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与极端左翼力量的兴起
当代悲观经济学大师克鲁格曼日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当年逼出个希特勒,现在又在逼希腊》,指出国际金融资本逼迫希腊的做法,是造成希腊极端主义力量上台的根本原因。克鲁格曼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当年希特勒是被西方垄断资本统治逼出来的,今天欧洲极端左翼力量的兴起,同样是被金融垄断资本统治逼出来的,其实还不仅是欧洲,全世界的极端主义都是被金融垄断资本统治逼出来的。由少数精英集团控制的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
环顾一下当今世界就会发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极端主义时代,这种普遍的极端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大众政治制度反抗精英政治制度的表现,只是如同任何社会历史转变初期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盲目性一样,大政治对精英政治的最初反抗,也同样会带有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就表现为普遍的极端主义。这是社会历史转变初期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
只是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给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抗,扣上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帽子,把发展中国家人民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反抗,说成是恐怖主义的兴起,而把金融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镇压,说成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如此一来,压迫和反抗压迫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反恐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人民大众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再次被戴上了一顶罪恶的帽子。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革命和造反如同现在的恐怖主义一样,是十恶不赦的第一罪恶,只要是谋反,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不受任何法律保护。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把被颠倒了的政治伦理重新颠倒过来,把“革命有罪”、“造反该死”,变成了“革命光荣”、“造反有理”,从而彻底打碎了统治集团套在老百姓头上千年的思想枷锁。
思想枷锁是最强大的枷锁,一旦思想枷锁被打破,所有暴力统治都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就是国内外精英统治集团对马克思主义极端仇恨的根本原因。
在旧的思想枷锁被打碎之后,西方金融统治集团又创造出了恐怖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枷锁,为此制造了包括911在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以公布911卫星资料为手段,遏制住了美国进一步对俄罗斯制裁的威胁。到目前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全部恐怖组织,无一不是来自于美国的打造。
西方金融资本集团之所以要打造一个恐怖主义,是因为他们把全世界财富据为己有的金融统治,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他们一定要给世界各国人民带上一个新的思想枷锁,作为他们镇压世界各国人民的道义力量。于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头上便有了一顶恐怖主义的帽子。世界被强行推入了“恐怖主义”时代。
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制造恐怖主义的人必然会死于恐怖主义,制造极端主义的人也必然会死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这顶帽子可以戴在民间组织的头上,却无法戴在民主国家宪政组织的头上,哈马斯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希腊极端左翼组织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还有西班牙极端左翼力量也将会通过选举上台,再加上南美国家已经民主选举上台的极端左翼力量等等,由金融资本统治造成的极端左翼力量将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领导力量,大众民主运动的历史潮流将不可阻挡,绝不是一顶恐怖主义帽子就能够阻挡住的。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2011年7月31号美国总统布什在所谓“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碑”奠基礼上明确宣布:“反恐的目的就是反共”。在美国已经明确反恐的目的就是反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继续跟着美国反恐,那可就真是自掘坟墓了。
2015-2-27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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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逼出个希特勒,现在又逼希腊
来源:观察者网 译者:岑少宇
16日,希腊与欧元集团的债务谈判以失败告终。虽然双方谈判仍有回旋的余地,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还是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爱琴海边的魏玛德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当我们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之际讨论需要什么政策时,肯定会有人提起魏玛共和国的幽灵,以反对某些举措。魏玛已被奉为面临预算赤字和货币扩张危险时的前车之鉴。但人们对一战后德国史的引述,几乎总是遵循着一种奇异的取舍法则。我们没完没了地听着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故事,当时人们推着装满马克的独轮车辗转街头。但我们却从未听到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次更加贴近现状的通货紧缩。共和国总理布吕宁的政府——它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试图收紧银根,加之严厉的开支紧缩政策,使马克汇率能够继续钉住黄金。
那么为何不问问,在恶性通货膨胀之前,当胜利的协约国试图迫使德国支付巨额赔偿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有很多现实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目前正在希腊酝酿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领导人们记起正确的历史。这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欧洲在繁荣基础上建立的和平与民主将不复存在。
关于赔款问题的故事基本上是这样的:英国和法国,没有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政府视作潜在的伙伴,而将其视作被征服的敌人,要求它补偿两国的战时损失。这极不明智——而且强加于德国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德国经济已经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第二,经济萎缩的实际负担——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愤怒而有力的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所解释的——将远远大于向复仇心切的协约国所直接支付的赔偿。
最终,不可避免地,从德国征收的实际赔偿金额远远达不到协约国的要求。但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征索贡品,削弱了德国的民主,恶化了它与邻国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法国为了榨取赔偿,竟然侵占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
这让我们想起了希腊和其债权人之间的对抗。
你可以争辩说,希腊的麻烦是自找的,虽然不负责任的贷款者也有不小的责任。但在这一问题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希腊无法偿还其全部债务。紧缩政策摧毁了希腊经济,与军事失利对德国经济的破坏一样彻底。从2007年至2013年,希腊实际人均GDP下降了26%,而1913年至1919年,德国的跌幅为29%。
尽管有这样的灾难,希腊仍在向债权人付款,还能获得约为GDP1.5%的基本盈余(即不计利息,财政收入大于财政开支)。而且,希腊新政府愿意继续维持基本盈余。它不愿意做的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将盈余增加到3倍(4.5%),并将此巨额盈余再维持很多年。
如果希腊尝试生成这些巨额盈余,会发生什么?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砍掉开支,但是这不会是故事的结局。削减开支已经令希腊深陷萧条,继续削减将使萧条更为深重。然而,收入也将下降,意味着税收减少,使得赤字减少的数额远小于最初削减的开支——很可能一半都不到。那么为了满足目标,希腊将不得不发起新一轮的开支紧缩,然后再一轮。
此外,经济萎缩也将导致个人支出下降,这是紧缩政策的另一项间接代价。
综上所述,债权人试图逼迫希腊维持额外的3%GDP的盈余,将不只让希腊付出3%的代价,而是大约8%。请记住,希腊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现在怎能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希腊直接拒绝支付,又将会发生什么?好吧,21世纪的欧洲国家不会再动用军队来收钱。但有其他的胁迫手段。现在我们知道,欧洲央行在2010年威胁搞垮爱尔兰银行系统,除非该国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计划。
这些威胁无疑悬在希腊头顶,但我希望近日已有所改变、管理更为开明的央行,不会再那样做。
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债权国都应该认识到,灵活处事可以给予希腊复苏的机会,也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债权国可能不喜欢新近胜选的希腊左翼政府,但它是经正式选举产生的,从我听闻的所有信息来看,其领导人也真诚地致力于民主理想。欧洲可能会做出很多更糟糕的决策——而债权人如果复仇心切,那就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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