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精英逼良为匪，邪教天理难容（2009年）

——关于“孝子劫人质筹款救母”报道的按语

　　看到一对民工兄弟为筹集万元医疗费救治母亲，被迫持刀劫持行人而被捕入狱的视频报道，让人五内踞焚、肝胆欲裂！仅仅因为一万元，一个家庭毁灭了：随着兄弟双双入狱，病危中的母亲医疗费已无彻底断绝，按照医院谁救治欠费就扣谁工资的规定，母亲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此时在监狱中的张氏兄弟将生不如死，他们连再看一眼母亲，再叫一声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了，筹钱救母更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人生奢望。从小便外出打工的张氏兄弟，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牛马不如、血泪斑斑的打工生涯。可与此同时，我们2万亿美元相当于十几万亿人民币的财富却放在美国，当无数美国家庭举起红葡萄酒干杯时，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一饮而尽的并不是红葡萄酒，而是中国民工的的血，是中国民工的泪，还有中国民工母亲的生命！

　　说美国人民并不知道，是因为美国资本培训出来的邪教精英，无论是代表买办集团的贪腐官员，还是代表西方利益的汉奸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声称，中国民工血汗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不能用于国内发展和人民生活，并且恬不知耻的共同声称这是什么专业学术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流血流汗、耗费资源、牺牲环境和健康，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只能交给美国财政部，只能交给美国银行，只能交给美国公司，只能用于美国发展和改善美国人民生活，否则就是不专业不学术。如此的无耻真是让人汗颜，不仅当今世界，恐怕是古往今来，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孽生出这么一帮祸国殃民的邪教子孙，所从事的学术专业，就是证明本国老百姓血汗创造的财富，只能供养外国人，而不能供养本国人。

　　广州，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最骄傲的地方，这个能够把资产超过4千亿元的银行随便送给美国人的地方，这个能够用地方财政资金替中国首富黄光浴一次性还款超过40亿的地方，居然让两个身体强壮的劳动力，打工多年还挣不下一万元，不仅挣不下能够拯救母亲生命的一万元，甚至连平常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两个身体强壮的劳动力，在相当于广州发展水平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苦干苦挣十多年，都能挣下一份不错的家产，可在广州打工的张氏兄弟却两手空空，除了持刀劫持行人呼吁救助（这对老实巴交的穷兄弟至此都没有去抢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那些衣冠楚楚的法学精英在大谈绑架罪的量刑起点为10年时，是否想过一个最基本的天良问题：这对张氏兄弟是被谁抢劫一空的?他们多年创造的财富即便扣除了剩余价值以后，属于他们的那份劳动收入被谁抢走了?

　　此前我们多次讲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对抗资本的主要手段，工人维护劳动力价格的主要手段，工人保住自己那份劳动收入的主要手段，就是罢工自由。而恰恰是这个主要手段，被改革教的改革精英以改革的名义给改革掉了。当时剥夺工人罢工权力的基本理由，就是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一样，是“文革宪法”的内容，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剥夺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当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一起被从宪法中删除时，中国的权贵富豪、改革精英一起欢呼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是民主自由的伟大进步，是开始进入公民社会的伟大标志。就在这地狱般的欢呼声中，以张氏兄弟为代表的中国工人农民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中国工资占GDP的比率无论是历史纵向比较，还是世界横向比较，都被压低到了世界历史的最低水平。全世界的资本犹如蝗虫般纷纷扑向中国，扑向中国法律强制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为了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极限，最大限度地增加资本利润，改革精英又采用一轮接一轮的持续改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企业的福利保障制度。当时摧毁福利保障制度的理由，是所谓福利保障与企业相分离，后来人们才发现不是分离而是摧毁，分离是换个地方，摧毁是不复存在。于是，中国变成了工人政治上没有罢工权力，经济上没有福利保障的资本天堂，全世界所有资本大鳄，中国所有富商豪强、贪官污吏和改革精英，都把造就了这一资本天堂的老人奉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教主，国内外所有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一下子全都冒了出来，欢呼伟大教主带领他们终于彻底战胜了那些屁都算不上的卑贱穷鬼。

　　中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被摧毁，是20世纪末中国最大的人文灾难。中国每年死亡的八百万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因看不起病死在家中，按照改革精英最常用的专业说法，就是每年近五百万人属于非正常死亡。张氏兄弟家庭的悲剧不过是数千万中国家庭的不幸缩影。能够象张氏兄弟这样敢于铤而走险，以非常手段引起社会注意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在绝望中或者自杀了结或者默默死去。前些日子看到一个年轻母亲因无钱给孩子继续治疗，只能抱着孩子从医院楼上一跃而下的报道时，如同现在一样地气血翻涌、难以自持，要知道我们是现代社会啊。此前我们经常讲，医疗、教育、住房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底线，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势力都不敢突破的最后底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敢于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摧毁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保障制度，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哪怕是陷入财政破产的极端困境，都没有取消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福利。中国的改革精英经常用朝鲜和古巴的贫困来反证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可就是连被他们嘲笑为极度贫困的朝鲜和古巴，都仍然实行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摧毁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了。在现代社会，政府不能用摧毁老百姓福利保障的方法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就如同父亲不能用和女儿结婚的方法来建立婚姻一样天经地义。可是在丧尽廉耻的猫论指导下，中国改革不仅摧毁了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甚至把医疗、教育、住房等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把社会福利事业变成最大暴利产业，已经不是对人民一般的历史清算和掠夺，而是对人民发动的战争和屠戮，是反人民反文明反人类的刑事犯罪。

　　以往改革精英总是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掩盖他们反人民反文明的历史野蛮行为。目前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债主，借给美国的钱相当于半个中国的总产值，中国富豪更是纵横天下，全世界的赌场都换上了简体中文，中国在财力上已经完全有条件解决人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了。现在仍然出现张氏兄弟这样的悲剧，应该审判的就不仅仅是张氏兄弟，而应该包括那些把张氏兄弟剥夺一空的人。如果说绑架了一个人的张氏兄弟的量刑起点至少10年，那么绑架了中国绑架了亿万百姓的那些人，量刑标准就应该是死罪。可是，比摧毁中国福利保障制度更加可怕的，是那个更加天理难容的法律制度，这是中国改革精英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根本原因。在剥夺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的同时，改革精英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专门迫害穷人的法律制度。其典型特征就是，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再是做什么和怎样做，而是凭借什么去做;如果是凭借权力或凭借资本，无论做什么都不是犯罪；只有凭借体力才是犯罪。就拿抢劫来说，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叫做政治进步，凭借资本进行抢劫叫做自由竞争，只有凭借体力进行抢劫才是犯罪。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之极邪恶之极的法律，在任何社会都没有过。为了维护这种极端荒谬邪恶的法律，他们便把所有符合天理人伦的事物全部打上文革的烙印，再肆意妖魔化和彻底否定。比如文革时期法律规定，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的性行为都属于流氓罪。无论是凭借权力，凭借金钱，还是凭借体力，都按照流氓罪进行处罚。从而引起了那些天性腐化的流氓恶霸、贪官污吏、改革精英的切齿痛恨，认为“文革时期太没有人性，连玩个娘儿们都要遭受迫害”。为了报复文革的“没有人性”，为了恢复有钱能够玩遍天下的富人统治，他们便把数百万中国劳动妇女变成了随意淫弄的廉价妓女，让那些在文革中耀武扬威的老百姓，不仅要付出牺牲福利保障的代价，还要付出牺牲妻女身体和尊严的代价。

　　犯罪!完全是大规模的集团犯罪!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恐怖的大规模犯罪!无论是用社会历史任何一个阶段的尺度来衡量，还是用除改革教之外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尺度来衡量，抑或是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的尺度来衡量，都是超越极端的犯罪行为：把老百姓已经拥有的企业、住房、医疗等资产，以及古往今来所有的公共资源，全部剥夺干净;再用暴力手段堵死穷人全部生存空间，整座城市让穷人喝不到一滴水，得不到一寸地;即便要离开城市躲入深山大川也要收钱，凡是有人去的地方就都有人设卡收钱;走投无路的男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为别人白干(张氏兄弟打工十几年完全是白干)，走投无路的女人要想活下去只能让别人白干(妓女得到的只不过是富人掠夺她们父兄的血汗钱);尽管奴隶社会的奴隶也是白干，但是至少还像猪马牛羊一样，由人管吃管住管生死，而张氏兄弟这样的民工却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白干;虽然中世纪的妇女也要把初夜权交给富人，但毕竟只是一夜，而被逼为娼的数百万中国妇女却要一辈子被人蹂躏。把亿万百姓抢劫一空，把数千万工人抛向街头，把数百万妇女逼为娼妓，把老百姓所有生路都彻底堵死，甚至连喝水走路，像白毛女那样躲进深山老林都要收钱的历史现象，不仅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甚至在宗教关于末法时代、关于地狱的一系列恐怖想像中都从未有过，可见，中国的改革精英已经作恶多端到了何等程度!精英政治已经邪恶到了何等程度!

　　这种亘古以来的悲惨情景之所以会落到中国人民头上，是改革精英肆无忌惮的祸害中国人民的结果，改革精英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祸害中国人民，显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把所有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恰恰是中国改革精英的拿手把戏。中国改革精英最大的特点，就是制造一个惊人罪恶，并把这个罪恶归结为是制度问题，然后再打着改革的旗号去制造更大的罪恶，由此循环往复，把人民推入地狱，把罪恶推向极端。制度问题已经成为所有改革精英从事犯罪活动的主要借口，当所有罪犯都以相同借口进行辩护时，说明他们在竭力掩饰真正的原因。只要大家按照改革精英的思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是所谓制度问题，当初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军国主义等，无一不是制度问题，可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改革精英这样极端地祸害本国人民，日本精英只是对其他国家人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没有对本国人民实行三光政策。可是，中国改革精英的所有改革，几乎无一不是对付中国老百姓的，公开声称改革就是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并且不是以民生保障这个底线，而是以军警保障这个底线。这个改革原则，希特勒没敢实行，墨索里尼没敢实行，东条英机也没敢实行，包括历史上打着改革旗号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而被判处死刑的三个欧洲皇帝都没敢实行。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改革精英敢于实行呢?就在于中国改革精英成功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犯罪，非暴力杀人不属于杀人，非暴力抢劫不属于抢劫；并且最关键的是，他们把暴力严格定义为只是动用体力，只有动用体力杀人才是犯罪；而动用权力杀人，动用资本杀人，动用智力杀人都不属于犯罪。这是中国精英的一大历史发明，在“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等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制度性杀戮有理”、“追究制度性杀戮有罪”的崭新条款。

　　有了这个价值观做保险，改革精英便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作恶时代。从小学到大学，从报刊到电视，天天都在歌颂制度性杀戮，天天都在控诉对制度性杀戮的反抗：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是罪恶的，欧洲人民革命同样是罪恶的，法国大革命杀掉皇帝路易十六是罪恶的，英国大革命杀掉英王查理一世是罪恶的，俄国革命杀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罪恶的。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控诉杀掉路易十六的，控诉杀掉查理一世的，控诉杀掉尼古拉二世的，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俄罗斯人，而全部是中国人，是中国改革精英在控诉。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改革精英所从事的犯罪活动，是比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和尼古拉二世更加严重的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罪行。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控诉，对英国大革命的控诉，对俄国大革命的控诉，对历代中国革命的控诉，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民永远锁定在自虐自罪的犯罪感中，把中国人民永远锁定在意识形态的被告席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永远变成可怕的道德深渊。只要把这种价值观成功注入社会，他们就能获得永久胜利和永久安宁。因为人民除了正义和暴力，此外再没有任何反抗手段，只要打倒了暴力的正义性，人民就只能是踩在精英脚下的一盘散沙，哪怕是把政权交给人民，人民也会轻易丢掉。当时的法国人民、英国人民和俄国人民正是因为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反动精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革命暴力镇压一切残害人民的罪行，而让反动精英相信恶贯满盈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残害人民的皇帝及其精英判处死刑。通过临时革命法庭大规模处决反革命，是英法俄三大革命的共同特点，就连其中比较温和的法国大革命，都曾一天处决过一千多个反革命。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历史怎么折腾，却很少有人再折腾本国人民，折腾本国百姓。可见，人民最大的悲剧，是价值观的悲剧，是接受精英集团价值观的悲剧。毛泽东搞文革，文革搞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只要社会还承认权力杀人、资本杀人和智力杀人的合理性，人民就永远改变不了被任意屠戮的草芥命运。

　　张氏兄弟案件另一个让人痛心之处，就是弟弟那句绝望盲目的呼喊：“如果我妈妈出了事，我将报复社会”。许多媒体报道都提到了这个绝望呼喊。张氏兄弟所代表的老百姓的最大悲剧莫过于此：连最后拼命都不知道找谁，而只是盲目被动地报复社会。从张氏兄弟的绝望和盲目中，让人看到了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伟大作用”，失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的底层民众，当走投无路被逼拼命时，斗争目标不是剥削阶级精英集团，而是盲目地报复整个社会，并且这种漫无目标、盲目报复的结果，往往是穷人之间的互相伤害，就像张氏兄弟和那个被绑架的女孩子之间一样。可见，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建立剥削社会清除政治障碍，当受害民众盲目报复社会时，既保证了作恶者的安全，又把受害者变成了社会公敌。这是老爷子对中国剥削集团最大的历史奉献，也是对中国老百姓最致命的历史打击，在这个历史打击下，老百姓就不仅在政治上，包括在道义上都处在了被动挨打的可怜地位，甚至变成了一群连脊椎动物都不如的盲目挣扎的低等动物。

　　哭喊着甘愿一死拯救母亲的张氏兄弟被投入了监狱。后面无论是谁，只要还有一丝人性，不忍看到母亲因无钱治疗而死在自己面前的人，就还会重演类似张氏兄弟这样一幕接一幕的人间惨剧。在张氏兄弟的哭喊声中，中国的改革精英也在叫喊，他们在叫喊张氏兄弟的悲剧不是掠夺的问题，而是政治改革的问题。他们在用张氏兄弟的悲剧，编造新一轮的谎言和欺骗。当初他们告诉人民，只要进行经济改革，就会拥有更加富裕的生活;现在当人民发现，不仅没有拥有更加富裕的生活，甚至连原来已经拥有的一切也都丧失净尽时;他们又告诉人民，关键是要进行政治改革，进行政治改革能够拥有西方的宪政、民主和自由，这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并且声嘶力竭地告诫人民，继续纠缠住房、医疗、养老和工作等问题，完全是极左分子维护专制集权的政治鼓动和邪恶阴谋。

　　如果说，经济改革剥夺了人民的经济利益，那么政治改革剥夺的将是人民的政治利益，而眼下人民基本的政治利益，就只剩国家统一的太平日子了。如果再被剥夺，那就真的是国将不国了。

　　2009年4月26日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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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子劫人质筹钱救母续:乡邻称其身世可怜(组图)

视频：特警荷枪实弹闹市解救被劫持女子  　来源：深圳卫视《正午30分》

 

 

张×述把刀架在女人质喉咙前，向警方索要赎金。

趁持刀男子一时疏忽，便衣警察冲上去将其制服。

女人质被一名便衣警察用膝盖顶了出来，随即被其他警察救走。

持刀男子被警察擒住后还极力挣扎。

　　■新快报记者 李国辉 林菁 图/文

　　哥哥手持利刃劫持女子，弟弟高举纸板要筹钱，这起前日上午发生于白云区三元里的劫持人质事件(详见本报昨日A03版报道)，昨日有了新进展。经白云区警方查实，张氏兄弟铤而走险劫持人质，确实是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钱治病。

　　白云区警方表示，在成功解救人质并抓获张氏兄弟后，他们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据了解，张氏兄弟是重庆市开县临江镇龙桥村人，哥哥张×述今年30岁，弟弟张×均今年20多岁。昨日，民警联系上了临江镇龙桥村村委的相关人员，证实张氏兄弟的老母亲确实身患重病并且缺钱治疗。

　　据了解，在张氏兄弟很小的时候，其父亲就已经去世，两人是由母亲含辛茹苦养大的。案发前，两人都在石井的一间皮具厂打工。张氏兄弟在接受警方审讯时称，其母亲在山上喷洒农药时不慎摔成重伤，但无钱治疗;兄弟两人四处筹钱未果，举纸板讨钱又没人理会，一时心急才铤而走险。至于张氏兄弟的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张母是何时摔伤的，警方称目前仍需进一步核实。

　　还原现场

　　“两人是孝子，做法太愚蠢”

　　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姚俊南讲述事件经过

　　事发当日，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一名身穿橙色衬衣的便衣警察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他的一番交谈，令张氏兄弟情绪松懈，最终给了警方解救人质的时机。这名谈判专家正是白云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姚俊南。

　　昨日下午，姚俊南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经过。据他说，他是在事发一段时间后赶到的。到现场后，他了解到此前有几名警察和嫌疑人交谈均告失败，无人和疑犯谈判。他了解案件情况后，自告奋勇上前谈判。

　　“听说嫌疑人是为了给母亲筹钱治病而劫持人质，我当时就觉得他们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孝顺的人怎么坏也不至于坏到哪去。”姚俊南说，这一点让他觉得谈判是可行的。当正式谈判开始后，他更加肯定嫌犯的作案动机是出于一片孝心，“所以抓住了这一点去攻克他们的心理防线”。

　　他首先询问张×述是不是认识被劫持的妇女，当张×述作出否定回答并表示事后会向她道歉后，他放宽了心。“他们的目的是要钱，不是伤人。”姚俊南说，他信心大增。

　　“你们出了事坐了牢，你们母亲怎么还能安心治病?伤心都要伤心死了。现场来了这么多记者，天下有这么多好心人，媒体为你们呼吁一下，号召大家捐款，这难道不比你们用这种犯罪的方式筹钱来得好吗?”当姚俊南说出这句话时，张×述顿时眼眶红润，之前紧紧拿刀的手也松了。旁边的民警抓住这一瞬间，猛扑上前控制了张×述持刀的手，而姚俊南也同时出击，拉住人质的手并顺势用膝盖将她顶了出来。

　　姚俊南说，整个谈判解救过程持续了10余分钟。在听到初步的审查情况后，他既感慨又惋惜，“这两兄弟都是孝子，只是这种做法实在很愚蠢。无论如何，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

　　连线邻里

　　村生产队长：两兄弟身世可怜在村里常做好事

　　昨晚近10时，记者辗转联系上重庆开县临江镇龙桥村村委、张家所在生产队的雷队长。据雷队长介绍，张氏兄弟的母亲确实在不久前重伤入院，现在正病卧在临江镇卫生院内。

　　“他们两兄弟的身世真的很可怜!”谈起张家兄弟俩，雷队长的语气里满是感伤。他说，张氏兄弟的父亲早逝，母亲是二婚，因为母亲重病，原本贫困的家庭现在更加贫困。雷队长说，他是看着两个孩子长大的，他们经常做好事，给村里人的印象都非常好，在家里也很听母亲的话，非常孝敬父母，村里人说起他们都竖拇指。雷队长叹气说，张母的医疗费要上万元，短时间要拿出这么多钱，对兄弟俩来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