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三十八 | 焦裕禄树立的四个大队支部书记优秀典型，两人坐冤狱7年，一人亡命天涯

 《张钦礼传》三十八 | 焦裕禄树立的四个大队支部书记优秀典型，两人坐冤狱7年，一人亡命天涯

　　1977年11月，张钦礼被带走之后，秦××、周××开始了对焦裕禄、张钦礼带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第三次大抓捕。

　　第一次大抓捕是在1967年元月，主使者仍然是秦××、周××。

　　第二次大抓捕是在1971年元月，主使者是林彪死党王新。

　　这三次大抓捕，也可以说是三次大清洗。其对象基本上为同一个群体，即坚定跟着焦裕禄、张钦礼根治“三害”、积极宣传、坚决维护焦裕禄精神的党员干部。

　　这次大抓捕中，全县机关干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长和学校校长、教师、工厂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不放过，被开除、免职的达5000余人，党员被开除和取消党籍的2000余人，职工、干部、教师被开除、解雇的达1500多人，动用专政机关逮捕拘留70余人，被判刑的50多人。

　　县委七名常委和十六名公社书记，大部分被逮捕、关押、判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三十八）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九章 现代“莫须有”

第三次大清洗

   1977年11月，张钦礼被带走之后，秦××、周××开始了对焦裕禄、张钦礼带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第三次大抓捕。　　第一次大抓捕是在1967年元月，主使者仍然是秦××、周××。

　　第二次大抓捕是在1971年元月，主使者是林彪死党王新。

　　这三次大抓捕，也可以说是三次大清洗。其对象基本上为同一个群体，即坚定跟着焦裕禄、张钦礼根治“三害”、积极宣传、坚决维护焦裕禄精神的党员干部。

　　这次大抓捕中，全县机关干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长和学校校长、教师、工厂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不放过，被开除、免职的达5000余人，党员被开除和取消党籍的2000余人，职工、干部、教师被开除、解雇的达1500多人，动用专政机关逮捕拘留70余人，被判刑的50多人。

　　县委七名常委和十六名公社书记，大部分被逮捕、关押、判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为什么他们敢于三次对这个群体大加挞伐？这个群体除了捍卫焦裕禄、积极除“三害”外，还有一个称呼，即“ｘｘ”中的群众组织。

　　这就必须交代一个背景。

　　中国的“ｘｘ”，以中共中央“5·16”通知为标志，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最初，“ｘｘ”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但时间不长，就逐步失控，“天下大乱”。直到1968年前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社会形势逐步安定下来。

　　电影、电视剧里那些红卫兵造反的镜头基本都是“ｘｘ”开始到1968年各地革委会成立这段时间的情况。

　　河南也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叫“十大总部”，一派叫“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还有一个中间派叫“河造总”（全称为“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他们中原逐鹿，难分胜负。1967年7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

　　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纪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

　　兰考县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河南省委于1966年11月25日批准的。“ｘｘ”一开始，张钦礼就被当时的“ｘｘ”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秦××、周××定成了“反对ｘｘｘｘｘ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考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

　　但因在批斗张钦礼时诋毁焦裕禄、打倒张钦礼、反对治“三害”斗争的行为太过露骨、卑鄙，秦、周犯了众怒。1966年12月，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简称“卫焦”），明确提出保卫焦裕禄、支持张钦礼。

　　秦××、周××见状，也急忙让部分县直机关干部成立了“卫东林焦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卫东林焦”），与“卫焦”针锋相对。并于1967年1月29日，动用军队大抓捕“卫焦”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不惜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关押。

　　周总理表态支持郑州的“二七公社”和开封的“八·二四”之后，“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于是，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

　　“ｘｘ”初期，无论全国、全省还是兰考，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共同口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和“坚决打倒ｘｘｘ！打倒ｘｘｘ！”双方在这些口号下都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即使说错了，也不犯法。

　　具体到兰考，张钦礼和秦、周各支持一个群众组织。双方斗争的实质，张钦礼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关注兰考情况的新华社记者陈健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

　　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周××遭受迫害，他所受到的批斗与张钦礼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张钦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他虽然兼有诸多职务，但并不能使支持他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周。客观上秦、周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对他们的批斗是有限度的。

　　张钦礼平反、主政后，开展的是“拆墙、平沟、解疙瘩”，做的是团结工作，而秦、周主政后则是大开杀戒。在“ｘｘ”中，张钦礼几次被关押，而秦、周等人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过软禁。秦、周一派所受到的“迫害”远远小于对另一派的加害。

　　这是基本的事实。拿着自己一派受“迫害”的事实去“迫害”另一派群众组织，既不符合当时实际，也有失公平公正。所以，秦、周以被迫害的“老干部”自居，是不具有道义合法性的。

　　新华社记者陈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兰考“ｘｘ”的与众不同之处还有，这三次大清洗，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

　　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1957年开始，斗争了20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1957年的“控制使用”到1958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ｘｘ”中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

　　在这位老新华社记者看来，真正的极“左”，不是张钦礼及其所代表的那些干部群众，而是从未真正关心过兰考根治“三害”斗争、没有真正关心过老百姓死活的秦××、周××们。

　　将焦裕禄大通讯发表前后开始的两种不同看法、不同态度的斗争与这三次大抓捕综合起来看，特别是从他们大抓捕的对象和对根治“三害”的态度上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兰考的两派斗争不同于全国全省的情况，其他地方多数是发端于对毛主席的号召、党中央的决定积极响应，目标大多是本地本单位的领导同志，而兰考则直接发端于对焦裕禄这个典型是树还是砍的问题，这说明，张钦礼对他与秦、周之间斗争性质的判断是准确的。

先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的大队支部书记的下场

　　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桢，本是国家干部，自愿到秦寨大队任大队支部书记，是党的“九大”、“十大”代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建交后，他参加了由王震带队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和大寨的郭凤莲等一起到日本参观访问。

　　这次被开除公职、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判刑7年。在狱中，他得了水肿病（老百姓称气臌病），肚胀腹水，肿得难以动弹。第7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但出狱不久，即含冤而死！

　　赵垛楼大队支书李运兴，被无辜判刑7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含愤而死！

　　双杨树大队支书王发祥，被撤职审查。因“罪证”不足无法宣判，一直关在隔离室审查。在轮番批斗、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悲愤交加，含恨死在隔离室。

　　韩村大队支书杨素兰，是一位被人交口称赞的女劳模、好党员。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生活极其困难，亡命天涯四年。

　　被抓的农民党员，他们在ｘｘ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遭破坏。

　　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是农民，进城造秦××，周××的反，就是反革命。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120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后自杀。

再看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根治“三害”的战友们的遭遇

　　当年那位奉命调查核实焦裕禄事迹的大学生杨捍东，1967年被秦、周以“国民党中校”名义投入大牢。平反出狱后，因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兰考县委副书记。这次又是故伎重演，找个理由先把杨捍东抓起来再说。

　　在找不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判刑五年。出狱后，家在外地的他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他先后摆过地摊、卖过鸡蛋、炸过油条、种过地、喂过羊，饱受折磨，穷困潦倒一生！

　　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与焦裕禄并肩战斗、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后来，他调到通许县任县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

　　他走到哪里，把焦裕禄精神带到哪里，为通许的工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许的人民群众评价他是：“抓农业，粮食增产；抓工业，工业发展。”他亲手建起的三个大型工厂，是通许多年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

　　在几经审查找不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被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被降职到基层任职。

　　刘俊生是现存焦裕禄生前在兰考照片的唯一拍摄者，也是当年跟着焦裕禄根治“三害”的战友、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宣传者、传播者。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秦××一句“此人不适合做宣传工作”，就将其撤销职务，调离县委宣传部。

　　先后被以“宣传焦裕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关入兰考、杞县监狱，其年迈的爷爷也惊吓而死。出狱后，无论调级、涨薪、职称评定，无论多么符合条件也没有他的份，仍住着破旧的平房和用着老掉牙的旧家具。

　　县妇联主任翟秀兰，是位多次受到焦裕禄等领导表扬的、深受兰考广大妇女拥戴的好干部、好党员。1967年那场大逮捕中被抓进监狱，后被宣布无罪释放，重见天日。因其刚正无私，德才兼备，政绩突出，1973年提拔为开封地区妇联副主任。

　　在这一次大抓捕中，翟秀兰又惨遭迫害，被第二次逮捕入狱。

　　另外，焦裕禄组建的除“三害”办公室主任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治沙、治水、治碱三个组长全部撤职，有的被开除党籍。

　　在这次大清洗中，秦××、周××坚持的原则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犯我秦周，虽远必诛！

　　卓兴隆，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被到兰考视察工作的时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是个人才。

　　后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根据姚依林的建议，将其提拔为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他还是焦裕禄提倡农桐间作的积极推广者，还发明了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布袋虫”。随后又把农桐间作的经验带到了柘城；再后，商丘地区推广了柘城经验。

　　ｘｘ期间，中央有关部门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新华社记者陈健参加了会议，专门采访了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至今，商丘地区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

　　与张钦礼一样，卓兴隆也是小学文化，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加强自己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他写的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你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地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但荣升为商丘地委主管政法副书记的周××则抓住他不放，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点把他割死。

　　一天，周××发现会场上一个肩背草帽的人很像卓兴隆，就专门从台上跑到台下，走到卓兴隆面前，阴阳怪气地笑了笑，说：“这不是老卓吗？几年不见了，还不错吧！在这儿比在兰考强吧！”卓兴隆顿时有种不祥的感觉。

　　很快，卓兴隆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降到地区水利局任副局长。卓兴隆并没有因为降职而消极。他分工管引黄灌溉，多次带领民工到兰考境内清挖渠道，吃住在工地。干旱季节他到兰考协调放水，风餐露宿、实地勘察堤坝水流，忙得不可开交。

　　但这些都不是周××所考虑的问题。没多久就又将他再次免职，成了一般干部；再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最终因肝癌英年早逝。临终前，卓兴隆在病床上写道：“两袖清风归天去，哪怕阎罗问短长！”

　　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的群众乘满六辆卡车，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挽联上书：“满腹经纶离世早，一腔热血沸腾止。”横批：“清廉勤政为民。”

　　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

　　当卓兴隆的灵车开往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柘城、兰考、商丘的干部群众胸戴白花，臂戴黑纱，哀声动地，后边跟的大车小车洋车土车有几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

　　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被开除党籍的通知和病中写的申诉书与《桐花赞》。

　　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60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卓兴隆临终前在病床上写道：“两袖清风归天去，哪怕阎罗问短长！”一腔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周××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

　　从20世纪60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算起，到周××去商丘任职，他们已经12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也没有放过。

　　陈健认为，极“左”思想已经成了周××、戴××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他们就会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卓兴隆含冤去世后，他的儿女带着录像带和父亲的申诉书到北京，见到了一生为正义呐喊、享誉中原大地的新华社记者陈健，哭诉了父亲的冤情。陈健看了录像带和申诉书，凭着对卓兴隆的了解，奋笔直书，写了一篇稿子，登在了新华社的内参上。

　　至今，豫东的人民群众至今仍传颂着陈健仗义执言的感人故事。

张守德，兰考县东岗头村人，在部队入党、提干，1963年转业回兰考，安排在兰考县财贸委员会任秘书。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基层工作，1964年调到张君墓公社任团委书记。

　　他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各项工作中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受到了公社党委和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1967年10月，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守德结合为兰考县革委成员，后任张君墓公社革委会主任。

　　1969年8月，张君墓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公社党委，张守德任党委书记。他要求把原来的郝安居、陈营贤两位老干部保留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把全公社分为两大片，让郝、陈二人各管一片，坐镇抓农业生产。

　　凡遇挖河、打堤、修路等动用大批劳力的艰苦任务，张守德就亲自带领团员青年突击队和基干民兵去干。每次参加县里工程建设都被评为先进，全公社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发展。1975年，张守德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次，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在和张钦礼说到宣传部长人选时，刘建勋说：“张守德那可是天生的宣传部长的料……”1973年8月，张守德被提拔为兰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75年3月，省委又将他调到到登封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日常工作。

　　到登封后，他把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带到了登封，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平易近人，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受到登封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揭批查”运动开始后，登封县委和广大干部都认为张守德没有啥问题，都想留他继续工作。但秦××两次去登封，大会小会点张守德的名，说他是兰考调去的，和张钦礼是一伙的，要免除他的县委副书记职务。

　　免职后，秦××又借口张守德没有参加登封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说他态度不好，对抗“揭、批、查”运动，要开除他的党籍。叫他签字时，他质问道：“我是‘双突’的党员干部吗？”

　　“不是，你是在部队入党提干的。”

　　“我违纪犯法了吗？”

　　“没有。”

　　“那为啥开除我的党籍？！”

　　“因为你跟了张钦礼。”

　　“这就是开除我党籍的理由？！”张守德这个爱说爱笑、人称“活宝”的老同志，气得满脸通红，气愤地对他们甩了一句，“我永远都是党的一员，张钦礼和我都是党的好干部！”

这次大抓捕中，张钦礼的亲属也是在劫难逃

　　张钦芳，张钦礼的三弟，十多岁参加儿童团，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张钦芳勇武过人，屡建奇功，人称“拼命三郎”；又因他深入虎穴，奉命夜袭开封城，生擒大肆残杀我八路军战士和家属的日伪汉奸、国民党保安头子有功，被鲁西南军民誉为虎胆英雄。

　　历任考城县公安局股长、开封专区柳林农场场长、开封专区运输公司经理、新乡地区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

　　1967年，第一次大清洗时，张钦芳因是张钦礼的胞弟，被以“走资派”、“反革命”的罪名，关押到兰考监狱；1971年2月，第二次大清洗时，张钦芳又被以三年前已经结案的赵荣死亡案，于1971年9月21日被拘留审查。

　　在历经一年零三天的审查后，没有找到任何问题，1972年9月23日被宣布无罪释放。10月18日，时任开封地委书记曲光藻、兰考县委书记庞传文在兰考县城开封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三车队召开万人大会，对张钦芳予以公开平反并赔礼道歉。

　　康克清老人在翟秀兰等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平反大会。

　　这第三次大清洗时，1978年11月17日，秦××、周××为了给张钦礼强加上“包庇重用坏人”的帽子，再次将张钦芳逮捕。1979年10月20日，被兰考县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到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

　　对于这个案件，张钦芳在庭审中指出了如下事实：一是1979年9月21日，我被以“打死人命”为由，遭到拘留。在看守所里，我如实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据理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经过一年多的审讯、侦查、落实，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认定赵荣是我打死的；或者是我唆使他人打死的。

　　因此，赵荣之死根本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所以，1972年9月23日，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庞传文等人将我无罪释放，并在兰考县城召开万人大会，为我平反昭雪。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求实性。

　　二是赵荣先用砖砸谢松清的头，厂医孙庆桂等人把谢松清搀扶起来，由两人架着去医务室包扎治疗。途中赵荣又打质问他的颜廉。三是，我没有打赵荣，也不在打人现场。四是，夜间看守赵荣的人不是我派的。

　　另据夜间看守赵荣的人证明，夜间没有人打过赵荣。只是半夜赵荣要喝水，他给赵荣弄了一盆水喝。

　　张钦芳指出的这些事实，连当时的判决书都是没有否认的。

　　面对这样的判决，张钦芳义愤填膺，对判决书逐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说：“判决是歪曲事实的错误判决。我根本无罪！”

　　最后，性情刚烈的张钦芳病恨交加，患了尿毒症。他喊着冤、叫着屈，惨死在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之中，时年59岁。张钦芳走的那天，开封市本来是大晴天，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送行的人们说：钦芳太冤了，老天都哭了！

　　秦××、周××们为何一直对这个案件处心积虑，原因就是为张钦礼判重刑的“有分量”的材料太少了，如果把这个案件算到张钦芳头上，那就可以给张钦礼定上一个包庇重用杀人犯的罪名。

　　当时张钦礼还软禁在信阳，直到周总理第二次营救后，于1973年2月才从信阳地区调回兰考。这个时间段不仅不在兰考，而且正是挨整之时，他能威逼比他职务高的开封地委第一书记？尽管这是最明白无误的基本事实，但张钦礼的一审、二审判决书仍然将其列为罪状。

　　一审判决称：（张钦礼）“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二审判决则称：“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委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

　　两级法院判决居然都罔顾事实，公然说谎，可见他们为置张钦礼于死地内心是多么空虚！

张军建，张钦礼的二儿子，按照当时推荐加考试的方式上了四川外语学院。秦××、周××等人派人跑到重庆，找到学院领导要求将军建退学，理由是军建是“走后门”上学的。学院领导严词驳斥，明确表示：张军建的入学完全符合当时招生政策，不可能将其退学。

　　张瑞芝，张钦礼的二妹，共产党员。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兰考二中教学，后任团委书记。由于她工作积极，工作能力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模范共产党员。就因为她是张钦礼的胞妹，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张钦礼倒霉一次，她就跟着倒霉一次。

　　而每一次受株连都是苦不堪言。审查、被抄家、挨批挨斗、停发工资。最后，竟无辜撤销了她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到外地自谋了一份工作。

　　张凤芝，张钦礼的三妹，兰考二中的一介教书先生。郑州大学本科毕业，是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也是家中少有的党外人士。她是兰考二中最优秀的数学教师，带高三毕业班。她带的学生升学率最高，不少人考上名牌大学，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但由于受到哥哥的株连，该调级的时候不给调级，该晋升的时候没有她的事。她三岁的大儿子在路上被人打得满脸青肿；丈夫李广增被人截住打骂，用大扫帚往头上拍，原因都来自二哥张钦礼。

　　1984年春天，她偶尔看到了一则湖北省十堰市一高招聘老师的广告，就想去应聘，以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到张君墓公社截了二尺方块布，做了一个小背包，然后只身一人到十堰去试讲应聘。结果，试讲成功！

　　十堰市教育局和一高的领导对她赞不绝口，说：“张老师，你讲得太好了！”当场表示录用，并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我们帮你，我们都答应你！”张凤芝说：“我要来任教，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丈夫必须调过来，我的孩子得跟来，我们一家四口得团圆在一起。”

　　十堰市一高的校长问：“你的丈夫是干啥的？”张凤芝说：“我丈夫是一个军队转业医生，现在兰考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教育局的领导和校长说：“你叫他过来吧，我们给他联系到十堰市人民医院上班。”

　　李广增前往医院试刀做手术，一试，中。当时就被医院决定录用，在十堰市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

夫妻二人回到兰考家中，悄悄地收拾东西。把带不走的东西三分不值二分地卖了。在一天深夜，找辆大卡车，将东西一装，拉着全家就走了。一家人逃难般地到了湖北省十堰市后，张凤芝接手送了一届高三毕业班，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学校高兴，家长喜欢。　　然而，张凤芝的大儿子因水土不服，得病失学一年。这使她继续留在十堰市教书的决心产生了动摇。为了孩子，她想返回兰考二中。十堰市一高再三挽留，不舍得让她走，但她去意已决。她给时任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部长随即给她回信，说：“你快点回来吧。你走后兰考二中高三毕业班的升学率一下子就下来了。你啥时候回来，我们派一个欢迎小组去接你。”随即，兰考二中校长刘超凡、张君墓乡的乡长和兰考县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前往十堰市，把她们全家接回兰考二中。

　　三年后的1987年，张凤芝仍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困顿，第二次出兰考，举家迁往驻马店。张凤芝也是先到驻马店一高试讲，一炮打响。驻马店教育局、一高的领导和教师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讲得太好了．就差没有电视台来报道了。”

　　随即，就叫她带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班和理科班的补习班。她带了一年以后，业务校长刘衍华激动地说：“你带的这个毕业班升入大学的比例占61.2％，是驻马店一高有史以来升学率最高的。”

　　1988年，也就是张风芝到驻马店教学的第二年，她被评为驻马店地区的高级教师。全地区获此职称的只有两个人。

　秦××、周××等并没有把“大清算”停留在整人上，还要在“焦裕禄”这个兰考根本问题上做文章。

　　他们以清理张钦礼流毒为名，把学习焦裕禄发行的报纸、书刊、学习资料数万册以带有张钦礼的名字为由，全部销毁；

　　焦裕禄先进事迹展览馆，以清除张钦礼的流毒更换版面为由，停展多日；

　　焦裕禄、张钦礼带领除“三害”调查队，费尽千辛万苦跑遍全县调查积累的各种资料和绘制的“三害”分布图及除“三害”工作计划改变兰考面貌的设想蓝图等都被他们当成流毒销毁；

　　焦裕禄、张钦礼在一起工作期间，积存的工作日记本、上报下达的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安排等资料也被毁灭一空……

　　1995年6月2日，河北作家殷云岭、山东作家陈新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合写的《焦裕禄传》出版发行后，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兰考不准发行。朱礼楚从外地购进200本《焦裕禄传》在焦裕禄陵园散发，被兰考县委宣传部全部没收销毁。

　　为了从根本上把“焦裕禄”改变成他们要求的样子，秦××、周××们可谓挖空心思。

　　张钦礼被关押之后，秦××、周××等即写报告，并联系22人联合签名，要求穆青道歉，并纠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重新修改焦裕禄大通讯。这个报告分别送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和中纪委、中宣部。

　　随后，兰考县委派县委常委陈承兴等人代表县委去北京又直接找到穆青，说：“张钦礼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是敌我矛盾。当时采访焦裕禄大通讯主要是靠张钦礼提供的素材，内容也不真实，对焦裕禄大通讯必须彻底修改，重新发表”等等，穆青严正以对：可以对个别字句做些技术性处理，其他地方仍然维持原作。

　　1980年秋，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重新发表，但只是张钦礼的名字换成副书记，大通讯内容一字未动。他们一见大为恼火。

　　9月9日，以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发出《关于要求纠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兰宣[1980]9号文），报送开封地委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主要反映新华社负责人穆青顽固坚持不修改焦裕禄长篇大通讯内容的错误立场。

　　1980年10月，兰考县刚又划回开封地区管辖，秦××即以开封地委名义，向河北省文化厅发函称：为了拨乱反正，纠正在以前宣传上的失误问题，开封地委拟成立调查组。鉴于你处任彦芳同志熟悉兰考情况，故想借调他参加调查工作，请给予大力协助。

　　这个任彦芳心领神会，马上赶到了开封。秦××十分热情。用任彦芳的话说，“他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半天不松开”。秦对他说：“欢迎你来呀！这回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地委和兰考县委一致决定，就穆青的《焦裕禄》大通讯中的失实问题进行调查，然后给中央写报告，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要恢复了。

　　一个报道的失实，给兰考造成多大的灾难呵！地委和兰考县委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要工作几个月吧。”任彦芳当即表示愿意参加这一工作。而秦××则当场给地委组织部打电话，要求作为“还欠账”为任彦芳“补办”入党手续。

　　秦××组织的调查组从1980年10月7日开始，进行到1981年1月5日，因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开封视察而中断。

　　6日，赵紫阳在开封。

　　7日，视察兰考。县委书记刁文当面向赵紫阳反映穆青支持张钦礼时，赵紫阳总理严肃地说：“你们为啥揪住穆青不放？穆青宣传焦裕禄有功嘛！你们不要再这样搞啦，这样做，不好！”刁文当场承认错误，向总理表态说：“不再告啦，回去我们把材料烧毁。”

　　公开的调查不得不停下来。但原计划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报告的计划都落了空，要把这次调查“成果”变成诋毁焦裕禄大通讯、诋毁焦裕禄精神的“炮弹”，那就只有靠任彦芳来实现了。

　　于是，也就有了《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以下简称《焦裕禄身后》）这些肆意歪曲、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作品（因后面附有兰考老同志对此书的批驳，这里不再细述）。

　　任在《焦裕禄身后》中的自我介绍说：“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的愿望。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

　　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ｘｘｘｘｘ，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丢失，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按任氏所说，他在1966年3月已被工作队支部通过，并经四清分团党委批准，他最迟也应该在1966年4月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没有对党旗宣誓，算是党员吗？他说回长影等着转组织关系，结果没等到。

　　他说，其原因是兰考提前开展了ｘｘｘｘｘ，使四清分团档案丢失。兰考的“ｘｘ”于1966年12月才开始，并且直到1967年7月26日周总理第二次营救张钦礼时，都是秦××、周××主政，怎么能造成四清分团的档案丢失呢？这一年多的时间连个档案都转不走吗？兰考“ｘｘ”中并没听说过一人丢失过档案，怎么单单丢了任氏一人的入党申请书呢？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焦裕禄身后》书在206页叙述了任彦芳终获党籍的来历：“开封地委和当时划入商丘地区的兰考县委专门研究如何还欠我的账，落实我的党籍问题。研究结果是：从河北重新调来我的档案，由兰考县委负责，把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李承业、王良志找来，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按当时的情况重新填写介绍人意见和支部大会决议。但四清分团早已消失，如何办？由中共兰考县委作出决议，说明这张表为何重填的原因，然后签署县委意见。”

　　“这样，我的入党时间，刻在记忆里的是1966年3月4日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何时批准就说不清了。县委研究决定为党的诞生日那天。党龄从1966年7月1日算起，没有预备期，我照党章，补交了从1966年7月1日至1980年10月的党费。”

　　一个在河北文化厅工作的人，被开封地委借调到兰考县委，当月就由兰考县委补办了1966年的入党手续，追认14年党龄，作为“还账”，在中共组织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