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民：中国历史的三次“大变局”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这首42字的《中国历史朝代歌》，一目也然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唐尧禹舜开始，并有纪年可证的夏商周以降上下五千年，前后20个朝代的文明历史。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不曾被中断 而绵延不绝的独特文明史，但也是在分分合合的艰难曲折复杂发展的斗争史。凡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矛盾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在今天的国际环境里，国家民族依然存在分裂可能的条件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优良传统，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什么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三次“大变局”?

　　地球在宇宙间只是一粒沙子或尘土，但中国在地球上却是一块巨石。据科学家称：45亿年前形成地球，15亿年以后才出现原生的单细胞的生物。生物由微生物到原始植物，再到脊椎动物，最后到哺乳类动物，从低级到高级，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 地位约六千万年。在中国境内，约距今200万年开始有人类祖先的活动，约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已能制造简单的劳动工具，使用天然火，过着原始人群居生活。一万八千年后，按血统关系组成集团，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六七千前会驯养动物，使用瓷器，过着定居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种植的水稻是当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总之，从洪荒野蛮到文明发展，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历史尽管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但都离不开三次大变局：

　　第一次大变局：从夏禹商汤西周开始，经过春秋战国到赢政统一前(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1年)即“家国天下”时期。

　　中国历史是按照《史记》记载的传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夏、商、周开始的。夏禹时，正是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度时期。当时，大大小小部落联盟散处各地，《史记》中有“天下万国”之称，到商代末，周武王伐纣时，还有1800“诸侯”。西周王朝建立后，虽然还有“大小邦国”一百五十，而周“天子”却以“下天共主”身分君临各邦国了。此后，经过春秋、战国549年的争雄，形成了秦、韩、魏、楚、赵、燕、齐七国称羁局面，最后由秦皇赢政翦灭了其它六国，实现了“大一统”。

　　所谓“家国天下” ，指黄帝建立的一种“划野分彊” 的体制：八家为井?三井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在经济上即井田制，将土地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 ，归政府所有，其余八块为“私田” ，由八家合种，收获归政府。家，指大家族，国，指大家族组成的城邦;所谓天下，指成邦组成的同盟，是一种宗族奴隶制。家主、国主是世袭制，周后为分封制。

　　文化是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又是社会矛盾斗争发展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改革家，他们面对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治国安民提出各自方法，形成了各种学派，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乱而有治，政治上的诸侯争雄，文化上的百家争鸣， 就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变局：从“大一统”开始，经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发展与崛起到大清帝国后期的衰败(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是中央集权制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跨入崭新的封建社会的大门，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强国地位。从秦汉统一到近代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但统一总趋势不变，特别是唐王朝的建立，更揭开了中国古代辉煌夺目的篇章，被称为世界上最文明最安乐的国家，唐都长安宾客如云，成为亚洲文化交流中心，影响世界。到了元代，意大利游人马可·波罗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最有钱的城市”。明代前期，航海家郑和七次率领厐大船队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至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民族心理归一和文化结构趋于定型，终于结成以汉、满、蒙 、回、藏五大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还以聪明智慧与创造力，不断为世界文明宝库増添物质和精神财富，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朝以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创造约300多项，其中中国占175项为57%。英国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越过同时期的欧洲。但时至清代，虽然一度迎来了“康乾盛世”时期，但到嘉庆道光年间，它已成为驱壳中的巨人，进入了“日之将夕”“大乱将起“(龚自珍语)的衰败状态;政治上吏治黑暗，贪污成风;经济上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 军事上军力衰竭，武备不整;思想文化上处于“万马齐”的局面。如此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民族心理，严重地扼杀着民族的生机，并在国际环境的驱使下被迫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

　　第三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的屈辱中奋进到新中国成立的重新崛起。实际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到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形成的官僚资本义政治，向新中国的人民民主转变时期。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应该从16世纪开始。当时欧州，从古罗马帝国解体之后 ，经历了“近千年黑暗时期”，借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科技成果，发展了航海事业，出于对东方文明的羡慕，决意航海 到东方取宝，却意外地发现美洲这块新大陆，从此开启了海洋时代。谁占有海洋，谁就占有世界。并随海洋时代同时跨越式地推进了资本 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早在中世纪就在西方传闻遍地是黄金的中国，自然成了特具吸引力的掠夺目标。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300多年间，葡、西、荷、英、法、美等一批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红毛夷人”来中国掏金。发展到1840年，英国侵略军直接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 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一次又一次的失地赔款，使中华民族元气丧尽，“天朝上国”成了“洋人朝延”，救亡图存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中涌现出一批主张“外抗强敌”， “内求变革”的有识之士，林则徐 、魏源、龚自珍等就是 这批人的杰出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出现，康梁戊戌变法，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屈辱中奋起抗争。洋务运动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失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条件下，变相产生的中国特色官僚资本主义。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28年的国内阶级斗争和抗日民族战争，终于打倒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

　　总之，“三大变局”告诉我们：一：“三大变局”的过程，是从“分散的中国”到 “统一的中国”再向“世界的中国”之发展过程;二:第二次大变局是由”帝王将相之中国”向”人民之中国”的历史转变,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回归;三：中国三次大变局，特别是第三次大变局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爱憎分明，道德水准最高的文明，它既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思想来源，也是能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文明与民族。

 

　　二、中华文明为什么在世界上一枝独秀

　　众所周知，为世人公认的世界文明发源地，除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外，还有东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徳文明即古巴比仑文明、南亚印度河流的古印度文明，南欧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迈钖尼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和秘鲁的玛雅文明等五、六处，但这些文明都在中国统一前二、三百年甚至在千年前先后消失了，唯独中华文明一直沿着自己的轨道延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为什么上天将这个“唯独”赋予中国而不是其它地区?

　　首先，中华文明的区域优势。人类文明发祥地像一匹红飘带，系结在地球北纬30度线的上下两侧和东西半球，唯中华文明境内的地域独具特色。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流，是以中原大地向四周扩展形成的。它的东南濒临大海，西南是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山脉(几亿年前是大海，有人说最古人类是帕来尔高原繁衍起来，再向各大洲扩散的)，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接西伯利亚，整个西北横亘着茫茫沙漠，东北有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 岛。中国四周的海洋、沙漠、高山和江湖河流，既使境内有广阔的囬旋 余地，又避免了外来侵略势力的威胁，是独立发展文明体系的最好屏障;对于世界，中国在秦汉的几个世纪里，与地中海沿岸崛起的古罗马帝国，是共同支配着东西方世界格局的主要两大帝国，也是后来世界史学家最感兴趣和关注的两大中心。而罗马帝国，还有南亚的安息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一旦分裂解体就再也统一不起来了，其地理环境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诚然，由于对外部世界交流的困难不便，在漫长的演进和走向辉煌的过程中，无不同时衍生与积淀下负面的制约因素，滋生着“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最终到“大淸帝国”的“康乾盛世”后期走向衰败。失去了“大陆文明”的老大地位。

　　其次，封建集权制度的保障。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起，虽然也曾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交替发展过程，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在统一时期，也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而封建皇帝 一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在分裂时期，各个割据势力也大都以“正统”或以“中央”自居，总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相号召，如三国时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请侯”，以中央自居;刘备则自称刘姓王室后裔，以“正统”自居;孙权也在一心筹划“帝王之世”。南北朝时代，北人称南朝为“岛夷”，南人称北朝为“索虏”，互相指称对方为外族，而都以华夏正统自居，都在企图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地位。可见，即使在分裂时期，仍然存在着强大的统一趋势。

　　第三，得益于广大臣民有“大一统”的思想根基。“大一统”由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阐释演变而来，它萌生于春秋时代，当时代表天命的周王朝权力衰落，一些诸侯国崛起争霸，政治上的剧变动摇了人们对“天”的信仰，诸子百家都提出处理人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如儒家的礼治说，法家的法治说，墨家的兼爱、非攻说，道家的无为而治说，阴阳家的五徳 终始说，各家的名实相符说，纵横家的合纵连横说等等，都是围绕安邦治国的思想，既相互批驳与诘难、吸收与综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思想，又在共同反对战乱中促进了“大一统”思想观念形成。以后经过秦汉政治上的统一，思想上主张“独尊儒术”，随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法家等各种学说融合成所谓“霸王道杂之”的封建统治思想。它以礼治为基础，主张大一统，追求忠孝仁义，视忠君爱国为最高道徳 ，维护国家社稷的长治之安。在这种思想熏陶下，强调文化精神价值的可贵，在臣民中建立起以国家统一为荣，赤诚爱国为荣，江山分裂为忧的观念，改朝换代并非不可，分裂江山绝对不容，所以，每当国家面临安危存亡关头或在抵抗外来入侵时，总会涌现出一批爱国烈士和民族英雄，并激励着人们为维护国家而奋斗不息。

　　第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传统观念。上古时代的中国人逐水而居，传说中的黄河中下游，东西西头，南北两侧，居住着“蚩尤”、“炎帝”和“黄帝”三大族群，黄帝“一日百战” ，先后战胜蚩尤、炎帝， 蚩尤败退南方与苗，蛮相结合共同发展，黄河流域成了炎黄两大部族的发展地，黄帝作歹为最犬大部族和“家国天下的形成，被后人称为、“人文始祖” 和中华民族(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其实，汉族本身就是多种氏族融合而成。只是两汉后统称为“汉”而成大族。此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虽有纠纷和战争，但民族间的纠纷始终是支流，而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和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一直是主流。如秦代，中原地区华夏族与东南沿海越族之间的融合;汉唐时代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融合;魏晋时代，北方内迁中原各族同华夏族的融合，以及元明清的更大融合等。尽管各族之间发生了错 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使国家发生战乱和出现暂时分裂，但随着中国边缘各族人民的大量内迁与汉族人民的混居杂处，反而推进了中华各族人民的融合进程，最终形成了汉族为主干的56多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第五,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文明开始就讲求和平,正义,信用的民族,也是善于从大局出发,趋利避害,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完善自己优良传统的民族。毛泽东说,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道出了第三次大变局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正确认识对待的三次大变局的历史经验,不仅是强国之道,也是引导人类走向世界和平之路。

　　最后，各侵略国家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维护着表面形式上的统一。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后，国门大开，山河破碎，中国的势力范围几乎被瓜分殆尽(英美在长江流域，法在西南、沙俄在东北与西北，日本在东北与闽浙、德国在山东，英在西藏等等)。形成“权中有权”、“国中有国”，只因各国侵华目的、手段不同，矛盾多多，犹如蛇要蚕象，狗要吃天，中国太大，不知从何下手。各帝国都在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操纵着中国内部的派系斗争。表面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实际上只是维系着外表独立的躯壳。近代史上沙俄占领我国领土最多，受美英的文化侵略影响(精神麻痹)最深。 受日本的伤害最大，他还曾想独吞中国，至今不承认日本被中国打败的史实，还在妄想围堵中国。

　　总之，上述六点是因当时环境条件而存在的，须知，优势与劣势是受主客观的因素而变化的。随着近代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优势与劣势正在变化之中，的结果。总结历史经验，就在于强化主观因素去适应对付客观环境，以随时处于主动掌控局势,立于不败之地。

 

　　三、“三次大变局”中的三个代表人物

 

　　时势造英雄，变革出人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变局”中，人才挤挤，英雄辈出，伟人伟事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大变革的产儿。在三大变局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孔子、嬴政、毛泽东。

　　孔子名丘(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人，春秋战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井田制开始破坏。势力逐步强大的君主要征城掠地，称雄为霸，战乱不止。孔子对此极为不满，称为“礼崩乐坏” ，并为此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克已”即按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这套要求克制自己，做到安分守已;“复礼”就是恢复宗法社会秩序，把周朝制定的“礼”看成最高理想的社会秩序和个人际关系上的基本准则。“礼”是表现形式，实质是仁，“仁”是建立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并通过“复礼” 与“归仁”，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 世界。

　　其实，孔子的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孔子的儒学也只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在他生前死后的战国时期都不曾是主导地位，大多是以老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卫国争霸的武器。孔子只著有《春秋》一书，主要是学生将其生前一些重要言论汇集成《论语》之后，才引起土大夫们注意逐渐成为一大主要学术流派。因为儒学与官制相制约，有利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被定为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成了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分子的“万世师表”。显然，这一措施是与当时维系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地主，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时代相符的，所以，孔子倡导的儒学，一旦被统治者 钦定，就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成为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

　　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前210)战国末期，赢政是第一个反对孔子只讲“和”而不讲“斗”，只讲“仁政”不讲“暴力”的皇帝，并经十几年的征战，第一次将封建割据的六国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以集权官僚制度统治的封建国家。诚然，秦皇赢政是政治家，孔子是思想家，赢政虽然反孔，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这位“反孔”的皇帝，将孔子的思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大一统的“礼制”，进行了“废分封、设郡县”的行政改革，制订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时间最长，制度最为完备的封建大帝国，自称始皇，名符其实。 实，无人取代。尽管在秦汉后有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等风流人物，但都离不开秦皇设计的制度框架，也越不过秦皇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只是事业未尽身先亡，公元前210年，秦皇第五次出巡返回咸阳途中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年仅49岁。

　　司马迁对秦始皇评价 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这个认识是比较全面的，秦皇灭六国，逐匈奴、平百越、筑长城、修道路，兴水利，移民实边等，花去大量人力物力，是他对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也是当时人民群众们沉重负担和痛苦牺牲。造宫殿，修陵墓，求不死药，纯为享乐，劳民伤财，又是死后导致很快灭亡的一个短命皇帝。

　　秦皇业绩人人景仰，功过是非，泾渭分明。却没有被称为英雄，更多的是被污诟，原因在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并非传说中那样严重。 ，“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鲁迅说，秦皇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维护的是博士官所保存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定本，所焚者乃六国贵族私家演义本，医药、占卜、种植都属是保护的。因而是不该多加指责的。“坑儒”在公元前212年，起因于秦皇寻求生长不老药，有两个叫候生和卢生的术士，因炼不出要求的仙药，就逃跑了，还编了一些诋毁秦皇的说辞谎言，为自己逃跑开脱，妖言惑众，扰乱民心。秦皇得知后大怒，便派御史查究，结果辗转告发互相揭发，有460多人犯禁，秦皇下令全部活埋，其中大多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土术士，没有几个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儒生。后人史珥评价说：“历代朋党株连何止此数，而秦独从诟詈”? 而诟詈的真正的原因是：“秦始皇镇压了六国贵族，也因此得罪了后世一切封建贵族。”历代帝王还可以借秦皇的暴政抬高自己。如此而已。

　　毛泽东(1893—1976)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人民民主主义开创人。如果说，孔子是“大同”世界、即“大一统”的舆论首创人，那么赢政就是“大一统”的实践而成为中国的“国父”和“始皇”的。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一本叫《孔子与毛泽东》、(刘永佶著)的书指出：孔子是“中国官文化的奠基人”，那么赢政就是用制度维护“官文化”的实践者，而毛泽东呢?正是官文化的批判者，是要打倒“官国”(谢觉哉 语)建立“民国”的革命家、实践家。“民国”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造的国号，只是后来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官国”。于是“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就成了共产党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是第三次大变局的实质意义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人民中国”的“国父”。

　　毛泽东是承传近代中国先进人士接力捧的后起之秀，尽管他是参与缔造共产党人之一，但不是一开始就起重要影响作用的。“你唱罢来，我登场”是中国历史的演进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的历史又选择了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落后挨打”中重新崛起。毛泽东是在民族危难中成长，生逢其时地为他的天赋才能提供了历史舞台。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一位鹤立鸡群的群众领袖，辛亥革命，他投义军，后又归读执教，组织团体，立志换醒民众，此后：二十年代，建党创军，初显头角;三十年代，遵义会议，入主核心;四十年代，抗日建国，大显身手;五十年代，抗美援朝，耀眼世界;六十年代，团结争取，第三世界;七十年代，摆脱苏美，告别人生。透视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成长史，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中国，走向世界， 从亚非拉三角到中美苏三角，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构划了世界大战略，给后人留下一个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尽管“西化”派千方百计地要抹去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甚至像抗美援朝这样被世界公认的，并且是人类战争史上所创造的奇迹也在被攻击否定之列，正说明反毛者已“黔驴技穷”无计可施，而毛泽东及其思想正在反对派的诬蔑诋毁攻击中，被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挖掘阐释中显得更加光辉灿烂，“毛泽东热”不降反升。 2012年9月18日全国80多个城市的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保钓”游行示威，几乎清一色的举着毛主席像，打着“毛主席，我们想念您”、“毛主席，小日本又来欺负我们了”、“毛主席，您回来吧”等标语、口号，表明毛泽东存在人民群众中的浓厚根基。难怪有良智的美国学者，不顾中国国内如何将毛泽东妖魔化，却没有把自己的开国领袖华盛顿，而把毛泽东选为全世界百名“千年伟人”之列。毛泽东与孔，赢政一样，都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断代性人物。

　　那么，怎样看毛泽东与孔子、赢政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价值?《孔子与毛泽东》一书中这样说：“孔子的文化价值，是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才由汉武帝刘彻所“钦定”;而秦始皇在其开创的集权官僚制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却几乎无人承认他有文化价值，他是以片面的“武威“形象被人论及的。相比之下，毛泽东去世不久，有那么多的人诋毁和怀念。透过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论，让辯证的理性使我们发现，在毛泽东的耕耘和事业中，贯穿着一个核心，这就是劳动动者解放和自由发展。而这也正是他们文化价值之所在。”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毛泽东的爱与恨，在劳动者与权贵者贵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和不同的历史地位。

 

　　四、毛泽东对第三次变局的历史贡献

　　第三次大变局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毛泽东出生在“天朝大国”败倒在“弹丸小国”的甲午战争前一年—1893年12月26日。他的入学受教育、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军阀斗争不算，仅从1921年参与缔造共产党开始到1976年逝世，从事革命足足55个周年。就是这55年，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和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从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屈辱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崛起，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大国，仅仅在27年的毛泽东时代，做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能做到的事，让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地站立起来了，实现了中国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

　　毛泽东在这次大变局中，紧紧依靠共产党这个坚强组织，发挥了他的智慧和独特的才能，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其贡献集中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四大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五大成就”：

　　四大贡献是：

　　一，建成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和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党和军队是革命的必须，是党的集体决策，不是哪个人的事，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军队?和怎样从思想上建设党?如何从政治上建军?党和军队怎样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作风，确定什么样的干部路线，如何维护党的团结?人民军队应有什么样的纪律，为什么要确定“党指挥枪”的原则，怎样贯彻三大任务等等，都是毛泽东率先提出的;

　　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实践，先后两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政策，推进了土地革命的兴起，实现了第一次革命危机的历史性转折;另一次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后的正确决策，保障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

　　三，联系中国实际，总结经验，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划了人民共和国方案：主要反映在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和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代表的著作，从大政方针构划了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图;

　　四，经过三次艰难抉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第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初，要不要下决心和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问题，如果没有拒绝蒋介石命令这一决策，就没有重庆谈判的成果;第二次是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6月诋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作出应战的抉择，展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否则，“中国革命还会在黒暗中摸索”;第三次1949年国共谈判未果，要不要渡江进军，是关系到南北分治和国家分裂的问题，当年如果不渡江进去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疆土。 这三次都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下要不要应战的抉择，三次英明抉择，缩短了解放战争时间，加速了新中国的诞生，先后摆脫了美苏利用雅尔塔协议对中国的控制。

　　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议时期的五大成就：

　　一，政权建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组织成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民中国;

　　二，经济建设——从几千年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长期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三，文化建设——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触及人们意识形态的思想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属文化革命的内容，“文革”被否定，不等于否定文化建设，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集古今中华之文明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在内之大成的一种大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

　　四，外交建设——外交是内政和实力的外延，一是通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等卫国战争和“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建立起对反共反华势力的威慑力;二是通过经济建设，増强国家实力，赢得了第三世界的拥护;三是通过中苏论战和打开中美关系，形成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格局，增强了中国说话的力量，奠定了走向强国的基础;

　　五，理论建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和发展。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不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都已成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和借鉴。如”文化大革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异数，并深入中国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同毛泽东其人一样将是中国和世界的永恒话题。

　　诚然2012年5月1日，阿富汗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网站，发布来自11个国家的14个马列主义共产党签署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明，强调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实行“三大法宝”：即一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 一支武装革命力量。2013年1月26日，比利时“马列毛主义中心”网站。重新发表早在1984年一个称“国际革命运动”(irm)的文章《毛泽东主义万岁》,号召用毛泽东主义武装劳动人民的思想，都说明毛泽东早已属于世界。不论是人，还是神，是最正确、最伟大，其举措和实践中，都会有不可避免的遗憾。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大变革之后，还要进行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总结历史经验，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就会从一种偏面性到另一种偏面性，重复历史错误，难以摆脱历史“周期律”。

　　总而言之，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改变了以前和以后的历史。

　　第三次大变局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还因为中国“大变局”震撼着世界，毛泽东自然地成了世界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有人对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思想家，战略家于一身，并且还是书法家、诗人的特点，将古今中外任何一位领袖人物同毛泽东进行比较认为，不论是单项的还是综合的，都显得“稍逊风騒”。

　　一位网民写道：“毛泽东人生，荡气回肠，壮怀激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同世界圣哲释迦牟尼、耶苏、穆罕默德相比，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还“神”;同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现代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相比，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巨人;同华盛顿、林肯、拿破仑、戴高乐，乃至马克思、列宁、斯大抹相此，也是世界第一伟人。

　　“纵橫交叉立体看，橫看成岭侧成峰，毛泽东，最伟大，高耸入云，珠穆朗玛峰，已有人类，皆不可及。何以然?民族文化积累之厚、文化营养之丰使之然也。大文化方能孕育大人物，以是观之，中华文化，世界之最，欧美文化，不可及也。此人有感于此，还提出中国应设立“毛泽东教”。这一想法虽难实行，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也道出了毛泽东思想集古今中外文化之大成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建构先人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留下的宝贵遗产。以解放人类为已任的共产党人，应有共产主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谋略，去实现“世界大同”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