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洋左派”、立宪派与新儒家

　　来源：新法家网站

　　编者按：本文是7月9日，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与同事的谈话内容纪要，公开发表时，翟先生作了细致审订。“洋左派”兴起，立宪派潜沉和新儒家抬头——翟先生对过去五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过去五年来，除了中央政府稳步推进政治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思潮与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所以大家都要重视——我们一再强调，新法家不是一家中立的网络平台，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宣传道法，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统。

　　我们网站的根本宗旨（打破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建立道法文明的清静世界）决定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要为天地守孤学，做天道的中流砥柱！　　这些年社会思潮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三句话：“洋左派”兴起，立宪派潜沉和新儒家抬头。

一、我们不能跟“洋左”风

　　“洋左”是我发明的一个词，不是为标新立异，而是没有其他词将当今流行的左派力量同过去以北京的中心的老左派、新左派区别开来。“洋左派”重心在上海，整体上不再如老左派一样株守马列经典，也不如新左派一样具有愤世嫉俗的反体制特征。“洋左”整体上是支持体制的，他们或居住在西方或有很深的西化学术、生活背景，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框架解释现实，乃至历史。其大本营是李世默资助2012年才上线的观察者网，著名人物有张维为、郑永年、陈平、宋鲁郑等人，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当地的学者——最近又推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文一。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中国文化深陷殖民地情结的今天，“洋左派”异军突起有其必然性——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洋左派”企图用西方人文学术的概念去理解中国现实，大体只关注，或只能解释最近这三十年的发展。由于理论基础模糊不清，所以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不强。

　　比如“洋左”的代表人物张维为将中国的崛起用“综合创新”来解释，他还以高铁为喻，说明中国现实是学习世界诸国之长的结果。这些人忘记了，中国现实不是他国文明的大杂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源自于返本开新，就是在坚持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不断地融汇东西方文明成果。

　　在国家体制上，中国大统一的政治体制，坚决反对联邦制等任何可能导致分裂的行为；在政治体制上，她坚持统一的能够均衡各方利益的中性政府，打击特殊利益集团，不搞党派分立；在经济上，她重视国有资本组织生产要素，平衡经济发展，为国理财的作用，不搞“神圣”私有制——这是我们的千年国本，动摇不得！

　　最近，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核心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他提供的一组数据同样重要：“目前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44.1万亿元，上缴税费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1/7，2016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有83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保障、国防军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都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1】

　　请注意，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的企业只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甚至不包括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金融央企和地方监管的诸多国有企业。

　　中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只能用公私相分、社会公共资本为国理财等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理论去解释——这要求我们返本开新，将经济理念建立在轻重术的基础上；用西方概念体系解释不了中国现实，因为西方什么都讲二元对立，公私更是对立的，只有私有制才“政治正确”，国有企业合法性都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哪里还谈什么“支柱作用”！

　　所以，诸位同道一定要先研究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再研究西方经济学。我不是说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不值得学，但我们要知道本末、先后，否则连中国政治、经济的合法性都解释不了，还谈什么理论指导实践！

　　我们不是反对“洋左”，我个人觉得他们提出的很多观念（尽管大体人人异说）都有启发作用，有些提法就是轻重术的现代版。但我们要懂得这些人的局限性，要警惕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理论的力量不仅在于解释过去，更在于指导未来！所以大家不能学墙上芦苇随风倒，跟“洋左”的风。

二、中华自有制度，道法自有制度

　　六月上旬，我们网上刊登了一篇有“立宪派”倾向的文章，引起网友剧烈的反应，被批得厉害——由微见著，这反映了“立宪派”潜沉下去的趋势。

　　“立宪派”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民主派演化过来的，或者说是自由民主派的“二十一世纪版”，其表现形式多样，从维权到“国粉”(国民党的粉丝)。表面上，他们主张依法治国，一切依宪，和法家主张“一断于法”没有什么区别。但本质上，“立宪派”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推翻现政权。我们都有一些国际关系的常识，甚至有过一些经验，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世界上，连最邪恶的家伙都会发明一套理论，证明自己的高尚——但立宪派不同于社会上普通品行不端的人，它们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现在不少人认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出治乱循环，最终解决“法大”还是“君大”的问题。你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人类历史，哪里都会有治乱兴衰，即使佛出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么“自由民主”比上帝还要厉害，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另外，在“法大”还是“君大”的问题上，中国古典政治学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大于君。

　　《黄帝四经》讲“道生法”，国家最高领袖也要守法，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我们大家读法家的书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应很熟悉。“法大”还是“君大”的问题并不一定要依靠西方民主制度解决。中国皇帝不仅要受本朝法律本身的制约，还要受到礼的制约。最早进入明末宫廷的西方人利玛窦（1552~1610年）就发现，中国的政体不能说是专制的君主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贵族政体。

　　他说：“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个平民偶然有事呈奏皇帝——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所有这类文件都必须先由大臣审阅然后呈交皇帝——如果皇帝愿意亲自考虑这个请求，他就在奏折上作如下批示：着该部详核此项请求，并呈覆最好的措施。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利，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2】

　　谈到法律与皇权的关系，利玛窦写道：“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订新的法律。继位的人必须执行他作为王朝创业人所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今天治理中国人的法律都不早于洪武，所有这些法律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或是从他的前人那里接受过来的。”【3】

　　事实上，18世纪以前，在欧洲知识界的心里中国政体完全是开明君主制的形象，是西方哲学王理想的东方投影。中国变成专制和不自由的象征，完全是出于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的想象。随着二十世纪西方学术体系的全球化，这些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一个有知识的人的心中。它们犹如计算机系统中的乱码，时时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大家要特别警惕。

　　名实混乱导致的西化幼稚病，中国左派和右派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历史证明，法治与民主不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而是如潘维教授所论证的那样，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参阅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5月）与其说法治与民主互为依存，不如说法治与权威互为依存——大家想想，一个社会缺乏了权威，缺乏了对法制权威的基本认同，民主不仅不能带来法治，还会带来混乱——所以中国先贤将法与道联系起来，西方人将法律与宗教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在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前，是要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的。

　　法治与民主是相互影响的。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特征更为明显。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民意影响法治的一个很好例证；但民主也需要法律的制约，否则有可能会破坏公平正义。六月初我去云南玉溪考察学习，遇到当地妇联同志。她们告诉我，当地民主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一些歧视女性的内容，比如女性不能分得土地——是她们依法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

　　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是“民之主”，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合格的领导者，这与西方的民主，“民作主”理念有很大差别。现代国家不同于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不能实现“民作主”，只能是选举中国式的“民之主”。比如西方的代议体系，就是要选出“民之主”。西方的民主是没有实的，这与他们自柏拉图以来将现象与本质两分，轻现象而重本质的传统有关——我们中国人讲名实相副，这方面不必对西方亦步亦趋。

　　我们要综述名实，研究东西方世界选举“民之主”的成败经验，既要防止资本垄断选举，又要防止腐败官僚专权；既要防止无序民主的混乱，又要防止下情不能上达。关键是，我们不能陷在漂亮的政治概念中不能自拔，在民主与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类基于殖民主义想象的“两末之议”中迷失自我！

　　法家自古以来就有精公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老老实实地去研究东西古今的政治经验。我个人认为，不去研究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而去研究自由民主制，是舍近求远的方法——因为在人类选举制度史上，只有社会功勋制比较好地实现了政治忠诚与治理能力的统一，“又红又专”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也是全世界所有政治组织的选举理想。

　　一句话，中华自有制度，道法（法家）自有制度。若只知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偷梁换柱，会使法家空壳化，只剩下“一断于法”之类的口号——这和儒家过去两千年来将自己空壳化将没有本质区别！

三、反伪儒、立真儒

　　这些年，我们写了一些关于儒家心法的文章，我自己还出了几本关于儒家的书。除了2009年翻译的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还有2014年出版的《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和《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　　于是，有人说我从法家立场变成了儒家立场。这些人不懂得，我们新法家宣传道法，中华道统，宣传儒家也是应有之义。问题是：新法家要不要反儒。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　　要反！

　　但我们不是为反儒而反儒，而是要反伪儒，立真儒。

　　西汉迄今两千多年来，儒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汉至唐是不妨称汉儒阶段，从那时起儒家就变质了。董仲舒开始反子学，这相当于断六艺的手臂，到唐代，子学整体上已经凋零。汉以后谶纬儒学与繁琐儒学兴起，《汉书·艺文志》上说汉儒“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讲的就是繁琐儒学。

　　但这一时期儒家对《五经》整理注释的功劳很大，唐代孔颖达（574~648年）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可谓集汉至唐以前经学之大成，居功甚伟。

　　——我们反汉儒，就要复兴子学。

　　由宋至清不妨称宋儒阶段。这时，子学被进一步异端化，儒家开始引佛入儒，结果成了不儒不佛的“理学”。重内轻外，空疏之弊，影响所及，直至今日。理学杀人，杀人如草。汉人柔弱不武，中原大地屡遭外敌入侵，血流漂杵。约二十年前，我在老家教书，闲时读史发现——儒家会弱化社会组织，对家国社会的危害极大。于是下决心要反儒兴法——这一初心，多年来没有改变过。

　　宋明理学意在恢复儒家心法，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看不清由人道至天道的修行路线。尽管有周敦颐，王阳明，曾国藩这些人，亦难挽中华文化整体上的颓势——至二十世纪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儒家不能有效组织民众抗击西方的入侵，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终于演化成反儒反孔、“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洪流。真可谓儒家城门失火，殃及经学孔学——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儒家不会汲取，我们一定要清楚！

　　其实这种趋势从曾国藩时代已经开始，余英时敏锐地观察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的制度开始崩溃。比较敏感的人便不免把制度运作的失灵归咎于儒学，例如太平天国时代的汪士铎，其人为曾国藩、胡林翼所器重的谋士，而曾、胡都是所谓‘理学名臣’。但他在《悔翁日记》中便屡次痛斥儒学，不但骂程、朱理学，而且也鄙薄孔、孟。他是一个讲功利的人，思想上倾向法家，在学术思想史上，汪士铎自然占不到重要地位，然而他反儒学的激烈态度却是一个信号。更可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接触到‘西学’，他是从传统内部来反儒学的人。”【4】

　　——我们反宋儒，就要复兴内外兼修的心性儒学。

　　二十世纪兴起的新儒家尽管有保存国故的雄心，但大体延续宋明儒学之弊，加上披着西式大学学术的皮，儒家西方哲学化不可避免。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西化学者的加入，以西释中已经成为国学（儒学成为其代名词）研究的主流，这可能成为压垮中国文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汉宋儒家还能固守四书、五经，现在连这些经典都可能被西方概念理论肢解掉了。目前有太多所谓的“新儒家”以复兴儒家的名义消灭中国文化——断我文脉，灭我道统！

　　更为凶险的是，一部分大陆新儒家以“政治儒学”、“儒家宪政”、“混合中西”的名义搞三权分立，自由主义，全盘西化，什么公羊春秋、哈耶克，公民社会，全混在一起骗人——他们中有些人不仅大搞文化种族主义，反对一切西方的文化，还想“以儒代马”，以儒家取代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这方面，大家一定要长一双火眼金睛。

　　今天，在资讯极为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让国人知道东西方的相同点，还要国人知道二者不同的文化品格，这样才能不再受新儒家的学术欺骗——白马非（不等于）马，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西学（汉学）或西学化的国学不是国学！

　　——我们反西化儒家，非站在全球的角度，复兴内圣外王道统不可。

　　六月初，有朋友提出：“在今天儒教分子甚嚣尘上的今天，新法家决不能走通儒、融儒的道路，即便不在网站、微信上明确反儒，至少也不要或尽量少发正面肯定儒教、儒学的文章。儒法异途，儒法斗争是客观存在，这个是无法回避的。至少在现阶段新法家想包容儒家是不可能的。唯有挫其锐、灭其嚣张气焰而后才可能谈借鉴与融合。”

　　我完全理解朋友们的心情。我们没有必要对汉以来那些伪儒妥协，退让，但我们也要历史性地看待儒法斗争。西汉以前，道术未为天下裂时，儒法本来不分家的，孔子兄事法家子产，荀子两位弟子韩非、李斯都是法家。但西汉以后就不一样了，道术皆隐，伪儒大兴。

　　我们凭什么，不是凭暴力或权力，而是凭大道，这个大道就是集成百家的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统。

　　所以在对待儒家的问题上，我们要仔细研究，果断行事。战略上要弄清楚反什么？用什么反？如何反？战术上要有立有破，多立少破，以立代破，这样才事半功倍。大树下野草长不起来——关键是我们要成长为参天古木，这样就不怕新儒家乱折腾了。

　　诸位同道，我们继承先辈遗志，改变一个族群和整个现代世界的文化品格是极其困难的工作，是一种精神长征——希望大家苦练内功，从我做起，扎扎实实地围绕新法家网站的宗旨，立言立行。我们不要主张一大堆冠冕堂皇、假大空的东西——那样表面上挺热闹，吸取眼球，实际上不利于自己修行，让读者头脑混乱，害人害己！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宣传道统不能高高在上，我们要帮助从无神论到宗教徒的所有人。即是那些伪儒，我们也要从帮助他们的角度出发；道无所不在，须臾不可离，人家不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德行不够，不能怨天尤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大道也会慢慢流行起来。

　　有志者事竟成，况有志且有道者——诸君努力！

　　注释：

　　【1】肖亚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载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16/c40531-29342991.html，访问时间：2017年6月20日。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3】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

　　【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