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传》四十三 | 服刑的他病情危重，却和监狱安排护理他的人唱起了国际歌

 《张钦礼传》四十三 | 服刑的他病情危重，却和监狱安排护理他的人唱起了国际歌

        1981年，张钦礼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日益严重，几次晕倒不省人事。他躺在病床上，思念着亲人、战友和昔日并肩除“三害”的同志们，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难道真的该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吗？

他要来笔和纸，给家里亲人写信，交代后事。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病情，又安慰家人：“世上谁能不死呀！比起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我活的不算短。不要难受。……火化后，把我埋在兰考就行……。”

后来，他的病情更加严重，监狱看他已经奄奄一息，就给他安排一个小青年专门护理他。愈有人照顾，他愈感到自己真的快不行了。有一天，他对护理他的小青年说：“我不行了，你陪着我唱一首《国际歌》，好吗？”

小青年点了点头，说：“好，张伯伯，咱俩一起唱。”那一老一少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伴随着张钦礼的泪水，在病房中飘荡，传得很远，很远……

张钦礼出狱后，在刘楼麦田旁与乡亲们合影

　　经作者独家授权，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从4月5日起开始全文连载《张钦礼传》，与广大网友一起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 钦 礼 传》

（连载四十三）

刘占锋 著

二〇一七年二月

第十章 患难见真情

走出高墙

1981年，张钦礼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日益严重，几次晕倒不省人事。他躺在病床上，思念着亲人、战友和昔日并肩除“三害”的同志们，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难道真的该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吗？

他要来笔和纸，给家里亲人写信，交代后事。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病情，又安慰家人：“世上谁能不死呀！比起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我活的不算短。不要难受。……火化后，把我埋在兰考就行……。”

后来，他的病情更加严重，监狱看他已经奄奄一息，就给他安排一个小青年专门护理他。愈有人照顾，他愈感到自己真的快不行了。有一天，他对护理他的小青年说：“我不行了，你陪着我唱一首《国际歌》，好吗？”

小青年点了点头，说：“好，张伯伯，咱俩一起唱。”那一老一少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伴随着张钦礼的泪水，在病房中飘荡，传得很远，很远……

监狱给张钦礼的家人去信，让其家人陪同到洛阳市就诊治疗。秀枝见信如雷轰顶，一霎时六神无主，乱了方寸。待她从心慌意乱中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部队的大儿子发电报：“父病危，速归。”

战停接到电报，立即找部队领导请了假，直奔新安看望父亲。监狱医院的大夫告诉战停，“你父亲的病很严重，高血压、糖尿病，加上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很难说，你要有各方面的心理准备。洛阳市的医疗条件好，到那里治疗也许还有希望。”

战停当即找到狱里领导，请求速派车前往洛阳市就诊。并哭着恳求道：“治疗费用如果监狱里出有困难，我们自己出。我必须尽全力让我父亲活下去！”监狱领导也十分重视，立即派车由战停和狱医、监管干部一起，护送张钦礼到洛阳市人民医院就诊。

一连几天的紧张抢救，张钦礼终于转危为安。随后，待病情稳定以后，就从洛阳回到监狱医院，继续治疗。战停趴在父亲的床头，拉着父亲的手在自己脸上抚摸着，嘴里念叨着：“爸爸好了，爸爸你可好了。”

张钦礼望着几天几夜没休息好，眼睛熬得通红的儿子，动情地说：“停小，多亏你啦，爸爸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经历过父亲上次病危之后，战停即向部队提出了转业申请。他要帮助母亲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要为父亲早日出狱奔走。部队首长对张钦礼的遭遇深为同情，同意了战停的请求。

　战停知道，要想让饱受磨难的父亲活着回来，最根本的办法有三：一是为父亲告状申冤，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和责任；二是把当年突击判刑时，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给父亲折抵的刑期给折抵了；三是尽快给父亲跑保外就医。

这次死而复生，使张钦礼为自己申辩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不能给自己的身后留下不清不白。

　1986年8月11日，他递交了生前最后一份申诉书。申诉书说：

　我叫张钦礼，现年六十岁。1942年4月参加革命，1945年5月入党。历任区党委书记、兰考县县长、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1977年11月被免职，1978年11月以扒堤决口为由被逮捕，并在报纸、电台上作了大量宣传。

由于根本无此事，判决时就不再提了。当时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弄错了改过来就是了。却没想到又给我罗织了煽动打砸抢等四条罪状。这种先抓人再找材料，这个罪名不成立，又罗织新的罪名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程序的。

　1979年12月30日下午3点，商丘地区中院给我宣读了判决书。商丘地区中院在新刑法实施前两天，匆匆忙忙以“反革命罪”给我判刑13年。上诉后，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原判决定性不对，改判为“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罪”。仍维持原判13年。现在河南省第四监狱劳改。

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的判决和河南省高级法院（80）豫发刑字第379号终审判决，都是无视事实根据的枉自动法的判决。如果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方针，进行公正审判，我是无罪的。今再次申诉如下：

　　一、关于所谓煽动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罪。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不理解的。只是出于对党对领袖的热爱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全国响应中央号召，从上到下都说的形势下，我也跟着说了些拥护文革的话，也表态支持了群众组织。

然而在文革中，我确实没有煽动策划打砸抢，更谈不上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判决书也没有列出任何事实证明我犯有打砸抢罪，也没有写明我怎样煽动打砸抢的条款。对此，我曾问过办案人员：“我亲自打过人没有？公开场合和私下煽动策划过打人没有？打砸抢过谁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我又问：“煽动打砸抢罪名从何而来呢？”他们说：“你在会上的讲话，间接地起了煽动打砸抢的作用。”

用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给人定罪，怎么能服人呢？更何况我从来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煽动过别人去打砸抢。以煽动打砸抢的罪名，给我判处13年的重刑，实在是太冤枉人啊！

　事实是，我一向是反对打砸抢的。我也从来没有打过谁、砸过谁、抢过谁。就是对打我或指挥打我的人，我也是以德报怨，从来不报复他们。如在文革中，我被批斗得无法工作，不得已躲到与山东交界的老家。

当时的公安机关在一些人的指使下，以张钦礼犯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被捕入狱，关押了半年。绳捆索绑，脚镣手铐，当时一只耳朵被打聋，手指骨折，牙被打断，腰被打伤致残，捆绑批斗百余场次。是周恩来总理将我救出苦海牢狱。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我，为我平了反。并派工作人员领我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还拍了骨折的片子。我从北京回来，对打我和指挥打我的县中队长高连学等人，连一句责怪他们的话都没有。并以德报怨，先到县中队对他们进行安慰。

当我听说高队长有所不安，怕其他人报复时，我特意将他叫到我住的地方保护起来，解除了他的思想顾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是执行者，不应过多的追究下面的责任。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我对亲手打我的人尚且如此，我怎么可能去打其他的人呢？

判决书上说：“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谁都知道，兰考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性的武斗事件，双方更没有构筑过武斗工事。那么多的死伤人数是怎样形成的呢？

此外，我也不得不问，数千人是几千人？数人是几人？数十人是几十人？数百人又是几百人哪？如系认真调查得来的，难道连个具体数字也拿不出来吗？如系估计的数字，恐怕也太轻率了。估计的“罪”行怎么可以印到法律文书上给人治罪呢？！用估计的数字来给人定罪，能不出冤假错案吗？！

　文革中谁搞打砸抢，谁就应当承担打砸抢的责任。我没有搞过打砸抢，就不应负打砸抢的责任。如果说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负间接责任的话，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兰考县第一书记周××还未承担任何责任，怎么能轮到当时作为副职的我呢？

再说，两派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几经反复，互相都有掌权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支持这一派，有的支持那一派。在当权派挨批斗的年月里，我既左右不了群众组织，又管不了领导干部谁支持不支持那一派。文革中领导干部不表态支持哪派，就被哪派批斗。

都表态支持，要遭受两派批斗。在那个非常时期，我自身都顾不过来。如果把有的领导干部受批斗硬让我负责，那么我受批斗，被打伤致残该让谁负责呢？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有的领导干部支持群众组织无罪升官，我对群众组织表了支持的态就被开除党籍坐监，这样公平吗？这符合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精神吗？

在林彪集团发难时，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亲信发现兰考革委会下发了《奖励生产成绩昭著者的通知》，认为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全省地、市、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会议上，批判我“比刘少奇还刘少奇”，“比走资派还走资派”。

会后就把我弄到信阳地区软禁两年多。他们抄了我的家，还把广播车开到我老家门口，对着门口广播我是反革命。

我70多岁的老母亲一气病倒，含愤去世。粉碎林彪集团以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了我，并为我平了反（当时被接见的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等）。我又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获得了解放，让我回到开封地委任书记。

我明明受尽了林彪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可判决书却无视铁的事实，硬说我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这真是太荒谬了。

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和“四人帮”及其骨干没有任何牵连，凭什么把我这个受尽极“左”路线折磨、跟着党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党员打入地狱呢？这样做既是对党员不负责，又影响不好。

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弄错了改过来就是了。1958年我因反对浮夸风，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劳改三年。我就没有计较个人恩怨。组织上一给我平反，我就很快走上工作岗位，并把补发的1264元工资作为党费一把交给组织。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终身忠实于党的事业，只要能为党工作就满足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二、关于所谓包庇罪。　　判决书第二款称：“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照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委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长，其他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判决书这样写，是十分冤枉我的。事实是：1972年9月23日，原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和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庞传文把张钦芳、和新民等人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于1972年10月18日召开大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我还因受林彪路线迫害在信阳地区软禁着。这一事实，兰考人民有目共睹。他们释放不释放与我怎么相干呢？判决书既没有说我指使谁，又没能指出我威逼谁，怎样威逼的，用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给人定罪实在太荒唐了。

1973年我被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我回到兰考以后，因为张钦芳、和新民文化大革命前原是18级党员干部，经过县委决定并报地委批准，把他们安排在县公安局工作。

不久，他们就被地委调往外地了。按照级别安排工作，怎么算提拔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没有给他们平反，二没有提拔他们。刑法哪一条能定我犯了包庇罪呢？请法院明示。

　三、关于所谓挟嫌报复罪。　　判决书第三款称：“张钦礼对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原县检察长庞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到非法拘禁。”

在工作中秦××提过我的意见，我也提过他的意见，这在同志之间是正常现象。我根本就没有计较过。如果说我挟嫌报复秦××，那纯粹是无中生有。秦××当时是地委宣传部的领导，我是县委的副书记。我在基层是下级，他在上面为上级。

　在文革中我一没有打骂过他，二我作为一个下级，也不可能降、撤他的职，更没有关押逮捕过他，根据什么理由说我挟嫌报复他呢？再说庞宝继、杨恒德、徐留根，我在政治上没有诬陷过他们，经济上没有侵犯过他们。既没有打骂过他们，更没有逮捕关押过他们。对他们挟嫌报复从何说起呢？　　四、关于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罪。　　判决书第四款称：“粉碎‘四人帮’前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参加者恐怕不多吧。我是随大流参加的，怎么能单独给我定罪呢？再说，中央部署安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全局性的，这个责任应由上边来负，不应过多地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

　另外把我打成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他们；以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我定罪的又是他们。这种自相矛盾的定罪法究竟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之火。

他们不敢反对焦裕禄，就拿我出气，使我受尽了迫害。上边批判谁，就以我是谁的孝子贤孙来定罪，这种信口雌黄的定罪法实在少有。

判决书说：“1976年10月11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中的两处‘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这件事的真相是，当时县委的肖常太起草个拥护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发行毛选五卷的贺电，让我修改。

我看文长字多，近两千字，就圈圈画画，压缩了很多。后又考虑中央没有号召发贺电，省、地和外单位也没有先例，建议不发。大家觉得有道理，就不发了。于是这个电报修改稿就作为废纸，扔到纸篓里了。

万万没想到，肖常太把作为废纸扔掉的草稿拿出来，交给商丘地区中院，并从中挑选有我划掉的“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等字句，将我定为重罪判刑13年。就这样拿几张没有成文、没有发出、扔到废纸篓里的电报草稿，作为对我定罪的依据，作为他们保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实际行动。

恐怕今后写文章、写电报等只能一次写成，不准起草、不准修改、也不准不发了。这种定罪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辱骂、攻击华国锋为名给我定罪，是十分冤枉我的。试问，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谁的面侮辱、攻击过他了。判决书用这种定罪法给我判以重刑，实在是荒谬之极。

至于诬陷我扒堤决口，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解放以来，黄河大堤没决口泛滥过一次，更谈不上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事实是，兰考县委带领兰考人民利用1958年建成的三义寨渠首闸，引黄河水灌淤，将20多万亩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这种功将罪罚的做法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十多岁参加革命，至今已43年了。战争年代，我跟着党南征北战，多次立功。参加革命以来，我在经济上、作风上清清白白。凭什么把我这个跟着党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党员关进监狱呢？我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组织上怎么批评帮助都可以。但我确实没犯罪呀！

我多次受极“左”路线迫害，失去自由。1958年被打成右倾劳改了三年。文革初期以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关进监狱半年。受林彪路线迫害，被软禁到信阳地区两年多。文革之后，想着可以好好工作了。

可万万没想到又蒙受冤屈，被判13年的重刑。如今我在狱中熬了八年多了。不算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挨斗，多次短期受拘禁的时间，仅以上累计就已长达14年了。我现在年已花甲，身体伤残多病，骨肉十多年不能团聚。

我家先后被抄至少五次，父母去世喊着儿子的名字也不能见上一面，一心想为党工作而又不能，真让人痛心啊！人生能有几个14年啊！我多么希望能为党多做些工作啊！万望领导能派人复查，使我免受冤屈，我万分感激。

张钦礼再次含冤申诉
1986年8月11日
战停拿着父亲的申诉书，开始了为父亲伸冤的艰难历程。几经波折，最后，开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调查核实后，将当时商丘地区中院未给折抵的刑期予以折抵，并给第四监狱下达了通知。

接着，战停又开始为父亲联系保外就医。监狱的领导说：“你父亲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一般的人我们就有权力批了。但你父亲必须省司法厅批准。”战停又跑到省司法厅。

司法厅说：“张钦礼符合病保条件，可以办理。但他曾任河南省革委常委、省贫代会主任，他的保外就医须经省委批准才行。”于是战停回去连夜给省委写申请。几经周折，省委领导收到了申请并引起重视。省委办公厅指示省司法厅和省第四监狱报告详情。

这个时候，穆青、周原也得知张钦礼病重的消息，十分焦急、不安。周原亲自找到省委杨析综书记，当面陈述张钦礼的病情和冤情，并请求放张钦礼提前出狱。周原说，“张钦礼目前病情危重，……从哪方面来说都应该把他从狱中放出来。如果需要作保，我可以为他担保。”

与此同时，穆青也给河南省委打来了电话。

河南省委领导听了穆青、周原的意见，又看了省司法厅和第四监狱的报告，当即决定，放张钦礼提前出狱。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等常委们都签了字，批准了张钦礼病保出狱的申请。

一些领导看了给张钦礼定的“煽动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不觉好笑，说，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央决定的，谁没有参加？路线问题不应由基层干部负责。这让张钦礼一家格外高兴，充满了希望。

张战停拿着省委领导们的批复，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一路绿灯，顺利办好了父亲保外就医的一切手续，踏上了接父亲回家的路。

　1989年5月20日，极度憔悴的张钦礼，拿着一个小行李卷，步履蹒跚地走出了被关了10年之久的监狱大门。这时，战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闸门，急步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

张钦礼手中的行李卷滑落在地，和战停拥抱在一起，止不住的热泪夺眶而出。监管干部也对这个冤狱13年的老革命表示祝贺道：“老张，孩子接你来了。你自由了，好事啊，快回去和家人团圆吧！”

张钦礼点了点头，转身又看了看关押自己近10年的监牢，在儿子的搀扶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令人窒息的牢笼。

来到狂口的小旅店，魏老板老远就跑出来迎接。待他们父子在房间坐定，魏老板满面笑容地送来了茶水。战停端起水，对父亲说：“来，喝点水吧，爸爸。”张钦礼接过水，放在桌子上，深情地对战停说：“停小，过来，让爸爸好好看看！”

战停蹲在父亲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只见父亲脸色蜡黄，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布满了他的双鬓，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沟痕。张钦礼双手捧着儿子的脸，贪恋地看着，泪水无声地流着，半天说出一句话：“停小，爸爸没有死在大牢，我活着出来了！”

一语未了，父子抱头痛哭，那哭声在荒凉的小旅店中显得格外悲凄。好心的魏老板流着泪，给他们送来了擦脸的毛巾。战停怕父亲过于激动，影响他虚弱的身子，就劝说道：“爸爸，我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在郑州等着你嘞。

咱们在这里歇一晚上，明天一早就回去。”张钦礼说：“走，咱今天就走！我不用歇。”于是，父子俩连夜乘车赶到了郑州。

战停扛着行李卷，扶着极度虚弱的爸爸，两步一停、三步一歇地走出火车站。家人相见，哭成一团。小孙子紧紧地抱着爷爷，哭着说：“爷爷，你可回来了。我可想你了。”张钦礼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孙子的头，说：“爷爷到外地出差，时间长了点，想爷爷了吧？”

小孙子说：“爷爷，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自从俺三叔告诉我你在那里受苦后，我再也没有开心地笑过。”张钦礼一把把小孙子搂到怀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