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群众送葬、百块石碑哀思！连载《张钦礼传》（一）

怀念张钦礼

（一）离世13载学者为其立传

 

 

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他，更是一名获刑13年的“罪犯”
他，曾被打成右倾
他，又曾三次被周总理营救
……

2004年，
他去世时，
兰考万人空巷，
十万群众为他送葬！

他——就是河南兰考县首任县长张钦礼。

　　2009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兰考调研期间，曾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原兰考县委宣传部干事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除了中央领导的关怀，张钦礼的坎坷人生也被学者们所关注。2016年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冤假错案研究中心已正式把“张钦礼事件平反”确定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此外，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开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占锋撰写的《张钦礼传》一书也于近日完稿。谈及为什么决定为张钦礼立传，刘占锋这样告诉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他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今天，我们最需要像张钦礼这样的典型优秀干部，为中国共产党正名。”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张钦礼以及那些被尘封的往事，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自今日起，将连载刘占锋老师撰写的《张钦礼传》。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标题下蓝色字体“反问号”。

        01 近百块石碑诉说人们的怀念

2016年人们前来纪念张钦礼

视频截图

　　在河南兰考张庄村，有一座千古罕见的民间碑林。这里矗立的近百块石碑，似乎在默默地倾述着人民群众对兰考县首任县长张钦礼同志的怀念。

　　2017年的清明节，兰考百姓又一次冒雨前来给已故13年的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扫墓，缅怀他一生为兰考人民所做的贡献。

昨日（2017年4月4日），人们到碑林怀念张钦礼

　　据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了解，截至2016年5月7日，张钦礼的墓地已矗立有86座石碑。这些石碑均来自当地的群众以及相关单位。在张钦礼去世13周年之际，这里，还将增加十数块纪念石碑。兰考人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他。

　　02 中国作协会员刘占锋为其立传

据了解，张钦礼，1927年生人，河南兰考张庄村人。他15岁参加革命，经受过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27岁担任兰考县第一任县长，50岁时被判刑入狱。

　　在他3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曾被打成右倾，经历过三次大清洗，又曾三次被周总理营救。2004年，张钦礼去世时，兰考万人空巷，十万群众为他送葬。

　　2015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有关焦裕禄事迹的丛书。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国钦在兰考当地群众那里听到了很多张钦礼的事迹。于是，他萌生了为张钦礼写传的想法。

　　2016年6月，在他的“劝说”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开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占锋决定为张钦礼立传。

        03 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课题

        2009年4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赴河南调研，他专程赶往焦裕禄纪念园，瞻仰焦裕禄纪念碑，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向焦裕禄陵墓敬献花篮，并看望焦裕禄同志的亲属，与兰考县的干部群众进行座谈。

        习近平在这次兰考视察时也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原兰考县委宣传部干事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其实，不光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张钦礼。张钦礼的事件也早就被学者所关注，2016年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冤假错案研究中心就已经正式把张钦礼事件平反确定为研究课题。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即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引 言

        公元1954年5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区专员公署副专员马豫真签发通知，奉省转中央内务部一月二十三日内户五四字第三二号函示：兰封、考城两县合并，定名为兰考县，县人民政府驻兰封县城。

        1954年6月6日，中共郑州地委组织部发出通知，经省委批准，程约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提兰考县政府县长。

        1956年8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省委组织部通知，张钦礼任兰考县委副书记。

        这次两县合并，是这个豫鲁交界地区历史上无数次切割、调整中最近的一次。
这个地区历史上曾叫过东昏、谷县、甾县、兰阳、兰仪、兰封、考城、东明等十来个名字。兰考这个名字就是由历史上的兰阳、仪封、考城三县迭分递合而成的。清道光五年（1825年），仪封县与兰阳县合并为兰仪县。宣统元年（1909年）避帝讳改称兰封县；考城县古称葵丘，隋称考城。县治多迁，后设于堌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县治迁张君墓。这些名称中，尽管东汉章帝二年（公元77年）东巡过这里，以“甾县”其名不善，“取其光烈考之义”改称考城，但最能概括这里频繁迁合主要原因的仍然是这个“甾”字。“甾”，祸患、灾害也，以“甾”作地名者古来罕见。不过，汉章帝仅仅改了这里的县名，却丝毫不能改变这里“多灾多难”的现实。

　　早在上古时期，开封作为天地之中、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虽是三皇五帝居住之所，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天下之枢，但“四渎”环绕，河湖纵横，一旦发生洪涝灾害，便会江河横溢，泛滥成灾，人或为鱼鳖。于是就有了大禹治水，有了昭示人们要生存必须同洪水灾害斗争的不少禹王治水遗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考城县有“簸箕城，在县北四十六里。按《城冢记》：‘禹治水时所筑’。”这个记载，既标志着这里水灾之久远、危害之严重、状况之难治，也矗立着当地人民战胜灾害的精神丰碑。

　　然而，治灾谈何容易！经过数千年的地壳变化，开封东部海拔逐渐升高，“四渎”的灾害方式也逐步演变为风沙、盐碱、内涝，对灾害的有效治理也已经不再是大禹时期的“疏”与“堵”的问题了，需要的是治灾的意志、智慧和科学的方法。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大禹那样的治国者，面对灾荒，几千年不是“逃”就是“救”！至于“治”则鲜有记载。于是，在各种志书上，“一年三灾”“三年大旱”的记载不绝如缕。“中州水患，莫过于兰、仪、考”似乎成了历史定论。据史料记载，1644年至1949年间，洪灾发生90多次。1785年（清乾隆年间）的一次决口，这里曾经成了一片泽国。仅因河患，兰、仪、考的县治曾迁徙十多次。旱灾最严重的是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连续大旱，春尽干枯，秋季无望，田野一空，出现了三人同行，二人同食一人，有“人死不葬，煮而食之”的凄惨景象。风沙灾害之烈同样触目惊心。自咸丰到新中国成立不到百年时间内，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个。

　　进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继而日寇入侵，对于灾荒，不仅无人治理，甚至连“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加上日伪政府苛捐杂税，地主奸商压榨盘剥，劳动人民更是苦不堪言，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有一首民谣这样写道：

冬春风沙狂，
夏秋水汪汪。
一年劳动半年糠，
役税匪霸似虎狼。
扶老携幼去逃荒，
卖了儿和女，
饿死爹和娘。

　　这就是当年的历史写照。

　　这里“穷”名远扬。然而，特殊的生存环境锻造了兰考人独有的性格。那憨厚朴实、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秉性，那对旧世界的破坏力和对新世界的创造力，那超强的忍耐力、承受力和愤怒爆发时的摧毁力和震撼力，都会让人感慨万千，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为了生存，兰考人在“三害”的困扰下，苦苦地挣扎着、奋斗着……

　　这里的人民需要彻底治理“三害”，人民共和国需要给这里的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在大政方针上把“救灾”改为“治灾”，写下新的根除灾荒新篇章。

　　这次区划调整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它是不是新中国决心在这里根治水患、造福人民的标志呢？

　　新中国选择年仅27岁的张钦礼担任第一任县长，他的品格、意志和智慧能够经受住这个考验吗？

　　这个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年年救灾年年灾”的“救灾”定律，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能够得到彻底扭转吗？

　　这个伟业，需要几代人坚韧不拔、以身相许，张钦礼能够做到吗？

第一章 进京告“御状”

兰考县的第一任县长

　　1954年6月的一天，新组建的兰考县政府。眼看已过中午，一直在等新任县长上任的政府秘书卢凤岐心急火燎：这里距原考城不过几十里路，怎么还没到呢？

　　卢凤岐40多岁，文化人，戴着一副近视镜，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他祖籍河北，随军南下留在兰封工作，1950年担任县粮食局局长，1953年担任县委秘书，同年4月担任县政府秘书，兰考县组建后，继续担任县政府秘书。自己以后要服务的这个张县长什么模样？什么脾性？听考城传过来的口碑，人不错，对人也好，也很有能力，还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跟着这么一位老革命当秘书，应该是一件幸事！

　　卢凤岐正想着，大街上走来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个子小伙儿。他打着绑腿，束着武装带，肩上挎着大木匣子二十响手枪，精神抖擞，眉宇间透着英气。这大概是张县长的警卫员吧？看来，张县长马上就要到了！

　　卢凤岐热情地向小伙子打了招呼，问：“小同志，跑累了吧？张县长来了吗？我去接接他。”

　　小伙子还没顾得上搭话，只见又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对他说：“张县长，行李都搬到屋里啦。”此时，卢凤岐才恍然大悟，连忙说：“你就是张县长？没认出来，真不好意思。快到屋里休息休息吧！”

　　“没关系。你领我先看看各个部门安顿情况吧。”张钦礼说罢，就让卢凤岐陪着他先到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安顿住新县长，卢凤岐就问张县长的通信员：“你们搬家的车呢？赶紧安排大家吃饭！”

　　“我们是坐‘11号’来的。张县长我们先到，大部队在后面，马上到。”通信员笑着说。在这里，大家都把徒步行走戏称为坐“11号”汽车。

　　原来，这是他们的“老抠儿”县长拍的板。

　　考城县城位于现在的兰考县张君墓镇。距离新县城70来里，全是土路。当时虽然党政机构都很精简，但一个县级政权，人员也不算少，加上行李包裹、办公用品、档案资料，还有锅碗瓢勺一大堆，搬家谈何容易！

　　大家想，这次不是一般的搬家，而是两个县合并。老百姓搬家还放鞭炮呢！太寒酸了让人看不起！不少人猜，这次搬家，县领导一准会找两部大汽车，起码也得是几辆胶轮大马车，风风光光、排排场场搬到新县城。

　　想不到的是，指挥搬家的“老”县长除安排银行、公安等需武装押运的特殊部门以及年老体弱的人员先期乘胶轮大马车搬迁外，县委、县政府搬家一是不找汽车，二是不雇胶轮马车，三是不找民工帮忙，全都是自己打捆装箱、装车。有人一时有些不理解，但看到县长跟大家一样肩扛手提，搬运装车，忙里忙外，一身汗水，自然也就没什么可说，都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一切就绪，张钦礼笑着对大家说，“艰苦奋斗是咱的传家宝，啥时候都不能丢。今天大家辛苦一下，拿出战争年代徒步行军的那股子劲，把这次搬家当作迈好到兰考工作的第一步吧！”

　　接着，张钦礼大手一挥，说了声“出发！”大家紧跟着迈出了这第一步。

　　这一步必将写入新中国的历史。
1927年农历三月初七，张钦礼出生于豫鲁交界处的张庄村。当时隶属于山东省曹州桃园区，新中国成立后又划入河南省，现在为兰考县南彰镇苏庄行政村辖下的一个小自然村。这个小村庄一共20来户，除了一户冉姓的大户外，其余全部姓张，来自山东的一个大张庄，基本上都是给这户姓冉的打工的。这家姓冉的很有钱，买了很多的土地，以相对优厚的条件让这些张姓农民耕种。

　　人说：“山东出响马。”响马，当地指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在长期的兵荒马乱的年月，这里，特别是豫鲁交界处更是山头林立、匪患猖獗之地。匪患猖獗不但是村村防范严密，而且促成了民间浓厚的习武风气。地处这个环境的张庄，自然也把防匪患列为村庄布局的首要因素。村里一条大街贯穿东西，构成一条主路。一条南北街与主街相交叉，随又分出若干胡同。村子周围，挖了一条小河，村民们都叫它为海子，实际上是一条寨沟，是防备匪患的一道屏障。寨沟东西设两个出口，另有两个胡同小出口。一旦出现匪情、战乱，村里敲锣打鼓，寨沟封堵出口，以避战乱匪祸。平时，这里也算得上风景秀美。一条小河环绕四周，垂柳依依，绿拂两岸。一到夏天，天气闷热，蛙叫蝉鸣，年轻小伙儿就来到这里洗澡纳凉，游水嬉戏，自然又是一番景象。

　　张庄靠西的一条胡同的南端路东的一户人家，几间瓦屋，一棵老槐树，这就是张钦礼的家。

　　爷爷张景宽，是远近闻名的种菜把式，良善，勤劳，仗义，好打抱不平。在日本鬼子扫荡时，因挺身而出保护乡亲们遭到日本鬼子的残酷殴打，不治身亡，年仅66岁。奶奶是附近蔡联九村人，吃斋念佛，与爷爷情投意合，经常接济穷人。有危难的借米借钱不用打条子，特别困难的连还都不用还。奶奶享年97岁高龄。

　　父亲张元谋，跟爷爷学得一手种菜的本事，也是有名的种菜行家。受党的影响，他早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由吴芝圃领导的睢（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曾掩护过吴芝圃。抗战时期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母亲师华清，出身武术世家。外祖父师景义是鲁西南有名的拳师，为人豪爽仗义，在江湖上名望很高。舅舅师化方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中国时，他号召带领武林人士，习武卫国，建立鲁西南抗日武装，后任我八路军抗日武装教导员。师华清自幼习武，性格刚强，勤劳勇敢，疾恶如仇。她仇恨剥削压迫，赞同妇女解放。在当时那个女孩子人人裹小脚的年代，她那一双无拘无束、自然长成的大脚，很是令人称奇。大革命时期，师华清支持自己的丈夫参加睢（县）、杞（县）、太（康）农民暴动，后跟随丈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她当选为张庄村抗日联合会会长，后任乡政府主席。

　　张钦礼这一代，兄弟姊妹七个，他排行老二，乳名随老大钦俄之后叫二俄。他从小就懂事、勤快，又长得浓眉大眼，白生生的，十分讨人喜欢。见爷爷推个独轮车到南彰卖菜，他就在小车前头拴根绳子帮助拉车，爷爷很喜欢，爹娘也很高兴，南彰街上的熟人都叫他“小白孩”。爷爷每次卖完菜，就买些高粱、黄豆、食盐家用，偶尔也会给钦礼买个热烧饼吃。在张钦礼记忆里，好面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

　　张钦礼的性格最像爷爷。当地一个大户人家有个柿子园，一到成熟季节，一个个鲜亮的红柿子就像精致的红灯笼挂满枝头。这时，这里就成了村里孩子们眼巴巴张望的地方。一天，有几个小孩子去偷柿子，不小心被主家发现了，一吆喝，孩子们撒腿就跑。张钦礼没参与偷摘，自然就没跑。这个主家就把他当作小偷大声叫骂，并打了几个耳光。无端遭打，张钦礼气愤至极，就用手里的粪叉把人家的腿叉伤了。爷爷为了息事宁人，赔了10块大洋，请了两桌酒席才算作罢。

　　这个三世同堂之家，虽然人多地少，但家里仅有的三亩多地全部用来种菜，另外再租种富人家一些地以增加收入，家境还算殷实。经过这一折腾，家境开始败落。为了生计，张钦礼六七岁时就着篮子下地割草，或者挑着粪箩头捡柴拾粪。八九岁就给村里有钱人放羊放牛。一年到头，身上是破衣烂衫，脚上是咧着嘴的单鞋。一到冬天，寒风刺骨，兄妹们常常是双脚红肿，疼痛难忍，痒得钻心，大家只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孩子们盼望的春节到了。按当地习俗，家家都要贴对联、门神，图个红红火火福寿安康。张家祖孙几代都不识字，就求邻村苏庄的私塾先生崔庭贤写了副对联，结果被父亲贴了个头朝下，闹了个笑话。舅舅师化方见状就给张元谋说，你们和苏庄的教书先生那么好，我看不如叫二俄跟他学认字。这孩子又懂事又聪明，准行。父亲觉得有道理，趁着正月十五的热闹劲，就叫张钦礼拜师上了私塾，成了张家第一个文化人。

　　崔庭贤，人称“老夫子”，是农村里的穷秀才。他品端行正，爱国睦邻。他看张钦礼晚上点个油灯上课，白天着个篮子下田，几乎书不离身，十分喜欢这个学生。只要有空，就给他讲岳飞、杨家将、包公的故事，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些，对张钦礼幼小的心灵影响极深。岳飞、杨家将、包青天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崔老夫子84岁的那年秋天与世长辞，街坊四邻十分痛惜，共同为他料理了后事。张钦礼和他的同窗弟子们为敬爱的先生披麻戴孝，守灵送终。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张钦礼参加了八路军。自此，不论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或是在全国解放后，只要路过苏庄一带，张钦礼都会拐个弯，到崔老夫子坟前深深地鞠上三个躬，以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恩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的国土上实行着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惨无人道地制造着大大小小的无人区。一时间，中国大地狼烟四起、尸横遍野。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同胞奋起抗战，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我八路军老八团、老七团和冀鲁豫军区教导第七旅相继来到了冀北、豫东和鲁西南。他们打击日寇，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展抗日救国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救国民众团体，青抗先、妇救会、自卫队……以党组织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和各阶层民主人士，组成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感召下，考城县徐宗儒、徐锡朋、李绪山、张安祥等率先参加了共产党。其中徐锡朋是张元谋的外甥、张钦礼的表哥。他开了个小药铺作掩护，利用串亲戚买药卖药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张钦礼家是红色堡垒户之一，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掩护八路军的伤病员和我党我军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考城县抗日政府民教科科长蔡修府的家属就住在张钦礼家。蔡修府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蔡新志、一个叫蔡新俭。都随上张姓钦字辈，认张钦礼的父母为干爹、干娘。那时，党组织对于暴露身分的党员干部，立即让堡垒户护送到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事只要交给张钦礼的父母，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长期的革命思想影响，使张钦礼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道理。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走村串户，宣讲抗日主张。逢集赶会，他会拿出崔老夫子传授的功底，学着地下党讲演的样子，当众给人讲演。讲演前，他还会自编自演地唱上几句：“不打鼓、不敲锣，听俺唱个八呀路歌……”“黄河儿女，挺起胸膛，拿起刀枪，奔赴战场，打败日本，赶走豺狼……”他这一招还真管用，常常引来众人的喝彩和掌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父母夸他学会了革命。

　　一次，他听说大寨集有人宣传抗日，就和哥哥张钦俄跑了6里多路听演讲。赶到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演讲者看样子50开外，但仍然充满激情，把抗日救国说得让人心里起热。哥哥对他说：“这个老头讲的话，都是为了救国家、救穷人。回家给咱爹说说，咱俩当八路军去吧！”“好哇！”张钦礼高兴地说：“大哥，告诉你吧，我早就想当八路军了。”

　　回到家，他两个连说带比画地给父母来了个鹦鹉学舌，什么抗日多么重要呀，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当亡国奴呀，等等，让父母同意他们参加抗日。他们不知道，父母亲早就是地下党员了。父亲问他们演讲的长什么样子，弟兄俩一比画，父亲就明白了，告诉他俩：“孩子，那是咱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伯伯呀！我们当然支持你们抗日！”

　　很快，兄弟两个，大哥当上了村里的抗日自卫队队长，张钦礼参加了抗日青年救国先锋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期。日伪顽杂、租税匪患、散兵游勇欺压百姓，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这时期，有女孩子的家庭整天提心吊胆，总担心受到坏蛋的祸害。于是，张钦礼的婚姻大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张钦礼和刘秀枝的婚姻是两家的爷爷敲定的。两家的老爷子关系十分要好，老哥俩有事没事爱凑到一起，谈天说地。一次，说到高兴处，二位老人家做主，给他俩定了娃娃亲。

　　刘秀枝1925年出生于距离张庄一里多路的蔡庄村。这是一个农民家庭，姊妹三人，刘秀枝排行第二。她小小年纪，漂亮能干，心灵手巧，特别是她的纺花和刺绣技术，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谁家娶媳妇生孩子，都少不了邀请她做些针线活。父母亲又勤劳能干，是种菜行家，又开有油坊，当时家境还算可以。

　　双方老人眼见着俩孩子也长大了，都想尽快给俩孩子把婚事办了。阳春三月初，张钦礼和刘秀枝完了婚。这一年刘秀枝17岁。聪明俊秀的秀枝谨记娘家的教诲，在婆家敬老爱幼，干在前吃在后，很让公婆一家喜欢。

　　娶了媳妇，还要考虑闺女。给大闺女找的女婿是山东二里寨裁缝李金轩的儿子李宝堂。李金轩是八路军被服厂出了名的裁缝，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气。一天，张家正在说这个事，李宝堂突然跌跌撞撞闯了进来，未进门就大哭不止。原来，日军大扫荡时，将李宝堂的母亲和大部分家人活活烧死了，多亏当时不在家，李宝堂才躲过一难。这个才十多岁的孩子是一路要饭来到张家的。李宝堂的哭诉，把张钦礼压在心中的怒火“砰”的一声点了起来：“明天我就去当八路，不打败小日本我誓不为人！”全家人表示，要拿起刀枪，跟日本鬼子拼了！第二天，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张钦礼，头也不回地投奔八路军去了。这一天是1942年4月14日，他刚满十五岁。
张钦礼先是投奔舅父师化方领导的曹县抗日武装工作队。由于他上过几年私塾，又机智勇敢，军分区调他当通信员，后调到20团当作战文书。

　　20团是一个敢打善打恶仗的英雄部队。当时一个流行说法就是：“参加20团，活不到一年”。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张钦礼到这里不久，就因作战勇猛，又有文化，善于做思想工作，被调到考城县王志新游击队任指导员。

　　王志新、张钦礼所率部队英勇善战，到1948年已发展到近千人，拥有轻重机枪20挺，迫击炮两门，发展成考城县游击大队，王志新任大队长，张钦礼任政委。张钦礼参加和组织了无数次战斗，为豫东和鲁西南一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3年农历九月，夺取王府桥、全歼日伪守敌；1943年5月1日，徐堤圈伏击日寇骑兵；1943年底，在老牛圈打鬼子；1944年，粉碎鬼子九九大扫荡；1946年8月15日，激战崔园子；1946年8月21日，白茅集阻击战；1946年9月15日，大杨湖歼灭战；1946年10月，王凸村追击战；1946年，深入虎穴考城县城，智取军用电话线；1947年11月，解放考城县，活捉伪县长；1948的兰封战役、白楼合击。还有吴河村地道战等等……

　　最令他终生难忘的是白楼合击突围战。那是1948年4月，敌交警部队、新五军和地方顽杂两万余人将我军重重包围在红庙区的白楼村。我军分区独立团、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及所属的考城、菏泽、民权、兰封等县的党政机关和革命武装，在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柱安和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的指挥下奋勇突围。

　　这真是一场恶战。从拂晓交火一直打到天黑，枪炮声、拼杀声惊天动地。我军突破一层包围圈，又陷入另一层包围圈。张钦礼带领100多人冲杀了100多里，终于突出重围，进驻埽怀村。还没等喘口气，就接到村长报告，村西南黄河故道的芦苇滩里，有几个骑马的老八路。张钦礼立即带人赶了过去。一看，正是戴晓东他们！劫后相逢，含泪相拥。

　　“钦礼，带出了多少队伍？”

　　“不算挂彩负伤的有一百八十六个。”

　　“钦礼，好样的！这些家底可是太珍贵了。志新和大老潘咋样？”

　　“突围时打散了。不过我们约定了联络暗号和会合地点。”

　　“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真是弹尽粮绝呀！”戴晓东说着，拍了拍腰间的盒子枪说，“我这贴身伙计连一粒‘米’也没有了。”

　　张钦礼连忙把随身的八音手枪和五十发子弹交给了戴晓东，并说：“回头我再给你的贴身伙计配些子弹。”

　　戴晓东高兴地接过枪和子弹，说：“钦礼，下一步咋打算？部队的士气如何？”

　　张钦礼一边汇报，一边领着戴晓东向村里走去。乡亲们已经给他们烧好了十几锅萝卜糊涂粥。可大家谁都不肯吃，急得村里的百姓团团转。村长对戴晓东说：“你快下令让大家吃点东西吧！听说你们九死一生冲到这里，村里的老少爷们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全扒了出来，说一定叫咱队伍上的人吃个饱。”

　　“咱们只有吃饱饭才能冲出去，再打回来，回报乡亲们！”戴晓东看了看饥肠辘辘的战士，极力劝说，但挂彩的伤员就是不动碗，他们要把饭留给能战斗的同志们吃。谁都知道，这时的一碗饭可能就是一条命啊！战士们这是在用生命保大局，保战友。张钦礼看得心疼，但又不得不命令道：“都别让了。西边有追兵，东边三里地许河集就住着敌人，我们必须快吃快走。”
大家吃过饭，戴晓东对张钦礼说：“你们往东北我根据地方向撤退。沿途做好白楼战场突围出来人员的救护工作。可退中设伏，有退有攻，不可恋战。我们速赶到鲁西南向上级报告，搬兵接应你们。”

　　就这样，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随戴晓东向鲁西南革命根据地进发；一部分由张钦礼带领插往赵庄。国民党军队143旅对我突围出来的部队穷追不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我军大部分转入地道中。

　　敌军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在安乐村、琉璃阁、许河、黄集、黄庄、谢集、韩庄、黄水口、吴河村一带扒我方的地道。敌409团一个营将琉璃阁村地道口扒开，烟熏火烧，将五区区长张明德和通信员程广学等五人熏死在洞中；另一拨敌军在吴河村发现了地道口，放火在地道口熏烧，将三区区长杨绪钦等27人烧死于洞中。

　　敌人在赵庄也发现了地道口。他们在洞口喊话劝降。回答敌人的是一排排子弹和一颗颗手榴弹。敌人往洞中扔炸弹，放毒瓦斯，进行火烤烟熏。张钦礼沉着应战，果断指挥。他吩咐一些人开挖排烟道、防水坑；自己带一部分人将地道中存放的衣物、棉被、木板等物品浸湿，沿地道设置一道道防火门。然后，自己带领一个尖刀班，逐门防守。滚滚浓烟加上毒气，呛得人头晕目眩，泪水直淌。尖刀班的战士大都被呛个半死，预备队员马上又补充上来。同志们多次要求替换张钦礼，都被他坚决拒绝了。他用湿毛巾捂住嘴，对大家喊道：“快捂上湿毛巾往后撤。坚持到天黑，我们从新地道口突围，到谢滩村、黄庄一带找老潘和志新联络。”

　　天色将晚，敌人以为张钦礼等人都被熏死了，加上害怕我军趁夜色突袭，就收兵回去了。张钦礼带领大家出了地道口。张钦礼的眉毛都烧光了，眼睛熏得通红，肿得像大红桃。其他尖刀班的战士也都是烧得黑黢黢的，鼓起不少燎泡。

　　劫后余生，跳出敌人包围圈，部队作暂时休整。尖刀班的战士笑着说：“今天真是熏懵了、憋疯了。想着肯定是‘光荣’了。当时真恨不得跑出来跟他们拼了。”

　　“多亏钦礼这个地道战的高手。要不然，我们死在地道这个阴曹地府里，太窝囊啦！”有战士感叹道。

　　“同志们，你们看，吴河村也是浓烟滚滚。”大家屁股还没坐稳，就听张钦礼又喊了起来，“咱们快去看看吧。”

　　部队赶到吴河村，只见全村50多户人家，房予全部被烧。几十名战死的同志倒在血泊中。有的战士睁着仇恨的眼睛，死不瞑目。他们迅速把大火扑灭，并和村长吴玉春等人一起，将战死的同志掩埋好。他们握着拳头，在烈士坟前流着泪说：“你们合上眼，放心地去吧。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为你们报仇雪恨。”

　　分头突围的另一支队伍由县长马豫真（建国后为郑州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笔者注）带领，也是伤亡惨重。马豫真的警卫员是张钦礼的三弟张钦芳。张钦芳给身负重伤的马豫真包扎好伤口，背起他突围。

　　马豫真说：“钦芳，你别管我了。你背着我，咋能冲出去啊!”

　　张钦芳咬着牙说：“马县长，咱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我在你在!”

　　张钦芳背着马豫真，浴立拼杀。敌人逼上来了，他把马豫真安放好，用双枪回击敌人；激战稍停，他就敏捷地背起马豫真，乘着战火的硝烟，猫着腰继续向外冲。一连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马豫真看敌143旅又追了过来，情势十分危急，就对浑身是血的张钦芳命令道：“钦芳，你真的不要再管我了，不然咱俩都活不成!你给我一一颗手榴弹，我跟他们拼了!这是命令，我不能拖累大家!”

　　张钦芳坚定地说：“我是你的警卫员，死活我绝不会丢下你!”

　　张钦芳背着马豫真突出重围后，由于超负荷奔波，身体严重透支，在经过南彰乡王茂店村时，一头栽倒在赵家坟地里。

　　这时，突围出来的李本初队长也赶过来了。他看着极度虚弱的张钦芳，说道：“把马县长和钦芳背上，快走!”

　　钦芳一听，急了，说：“你们别管我，照护好咱马县长最要紧。我歇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去撵你们。”

　　李队长带领战士们一路护送马县长等到达我军根据地。而此时的张钦芳脸色苍白、牙关紧咬，睾丸严重下垂，已经动弹不得。多亏被早起干活的农民赵华山救回家中。经过赵华山一家精心护理，才使他得以康复。

　　有几支分头突围的部队陆续赶到了根据地。首长问到张钦礼的情况，一些亲眼见我方人员在赵庄地道口被敌人烟熏致死惨状的战士说，张钦礼已经牺牲了。根据地就为他搭了灵棚，开了追悼大会。消息传到张庄，张家悲痛万分。爷爷奶奶为张钦礼设了灵堂，举家哀祭。一天，部队路过张庄，张钦礼绕到家报个平安，让爷爷奶奶放心。一敲门，老奶奶问：“谁呀？”

　　张钦礼说：“奶奶，我是二俄。”

　　老奶奶说：“二俄，奶奶知道你死得惨！一定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地走吧……”

　　张钦礼见奶奶不开门，就大声说道：“奶奶，我真的是二俄，我没有死。”

　　老奶奶打开门，见真的是他心爱的孙子，一把把张钦礼揽在怀里，哭了起来。

　　这是第一次被误以为牺牲开追悼会。第二次是在白茅集阻击战中，因负伤昏死过去被误认为牺牲。　　这次战役，仅考城干部就牺牲了74人，其中区以上干部11人。周柱安副司令员壮烈牺牲。考城县委书记徐宗儒在突围中受伤被俘。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在杭州敌集中营英勇就义。

　　这些在豫东、鲁西南展开的无数次的大小战役，在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长卷中有着灿烂的一页。这里有着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太多的故事——

　　1947年，他们穿越70里敌占区，将鄂豫皖4700名伤员安全送达根据地；黄水口村掏心战，他们巧夺敌人六挺轻机枪、三千发子弹，受到《冀鲁豫战报》表扬；他和王志新化装成国民党军官进入考城县，将盘踞考城守敌眼皮子下停放的两汽马车军用电话线运出，送到我军根据地，并顺势缴获敌人一挺轻机枪。我根据地军分区首长一起出来迎接，并伸出大拇指对他们大加赞扬……

　　淮海战役，张钦礼任考城县支前团长兼政委。全县先后组织担架6000余副，大小车辆近万辆，民工3万余人，运送粮食上千万斤。有3000名民工、400副担架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运送给养、弹药等物资，协助部队作战。

　　渡江作战，我考城县成立了江南作战支前指挥部。张钦礼在动员大会上说，“救兵如救火，支前如添兵。前方将士为革命能舍命，我们支前就不怕掉几斤肉。”为了支援前方打胜仗，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昼夜奋战，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史料统计，考城县支援南下大军粮食27.6万斤；柴草55.2万斤；油6900多斤；盐6100多斤。还组织群众做军鞋、修公路；在交通要道、村头路口设置茶水站、转运站和粮草物资供应点；组织文艺团体和学校师生敲锣打鼓，为南下大军慰问演出；还深入开展送子参军、民工支前、干部南下和地方武装并入主力部队渡江作战……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王朝更替，而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新中国的诞生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不可避免地遇到崭新的巨大的挑战。

　　这是另一个战场。诱惑多了，情况更复杂了。新的条件下，需要的是与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方式方法，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更超常的智慧。对于从战火中走来的领导干部来说，这都是全新的挑战。

　　这一时期，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相继开展了剿匪反霸、拥军支前、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开展生产互助、成立互助组、成立农民协会、宣传贯彻新婚姻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紧接着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巩固红色新政权……等各项斗争。张钦礼表现突出，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鲁寺以西是新解放区，土改工作难度相当大。那里的群众顾虑重重，生怕遭殃军（即国民党军）、土匪恶霸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给田不敢种、分粮不敢要。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张钦礼带领土改工作组走村串户，关心群众疾苦，与他们广交朋友。除分配给他们土地、组织他们开展生产互助外，还想了很多办法，资助他们种子、生产工具、救济物资，帮助他们开展多种经营。张钦礼让供销社拿出棉花，每户分三到五斤，组织大家纺花织布。公家只收个本钱，赚的钱都是百姓的。按当时的行情，加工利润可达50%以上。农民们看到土改工作队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的，慢慢地就由敬而远之变得亲热起来，后来就把他们看成了自己的依靠、贴心人。

　　土改划成分关系着每个农户的命运，为了尽可能弄准确，1951年底，张钦礼带领工作组到红庙区土岭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该乡樊庄村有人反映，有一户佃中农是漏划的佃富农。经过深入了解、调查取证，实际情况是：为避土匪祸患，他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全家搬迁到外地。他租种的地，比出租的还多。他剥削佃户的量，还没有被剥削的多。在调查属实的基础上，张钦礼召开农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认真学习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对照标准核定这一户的阶级成分，仍然确定为佃中农。

　　1952年，张钦礼已是考城县副县长。县东北部杨桥一带是刚解放的新区。一天，杨桥民兵队长王国玉向一区区长和新民报告，说这里迟迟不交公粮。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不交公粮怎么得了？和新民听了汇报，马上带着人气呼呼地跑去催缴。张钦礼听说和新民是带着枪去的，知道这个老革命是个火爆脾气，不放心，火速赶过去一看，双方正僵持不下。张钦礼大声说道：“大家先听我说两句。咱先不说欠债还钱、种地纳粮的老黄历，先说说国家大事抗美援朝。我们的子弟兵在前线豁出命来保家卫国，咱们交点公粮支援前线还不应该吗？眼下朝鲜战场上就有咱这一带的子弟兵。这样吧，咱们分别举举手，表达一下意见吧。”

　　“是贫下中农的举手。”张钦礼环视了一下，看到举起手的一大片，接着说，“你们现在翻身解放了，分了房子分了地，有吃有穿了。交个翻身解放粮，中吗？”

　　“中！”贫下中农们异口同声。

　　“下面中农、富裕中农举手。”张钦礼说罢，又有一些人举手。

　　“你们过去虽然有吃有穿，有地种。但是过去战乱，土匪横行，你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他们不是拉你们的牛嘞，就是抢你们的粮嘞，睡觉都不踏实。现在咱们过上太平日子，交个太平粮，该不该？”

　　“该，该。”中农、富裕中农也表了态。

　　“地主富农举举手。”张钦礼最后说，个别人举了举手。

　　“你们交个摘帽粮，行不行？”

　　“行，行。”地主富农连忙说。

　　结果，公粮当天就交齐了。几十年过去了，和新民回忆起当年张钦礼叫“三举手”的事，仍然十分佩服地说：“钦礼工作那真是胆大心细。点子新，办法多。”
        张钦礼正是带着这些印记奔赴新的岗位，迎接新的使命的。

　　（未完待续）

 

　　原编辑/张喜斌
原统筹/纪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