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国——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

 中国——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张宏良

示威游行队伍强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

示威游行队伍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

五四运动标语

五四运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张宏良按：今天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四运动是把中国推上世畀政治文明前台的文化拓展运动，而绝不象主流舆论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迎接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西方文化洗礼运动。

　　之所以发表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的这篇旧文，是因为文章所谈的问题，仍然是今天面临的问题；文章所揭露的关于五四运动的谎言，仍然是覆盖今天朝野的谎言。如果去掉日期，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今天的文章。所以，仍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场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波澜壮阔的伟大序幕，由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引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前台。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历史飞跃和伟大转变——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其间，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当今世界发展的人本化、一体化、信息化、虚拟化趋势，就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因素。而人类社会实现着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过程，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崛起，东西方文化的转变，世界历史的飞跃，21世纪所有这些伟大历史事件能汇聚叠加在一起，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虽然由当初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到其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再到今天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及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实现的，但是这一伟大转变过程的历史起点，却是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把中国推上世界政治文化前台的文化拓展运动，而绝不像一般教科书宣传的那样，是什么迎接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文化接受运动。从那时起到现在的90年，恰恰包含了三个完整的历史阶段：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1979年到2009年对革命的清算过程。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让中国人民见证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理想与欲望、人与兽之间截然相反的两个文化极端。从而，历史才把执掌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龙头的大任，放到了中华民族的肩上。通过对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简单比较，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逐渐走上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脉络。
　　一，告别全盘西化的亡国之路，提出民族自救的世界级任务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民族总是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候绝处逢生。五四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而造成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历史惨祸的，不仅不像改革教谣言散布的那样，是什么闭关锁国、僵化保守，而恰恰是全盘西化、彻底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从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改革开放最彻底的国家，是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彻底改革开放。先是30年洋务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用主权换和平、用资源换技术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外资潮水般涌入中国，与官僚资本一起瓜分控制了中国经济资源和经济命脉，把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迅速变成了惊人财富。从1861年领导改革开放的总理衙门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其间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后来1979年到2009年间的经济成就，GDP总量世界第一，海军规模亚洲第一，仅四大水师之一的北洋水师战力就曾超过日本海军。经过洋务运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肥大的国家，肥大得让所有西方列强都垂涎欲滴，首先是弹丸小国日本按奈不住强烈食欲，于1895年派出十多艘军舰，一战全歼北洋水师，从中国获得了超过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战争赔款，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十分轻松地落入了日本手中，中国老百姓甚至没有享受到其中一分钱的经济成果。甲午战败及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被日本人占有，标志着当初建立在镇压太平天国人民革命基础上的洋务运动已彻底失败，所谓改革开放已把中国送上了亡国不归路。
　　洋务运动造成亡国大祸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买办集团腐蚀掉了国家力量。他们打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旗号，让天下资源尽数落入官人和洋人手中，联手洋人架空朝廷，官权泛滥，腐败透顶，朝无廉洁官员，军无爱国将领，国家肥大得没有了一块骨头，根本经受不起任何折腾。就以甲午海战为例，当时如果没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向日本舰队提供燃料等物资，日本舰队根本无法同北洋水师抗衡。二是汉奸集团腐蚀掉了民众力量。他们把西方文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注入中国社会，把中国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用动物本能代替道德法则，把全国民众撕裂成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只有生物本能反应的一盘散沙，在外敌入侵面前，要么选择本能顺从，要么选择理性爱国，所谓理性爱国，说白了就是充当汉奸。甲午战败表明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临头，买办集团主导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一条死路，在改革开放中孽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立，无论任何国家入侵中国，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入侵者立场上，这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能轻松打败中国的根本原因。在此需要弄清的是，在洋务运动中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把中国推上亡国死路，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所未有，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失误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和中国同时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与中国改革路线完全相反，采取了“王政复古”的强国战略：一是在国家层面铲除买办集团，通过效忠天皇来加强中央集权；二是在民间层面铲除“汉奸势力”，通过宣扬武士道来推广爱国主义牺牲精神。正是通过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改革路线，一个弱小落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改革路线，给两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相反命运：弱小的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庞大的中国成为世界最肥大的国家。
　　这个反差如此巨大的活生生事实，无论是表面上领导改革开放的朝廷政府，还是实际上支配改革开放的洋务派改革精英，抑或是稍微关心时政的一般百姓，无一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甲午战败后，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被日本人尽数掠去，西方各国纷纷公开向中国派驻军队，买办集团更是甩开朝廷政府公开与洋人瓜分中国资源，西方列强通过贿赂李鸿章等改革精英，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和中国领土，越来越大规模分割中国主权，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只剩下政治统一的国家空壳。此时，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大祸的唯一选择，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铲除买办集团，也就是后来五四运动提出的“内惩国贼，外争主权”。这一点，连亿万普通百姓都看得十分清楚。可是，当时主导中国改革开放舆论的西方列强，却通过中国改革精英大肆散布祸国殃民的历史谎言，认为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问题完全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把改革矛头指向了将中国变成西方殖民地的最后一个环节：消灭中央集权。于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头上，战乱和屠杀成为其后几十年一直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死亡阴云。男人随时会被屠杀，女人随时会被强奸，成为宪政改革带给中国人民的基本命运。那些伪自由派、美国鹦鹉等极端右翼卖国势力，总是利用人们的单纯说什么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宪政，才能建成强大和谐的国家，这就如同说只有像狼群生活那样没有栅栏，羊群才能避免被狼群猎杀一样荒谬。历史上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最大规模屠杀，屠杀八千万印第安人，屠杀几乎同样数量的非洲黑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无一不是发生在欧美宪政时期。宪政民主不过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屠杀有色人种的一种组织方式，如同没有栅栏是狼群猎杀羊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如果以此为根据要求羊群拆除栅栏保护，无疑是对羊群的谋杀。当时中华民族就成为西方狼群的猎杀对象。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是对中国的催肥过程，那么接下来八国联军建立刺刀宪政的政治改革就是对中国的宰杀过程。看到中国甲午战败后被日本一次性就掠去了相当于4年多的财政收入，西方列强眼馋嫉妒得几乎要疯了，比西门庆看到潘金莲被武大郎拥有还要更加愤愤不平，于是，所有西方列强如同狼群般地一起扑向了中国。西方列强甚至不通过中国政府随便建立自己的特权，不仅西方资本、西方商人、西方教士等可以随意进出中国，享有各种法外特权，甚至连西方军队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如同年老色衰的婊子般被抛在一边，最多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西方列强搂着中国买办集团忘我狂欢的激情放肆，严重刺伤了晚清王朝的国家自尊，曾经声称情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都已感觉到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她想到了民众，想利用义和团恢复大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民众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毅然放下了屡屡遭受清王朝屠杀镇压的阶级仇恨，义无返顾地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抗战大旗，继被全部屠杀的太平天国之后，再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在民众抗战热潮的鼓舞下，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之辈毅然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第二次是抗美援朝打败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一战而雪百年耻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官权的王权与民权直接结合。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后，那些声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洋务派买办集团，如同后来叶利钦搞独联体架空苏联总统戈尔巴桥夫一样，联合11个省搞“东南互保”，甩开中央政府直接与西方列强签署投降协议，公开与西方列强结成同盟，带走了大清王朝几乎所有的军队。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十分奇特的不均衡战略对峙：一边是一无所有的王权和同样一无所有的民权相结合，一个老太太率领着一帮手无寸铁的农民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另一方面是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军事和领土的官权与世界列强组成的洋权相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刚一对外宣战，控制这个国家绝大部分资源和军队的精英集团，就整体倒向敌人并与本国人民为敌，还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不用出手便胜负已定，况且慈禧太后只不过是把义和团作为同买办集团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本就没指望义和团能够取得抗战胜利。所以战争一打响，慈禧太后便匆忙踏上了茫茫千里的逃亡之路，把成千上万群龙无首的义和团民众丢给了八国联军尽情屠杀。可叹义和团再次重演了太平天国的惨烈场景：被全体屠杀，无一幸免！
　　所不同的只是：太平天国是被领导改革开放的洋务派领袖屠杀掉的；义和团是被改革开放引进的西方列强屠杀掉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几乎都是对太平天国实行大屠杀的刽子手，特别是曾国藩实行的“南京大屠杀”，全城男女老少一个不漏地全部杀光，远远超过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当看到八十年代翻案风席卷中国大地，曾国藩被平反昭雪进入全国书店和课堂时，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唯一被多次频繁屠杀的民族，为什么所有外国军队只要一踏上中国土地，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大屠杀。从现代中国文化精英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中，人们自然就会得到答案。歌颂大屠杀的刽子手和咒骂被屠杀的人民，是中国文化界独有的黑暗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和咒骂被屠杀人民的知识阶层，唯独只有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歌颂除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外的几乎所有屠杀本国人民的刽子手，之所以没有歌颂日军“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是被美国领导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否则，松井石根肯定也和曾国藩一样进入了中国大学课堂。可见，大屠杀的真正凶手并不仅仅是松井石根和曾国藩那些下令屠杀的人，同样应该包括那些歌颂大屠杀的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的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被绳之以法，即使在那些法度废弛的国家，也会被老百姓严厉惩处。只有中国，知识精英在肆无忌惮地歌颂八国联军的大屠杀，在肆无忌惮地咒骂因反抗外来侵略被屠杀的义和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歌颂曾国藩与八十年代末的历史悲剧绝不仅仅是历史巧合，目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伪自由主义对八国联军大屠杀的无耻歌颂和对义和团的恶毒咒骂，同样在预示着新的历史大屠杀在不断迫近，只要中国还没有像以色列那样，把歌颂八国联军大屠杀和咒骂义和团的暴徒绳之以法，第三次“南京大屠杀”就不可避免。
　　在镇压义和团和京津大屠杀的血泊中，八国联军用刺刀迅速建立起了中国的宪政制度。对外宣战后便匆忙西逃的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被迫发布了《钦定宪政大纲》，向西方列强保证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这才换取了返回北京维持傀儡政权的暮年命运。与洋务运动历经34年的经济改革相比，西方列强显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更加迫切，只不过短短5年时间便用大屠杀的方法，急不可奈地把中国推上了宪政道路。估计现代许多西方政治家都十分熟悉这一过程，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就曾多次采用威胁口吻警告中国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否则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在八国联军京津大屠杀和刺刀逼迫下建立起来的宪政中国，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更像是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对于一心想独吞中国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听命于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严重妨碍了日本人的侵华战略，于是便支持革命党人推翻了大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了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那种封建割据状态，为下一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大清王朝这个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被推翻后，西方列强开始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宪政模式。一时间，中国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万国博览会”，什么法国的共和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等，几乎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在中国试了个遍，仅民国初年就举行过两次全国大选，走马灯式的连续换了32个总理。结果却是中国越来越弱，越来越乱，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成为西方殖民地，最后完全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历史绝境。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是在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和八国联军的政治改革已把中国推入历史绝境，中国已被全盘西化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在被西化到几乎亡国条件下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绝不再可能是接受西方文化的运动，无论是什么“西方先生”都不再可能被接受，而只能是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运动。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五四运动之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西方世界推入了战争的血泊之中，彻底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血淋淋的兽性本质，再对照西方列强为瓜分中国制造的封建军阀割据战争，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青年彻底看清了全盘西化的亡国性质，坚决打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开辟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时代。虽然反帝反封建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救亡旗帜，但是反帝反封建却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任务，当时不仅中国，包括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而当时同时提出反对国际民族压迫和国内阶级压迫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担负起了世界级的历史任务。从那时起到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其间3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独立发展道路，正是中国独立发展道路的普遍示范效应，才推动了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往人们总是错误地把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结果。其实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胜利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主要是对有色人种的掠夺、征服和杀戮，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表现为对白种人的殖民化。所以苏联东欧这些国家也就没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工人无祖国便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什么历史贡献，有历史贡献的主要是中国。
　　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重心
　　如果说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30年，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30年，那么1949年到1979年则是中国人民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推动世界政治文化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而一度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30年。在这第二个30年里，中国主要有3件事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以往世界政治斗争固有的历史逻辑。这3件事情就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平改造的经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这3件事情都与当初的五四运动有关，或者说是对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和平改造。采用和平方式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同时解放出来——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物质解放和剥削阶级的精神解放，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的伟大历史创举，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阶级交替，无论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暴力始终是旧制度的送别者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对生产资料进行暴力剥夺，对旧的阶级进行暴力镇压，对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战犯进行暴力惩罚，一直是社会革命不变的主题，几乎所有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唯独中国开创了和平改造的历史道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剥削阶级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把皇帝和国民党战犯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把日本战犯和平改造成为和平人士和友好使者。所有这些，都为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一下世界发展史就会发现，50年代中国和平改造运动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暴力斗争转向了和平斗争。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客观上成为世界政治斗争方式转变的历史转折点。有时候，观察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对世界影响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比一下该历史事件发生前后世界发展方式的变化，如果该事件发生后世界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重大变化，就是该事件的重大历史作用。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就对世界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标志性作用。
　　长期以来教科书上有一种传统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和平改造能够成功，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有关系。其实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并不会减少和平改造的艰巨性，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和改造者的工人阶级同样也不成熟。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无论从革命进程来看还是从领袖人物来看都十分明显。中国革命的基本进程是农民进城解放工人，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是工人下乡解放农民。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不成熟的标志，就是都不能从阶级内部产生各自合格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曾经有两个来自于工人阶级的领袖：民主革命时期有个向忠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个王洪文。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被捕后立刻叛变。相比之下，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反倒十分坚强。对比一下李大钊和向忠发，张春桥和王洪文被捕后截然相反的不同表现，就会明显看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当时与向忠发一起被捕的妓女都没有交代向忠发是共产党，而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刻下跪交代了一切。如此表现连对手蒋介石都感到齿冷，不屑利用，当即下令枪毙了向忠发。事后周恩来也讲：向忠发的品格还不如一个妓女。王洪文叛变后在法庭上对江青的揭发，更是那些工人造反派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耻辱。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反倒造就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更加具有世界普遍性影响，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国家，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工人阶级不成熟的世界，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变革道路更具有普遍价值。中国变革所具有的世界普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全盘西化把中国弄到了差点儿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而使中国具有了对外来文化的历史免疫力，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很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中国能够对世界文化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和平改造旧制度旧阶级的成功，在对世界发展道路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给中国人民自己留下了十分痛苦的政治后遗症。这就是反动阶级没有任何历史恐惧感，一旦复辟便对人民无所顾忌地进行无边报复和全面清算，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历史现象。八十年代末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历史反复，但是除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过对人民的大规模报复和全面清算，唯独中国剥夺了人民的罢工自由、四大自由和福利制度。那些贪官污吏、流氓恶霸以及伪自由派等极端右翼势力，对付人民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残害人民的基本心理。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再回来，他们也没有大虐，充其量也就是再接受一次和平改造。如果到时候摇身一变混得好，还有可能成为各级领导者或者名流贤达，所以今天无论怎么作恶都没有关系。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倒了历史大霉，没有历史恐惧感的精英群体是最野蛮最疯狂的野兽群体，他们加诸在老百姓身上的罪恶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总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那些残害百姓的作恶者唯一感到惧怕的就是等待他们的暴力惩罚，此外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所以连慈悲为怀的佛教都用轮回报应来恐吓作恶者，基督教更是用极端恐怖极端暴力的可怕地狱来警告作恶者。由于残害人民的作恶者最惧怕暴力，所以他们就竭力妖魔化暴力和竭力歌颂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永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抽象问题，永远是一个可以由作恶者随便解释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老百姓永远弄不明白的问题。所有问题只要一归结到制度上，作恶者立刻就会彻底解脱出来，无论双手沾满多少鲜血，都会立刻变得十分轻松干净。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会如此无耻地忽悠老百姓；全世界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会如此天真地听信这种无耻忽悠。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会产生如此无耻的知识精英和如此天真的老百姓。
　　这就是中国和平改造的副产品和后遗症。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后，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给社会主义下过的唯一定义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在思考摆脱“兴衰周期率”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到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课题。因为以往社会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特定阶级特定集团的自由和民主；封建社会的自由民主，是当权者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是有钱人的自由民主；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把老百姓排除在外。封建社会以官为本，实行的是权力一花独放，官府一家独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为本，实行的是金钱一花独放，老板一家独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胜利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共产党一家独鸣，并且全世界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和共产党一家独鸣，是不容怀疑的天经地义。当时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各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疯狂攻击，以及文革结束后中国打着“拨乱反正”旗号全面恢复苏联体制，就反映了当时苏联东欧共产党和中共党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从那时起，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毛泽东便开始和他的国内外同事分道扬镳，走上了党内越来越孤独的道路。在阶级社会中，坚持人民利益的政治家永远都是孤独的，坚持人民利益的人民领袖则更加孤独，因为人民领袖唯一拥有的就是人民，而人民又被庞大的官僚机器隔离在高墙大院之外。在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在用毕生精力同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作斗争，而其他所有国内外领导人都顺应了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成为这架庞大官僚机器的政治傀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仅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民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问题。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由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竞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后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通过恢复剥削和压迫来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又受着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约束，难以彻底恢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结果就是发展动力越来越弱小，发展越来越缓慢，社会越来越僵化，人民越来越不满，直到最后被人民所推翻。显然，社会主义要想长远发展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必须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不如说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毛泽东独自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竞赛和整个社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应该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第一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第二次是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世界数百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第三次。只是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失败了。失败不仅仅是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社会的反对，主要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的反对，特别是刘少奇在理论上和邓小平在实践上的反对。
　　虽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根本一致的，但是在党群关系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讲，实行人民民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还是单方面保持党对人民群众的绝对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人民利益的毛泽东，与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党群关系上中国官僚集团的政治宣言。其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依靠群众监督，而是依靠自身修养。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才会既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又能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民主运动。只是由于这场人民民主运动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她的迅速失败。一是共产党内“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势力相当强大，强大到能够把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反对力量毫不费力地碾成粉末；二是当时的传播手段决定了参与鸣放的不是人民群众，而大都是敌视人民利益、敌视人民革命的知识精英，他们迅速把矛盾推向极端，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党内反对派以此为根据向毛泽东摊牌，一下子把毛泽东逼入了政治死角，逼使毛泽东被迫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变成了反右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对手乘机实行反右扩大化，一夜之间把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更严厉打击了知识分子，可谓名副其实的一箭双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是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到的第一次巨大失败，并且失败得一塌糊涂。而在党内一直没有什么威望的刘少奇大获全胜，大家很少注意到的邓小平更是一战成名，二人双双成为中国官僚集团公认的政治领袖，中国刚刚建成的社会主义摩天轮缓缓开始了历史倒转。
　　虽然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失败了，但是采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方法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大家不妨对照一下50年代前后的美国，就可以看出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对世界的影响。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典型代表，可是在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前，美国对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政治迫害和恐怖手段，连美国自己后来都承认不亚于法西斯纳粹，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只是在50年代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才走上了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争论的发展道路。所以，虽然按照西方文化“只向胜利者致敬”的规则来衡量，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本身，标志着中国已开始接近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然格局，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让人想起了流传民间的那个佛魔对话——
　　魔对佛说：你在，我没有办法；等你不在了，你的护法不在了，我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灭。
　　佛听后潸然泪下。
　　只是毛泽东没有潸然泪下，而是以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伟大胆略，以空前绝后、独步千古的大无畏精神，以人民之神、民族之神的超凡能力，为保证身后“佛法不灭”而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护法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三，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虽然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当今信息革命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事件，但是这三大革命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自然进程，是社会生产力领域自发形成的革命，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革命能够和文化大革命相媲美。在文明社会之前的蒙昧社会，由于人类还没有从自然界完全独立出来，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历史事件，所谓猿人从树上落到地面、直立行走、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也只不过是生存方式的改变，人类并没有成为自觉的主体；而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始终处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中，始终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人类不仅没有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自觉主体，反而堕落成为自然界唯一互相残杀的生物；20世纪初由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原本以为找到了摆脱互相剥削互相压迫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才发现，仍然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差别只在于以往是遭受资本家集团的剥削，现在是遭受官僚集团的剥削，其它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大众政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摆脱精英统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彻底摆脱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革命，也是人类第一次试图真正能够掌握自身命运、成为自觉主体的革命。
　　所以，就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言，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无法和文化大革命相比较，文化大革命决定了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就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政治文化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只此一点，就会使中国人在整个21世纪发展过程中充满自豪和骄傲。将来的人们或许会忘掉人类历史上所有曾被称颂为辉煌的革命，但是唯独不会忘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她是人类自觉掌握自身命运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无论这一部分人多么优秀——成为人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生命——而只不是少数英雄圣贤的生命——都能升华为崇高精神现象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大师高僧——都能感受到生命崇高感的历史的开始，总之，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这就是了解那段历史的底层民众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原因，因为是毛泽东，并且只是毛泽东，让他们曾经感受过人的生命，曾经感受过自己是人，并且还是充满生命崇高感的人。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都是通过折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直接拉开了世界新世纪的历史序幕。六十年代的中国完全成为世界政治旋流的中心，中国红卫兵掀起的巨大政治风暴迅速席卷全球，恰如毛主席诗词中描绘的那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急剧变革时期，并且所有变革的历史节奏都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脉搏而跳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括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北美和欧洲，到处都是佩带红袖章的红卫兵，以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黑人抗暴运动为代表的造反运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通过“造反运动”这一崭新的大众政治手段，与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建立了一种暴力均衡的“豪猪关系”，获得了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生活。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以暴力手段灭绝了印地安人以后，便开始了历时数百年的贩运黑人运动，其间残害了数千万黑人，直到中国文革爆发前夕，美国三K党仍然在随便射杀黑人，黑人却一直不敢反抗，即使反抗也是如马丁·路德·金那样的和平请求。可是，60年代在中国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影响下，以马丁·路德·金被害为导火索，美国黑人积聚数百年的愤怒火山般爆发了，硝烟滚滚的造反大潮席卷美国上百个城市。与此同时，与中国红卫兵运动遥相呼应的美国学潮，海啸般淹没了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学。正是通过铺天盖地的造反运动，美国黑人才终于获得了彻底解放。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美国的黑人运动，就不会有马丁·路德·金梦想的实现，就不会有现在的奥巴马总统，也就不会有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对世界人民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她告诉人们在精英政治之外，还有一种大众政治。而在此之前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无论经历什么革命，历史永远都是在不同的精英集团之间进行选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始终都是被动的历史看客。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民众不再只是被动的看客，不再只是拿着一张选票观看精英如何表演，而是能够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和社会生活的主角。
　　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也是绝大多数人努力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从最初权利集团的统治，到后来资本集团的统治，再到现在精英集团的统治，人类自始至终都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用法国大革命来反抗权利集团的统治，用十月革命来反抗资本集团的统治，而要想成功反抗当今精英集团的统治，只能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今年年初西方国家爆发的百万民众大***，其本质就是反抗精英集团统治的斗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斗争将是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且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对21世纪中国崛起的信心就来自于此。因为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抓住了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的龙头，谁抓住了世界政治文化的龙头，谁就必然是未来崛起的主体。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让当时的欧洲抓住了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龙头，欧洲便成为工业社会崛起的主体，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抓住了新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龙头，中国也必然会成为21世纪崛起的主体。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中国崛起的政治基础，从那时起，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就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历史越向前走，人们对此就会看得越加清楚。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就是演习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在当时之所以是演习，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的社会条件。而今天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的社会条件越来越趋于成熟，电脑和股票这两个东西在彻底改变世界的同时，正在从根本上瓦解颠覆着精英统治的原有基础，大众政治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在不断形成。以电脑、股票和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形成了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迫切要求，而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途径或者说是唯一途径，就是文化大革命。无论你喜欢也好仇恨也罢，文化大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向人们走来，这已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其实，最为相信文化大革命正在向人们再次走来的，恰恰是中国的右派特别是极端右翼势力，30年来正是他们在时刻不停地一直念叨文化大革命，才使人们没有忘记。环顾当今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所有革命都被人们忘记了，唯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对此，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中国的右派，正是他们30多年坚持不懈地妖魔化文革，才让人们记住了文革，才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知道了极端右翼势力还有一个十分惧怕的事物——文化大革命。
　　三，腐朽文化的万兽魔园，脱胎再造的双重中国
　　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由此走向世界政治文化的前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走上了世界政治文化的前台，那么接下来，中国与所有腐朽文化的大决战将肯定不可避免。中华民族要崛起为世界一体化的伦理引导者，东方文化要复兴为世界主导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有文化展开一场世纪性大决战，其中主要是中国封建文化为代表的腐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代表的兽性文化。只有彻底战胜封建腐朽文化和资本主义兽性文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如同当初在朝鲜战场上，只有打败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站起来一样。要打败所有帝国主义军队，就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恰恰就起到了这种集中作用，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战而雪百年耻辱的历史机会。同样道理，要战胜所有腐朽文化和兽性文化，也必须把这些文化集中起来，1979年到2009年这30年的改革开放，就起到了把所有腐朽文化和兽性文化集中汇聚到中国的历史作用。
　　中国成为腐朽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万兽园”的直接原因，就是文革的失败。前面我们提到，文革失败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人文灾难，之所以说是最大的人文灾难，就在于文革失败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的失败。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的失败，都只是某一个阶级的失败，以及与该阶级相对立的另一个阶级的胜利。而文革的失败则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单方面的失败，以及另外一个阶级单方面的胜利。文革的失败是人民的失败，革命的失败，正义的失败，真善美的失败，光明的失败，天理的失败，天良的失败，是人性和良知的失败！同样，文革被镇压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单方面的胜利，既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同样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单方面的胜利，而是所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分子的胜利，是所有权贵富豪的胜利，是所有贪官污吏的胜利，是所有恶霸豪强的胜利，是所有黑道流氓的胜利，是所有魔鬼的胜利，是所有黑暗的胜利，是所有大屠杀刽子手的胜利，是所有买办汉奸卖国贼的胜利。正是由于它是所有邪恶势力的共同胜利，所有导致了所有腐朽文化的集中泛滥，把中国变成了封建腐朽文化和西方兽性文化的万兽园。
　　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有过的、现在具有的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邪恶事物，无一遗漏地全部冒了出来，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上空就回荡着一个口号：翻案！第一是翻案！第二是翻案！第三还是翻案！为剥削翻案，为压迫翻案，为屠杀翻案，为侵略翻案，为卖国翻案，为汉奸翻案，为抢劫翻案，为嫖娼翻案，为贪官污吏翻案，为流氓恶霸翻案。你不是说“翻案不得人心”吗？他妈的老子就专门翻案！不但老子这些人要翻案，还要把知识分子这帮贱货也弄得一天到晚就知道翻案！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几乎变成了“翻案大队”，人人眼里闪着绿光，个个兴奋得浑身发抖，如蝇似蛆般在历史垃圾堆里翻滚嗡鸣，将所有历史恶臭全部翻了出来，把中国变成了奇臭无比的历史化粪池和文化泔水桶，无论你躲到华夏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摆脱不掉那污浊天地的腥臊恶臭。八十年代铺天盖地再次掀起的翻案风，彻底毁掉了中国。把人类数千年文明建立起来的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标准，完全颠倒过来了；把英雄和汉奸、战士和懦夫、爱国和买办、人性和兽性之间的不同本质，也完全颠倒过来了；造成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彻底崩溃，中国人精神的天空，有史以来第一次丧失了道德的阳光。
　　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改革开放，就在这一浊浪翻滚、魔怪乱舞的黑暗背景下缓缓拉开了历史大幕。极少数社会精英的辉煌天堂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恐怖地狱，同时降临到了中国大地上。文化兽性化，政治流氓化，经济殖民化，财富格式化，环境崩溃化等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清晰地逐渐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到政治上的伪自由主义，人类历史上最冷酷最残忍最灭绝人性的一帮法西斯野兽，接过西方资本主义打造的所谓市场化和民主化两块血腥案板，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屠戮”。中国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无一不是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被剥夺干净的。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权利，也同样是在民主化改革的旗号下被剥夺干净的：一方面打着民主化的旗号解除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集权保护，另一方面又打着法制化的旗号对人民反抗进行残酷镇压，从而形成了各级官僚对老百姓的绝对统治权利。
　　当时的中国，如果仍然如同近代史上第一改革开放那样没有任何世界地位，那么也将如同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一样，灾难只是打在中国老百姓头上。可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文化波动的中心，文革的失败也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文灾难，同时也形成了世界性人文灾难。苏联东欧共产党下台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就是这种世界性人文灾难的标志。当时中国在两个方面把苏联东欧共产党推入了历史绝境：
　　一方面，铺天盖地的翻案风打掉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作为文革历史绝响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就是反击“还乡团”的右倾翻案风，所以瑕疵必报的“还乡团”自然就把翻案作为主要报复手段。当时许多善良的人们以为所谓翻案，充其量也就是翻文革的案，翻毛泽东的案，进行党内政治报复而已。可是出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一般民众预料的是，所谓翻案绝不只是翻文革的案，翻毛泽东的案，而是要翻共产党的案，翻社会主义的案，翻阶级斗争的案，翻人民革命的案。并且采取的主要翻案手段，是包括中国人民、苏联东欧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流氓手段。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妖魔化程度，完全超过了当初国民党反动派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妖魔化描述。今年年初陷害乌有之乡的那几个伪自由派极右分子，在人民已经觉醒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造谣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是大摆人肉宴席的社会。注意，他们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下人吃人、大摆人肉宴席，绝不像我们过去形容旧社会那样是形容词，而是说共产党领导下真的是人在吃人，是真的用人肉在大摆宴席，并且还专门介绍了烹调人肉的制作方法。大家可以想一下，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开动宣传机器连续10年反复说，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穷得让许多家庭只能烹调人肉充饥，如此灭绝人性的恐怖惨景怎不让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整个世界恐怖发抖！又怎能不激起苏联东欧人民坚决起来推翻这种制度！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任时期总是说，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且把共产主义列在法西斯主义之前。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近些年美国知识分子中没有或者很少有人控诉共产主义，布什总统的这个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中国买办、汉奸和伪自由主义极端卖国势力宣传的结果。中国伪自由主义汉奸势力的这种邪恶宣传，不仅毁掉了社会主义，不仅毁掉了世界正义，也不仅是毁掉了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更加可怕的是在制造西方国家恐怖主义特别是美国国家恐怖主义未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依据，就像妖魔化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为了制造屠杀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历史依据一样。如果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立场上来看，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所犯罪行绝不亚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以，继东京大审判和纽伦堡大审判之后，人类还需要第三次大审判，就是未来的北京大审判，审判把亿万人民推入灾难的这帮法西斯野兽。
　　另一方面，就是把社会主义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并最终推向八九年极端。八十年代初用来清算文革的主要口号，就是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意思是要让中国重新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法庭审判四人帮的主要罪名之一也是说他们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要否定文革，正本清源，那么就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正”，何处是社会主义的“源”？当时那些没有任何理论素养的政治流氓，还不敢像后来那样公开说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而是装作很懂得社会主义，于是便把苏联东欧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源”，在中国全面恢复了苏联东欧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官僚专政的社会制度，恰好也最符合文革后复出的那些老官僚的胃口，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便成为镇压文革的主要工具。如此一来，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便被糊里糊涂地被送上了历史审判台。本来，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和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就充当过镇压工具，现在又成为中国镇压造反派的工具，并且镇压一下子就持续十年，十年期间镇压不仅不见丝毫松懈，甚至最后演变成为动用野战军的军事镇压。这一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罕见暴行，把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都打傻了，也把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都打哑了。从当年六月到12月整整半年时间里，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老百姓都没有反映过来，没有任何反映，有的只是沉默，死水一般的沉默，然后就是突然爆发，突然得让人措手不及，在不到一个月的极短时间里，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垮了，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变成了在野党，那些数月前还风光无限、雄心勃勃的共产党领导人，或者被枪决，或者被逮捕，或者像野狗一样卷缩在某个角落里，竭力在想他们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可惜20年过去了，仍然很少有人想到是那天晚上的枪声把他们送上了政治不归路。
　　这就是中国文革失败对世界形成的负面影响，当然，这还仅仅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如果再全面考察对西欧北美的负面影响，文革失败造成的人文灾难会更大。大家只要看一下前些日子席卷欧美大***的政治口号全部来自于中国，就知道当今中国对世界政治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了。如果说1919到1949年是中国对世界具有折射式影响的30年，1949到1979年是中国对世界形成正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的30年，那么1979到2009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极端泛滥，则是中国脱胎再造、浴火重生的30年。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从来不会自己走路更没有任何历史自信的中国改革精英，转而又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改革航标对准了西方资本主义。以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彻底打开了除国土之外的所有国门，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变成了一个完全不设防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潮水般迅速扫荡中国，并和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八十年代把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推向极端一样，再次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推向了极端，造就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历史怪胎，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极端血腥与邪恶。如果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推向极端，是便于解决矛盾，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并且之所以要在中国推向极端，是因为唯有中国具备对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的净化和改造能力，唯有中国具有实现世界文化转型的替代文化——东方文化。这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主席生前那句话的含义：“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主席说得是什么贡献？就是实现世界文化转型的贡献！
　　只是这个文化转型过程害苦了中国人，并且整整害苦了两代中国人；上一代中国人因不知道子孙将如何生存而死得很苦；这一代中国人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而活得很苦；如果眼下中国的凤凰陧槃、脱胎再造不能完成，下一代中国人将会因资源已被透支干净而活得更苦。中国人民在整体上扮演了世纪交替时期耶稣基督的苦行僧角色，用自己无边的苦难来展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血淋淋的野蛮性质。其中，文化兽性化，政治流氓化，经济殖民化，财富格式化，环境崩溃化，成为西方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宰杀中国人民最为锋利的五把剔骨尖刀。
　　——文化兽性化。文化兽性化是中国全盘西化过程中最为恐怖的历史特征。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无一遗漏地汇聚中国，把中国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万兽园。虽然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私有制就把社会历史变成了互相剥削、互相压迫和互相残杀的历史，但是至少在文化上还是倡导平等博爱的，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公开引入人类社会，西方国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仅限于用来征服其他民族，在国家内部并不实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野兽法则。唯独中国，把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用于社会内部，把具有六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在此之前我们多次讲过，狼群“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用来对付其他生物，狼群内部并不实行“弱肉强食”的互相杀戮，这是狼群能够保持团结强大的基本因素。如果把丛林法则用于社会内部，必然会把社会变成血腥残暴的魔兽世界。在世界一体化之前，西方国家依靠对其他民族的血腥法则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一体化之后，如果继续实行这套丛林法则，整个世界将会彻底毁灭。
　　所以，历史便选择了中国作为世界一体化之前的文化“样板间”，把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推向极端，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性力量。不仅社会组织法则兽性化了，价值观同样兽性化了；从学者名流到贩夫走卒，从达官显贵到劫匪流氓，黑白两道凑在一起互相比较的完全都是同一个标准：身上膘有多肥，爪下肉有多少！此外再无任何其他标准。如果其间谁要提一点儿人性的东西，轻者会被看成精神病，重者会被视为反社会分子。北大教授之所以认定负冤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就是因为上访者的目的大都是讨还公道讨还正义，而在兽性化的世界里讨还公道、正义等人类社会才有的概念，显然属于100%的精神病，不知道为什么北大教授只说是99%的精神病。
　　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之所以没有造成西方社会内部的兽性化，主要在于基督教和种族主义两大强制力量的制约。基督教牢牢控制着白种人内部彼此之间的暴力均衡，竭力阻止种族内部的互相杀戮。但是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在开发非洲大陆和征服亚洲大陆之前，由于没有新的杀戮对象作替代，白种人内部的互相杀戮一直没有停止。后来，随着美洲、非洲和亚洲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成为杀戮对象，白种人终于接受了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真理，停止了白种人内部的互相杀戮，开始团结起来杀戮有色人种。基督教也因此由以往历史上与皇权并驾齐驱的同等地位，一跃而成为凌驾于所有世俗权力和世俗集团之上的最高统治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没有造成西方内部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强大的种族主义力量。西方社会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姿态，其实是做给有色人种看的，是防止和避免有色人种团结起来的文化腐蚀剂，而对于白种人内部来说，强烈的种族主义精神始终是第一位的文化信仰。对希特勒长久不放的历史控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工业社会以来的西方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屠杀史，是一部屠杀有色人种的历史。如果是站在人类立场上而不仅仅是站在白种人立场上，纳粹德国大屠杀的规模，远远不及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对非洲人的大屠杀；并且无论就屠杀规模还是就个人品质方面做比较，华盛顿的罪恶都绝不亚于希特勒，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屠杀规模远远超过希特勒的华盛顿被称颂为伟大政治家，而屠杀规模远远不及华盛顿的希特勒被称为杀人恶魔。为什么？就因为华盛顿杀的是有色人种，屠杀再多也不妨碍其丝毫伟大；而希特勒杀的是白种人，即便是再少些也仍然是杀人恶魔。什么叫种族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其实，白种人所谓的反对种族主义，西方国家所谓的反对民族主义，都是说给有色人种，说给发展中国家听的；他们自己永远是反其道而行之，对有色人种和发展中国家宣扬什么，自己就绝对拒绝什么。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倒是有些像中国单位的某些领导：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不同。
　　西方社会内部，基督教和种族主义力量对兽性文化的强制约束，造成了西方白种人极端病态的双重人格，对内是温文尔雅的淑女绅士，对外是灭绝人性的凶残魔鬼。采用极端变态下流手段残暴虐待男囚的美国女兵英格兰，就是西方兽性文化造就的双重人格的典型代表。这位22岁看上去文静腼腆的美国姑娘，无论其战友、同学、老师，还是周围邻居，无一例外地全都异口同声说，英格兰是个礼貌文雅的好士兵、好伙伴、好学生和好邻居。并且显然，如果英格兰姑娘在美国白种人中间继续生活下去，她会永远都是一个好姑娘、好士兵、好学生、好邻居和好员工，甚至将来还会成为一个好妈妈、好教师、好牧师或者好公务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姑娘变成了一头变态下流的凶残野兽？很简单，就是把其他人种和其他民族视为异类的西方兽性文化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也是这种兽性文化决定的。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文化改革，就是全盘吸收了西方的兽性文化：对内像狼群一样紧密团结，对外像狼群一样血腥残暴。这与中国改革精英完全相反，中国改革精英的全盘西化不是全盘复制西方文化，而是按照西方人的需要来化解中国文化、化解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化解成为一盘散沙，化解成为西方人可以随意宰杀的一群牲口。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精英引进西方兽性文化后，不是像日本那样实现了社会的兽性化改造，把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而是对中国进行了牲口化改造，把中国变成了肥大牛羊。而人对牛羊是不会尊重的，并且牛羊天生就是专供人们杀戮的，这就为下一步西方国家屠杀中国人创造了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所以，由西方资本集团和中国买办集团豢养的改革精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灭种罪行无论怎么处置，都不会有丝毫过分。大家去看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和资料，就会理解把中华民族精神上牲口化，其可恨程度绝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在此，除买办汉奸、美国鹦鹉以及伪自由派等极端右翼势力之外，所有中国人都会怒问，为什么同样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引入日本后，便把日本兽性化为强大虎狼，兽性化为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者；引入中国后，则把中国兽性化为肥大牛羊，兽性化为南京大屠杀的被屠杀者？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改革精英故意忽略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切除社会毒瘤的外科手术。而日本的全盘西化恰恰是由此开始的。日本的改革开放是由武士阶层推行的，全盘西化以武士道开路，凡是损害大和民族利益的叛国者，一律杀无赦。只有在捍卫和实现大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讨论自由、民主问题，并且讨论自由、民主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大和民族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改革精英虽然屠杀国内百姓绝不眨眼，可是在全盘西化过程中却十分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课程：采用外科手术切除社会毒瘤。而对恢复社会健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外科手术式的暴力革命——采取了拼命妖魔化的手段。如此一来，全盘西化就变成了随心所欲地“西化”民众，而改革精英本身永远不在“西化”范围之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即便有一天把革命的外科手术刀交给民众，由于改革精英已经把外科手术彻底妖魔化了，民众也仍然会对他们采取保守的中医疗法。这就是中日两国同样西化而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中日两国改革精英对内对外截然不同态度的历史根源。日本的改革精英对外是虎狼，对内是条狗；中国改革精英正相反，对内是虎狼，对外是条狗。自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已经两次被西化成为牛羊，绝不能再西化下去了。并且，中国不是日本，不能西化为虎狼，但也不能再次西化为牛羊。而要真正结束西化，就必须彻底西化一次。目前中国全盘西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组成的改革精英，进行一次彻底西化，只有经过这最后一个西化环节，中国的全盘西化才会彻底结束，中国才会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政治流氓化。政治流氓化是这一代中国人独有的现象，也是这一代中国人最难向历史交代的现象。因为建立在天道基础上的中国政治从来都拒绝采用流氓手段，包括古往今来中国的普通百姓都把道德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上，这也制约了政治家选择流氓手段对付政敌。当今中国的政治流氓化完全是西方兽性文化和中国封建腐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前面提到，西方兽性文化受到西方社会内部力量的制约，很少对西方国家形成危害，一旦流入非基督教国家往往危害比较大，特别是与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危害之大往往超出人们想像，政治流氓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西方政治本质是属于流氓政治，是由资本集团的统治决定的。资本集团的统治，决定了西方国家所有党派之间政治立场基本一致，唯一明显的差别，就是政客之间的道德差别，所以互相泼污水便成为西方政客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政客之间互相比较的不是谁更高尚，而是谁更肮脏。老百姓选举领导人，也不是选举一个更加高尚的人，而是要选掉一个更加肮脏的人。所以说，今天的西方政治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肮脏的政治。但是，由于资本集团没有给政客留下独立空间，而是让他们一开始就十分赤裸地暴露在社会舆论面前，这种高度透明的政治生活不仅能够大大降低流氓政治对社会道德的危害性，甚至还对政客起到一种制约作用，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之所以说是在客观上，是因为约束政客的目的是要保证资本对权力的绝对控制，而不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
　　可是，当这种流氓政治进入中国并和中国封建腐朽文化结合后，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因为中国历史上皇家生活的高度隐秘性，造成了一般老百姓对皇家生活的各种想像和传言，并且在阶级意识的作用下，老百姓的各种想像和传言往往具有特定的腐败指向性和道德批判性。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所有制变了，剥削基础被铲除了，但是高墙大院仍然把社会高层和一般民众隔绝开来，毛泽东发动文革其中就包括想解决这个问题。文革结束后，为了迅速搞垮政敌，便故意利用高墙大院的神秘性，编造各种极端下流的黄色传言，利用各种渠道向社会广泛散布。结果是一个人的政治胜利，造成了整个中国政治的流氓化，中国政治的流氓化，又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流氓化，中国国民的流氓化，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流氓社会。政治斗争不采用政治手段，商业竞争不采用商业手段，学术争论不采用学术手段，社会所有行业所有职业所有岗位都不采用各自固有的正常手段，而是全都采取流氓手段，采取下三滥手段，采取各种各样见不得人的手段。相反，那些采用正常手段的人，反倒成为被讥笑的傻瓜、被斥责的二百五，甚至遭受严厉打击的社会异端。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固守政治家的政治斗争手段，结果只能是在监狱了此残生；而设计和编造各种极端下流的黄色传言，却能成为寿终正寝的伟大政治家。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往往决定着一个政治集团的道德品质；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的道德品质，往往又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质。如果说政治流氓化带给平时的恶果，往往是极端的政治腐败和极端的社会糜烂；那么带给危难时期的，则必然是亡国灭种的滔天大祸。
　　目前中国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的流氓化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公开程度，各行各业强迫老百姓签署各种各样的协议，即所谓“霸王协议”，就是对老百姓公开的强奸行为。过去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历史资料，人们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之一就是强迫老百姓签署各种不利于老百姓的“霸王协议”，黄世仁被枪毙的罪行之一也是强迫杨白劳签署“霸王协议”。人进入医院要签一个协议：答应治死了白治；人进入银行要签一个协议：答应钱丢了白丢；人进入网络要签一个协议：答应网断了白断；人进入保险要签一个协议：答应保了白保；人用水电要签一个协议：答应没水没电拉倒；在许许多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其它场合都要签一个内容完全相同的协议：钱交了白交，人死了活该！如果胆敢不签，就叫保安或公安来整治你，被保安或公安整治了同样是白整。由政治流氓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的流氓化，是比腐败更加可怕的一种社会环境，并且是腐败最深厚的土壤，它造成每一个社会环节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把自身优势当作强奸他人的手段。许多人总是说什么腐败是缺乏监督的结果，其实，在流氓化的环境中，监督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强奸他人的优势，结果只能是加剧腐败，而不可能消除腐败，整个腐败愈演愈烈的根源就在于此。制造并且在享受这种政治流氓化环境的极端右翼势力，出于打倒共产党的目的，总是欺骗人民说什么直接选举就能解决问题。先不说台湾的黑金政治，大家只要看一下目前已经实行直选的中国农村，就知道直选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了。我们一直在讲，直选是资本统治世界、驾驭权力的一种方式，根本不能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只有直免——直接免除官员——才能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所以高喊直选，而妖魔化文革直免的奥秘就在于此，就在于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最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所以他们才不遗余力地竭力宣传精英民主这种虚假民主。可以说，只有采用大众民主的直免方式，代替精英民主的直选方式，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目前已腐烂透顶的流氓化问题。当人民有权直接免除腐败官员时，也就没有官员再敢于腐败和能够腐败；当人民有权直接废除“霸王协议“时，也就没有人再敢剥夺和能够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可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竭力宣传精英民主的目的，就是惧怕真正的民主，惧怕大众的民主，就是要维持少数精英统治的流氓政治。
　　目前，中国政治流氓化登峰造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政治集团的流氓化，并且政治集团的流氓化，已经成为西方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瓦解中国民众、解体中华民族、阻挡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从新自由主义到伪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绅士到流氓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逐渐流氓化的过程。今年年初，伪自由派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彻底流氓化的标志。这里所说的流氓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流氓，其中越来越多的伪自由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街头流氓，与胡星斗联手辱骂毛泽东的一个广州小痞子，就是伪自由派雇佣的一个街头流氓。伪自由派之所以堕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团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反毛，而是因为他们反毛的方法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方法，他们编造的各种极端下流极端变态的肮脏谣言，甚至连最无耻的流氓老鸨听了都会脸红害臊。特别是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人民信仰的情况下，用如此极端变态的流氓手段，肆无忌惮地侮辱人民信仰，已经完全超出了言论自由的极限范畴，属于触目惊心的犯罪活动。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公开的犯罪活动都会遭到应有的惩罚；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犯罪会被绳之以法；在印度、非洲等地方，如此犯罪会被老百姓律之以刑。只有在当今中国，公然侮辱人民信仰可以逍遥法外、不受任何惩罚。如果在美国用极端下流的语言侮辱耶稣，如果在日本用极端下流的语言侮辱天皇，如果在印度用极端下流的语言侮辱释迦牟尼，如果在伊斯兰国家用极端下流的语言侮辱穆罕默德，结果肯定会无一例外地遭受严厉惩罚。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总之，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侮辱人民信仰都属于犯罪，都要遭受到严厉惩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中国可以随便侮辱人民信仰？答案很简单，就是对右派的极端自由和对人民的极端专制造成的。可以说，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是资本的天堂，在政治上是右派的天堂。中国右派所有享有的自由权利，超过全世界右派自由权利的总和。如果没有专制的保护，如果人民享有最起码的自由，当今那些辱骂毛泽东的伪自由派分子，肯定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中国人民享有自由民主之时，就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灭亡之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所谓的宪政、自由、民主等口号，不过是推翻共产党领导，解体共和国的代名词而已。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用宪政、自由、民主等口号欺骗民众，把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置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就在于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隔离，采用当初洋务派对付慈禧太后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把共产党逼上了慈禧太后的悲剧道路。当时中国全部权利都已落入洋务派那些改革精英手中，甚至各省可以单独与洋人达成外交协议，连慈禧太后本人能不能返回北京，都要由李鸿章等洋务派改革精英来批准，可是他们仍然把集权专制的帽子牢牢扣在慈禧太后头上，目的就是要剥夺掉慈禧太后一切权利，让慈禧太后一切都听命于洋人。洋务派改革精英不仅在剥夺掉慈禧太后所有权利之后，仍然把集权专制的帽子扣在慈禧太后头上，并且与洋人瓜分掉中国资源和领土之后，还把卖国的帽子也一并扣在老太太头上。由西方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豢养的伪自由派，就如同当初洋务派精英欺负慈禧太后老太太一样地在欺负共产党，他们之所以敢越来越放肆地向共产党叫板自由民主，就在于他们知道当初老爷子剥夺掉老百姓的四大自由，已经成功实现了对共产党的历史绑架，共产党不敢把四大自由还给人民，所以他们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把共产党逼上死角，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侮辱人民群众。其实，中国右派最怕的就是自由民主，去年老百姓只是搞了一个自由抵制家乐福的小小的民主行动，中国所有右派就立刻联合起来跳脚大骂，大骂老百姓的民主行动是民粹，是暴民，是纳粹法西斯等等，怎么样最恶毒就怎么样咒骂。可见现在，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讲，都已经到了毅然决然实行大众民主、大众自由的时候了，再不实行自由民主，继续被国内外敌对势力牵着鼻子走，把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肢解中华民族作为自由民主的发展目标，结果就只能是亡党亡国灭种，此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历史出路。自由民主的政治大旗，应该在人民上空高高飘扬了！这是党和人民、国家和民族唯一双赢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世纪性崛起的最后一个历史关口！历史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上了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个选择。
　　不要怕会由此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搞僵，会由此引起西方的反对和制裁，所有这些担心都属于杞人忧天、没有必要，因为绝不会发生。中国的被动，在于西方国家掌握中国的精英；中国的主动，在于中国掌握西方国家的民众。精英集团可以消灭和铲除，社会民众不能消灭和铲除；这一点，西方国家比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不会和西方关系决裂，甚至会比现在有着更加广泛的合作，只是那种条件下的合作，才是真正互利双赢的合作，才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一体化发展要求的合作。
　　——经济殖民化，财富格式化，环境崩溃化。这3个问题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过去我们一直都在谈论这些问题，在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更是常常集中谈论这些问题，所以在此不再展开分析，只是简略指出其危害就可以了。所谓经济殖民化，是指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变成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换回一些名叫美元的彩色纸片；然后再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把廉价商品换取的美元又原封不动地送还给美国；美国再用我们送还的这些钱到中国来投资，收购控制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品牌，还有一部分或者用作军费来包围中国，或者用作民主经费来打击中国。中美之间这个经济循环圈循环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财富循环到了美国，而中国自己却两手空空，唯一得到的纸片美元又根本不能变现成为财富。如此坑害中国人，连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股神巴菲特等美国人都有些看不下去，就在前些天5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巴菲特就批评美国不应该如此坑害中国人，他替中国抱不平说：“他们（中国人）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而我们给他们一些纸片。当他们想用这些纸片买东西时，却发现这纸片不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巴菲特还大声替中国人质问：“为什么要出口美国，而不是自己用呢？” 中国经济官员和经济学家回答了巴菲特的质问，他们众口一词地解释说：中国廉价商品供应美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把美元送还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是财富存在的最好形式。殖民经济循环圈的可怕，不仅仅是把我们的财富循环到了美国，还循环掉了我们的环境，循环掉了我们的资源，循环掉了我们的福利，循环掉了我们的健康，循环掉了我们的青山绿水，循环掉了我们子孙的未来。
　　正是由于殖民经济循环圈把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循环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形成了财富格式化的独特发展模式。所谓财富格式化，是指只要你是拥有合法收入的工薪阶层，无论你工资高低收入多少有没有储蓄，都能够通过住房、医疗、教育等按钮，最终把你的财富格式化为零，把你牢牢锁定在穷人的位置上，至死都两手空空。这就如同电脑硬盘的格式化功能一样，无论储存多少信息，只要一点格式化按钮，就能够把所有信息统统清除干净。不说别的，仅住房一个按钮，就能够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一生的财富全部格式化为零。根据官方统计，2007年北京城镇户均年收入不到6.6万元，而四环路以内单套商品房现价超过200万元，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支付30年家庭的全部收入。可见，在目前中国这种发展方式下，只要是拥有合法收入的工薪阶层，无论再怎么努力，一辈子都只能是两手空空。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发展方式，也是未来历史学家绝然难以相信的发展方式，如果不是身在其中亲眼所见，我们自己也难以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来去都干干净净的发展方式：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仍然两手空空；人人身净如仙，个个囊空如佛。（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