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过年前三天，顽石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他自我介绍叫骆恒雄，说是我的同志，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辗转打听到了我的号码，希望有机会和我见个面聊聊天。一声同志好亲切，没有任何迟疑，我们就约好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

　　我到地铁口去接骆同志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胸前戴着醒目的毛主席像章，和骆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余新梅。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有了近六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交流。

　　骆恒雄、余新梅夫妇来自湖南，我们除了是同志，还是老乡，同龄人，大半天的时间里，彼此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在对他们有了更多了解之后，顽石不仅对这两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同志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更是由衷地觉得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骆恒雄出身行伍，他当年参军的部队正是狼牙山五壮士所属师，复员后，在广东各地打工近30年。后来妻子余新梅从国企下岗，也随丈夫南下打工。时至今日，这对夫妇依然劳作在建筑工地，藉此养家糊口。生活的艰辛从未动摇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坚守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几十年如一日，身在底层，心忧天下。

　　骆恒雄、余新梅夫妇进过工厂，做过保安，也辗转于许多建筑工地，每天都和一线的工人(也就是农民工)工作生活在一起，对当代中国最底层百姓的生存与思想状况有切身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他们发现，底层农民工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和自身艰难的生存境遇普遍不满，但很少有人会去思考造成这种严酷现实的原因。于是，他们就耐心地做工友的思想工作，启发周围人思考，今天的种种不公，都是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的恶果，只有重新回到毛主席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日子。许多工友在他们夫妇的引导下开始了觉醒，一些人因此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

　　2013年5月4日，湖南及全国许多爱国志士聚集长沙，成功阻击了汉奸茅于轼到长沙讲座。事前，骆恒雄、余新梅得到消息，他们决心前往长沙参加抗议游行，可老板不准假。他们夫妇没有丝毫犹豫就辞去了工作，毅然携手奔向了围剿汉奸的前线，参加了那次震惊全国的“新五四运动”。当我问他们夫妇，会不会 担心再找工作遇到困难时，骆恒雄豪迈地说：“不要说丢掉工作，我们去的时候，连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都做好了!”

　　我也问起了他们的家庭状况，骆同志打开手机让我看了他老家房子的照片，部分已经倒塌，没倒塌的那一部分几乎全部淹没在了野草中。我看着都有些心酸，可骆恒雄平静地对我说：“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住上了好房子，我们就算一无所有也毫无怨言。”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看了看余新梅，发现她有着和丈夫一样坚毅而执着的神情。他们告诉我，每年至少要出去参加一次左翼的爱国活动，几乎每出去一次，就要重新找一次工作。我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的感动和对他们的敬意。

　　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乎，却忧心忡忡甚至心急如焚地与我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问我，敌对势力如此强大，国家前途如此堪忧，而左翼内部却分歧严重，一些人还在热衷内斗，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真的信仰毛泽东思想吗?看到他们这般痛心，我也非常难受。我只能告诉他们，大浪淘沙，取得共识是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共产党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后来却蜕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是党和红军的重要创始人，最终却堕落为可耻的叛徒;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还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这些都是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做该做的事。

　　我送他们去坐地铁的时候，余新梅握着我的手还在问我：“最近有什么活动吗?比如反转基因这一类的。我们要过了元宵节才开工，正好可以利用这个空闲做点有意义的事。”

　　已经年过半百，却不考虑自己还能在工地上干多久，不去想干不动了的时候该怎么生活，有一点空闲就想着怎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他们就是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从骆恒雄、余新梅夫妇身上，看到了到山东建筑大学、到石家庄文广新局抗议反毛反共贼子邓相超、左春和的那些英勇的战友，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各个地方用各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同反动派战斗的默默无闻的同志。他们信仰纯粹，不为名，不求利，不想做旗手，不去拉山头，甚至不计生死，在最需要的时候，冲锋陷阵，给敌人以最沉重最致命的打击。我在他们面前显得何其渺小!他们是我永远的榜样!

　　这些日子，每当想起骆恒雄、余新梅，想起无数和反动派英勇斗争的同志与战友，我就会想起鲁迅说过的那段话：“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2017.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