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重新找回阶级分析

　　在中国，对于领导人和政治思想家来讲，提到马克思经常会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讲其实就否定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存在一种本质化的、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有人讲存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那它就是个死的东西。那活的灵魂就是要不断跟着社会来演化。

　　所以我是想提供一种观察，从一个视角观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社会。从一件比较近的事说起。去年(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一个场合有一个讲话，讲话里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来讲，这个话可以说是毫无新意。但也就是这么一句话，在中国的思想界，不能叫轩然大波，至少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一部分人相当地恐慌，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又来了。但另一部分可能非常欣喜，觉得马克思主义回来了。所以对这么一句毫无新意的话的反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话拉开讲。任何一个社会都由很多人组成，我们分析这个社会，治理社会，或者改造也罢，都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一种方法，至少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有四个等级五个等级的分类，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分类，朝鲜日本除了四民以外还有贱民，等等。现在中国进行分类也至少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就是把社会所有成员看成无差别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社会就是由个体组成的，这是自由主义的思路。

　　第二种是多元主义，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不是阶级分析，而是从职业、财富、权力、声望等角度进行阶层分析。第三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大家都很熟悉，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居于的地位，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果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目的是什么?显得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为改造他们的社会进行过各有特色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路对青年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看到《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但他又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但得到四个字不是结果，而是开始，“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为了中国革命，为了解决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进行过阶级分析，就是著名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的阶级分析显然没有套用马克思的思路，也不是列宁、斯大林的思路。他的做法是从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这个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革命的态度变成了阶级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没有勾勒一个社会主义该怎么建设的宏图，毛泽东也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即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有必要进行阶级分析。1958年年底他说，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即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存在。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他来讲，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停止阶级斗争。邓小平当时的举措既有他的道理，也得到了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支持。原因也很简单，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基本没有私有制。社会结构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非常小，确实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那个阶级。邓小平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今天回过头看，他这样想是否有一点点太乐观?到1985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点意识到，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不过我看他当时估计依然是十分乐观，他认为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出现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其实我们要看数字的话，我分析过这个数字，一直到他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依然占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三以上，这已经很近了，改革开放过了一半的时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中国仿佛失去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思路。自由主义的思路不去进行阶级分析，它的思路就是国家和社会，官和民，好像所有的权力都是国家掌握的，民都在要权利，是这样一套两分法的思路。他们只关注个人权利，不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权力资源上的差异。仿佛社会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或者剥削和压迫不值得关注。

　　多元主义的思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八十年代开始引入中国。当时有不少的学者呼吁，不要进行阶级分析了，阶级分析是过时的东西，要用去政治化的阶层分析代替政治色彩很强的阶级分析。这种思路不像自由主义那样不承认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它承认权力上的差异，但是阶层分析基本都是静态地描述不同的阶层，很少涉及到阶层之间的互动，动态的关系。比如，基本避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阶层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和压迫？他们关注的往往是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东西，叫“中产阶级”。而且他们想象的社会是一个可能也不存在的叫“橄榄型社会”。

　　那么官方的立场，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发生着变化。共产党每建党整十年庆的时候，党的总书记会有一次重要讲话。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有个讲话，非常长。你去做关键词分析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它里面既有既有阶级的词，也有阶层的词(“工人阶级”24次，“阶层”5次)。但这个讲话后来有学者分析，实际上是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替代了阶级分析。有人甚至说，这个讲话是实现了社会分层方法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转换。而且这个讲话里面还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个概念就非常大了，就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打工的，也包括老板。因为要扩展党的执政基础，所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全民。

　　胡锦涛时期也很有意思，从2003年2013年。2004年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当时我们就讨论，和谐社会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太和谐。那不太和谐同时又不愿意进行阶级和阶层分析。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大家看一遍，会发现阶级和阶层的词一次都没有出现(此处有误，“阶级”出现两次，“阶层”三次)。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胡锦涛的讲话通篇也没有阶级和阶层的词，完全消失了(“阶级”出现了两次，但是语境无关)。中央党校在那个时期开办了“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分析”的研讨班，不是阶级结构。

　　这些演变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或者没有注意到，或者不值得关注，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已经看到了中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的苗头，并试图找到新的概念工具，在解释社会现状，夯实巩固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期领导人带领共产党试图超越所有阶级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差别却凸显出来，甚至更加固化。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后来又回来了。这个回来不是在党的号召下回来。如果大家去看过去十几年研究的文献会发现，大概从2003年开始，在学术界，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回来，有人呼吁回到马克思，有人呼吁重返阶级分析，有人观察到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前式微了现在又回归了。究其原因，很简单，21世纪的中国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大规模的改制，已经使得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五分之一左右，比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的四分之三已经少了很多。其次，随着新生社会集团的出现，社会结构变得非常复杂，跟当年工农兵学商那会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比德国比西方复杂的多。

　　第三，在收入、财富、权力的分布上，各个集团之间的差异急剧扩大，导致劳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差距日益凸显。也就是说今天你闭着眼睛否认这种差别的存在，已经很难否认了。自由主义到今天依然对阶级矛盾视而不见，所以它越来越失去了说服力。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在各高校自由主义几乎是一统天下，今天恐怕不行了。多元主义对社会分层的分析过于技术性、过于琐碎，也许可以解释世界，但是无助于改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在学界回潮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关注点，不是无差别的个人，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社会的两极，一方面是急剧膨胀的资本势力，一方面是日益被边缘化的劳动阶层或阶级，往往会关注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很多进行阶级分析的人当然也关注中国社会的前途。但是现在重提阶级分析的立场和目的，不再是为了分清敌友、展开阶级斗争，而是认清新形势下的基本社会构成，确认什么是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梳理各阶级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寻求缓和阶级矛盾的途径，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但是既然重提阶级分析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本身就存在。所谓的必要时就说资产阶级不顾其他阶级的死活、不择手段地谋求利益最大化，并试图把持政治权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你不想阶级斗争它也会回来。所以现阶段讲阶级分析注重的是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一面，但是同时又承认这些矛盾是可以缓和的，关键取决于矛盾双方，资本和劳动各自的行为，取决于国家在处理双方关系中间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方法。如果共产党真正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用法律约束、政策规范、舆论引导，可以限制资本霸权、官僚特权、富豪强权，注意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有可能缓和阶级矛盾，有可能实现官民一致、劳资两利、贫富相济的局面。

　　但是这些只是眼前的，真正理论上的挑战在于，中国长远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至少一百年。但是我们会问，一百年之后怎么办，初级阶段之后是什么?是缩小阶级差别，还是消灭阶级差别?也许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回答。其实毛泽东有句话讲的挺好，可以宽慰自己，叫“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以，未来的这些思考，留给在座的年轻人们。谢谢大家。

　　(本文整理自2015年6月作者在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话会”的现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