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逼父母卖肾买名牌与“民国范”

　　对于逼父母卖肾以供自己买名牌享受奢侈的人，该如何评价?——恐怕没几个人会反对用这样的词：丧心病狂，衣冠禽兽，不要脸，忘八蛋。

　　那对于比这种不肖子更丧心病狂凶残无耻上万倍的人呢？

　　有这样凶残无耻的人吗？当然有——文人“公知”“民国范”。

　　为什么这么说?

　　“逼父母卖肾买名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简单说至少两大条：第一，穷却不思进取，反而拼命奢侈；第二，牺牲别人的生存换取自己的奢侈。

　　“民国范”不仅同样性质，而且更恶劣不知多少万倍。

　　民国时中国是个什么状况？——穷：

　　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列强横行、日本入侵、主权沦丧、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某些地方农税已经“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华北大饥荒(1920-1921)死亡1000多万；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1925)，死人不计其数；北方八省连续大旱(1928-1930)蝗、风、雪、雹、水、疫并发死亡1300多万；三年大荒中陕西1300万人口中死亡300多万，流离失所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70%，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长江水灾(1931)死亡300万，灾民1亿……据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达2亿以上；灾荒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注：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68岁)。

　　民国时国家烂成这样，百姓苦成这样；而文人“公知”“民国范”们的日子又是怎样？——奢侈: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人大张鸣：“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教授的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知识分子说话好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此神仙般日子，奢侈不奢侈?

　　这些学界大师、“民国范”有两大特色：第一，几乎全是文科类文人，极少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最急需的理工科人才。第二，几乎全在“体制内”吃“皇粮”——“国立XX大学”、“省立XX大学”之类。这就是说，他们的高薪来自政府税收，而政府的税收来自百姓——政府用权力向百姓征税，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血汗钱用于确保文人“公知”、“民国范”只需搞搞历史、哲学、诗词歌赋、书画艺术之类“传统国学”、翻译翻译西方文学伦理名著、悠然自得舞舞文弄弄墨，就可以过上“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同时却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动辄成十万上百万地饿死的境地——这跟“逼人卖肾买名牌奢侈”有何区别?要说区别，那就是性质更恶劣：被迫做出如同卖肾那种牺牲的是非亲非故的百姓；牺牲并像非卖肾那样是一次性牺牲、奢侈并非像买名牌那样是一次性奢侈，而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无辜百姓做永久性牺牲、供既得利益者永久性奢侈——这难道不比“逼父母卖肾给自己买名牌”性质不知恶劣多少万倍?

　　“卖肾买名牌”意味着“以后怎么过不管了”。牺牲百姓生存、牺牲国家发展、倾举国之力养文人“公知”同样意味着“以后怎么过不管了”——此时的中国已经落后挨打了近百年，已经离“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全面战争没有几年。穷成那样仍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管国家的发展，不思竭尽全力增强国家物质力量，却把国家仅有的那么一点资源挥霍于保障一帮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高高在上悠哉游哉享乐快活——这是不是“穷还要追求奢侈”?是不是比“卖肾买名牌奢侈挥霍”有过之而无不及?

　　“卖肾买名牌奢侈”要付代价；牺牲百姓生存、牺牲国家发展、倾举国之力养文人“公知”奢侈同样要付代价。代价就是国家挨打，百姓遭殃——这一点被很快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残酷事实证明得淋漓尽致：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抗战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进口；重武器和大口径炮弹更不用说。日军占领了中国全部沿海港口城市、切断了中越交通、切断了滇缅公路、封锁了中国东、西、南的全部海陆进出口通道后，中国工业几乎瘫痪，号称“一滴石油一滴血，一条轮胎一条命”。

　　因为没有现代工业，缺乏现代武器的中国人不得不经常用原始的大刀长矛对抗日本的现代化军事机器。因为没有反坦克炮，中国军队碰上日本被世界各国公认的垃圾坦克都不得不用血肉之躯拿集束手榴弹去硬拼……

　　任何中国人，只要领教够了落后挨打的滋味——领教够了“血肉磨坊”罗店、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敌后大扫荡、在密集的火网中用血肉之躯翻滚著去送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几十条人命换一辆坦克、几十条人命换一门大炮、几十条人命换一挺机枪……等等刻骨铭心的滋味，就必然铁心认同一个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来摧毁”。

　　只要认同这条真理，就必然认同一个历史性结论：不顾一切维持文人“公知”、“民国范儿”们高人一等的特权奢侈享受要付代价，代价就是中国落后挨打，代价就是南京大屠杀——已经落后那么多还不急起直追，大战在即还不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加强国家物质实力，还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那点资源浪费在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身上，这岂不是存心坐等挨打?凭这就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是“穷却不思进取反而拼命奢侈、牺牲别人的生存换取自己的奢侈”的历史代价；换句话说，文人“公知”、“民国范儿”们的享受是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生命来买单的。

　　只要认同这历史性结论，就必然认同一个历史性教训：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能再不顾一切把国家有限的资源浪费在文人“公知”“民国范”们的挥霍享乐上。要抵抗侵略救国救民强国富民，只能靠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不能靠只会舞文弄墨、专长搬嘴弄舌的文人“公知”“民国范”——中国有没有季羡林无足轻重，有没有钱学森大不相同。“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们何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过潜水艇呢?”“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南朝陈后主的《后庭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等等，再才华横溢曲哀婉转又能如何?

　　正因为汲取了这历史性教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自新中国建国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

　　然而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这谈何容易？简直比登天还难：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实现工业化意味着要迅速还清几百年的发展欠账。

　　——落后挨打已百年，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90%、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http://washeng.net"

　　……

　　要搞政权基本建设，要打仗，要救灾，要平息物价飞涨，要大规模救助大量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的无业人口，要杜绝旧中国那样每年动辄饿死成十上百万人的惨剧，要消灭瘟疫流行……摊子如此烂，当务之急如此排山倒海，还要从零开始为工业化打基础——大规模扫盲，大规模普及中小学教育、大规模培养理工科技人才，大规模建设最基础的设施……“换位思考”一下：一方面百废俱兴、任务如此重、时间如此紧，一方面国家如此穷，资源如此少。任何人，只要以“救国强国”为最高原则，当如何决策?——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办大事急事、先生产后生活、优先培养工业化最急需的理工科技人才、同甘共苦平等一致动员团结全国老百姓一起艰苦奋斗、“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还是学民国军阀，把那些对国家落后挨打、百姓水深火热视而不见、整天只会耍笔杆子风花雪月发空论泛酸玩小资情调卖弄“民国范儿”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的文人“公知”们当“国宝”，把普通老百姓的活命粮、工业化必须的紧缺资源扣下来保障他们“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

　　答案不言而喻。既然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救国强国，既然要救国强国就不可能象民国军阀那样，牺牲其他、倾举国之力来确保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待遇——国家那么艰难，不牺牲百姓、不牺牲国家工业化，怎么可能负担得起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待遇?不仅如此，给文人“公知”贵族特权，那其他人呢?开国元勋胜利之师几百万，给不给特权?不给，能服众吗?给了，共产党一下子就会变成李自成，变成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人人要特权，个个按权分配大抢特抢，中国的那点底子还不够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刘宗敏们分赃的，还拿什么搞经济建设工业化?早分崩离析了。结果：为了救国强国，不得不动文人“公知”们的奶酪——文人“公知”的工资在北洋军阀时代可达普通职工的50倍以上，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工业化建设的第一年）工资改革后改为最高10倍——仍然比普通职工的工资高得多，只是高得不再象以前那么悬殊而已。

　　这就让文人“公知”们抓狂了——“百岁学者”周有光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注意这句话：“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敢情在文人“公知”心目中，自己民国年代“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日子只能算“中产阶级”，不但不奢侈，而且还很委屈。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在文人“公知”心目中自己的特权地位高于一切了，所以他们才会以民国军阀给文人“公知”的特权待遇为标准样板，在国家那样困难情况下还公然要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像民国军阀一样不顾老百姓死活把资源用于确保文人“公知”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国家贫穷落后挨打我不管，老百姓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地饿死病死穷死我不管，白白占用耗费国家资源我不管，妨碍国家工业化建设我更不管，我只管文人“公知”必须吃特等饭、坐特等车、光凭舞文弄墨搬嘴弄舌风花雪月就能拿高薪、过上“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否则就是罪大恶极：“反智”、“迫害知识分子”、“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

　　由此可知毛泽东究竟是怎么得罪了从历代皇帝到蒋介石都不敢得罪的中国历史最悠久、潜势力最大、最惹不起的既得利益阶层——文人“公知”。

　　由此可知文人“公知”为什么会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居然敢为工业化、为爱国救国强国、为爱民救民为人民服务而动我文人“公知”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居然敢坏了老子“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天堂。“太岁头上动土”，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千倍万倍无孔不入的努力妖魔化毛泽东。

　　由此可知文人“公知”大肆宣扬拼命强加给毛泽东的一切“罪行”都是假的——什么“独裁”、“狭隘”、“权术”、“野心”、“饿死三千万”……统统都是诬陷(民国军阀才真正独裁、狭隘、权术、野心，平均每年饿死几百万老百姓，文人“公知” 照样百般赞扬)。别看文人“公知”整天煞有介事慷慨激昂满嘴“人权、正义、自由、民主、法治、人性、普世价值”，实际为的全是自己的“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真正“罪行”是说不出口的“可恶罪”——为爱国救国强国、爱民救民为人民服务而动了文人“公知”的特权，所以“可恶”——鲁迅说：“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既然“可恶”，那想挑毛病还不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由此可知文人“公知”的私利跟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当年的民国和军阀还可以说当时没看到、没想到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真的会来、会来得那么快，所以才在国弱民贫民生一片凋零的情况下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源拿来养只会风花雪月的文人“公知”而不用于加速加强国家的物质力量。而今天的文人“公知”则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明明知道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明明知道当时离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没几年了，明明知道当时中国最急需做的是集中一切资源发展工业和国防而决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对抵抗侵略毫无用处的文人“公知”身上，明明知道实力差距巨大落后挨打导致的南京大屠杀和一系列屠杀的惨状和历史的教训——明明知道这一切还大赞“民国范儿”、大捧不计后果给文人“公知”特权地位特殊待遇的民国和军阀，这就公然宣示了一个极其鲜明而坚定的政治立场：文人“公知”的特权地位必须高于一切，即使中国面临挨打被侵略、面临南京大屠杀，也必须把国家资源用于确保文人“公知”的养尊处优而不准用于救国强国。文人“公知”就这样向中国人划下了道儿：为了确保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不允许救国强国，必须使中国处于落后分裂挨打。

　　如今文人“公知”大肆宣扬“民国范”意味更不寻常。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民国范”？为什么民国尤其是北洋军阀们要如此专门优待文人“公知”？发生这一现象必需具备的客观条件是什么？

　　第一，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军阀争天下——笔杆子，枪杆子，夺取天下要靠这两杆子。但军阀手里只有枪杆子，没有笔杆子，所以不得不笼络笔杆子，至少不敢轻易把笔杆子都得罪完，不得不维持住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

　　第二，内战内乱不得人心。越是不得人心，就越要想方设法收买人心。内战内乱之际，只有能给人以希望的正面的建设性东西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才容易收买人心。内战内乱时可行又能立竿见影的“正面的建设性东西”只有一样：教育——天下大乱，不管搞什么建设，能不能成没数，即使能成何时见效没数，能见多大效没数，要投多少本没数；唯独“重视教育”不需要等到真正见效就能给人带来希望，是内战内乱之际唯一切实可行、能迅速起到收买人心之效的“形象工程”。

　　第三，既然军阀们“重视教育”的醉翁之意是形象工程，那就只能重文轻理。首先，文人便宜——养文人只需要人头费，没什么其他开销。而培养理工人才则大不相同，不但得有世界水平的师资，还得有设备、场地、材料、熟练技工、实习条件、科研生产的大环境……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备齐这些要么不可能，要么代价高得吓人。培养一个理工人才的经费足以养一堆文人。既然“重教育”不过是装装样子，那用文人“公知”滥竽充数要经济合算得多得多得多。其次，旧中国科技一片空白，理工教育同样一片空白。理工人才培养周期长，搞形象工程靠理工教育远水不解近渴；而靠养文人“公知”就省事得多——俯仰皆是，随时随地可以捡，随时随地可以扔，灵活机动，简便易行。再者，要用教育证明“政绩”，总得拿出点有分量的大师装点门面。但理工科的大师国际公认了才算；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文科的“大师”自己说了就能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要拿出“大师”装样子就只能靠文科文人。还有，中国工业不发展，理工人才学出来在中国也没出路，事业不顺者不会有好气，给钱也不会说你多少好话；而文人“公知”就没这种问题——文人“公知”的事业就是自己，个人成功即事业成功，事业成功自然好说话。最后，理工人才不靠笔杆子吃饭，造势造舆论远不如文人“公知”。结论：只有重文轻理、专养文人“公知”才是物美价廉见效快的“政绩工程”。

　　第四，“礼贤下士”、“文科至上”的结果就是文人的事文人说了算、“教授治校”——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于是就有了“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专车”的高薪铁饭碗——既然自己给自己定工资，当然委屈不了自己，还能振振有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早已在中国直接办大学、办教会学校。只要比照这些洋大学里外教的待遇给自己开工资就理直气壮：我这是“国际接轨”、“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谁敢说半个“不”字?

　　第五，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民国时代的国家预算别说用于“两弹一星”、“三线建设”之类，连用于起码的工业发展的都没有，用于抗灾救灾更不在话下——如果有“不让老百姓饿死”的预算，能有动辄饿死成十万上百万人的司空见惯吗?换句话说，民国时代的国家预算除了打仗，就只能用于养兵、养官、养公知，全部分光吃净，根本不发展，根本不管老百姓饿死穷死。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文人“公知”们“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车”的神仙日子。

　　(这才是文人“公知”最关键最核心的目标：国家收入应只用于养文人“公知”而不应用于干别的。文人“公知”的全部主张无一不围绕这个核心打转：第一，市场化自由化、不要国营企业、一切市场说了算、国家不管——国家的一切科研基建预算可以取消了。第二，救灾慈善事业私有化社会化——国家的救灾防灾费用也可以取消了。第三，“爱好和平”、“负责任大国”、“取消核武向美国买和平”、“国际仲裁”、“主动裁军”……不要怕被侵略，因为不是侵略而是“文明扩展”，当“三百年殖民地”是好事……总之一句话：不用战备，不用养那么多兵——军费可以省下来了。第四，“小政府大社会”，不用养官——行政费可以省下来了。第五，“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人大张鸣)——警察费也可以省了……弯弯绕绕七扣八扣，结论是其他一切都该砍，唯独用于养文人“公知”的国家预算不能砍，不但不能砍，而且还应该大涨特涨多多益善——“优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电信诈骗犯花言巧语头头是道了半天，结论一定是你的钱全该给他；文人“公知”慷慨激昂天花乱坠了半天，结论一定是国家预算全该给他——有区别吗?)

　　“民国范”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要实现“民国范”必具备以下客观条件：

　　1．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只要有预算用于国家发展、抗灾救灾，还怎么可能有钱让那么多吃皇粮的文人“公知”过上“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神仙般日子?神仙也没这本事。要“民国范”就休想国家发展、抗灾救灾；要国家发展、抗灾救灾就休想“民国范”，二者必居其一。 .

　　2．殖民地半殖民地、内战内乱——不使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内战内乱状态，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国家不发展、停滞不前、不管百姓死活”——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宗主国才决不会愿意自己的属国和附庸发达起来，才决不会在乎当地老百姓的死活；只有处于内战内乱的国家才会顾不上发展、顾不上老百姓的死活。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3．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只有军阀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才能迫使枪杆子不得不笼络笔杆子，不得不把“重教育”当成唯一可行的形象工程，不得不倾国家政权之力专门优待文人“公知”。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严密完整的利益链：要有足够的政府预算确保文人“公知”的“民国范”待遇，就必须“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必须“国家不发展、停滞不前、不管百姓死活”。而只要中国不处于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内战内乱的殖民地半殖民度状态，就不可能允许不发展，不可能容忍“实现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这就决定要实现“民国范”，就必须使中国处于四分五裂内战内乱军阀混战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民国范”证明文人“公知”的切身利益在于使中国不发展、不统一、不和平、不独立，在于使中国停滞不前、动乱、分裂、内战、军阀割据、当殖民地半殖民地——禁止中国工业化，禁止中国发展，开历史倒车，制造动乱重新分裂中国，逼中国退回到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的状态中去。而要如此，就必须“不许爱国”、“不许救国”、“不许强国”、“不许为人民服务”、“卖国有理”。因此：

　　“民国范”=中国停滞不前零发展=禁止中国发展=制造动乱分裂=内战内乱=军阀混战=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卖国有理=不许爱国、不许救国、不许强国、不许为人民服务=反动倒退开历史倒车

　　回顾总结如今大闹“民国范”的文人“公知”的言行，无一不符合这个大方向：

　　1．教唆煽动制造动乱、分裂、内战、军阀割据、军阀混战：

　　煽动“民国范”最积极最狂热的干将之一、人大“公知”张鸣千方百计用尽各种美丽语言要人们相信乱世好，不仅不可怕，而且象田园诗一般浪漫有趣——“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那个时候流氓土匪好像也想很精彩，干了一些事，像杜月笙这样的都很精彩”、“民国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色彩的时代”、“有意思，好玩”、“连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

　　注意：“乱世有自由”不假，但乱世最大最可怕的“自由”是什么?是“杀人自由”，是强者可以随心所欲杀戮弱者，是老百姓的命可以随意被草菅被剥夺。人大张鸣热情讴歌“乱世自由”时，处心积虑地回避了这一最关键的要害。他精心列举用以证明乱世生活多么美妙的例子全是乱世中的强势者——文化人、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有半个普通老百姓吗?张鸣既然号称历史专家、专长民国史，岂能不知民国时期老百姓动辄成十万上百万地被饿死病死穷死的残酷事实?岂能不知民国乱世中能“有故事，个性鲜明”、“有意思，好玩”、“活得人模人样的”只有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之类，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明知这一切还拼命赞美乱世，更处心积虑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杀人如麻描绘得如同小孩过家家闹着玩一般，不但一点也不可怕，而且还很浪漫很有趣，简直如同看戏一样是乐事——“军阀战争相当文明”、“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战争力度不大”、“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这等于说：“上吊不可怕，很有趣，不信试试?”“毒药不可怕，很好吃，不信尝尝?”——“乱世不可怕，军阀混战不可怕，有意思，很好玩，不信试试?”这不是教唆煽动鼓吹动乱又是什么?

　　文人“公知”并不满足光靠借古喻今旁敲侧击煽动动乱，而直接了当赤裸裸公然鼓吹“颜色革命”推翻政府：“晚清新政时期的商会很牛，如果地方督抚政策不对，他们不同意，先提抗议，不行，就通电全国，再不行就上街游行，再不行，就武装游行”(人大张鸣)、“已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有些情况下，适度的暴力已是难以避免”(萧瀚)、“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杨恒均)。

　　甚至已经有了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等反面例子、无数残酷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人权高于主权”、动乱内战无政府是多么可怕之后，文人“公知”仍然拼命让人们相信内战无害、动乱可爱、“人权高于主权”神圣正义——“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南方周末》)“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人大张鸣)、“伊拉克9年沧桑巨变，戳穿了多少谎言”、“十年GDP增长八倍伊拉克战后经济复苏强劲”(陈有西)

　　文人“公知”不仅有言，更有行——利用篡夺到手的决策权、行政权、建议权“顶层设计”出一切能制造贫富悬殊、加剧贫富对立、激化社会矛盾的“改革措施”制造不满、引发动乱：“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你就不配活着!”、房地产狂热、毁田盖房、“突破十八亿亩红线”、金融陷阱、有毒有害食品、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同时用各种连环套诡计制造“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先教唆犯罪再打击犯罪；先引诱腐败再追究腐败；先制造道德败坏再遣责道德败坏；先制造令中国人憎恶的社会丑恶再声讨丑恶，并把人们的憎恶引向制造动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腐败有利”、“利用腐败”、“宽容腐败”、鼓励损人利己、追求奢侈、勾心斗角、自私自利、投机取巧、“死磕律师”、“群体事件”……

　　2．教唆煽动卖国有理、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爱国有罪、不准爱国：

　　再没有任何东西比“爱国贼”这一词更能证明文人“公知”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对立、水火不相容——要实现“民国范”就必须“国家零发展”；而要爱国就不能容忍国家落后挨打停滞不前零发展，这就决定“民国范”绝对容不得“爱国”，于是就有了“爱国贼”这一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罪名，就有了文人“公知”对一切爱国言行爱国者的无孔不入的疯狂大围剿：

　　“三百年殖民地”(刘晓波)、“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马立诚)、“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朱学勤)、“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为汪精卫辩护”(章怡和)、“假如日本统治中国中华民族将更壮大”(文怀沙)、“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真正爱中国的，就一定要给美军带路，只有敢于为中国人民流血的美国大兵，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金陵客”)、“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袁裕来)、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自找的、日军南京大屠杀中举行的入城式是“在世界历史上永放光彩的南京入城仪式”(复旦冯玮)、“我们不需要《惩治汉奸言论法》”、“‘汉奸’这个词本身就非常不确定”(南方都市报)、“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庞中英)、“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凯迪论坛)、“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秦桧站起来”……

　　3．不许中国发展、不许中国工业化现代化：

　　文人“公知”不敢直截了当宣布“不许中国发展、不许中国工业化”，于是对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切无不否定，冷言冷语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极尽挖苦贬损之能事，让人们不知不觉否定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切，不知不觉产生印象：中国搞工业化现代化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从而得出“不要搞工业化、不要发展”的结论：

　　“原子弹还不如茶叶蛋有用呢”(袁腾飞)、“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日本没搞两弹一星，人民生活比中国好一百倍。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人大张鸣)、“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他妈的奇迹!”(南方报系)、“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童大焕)、“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王福重)、“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 (茅于轼)、“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顺利实现和平崛起销毁核武对华有十大好处”……

　　文人“公知”的一切言行全部指向一个总目标：历史大倒退——消灭掉中国革命造成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一切成果，使中国重新零发展，重新倒退回民国，倒退回军阀割据、内战内乱、落后挨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要实现“民国范”，就必须使中国处于这种状态。

　　(以人大张鸣为代表的文人“公知”毫不讳言要使中国倒退回民国：“不能一言蔽之说民国没有搞好就否定它”、“民国的课题是今天我们的课题”、 “我们还得重新翻这一页”、“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慢慢把民国办好”——既然文人“公知”宣称“民国样样都好”、“自称国粉儿(民国粉丝)”、“对民国文化、民国精神民国服饰都十分怀念”，那实际就是公然宣布：民国之后的新中国样样都不好——国家统一不好，国内和平不好，独立自主不好，人民团结不好，工业化现代化不好，国家强大不好。既然一切都这么不好，那结论当然是中国必须退回到民国——退回到那个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去。)

　　分析“民国范”产生的历史条件可知，“民国范”的受益人只能是吃得上皇粮的文科类学者教授——当年的“民国范”几乎都是“国立XX大学”、“省立XX大学”的文科类学者教授；如今闹“民国范”最起劲最嚣张的几乎都是公有制大学和体制内机构的文科类学者教授。这就解释了几个疑问：为什么最积极闹动乱、闹分裂、闹历史虚无主义、闹“爱国贼”的文人“公知”几乎全是公有制大学和体制内机构的文科类学者教授?为什么吃共产党的饭的文人“公知”那么拼命砸共产党的锅?为什么最积极闹私有化市场化的文人“公知”从来不主张大学私有化市场化?

　　分析“民国范”的利益关系可知，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并非因为跟毛泽东有私仇，而是因为“民国范”的利益容不得爱国——要实现“民国范”就必须“国家零发展”，要爱国就不能容忍国家落后挨打停滞不前零发展。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民国范”与“爱国”水火不相容。任何人，只要爱国之心未泯，就不可能为“民国范”的利益所容，即使“跟毛泽东切割”也没有用。妖魔化毛泽东不过是文人“公知”们“禁止爱国”的一种手段——文人“公知”不敢直截了当宣布“为了我文人‘公知’能‘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专车’，必须让中国零发展，即使分裂挨打、老百姓每年饿死几十万上百万也在所不惜”，只是给你树立起一正一反两个样板：正面样板——大肆美化这样做的民国军阀；反面样板——大肆妖魔化不这样做的毛泽东。这一吹一骂一褒一贬本身就表达了立场，表明了态度——“能做不能说”：不说“不许牺牲文人‘公知’的‘民国范’特权、即使遭受侵略、老百姓平均每年饿死3百万到7百万也不得例外”，只是大肆赞扬这样做了的民国军阀、大骂没有这样做的毛泽东，这就等于这么说了——不说“必须给我行贿”，实际谁行贿就提拔谁，谁不行贿就罢黜谁，这不就等于说“必须给我行贿”吗?不说“不许爱国”，实际上谁爱国就妖魔化谁，谁卖国就美化谁，这不就等于说“不许爱国”了吗?——这叫“行为艺术”、“此时无声胜有声”。

　　——乾隆时代，中国文人“公知”陶醉于“天朝大国”的鼎盛繁华，对马尔嘎尼介绍的西方先进科技成果无动于衷，拒绝承认落后，更谈不上让中国急起直追。

　　——民国时代，中国文人“公知”沉湎于“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美妙日子，对军阀割据、四分五裂、落后挨打、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危局无动于衷，不思让中国急起直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人“公知”狂怒于毛泽东为救国强国而触动自己“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特权，破口大骂、耿耿于怀，对中国人记忆犹新的抗日战争的血淋淋惨痛教训——“必须不惜一切迅速工业化”无动于衷，公然反对中国急起直追。

　　——如今，中国文人“公知”大闹“民国范”，用“民国样样都好”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笔勾销新中国的一切——国家统一、国内和平、独立自主、人民团结、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强大；不但否定毛泽东带领中国急起直追取得的一切，而且要摧毁这一切——推倒重来，开历史倒车，让中国退回到那个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民国”去。

　　上述事实证明：这些享有特权的中国文人“公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中国发展；不管中国挨打没挨打，不管中国处境如何——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好、落后挨打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也好、“必须迅速现代化工业化”这一抗日战争的血淋淋教训记忆犹新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也好、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工业化终见成效、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已被扭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也好——文人“公知”的主张从来不变：“中国零发展”、“中国发展零预算”。原因很简单：只要中国发展，最需要的人才就不可能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千年来垄断独霸的特权地位要就受到威胁。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文人“公知”的既得利益都在“使中国停滞不前”，为此不惜使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不信总结归纳如今中国文人“公知”的言行，是总在赞美中国统一和平还是总在叫嚣中国分裂动乱?是总在赞美独立自主奋发图强还是总在叫嚣卖国投降当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总在积极肯定中国的一切还是总在冷嘲热讽挖苦贬损中国的一切?一人两人、一事两事、一次两次可以说偶然，但这么多文人“公知”这么长时间这么多言行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绝非偶然了。事实、逻辑、大数据——铁证如山，绝非言词所能否认。

　　文人“公知”用“中国零发展”反对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化，在乾隆时代或可以辩解为狂妄自大，在民国时代或可辩解为鼠目寸光，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或可辩解为利欲熏心，在今天则无可辩解，不折不扣的一贯反动、彻底的丧心病狂——不但不准中国发展，而且还要开历史倒车，把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硬拽回到落后挨打、四分五裂的原始起点——民国：今日文人“公知”大闹的“民国范”本质上是一场历史反动大逆流：为了确保我文人“公知”的“民国范”——“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必须“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为了“国家发展零预算、抗灾救灾零预算”，必须使中国回到军阀割据；为了使中国回到军阀割据，必须制造动乱、必须禁止爱国、必须爱国有罪“爱国贼”、必须否定一切爱国英雄、必须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就有了“民国范”这场“反统一、反和平、反发展、反爱国、反救国、反强国、反爱民、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动大逆流。

　　“民国范”已经成了文人“公知”的行动代号——不必具体说“袭击珍珠港”，只要说“攀登新高峰”就够了；不必具体说“入侵苏联”，只要说“巴巴罗莎”就够了；不必具体说“灭绝犹太人”，只要说“最后解决”就够了；不必具体说“为了我文人‘公知’的特权，必须使中国停滞不前不发展、陷入动乱、分裂、内战、军阀割据、军阀混战、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只要说“民国范”就够了。

　　既然“民国范”的受益人只能是吃得上皇粮的文科类学者教授，那就意味着今日最大最积极分裂中国、搞乱中国、制造动乱的群体一定来自公有制大学和体制内机构的文科类学者教授——这个群体的人只要认同“民国范”，就一定反华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反中国革命，一定大闹历史虚无主义大肆鼓吹煽动动乱，绝无例外。道理很简单：“民国范”意味着把国家发展的资源用于确保文科类学者教授“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认同国家发展、认同爱国救国强国、反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文科类学者教授一定不赞同如此，一定反对“民国范”。而文科类学者教授只要认同“民国范”，就不可能不以既得利益者自居，不可能不为重现 “民国范”创造必要条件——使中国停滞不前不发展、陷入动乱、分裂、内战、军阀割据、军阀混战、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由此可知如今中国最危险的事是任凭认同“民国范”的公有制大学和体制内机构的文科类学者教授掌握国家权力——你再优待再信任，能给这个群体“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的待遇吗?能，国家还怎么发展?不能，那又靠什么让这些公然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不生二心、不萌反意、不明里暗里使坏?民国时代国家民族那么贫穷落后悲惨可怜，人家的日子照样那么滋润，可见文人“公知”的幸福起码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毫无关系。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跟国家民族命运毫无关系的人掌握，起码是极不负责。而实际上只要认同“民国范”，那就意味着文人“公知”的幸福与中国的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密不可分。让这样的人掌管大权、“顶层设计”中国的未来，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民国范”闹剧告诉人们：历史上中国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周期性动乱，为什么落后挨打——非洲人、印第安人落后挨打是因为没发展起来，而中国人落后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人笨、不会发展，而是因为中国文人“公知”太坏太刁太歹毒，不但不准中国发展、千方百计拦着你发展，而且你刚一发展起来就给你闹动乱把你打回去——别以为这种历史倒退是过去的故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就在如今，就在人们眼皮下，一切又正在重演——经过精心的伪装继续重演：

　　——文人“公知”已经篡夺了大量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学而优则仕”、“法政官僚治国”；软权力——“真理解释权”、“普世价值”。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剥夺了别人的思想武器，给自己制造出了“免死金牌”——取消阶级斗争，取消反革命罪，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从而可以肆意诬蔑诽谤一切爱国者而不受任何真正的惩罚。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在一大群人心目中颠倒了最基本的历史是非——中国革命坏，根本就不该闹共产党；爱国坏，都是“爱国贼”；卖国好，该当“带路党”；彻底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命运、使中国统一和平强大的毛泽东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卖国投降的汉奸卖国贼倒成了“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英雄；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无是处，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平均每年饿死300万到700万人的民国反而“样样都好”……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制造出包庇保护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所必须的法律环境——用“追诉期已过”保护谋害杨靖宇将军的叛徒内奸；用“亲属才有权起诉捍卫名誉权”保护一切对革命烈士英雄的诬蔑。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造就排斥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独霸权力的大环境——用“文凭主义”、“精英主义”把一切工农干部赶下台；用“法政官僚治国”排斥一切非文人“公知”——“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陈有西)“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刘启云)、“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胡星斗)“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朱学勤)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用“民国范”使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以为中国的出路在倒退回民国，即倒退回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内战内乱、落后挨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利用篡夺到手的软硬权力“顶层设计”出种种激化中国社会矛盾的“改革攻坚”——“铁面铁腕砸三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贫富极端分化”、“腐败有利”、“房地产狂热”、“金融陷阱”、假冒伪劣、遍地污染、有毒有害食品药品……

　　——文人“公知”已经成功地使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以为解决中国的矛盾要靠分裂动乱——“颜色革命”、“民主化”、“宪政民主”、“一人一票”、“死磕律师”、“群体事件”……

　　只要文人“公知”独霸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局面不变，就凭“学而优则仕”和“真理解释权”这硬权力和软权力就能源源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等所有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有切身体验、知道中国革命的意义的人自然消亡、文人“公知”独霸大权，就可以肆无忌惮激化矛盾、制造动乱。只要制造出动乱，文人“公知”就创造出恢复“民国范”所必须的条件，就大功告成，就实现了历史大倒退——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周期性历史大倒退就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名义重复了。

　　如此“民国范”是不是比“逼父母卖肾买名牌”更丧心病狂凶残无耻上万倍?

　　你愿意被当成“肾”买掉、供文人“公知”们“天天下馆子、一年一套四合院、佣人门房特等车”吗?如果愿意，那我无话可说。如果不愿意，起码可以大声疾呼引起人们的警觉：不要让中国历史上一再倒退的悲剧重演。有效无效，责任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