婚，他更高兴。可是这也只是一个幻想，谁知道运涛什么时候才能出狱呢？江涛看准了三位老人的心情，也说：“春兰嫁给大贵，我当然乐意，可也得看春兰愿不愿意。”

　　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同时沉默下来，不再说下去。真的，春兰这孩子，她要是一直扑着心嫁给运涛，可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也答不上来。江涛猛地想起，他听到人们说过，监狱里允许家里妻子去探望，允许未婚妻去结婚，还可以同屋居住，可是那只是一个传说，没有银钱垫道，那是万万不能的。他又想到，虽然如此，到底运涛什么时候出狱？春兰还是和大贵结了婚好。

　　第二天吃过早饭，江涛去找朱老忠和朱老明，商量以后怎样应付锁井镇上恶霸地主的事，黄昏时分才回来。走到北街口上，春兰从小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个小红包袱，见了江涛，停住脚步说：“江涛！来，我跟你说个话儿。”江涛走过去说：“正想找你说个话儿，你这是去干什么？”

　　春兰说：“才说到咱院里去，这是给你做的一双鞋，怕的是老人上了年纪，在灯下做活熬坏了眼，她身子骨儿单薄，再累得好儿歹的！来，你穿穿，合适不合适？”江涛他们说着，走到春兰家里。

　　江涛坐在炕沿上试着鞋子，春兰又说：“有什么衣裳该缝了，该洗了，你就拿过来。你不在家的时候，剩下两个老人孤孤单单的，我常过去看看，你在家里，我就不过去了。”

　　春兰娘看江涛人长高了，白白致致，出秀成大人了。又想起运涛，扫了春兰一眼，就避出去。春兰说：“江涛！你喝水不？我给你烧壶水喝。”又拿起笤帚，说：“看你身上那土，来，我给你扫扫。”

　　江涛说：“我回去吃饭，不想喝水。”他看着春兰脸色苍白，人也太瘦了，鼻骨梁尖尖的。问：“你，打算怎么办……”问到这里，不敢再往下说。他怕春兰害羞，不愿跟他谈出心里的话。

　　春兰冷笑一声说：“你看，几个老人有多么瞎心！”说着脸上红起来，撅起嘴，眼上掯着泪花。春兰给江涛身前身后都扫了个干净，见他胸前落了几个粥点，也拿笤帚疙瘩刮了半天。她说：“我也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她说到这里，闭住嘴停了一刻，才说：“我想去看看运涛。”

　　江涛一听，闭着嘴不说话。要说不行，就是打了她的高兴。要说是行，那块宝地就是为上济南卖了的。他睁起黑眼瞳，问：“你想他了？”

　　江涛这么一问，春兰的眼泪就象雨点子唰地一下子落下来，舌尖舐着唇边上的泪珠，出了口长气，看着窗外说：“唔！”

　　到这刻上，江涛实在同情春兰，恨不得和春兰插翅飞到济南去。他说：“你愿意去，咱想个办法让你去。”真的，要是还有一块宝地的话，他也愿意把它卖了，叫春兰见到运涛。

　　春兰眼泪流到脸上，说：“运涛走的那天晚上，给我说下话儿，叫我等着他，他还要回来……”说着，又抽抽咽咽地哭个不住。　　江涛眼圈发酸，滴出泪来，说：“春兰！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想告诉你说，你也别烦恼。运涛判的是无期徒刑，出狱没有日子。咱老人们不愿叫你把好年岁儿耽误过去，再说大贵从军队上回来，也出息得多了。你看，在这次运动里，真是一员虎将！”

　　春兰一听就跳起来，连哭带喊：“不，俺不，俺就是不！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她两片嘴唇不停地说了一溜子气话，又撅起嘴来，把泪止了，肚子里还不住地抽着气。

　　江涛紧忙说：“你可别生我的气，我是这么说说，拿主意还在你自己。”

　　春兰说：“我主意拿定，俺俩既是说下这个话儿，他一辈子不出狱，我就要等他一辈子。我要上济南去看他，我说去就去！”

　　江涛说：“那要花很多盘缠，咱往那里去筹借？”

　　春兰说：“我纺线，摘棉花，掐谷，多付点辛苦，积攒下钱来。”

　　江涛说：“你今天纺二两，明天纺三两，纺到那一天才能积攒下这么多钱？”

　　春兰说：“我一天天地纺，铁打房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停了一刻又说：“我去找忠大伯和志和叔，叫他们给我备办。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也得去，我去定了！”停了一刻，又盯着江涛说：“看你也长成大人了，学得油嘴滑舌的，跟着瞎心的老人们谋算我。”

　　江涛一下子气急了，说：“我那里……我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

　　春兰鼓起嘴唇，瞟了江涛一眼，生气地说，“呿！”就再也不说什么。

　　这天晚上，春兰还是不吃饭，一个人在黑暗里睡下。可是，她睡不着，只是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合着眼睛发呆。她一合上眼睛，就会看见运涛。在那冬天的长夜里，她经常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是醒是睡，混混沌沌地呆下去。夜深了，她正静静地躺着，也好象是睡着了。猛然一声，听得千里堤外，冰河乍裂，遥远地传来，象一种什么力量敲击她的胸膛。她打了一个冷怔，猛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窗户，还是满屋子黑暗。她心上实在烦乱，冷孤丁地坐起来，用手捋了一下蓬乱了的头发。摇着脑袋看了看窗外的暗云，她想：“去了房子卖了地，我也要去看他！”想着，运涛恬静的脸庞，从暗云里显现出来，那对鲜活的大眼睛象一对明灯，照亮了她的心。

３９

　　除夕那天早晨，二贵在门上贴上红对联，屋里贴上新年画，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预备过年。

　　等太阳圧山的时候，大贵叫了二贵，哥儿俩胳膊底下夹着粟谷草，怀里揣着爆竹，到老坟上去燎草儿。一擦黑儿，在坟头上点起草火，火势蔓延，燃着坟地上的枯草，燎起“飘花”。夜暗降临的时候，平原上遍地飘起野火，鞭炮声连连响起。猛地空中一声爆响，震撼了云层，响声遥遥飘荡，一股光亮闪过蓝天。天上闪出星群了，人们从柏树上捭了满抱柏枝，走回家来，又在门口点起草火。家家在门口放起鞭炮，硝磺的气味在满街飘荡。

　　那天晚上，大贵二贵盘脚坐在炕上，跟娘说着话儿，捏完了过初一的饺子。今年和往年不同，他们更早起了五更。大贵把两位老人搀到炕头上。二贵煮熟饺子，把碗端在炕桌上，满屋子热腾腾的香油白面的气味。大贵二贵跪在地上给爹和娘磕头，庆贺新年。

　　贵他娘一看这两个孩子，都长得这么发实，一个个肥头大耳的，心上激动得乐了，说：“孩子！过新年增新岁就算了，忙起来，亲爹亲娘磕的什么头！”

　　朱老忠看看大贵二贵，再看看贵他娘，两只眼睛由不得笑了。虽然一家团圆，反割头税胜利，可是他并不快乐，只是回想一生尝到的苦味，想到老爹和姐姐。祖辈几代的仇恨还没有报，他觉得心上甚是沉重！

　　吃完饺子，大贵二贵提上铁丝灯笼去拜年，娘在灯笼上贴上剪纸花儿。

　　除夕晚上，严志和也在地上烧起柏枝，小屋里充满了柏汁的香味，又抱了一捆芝麻秸来，撒在地上。江涛问：“爹，这是什么意思？”严志和说：“这个嘛，让脚把它们踩碎。取个‘踩岁’的吉利儿。”

　　涛他娘点着一把香，虔诚的举过头顶，又低下头默念。把香一炷炷插在门环上、谷囤上、灶台上、牛槽上。提着灯笼，点上蜡碗，烧了纸箔，磕了头。

　　听得有人推门，江涛忙去开门，抬起头一看是严萍。她今天穿着黑绒旗袍，打着纱灯。进门就说：“乡村的大年夜，真是热闹！”

　　江涛接过灯笼，说：“萍妹子，怎么天黑了才来？”严萍说：“大年夜，再黑也是明亮的。到处是灯笼火炮。”

　　涛他娘把严萍推到柏火旁边烤着，在地上放个小炕桌。严志和说：“萍姑娘！江涛到了你家里，好吃好喝儿。你到了我这茅草屋里，粗茶淡饭你也吃上一碗。”又对涛他娘说：“快给萍姑娘煮马齿菜馅饺子，她们在城里，是吃不到的。”涛他娘说：“请都请不到的。”她把血糕、猪头糕、灌肠、萝卜缨儿大饺子，摆在小桌上。江涛烫上一小砂壶酒，劝父亲喝。

　　严萍说：“不用请，我自格儿会来。”

　　涛他娘坐在灶堂门口烧火，由不得回过头来看，柏火照亮严萍丰满的脸庞。涛他娘说：“他妹子，怎么这么好人儿？”

　　严萍正把一小块血糕送进嘴里，听得说，回过头笑了笑，说：“好吗？磕个头，认你做干娘。”

　　涛他娘说：“可别折煞我老婆子！”心里想：“当我的干闺女，还不足兴……”

　　严萍吃完饺子，严志和喝完酒。一家人坐在炕上，看墙上贴的年画。一边看着，江涛讲起《红鬃烈马》的故事，讲到薛平贵别窑征西，去了十七年才回来，老丈人王允还要苦害他，等他打胜了仗回来，王宝钏还在等着他。他一面说，严萍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严志和说：“革命成功了，咱也出出这口气！”涛他娘说：“革命成功了，运涛也该出狱，回来和春兰成家立业。”她又想起运涛，每逢过年过节，净爱想起运涛，年年除夕哭湿半截枕头。咳！象运涛这样的好孩子，一去几年不见回来，能不牵挂娘的心肠？今年却不同，她看见严萍和江涛在一起，心上不由人不生出新的希望。

　　深夜了，有一阵爆竹声，从远处响过来。啊！新的年岁开始了！严萍要回去，涛他娘说：“大黑的天，明了再回去。”

　　严萍说：“不行，奶奶操心。”

　　涛他娘说：“叫志和叔叔送你。”

　　严萍拿起灯笼向外走，说：“不用。”

　　见严萍要走，涛他娘着了慌，说：“不行！不行！荒乱年头儿！”

　　一句话没说完，严萍早出了大门。涛他娘走到门口，看了看黑暗的夜色。回来不见了江涛，对着严志和嘻地笑了一声。严志和说：“年头呀！革命革得开通了，大地方时兴男女自由。”

　　涛他娘说：“看神色，他们俩不错了。”

　　严志和暗喜，说：“许着，咱得给他们助点劲，别学了运涛和春兰那个，棒打鸳鸯两分离！”

　　江涛踩着纱灯上射出的影子，走在苍茫的夜色里。乡村的淡墨色的轮廓象一堵墙，静静地站着。仰起头来看满天星星向他们眨眼笑着，微弱的青光从梨树叉上射下来。

　　严萍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江涛在黑暗中，瞅着严萍的面影说：“你说吧！”

　　严萍说：“我不敢说。”

　　江涛问：“怎么？”

　　严萍说：“怕你不答应。”

　　江涛说：“能答应的尽可能答应。”

　　严萍听了，抖着胸脯一下子笑了，说：“回答得真聪明，我说啦！”

　　江涛说：“你说吧！”

　　严萍迟疑着，走了五十步远，才说，“我嘛，想革命。”

　　江涛问：“为什么？”

　　严萍说：“因为你革命。”

　　说到这里，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在夜暗里，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有力的逼着江涛问：“嗯？”

　　江涛说：“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

　　严萍问：“和共产党一样？”

　　江涛说：“离着近点，是个赤色团体。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挽救被难的同志们。”

　　严萍问：“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ＣＰ？”

　　江涛说：“论你积极工作，你可以参加，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

　　严萍听着，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说：“自从城里开会回来，激动得浑身发热呀！跳呀，心里老是在跳！”她语音愉快而响亮：“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江涛紧接着说：“是的！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

　　走到大严村，他们从冰雪上踏过，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严萍敲门进去，又回过头来，和江涛握了一下手。江涛看着严萍进去，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才冒着夜暗走回来。

　　天明了，人们出来拜年。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先拱手作揖，再趴下磕头。说：“恭喜大叔！反割头税胜利了。”伍老拔笑嘻嘻地说：“胜利了，孩子们！再有这么个好年头，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大贵说：“大叔！斗争胜利了，夜里可安静？”朱老星说：“大年夜还安静，就是半夜里有狗叫，叫了几声又停住。”又呲牙笑笑说：“看吧，革命就要成功了，孩子们有吃有穿！”街上，小顺、小囤、庆儿，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到了朱老忠家里，进门跪在地上，说：“老忠大伯，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朱老忠说：“孩子们忙起来，地上脏呀！”说着，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端起一盅热酒，说：“来，小伙子们！喝个胜利酒儿吧！”

４０

　　江涛到忠大伯、明大伯、朱老星、伍老拔家里拜过年，到舅舅家磕了头，又到大刘庄、小刘庄、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拜着年，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

　　正月十四那天，他到贾老师家去，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给他写了信，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贾老师说，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又说：“你学会做工作了，同志！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想调你回来工作，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我好疲累呀，工作多，人手少。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要提高阶级警惕。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要努力工作。同志！你也要注意：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如果是有用，希望你多加考虑！”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转着大眼睛说：“是……”

　　灯节晚上，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敲着锣鼓。朱老忠、伍老拔、朱老明、朱老星、大贵，走到江涛家里，盘脚坐在炕头上。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江涛讲了“共产党是谁们的党”，讲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讲了“党的铁的纪律”。他学着贾老师，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举行了入党的仪式。从这一天起，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开完了会，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老哥们和大贵、江涛，喝了一会子酒。开门向外一走，是夜黑天，白色的大雪片，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慢悠悠地飘落下来。远处村上，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

　　朱老忠说：“这是瑞雪呀，今年一定五谷丰收。”

　　朱老明说：“哼哼！那是自然！”

　　天明，张嘉庆来了，说：“冯贵堂告了状，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说完了，连饭也没待得吃，踏着满地雪水，去下通知。江涛和严萍，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

　　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说什么也不干。冯贵堂熟悉法律，走到保定告到保定，走到天津告到天津。

　　到了那年夏季，一天晚上，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吹熄了灯，坐在窗前歇凉。远处，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张嘉庆骑着车子，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累得浑身是汗，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拉开抽屉，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拉把椅子，叫他坐下一块喝茶。说：“嘉庆！你要离开这里……”

　　张嘉庆问：“怎么，出了什么事情？”他睁开大眼睛问。

　　贾老师说：“不，这是不得已的。反割头税以后，冯老兰抗交税款，县政府不答应。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连县长都告上，说他‘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说冯老兰‘玩忽国法，抗交税款’。冯老兰收不到税，赔了本钱，就要设法抵赖包价。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老家伙恼羞成怒，又告了咱们一状，这一状告在我、你和江涛头上。告的是‘共党煽惑民众，抗纳税款，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张嘉庆问：“那可怎么办呢？”

　　贾老师说：“起先，县政府里的‘同志’们把这件公文压下，教育局的‘同志’们也设法疏通。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要‘缉捕到案，严行法办’！我们只得避开了，县政府里有你、我和江涛的红名单。”

　　张嘉庆问：“哪，我们应该怎么办？”

　　贾老师说：“江涛已经回到保定，你也要离开这里！”

　　张嘉庆听得说，立时睒了眼睛，说：“贾老师！我不能离开你。你知道，我没了家，没了父亲。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她疼我，爱我，同情我。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除了眼泪，什么也不能帮助我。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我跟你在一块，你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再想母亲。贾老师！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我就依靠你。我愿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我决不犹豫，决不动摇，也没有第二条路走！你不相信我的话……”说着，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用手挖着心窝，说：“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

　　贾老师听到这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肃穆的脸上，射出亮晶晶的光亮。不等张嘉庆说完，他说：“嘉庆！我知道你的苦楚，别说了，再说就疼坏我了！你放心，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党不能放开你不管！可是我要批评你，你应该依靠党，依靠组织。离开家，党组织就是你的家。没了亲人，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你要依靠他们，懂得吗？”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一向是严谨的。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就不再批评他。

　　张嘉庆说：“依靠党，依靠组织，我是知道的。当我每次下乡，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我也想过，生我的是母亲，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我明白。但是，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说着，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向来没有哭过，为了这件事情，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

　　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父亲大发脾气。一天早晨，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叫了左邻右舍，叫了家族长，搬了铡刀来，放在台阶上。老头子敲着门，呐喊了一声，说：“嘉庆，你出来！”母亲走出来一看，阵势不好，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说：“儿！好儿！你快逃活命吧！”张嘉庆猛地醒过来，从炕上跳起来，听说父亲要铡他，扔蹦跳上窗台，踩断窗棂，跳上屋顶逃走了。反割头税运动以后，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说他忤逆不孝，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这样一来，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指示工作，写钢板跑交通，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有时回到自己村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说起张飞同志，凡是穷人，到了那家那家高兴，到了那村那村欢迎。

　　贾老师看得出来，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能按时吃饭，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那个同志端碗稀粥。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就一天吃不到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晚上不敢住在村里，宿在漫洼野地，睡在秫秸堆里。在机关里的时候，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在饭铺里吃饭，他舍不得花钱，也只能吃个半饱。为了工作，他得骑着车子从潴龙河跑到滹沱河，又从滹沱河跑到唐河。不久，瘦得凹着两只大眼睛了。

　　这时夜快深了，屋里没有灯，人们都睡着，操场上静静的，全城没有一点声音。贾老师睁开晶亮的眼睛，看着耸立在夜暗里的古圣殿的轮廊，看着重楼上飞檐斗拱的影子，拍着嘉庆的肩膀说：“嘉庆！不要哭，你还年轻，应当更好地锻炼……”他慢慢走过来，把手搭在张嘉庆的肩头上，喃喃地说：“要锻炼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决定问题，能够独立工作，那才是一个坚强的干部。目前，我们党就是缺少这样的干部。”他又歪起头看着嘉庆的脸，说：“要知道，你应该勇敢地向前看，不应该是个用眼泪来洗脸的人。”

　　张嘉庆忙用袖子擦去眼泪，说：“是。”

　　贾老师说：“我把你介绍给江涛，他和你一样，也是在党的教养下长大的。这人在工作上英勇、机智，性格也挺浑厚。你通过他接上关系，我要在介绍信上注明，等你年岁一到，立刻转为党员。江涛在去年已经转党了。他一定好好照顾你……哎！他有个女朋友，你见过吗？”

　　嘉庆立刻破涕为笑，说：“我见过，她参加过反割头税运动。长得细身腰，长身条，黑眼珠儿特别的黑，白眼珠儿特别的白……”　　贾老师又说：“是呀！我给你写个信，叫他们想办法帮助你考上第二师范。你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就都解决了。”张嘉庆说：“我知道江涛是个能干的人，和他们一块工作，一定是很愉快的。”

　　贾老师说：“第二师范供给膳宿费，不够的话，可请求组织上帮助，这也在信上注明。你再好好读几年书，文化水平低的人，就很难在政治上很快提高。”张嘉庆问：“你呢？”贾老师说：“我是不能动的，我还要在这里坚持。我要采取合法存在非法活动的方式工作下去！”

　　贾老师说着，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热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

　　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

　　贾老师直着眼睛问他：“嗯，为什么？”

　　张嘉庆说：“我觉得，这样对女同志并不好。再说，做为一个女人，多痛苦呀！她要管家，要生孩子，要……不，应该让她们独立，象男人一样的革命，在社会上做些事业。”

　　贾老师说：“可是她们早晚要结婚的。当然，一个好的女同志，她不一定漂亮。内心的美丽，比长得漂亮更为可贵。”说着，又纳起闷来：“他为什么这样同情女人？显然是受了一种什么刺激。”

　　张嘉庆是张家的独生儿子。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唱了两台大戏，喜幛贺联摆满了半条街。酒席摆了一院子，送礼的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传到二三里路以外。他长大了，只许跟大娘叫娘，跟母亲叫“小娘”。生他的时候，母亲只有十七岁，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母亲晚上和父亲在一块睡觉，白天和长工们下地做活，摘花割谷，在磨房里碾米、磨面，给大娘洗衣服。

　　大娘不让母亲奶嘉庆，雇了个奶母。说也奇怪，嘉庆渐渐地不象母亲了。母亲哭着说：“大娘使了魔法，把我的孩子脱形了！”人们抱起嘉庆来端相端相，说：“可就是，真也奇怪！”

　　张嘉庆长大了，大娘不叫他和母亲见面。有时母亲背着筐下园子拔菜，在路上碰上他，就流下两行泪，抚摸着孩子的头顶说：“儿呀，儿呀，你快长大！长慢一点，娘就等不得你了！”说着，用破袖子擦着眼泪。

　　奶母对嘉庆说：“穷娘嫁到财主家里，一下轿大娘横着皮鞭站在天地神牌底下。装腔作势，在娘脊梁上抽了一百鞭子，立过家法。”还说：“别看大娘吃得强穿得强，生身的母亲是穿破衣裳的。”

　　张嘉庆长大了，母亲青春的年岁也过去了，父亲又娶了个小娘来。小娘长得更漂亮，把母亲忘在脖子后头。母亲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从此用泪洗脸，就泪吃饭。母亲的脸，渐渐地瘦了黄了，长上横纹。她不愿这样地活下去，在张嘉庆逃跑以后，也就离开张家，上北京去，帮人做活，当起佣人来。

　　张嘉庆的家庭历史情况，贾老师在他入团之前就知道。看他阶级出身不平常，对他加强阶级教育，培养成一个赤色的战士。也曾对他说过：“象你母亲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你是受压迫的人生的儿子，你要为他们战斗一生！”

　　夜深了，嘉庆骑了一天车子，身上累了。激动的感情，又慢慢平静下来。用眼泪洗净了心情，倒在床上睡着了。贾老师对着深夜，对着静寂的院落出神。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七年，走过不少村庄，接触了不少革命的农民，培养了干部，教育了青年一代。如今，敌人要追捕他。他对家乡有很深的留恋，嘴里不住地念着：“家乡啊，亲爱的家乡！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凶狠，我要和家乡的人们并肩作战，度过这白色的恐怖！”

　　为了送张嘉庆走，贾老师第二天早起了床。点上灯，给江涛写了信。贾老师把张嘉庆的衣服包好，叫他起来说：“棉衣和被褥，我告诉这里同志们，给你捎去。”

　　张嘉庆说：“我要是考不上呢？”

　　贾老师说：“考不上也不要紧，我经过保定的时候，告诉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

　　张嘉庆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学校。出了门，他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心上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开他的母校。天刚薄明，他们趁着夜暗，沿城根走到西北角上，爬过城去。贾老师说：“路上渴了喝壶茶，别可惜那么一点钱。出了门一闹起病来，花钱更多。”张嘉庆说：“是！我记住了，你回去吧！”

　　张嘉庆跳下城墙，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堡。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望着他走远。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脱离险境。张嘉庆回过头来，看着他严峻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