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公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致命毒瘤
公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致命毒瘤
——关于黎阳《敌人就在“公知”里，就在“学者型官员”里》一文的按语
推荐黎阳先生这篇文章，希望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无良文人为祸天下的思考。此前我们曾一再指出，饱经忧患、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亡国大祸无一是亡于外敌，百分之百都是亡于汉奸。南宋亡于汉奸;明末亡于汉奸;晚清割地赔款是败于汉奸;民国被日本占领大半国土同样是败于汉奸;而今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深渊的仍然是汉奸。并且历朝历代汉奸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当今中国汉奸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以文人学者为主导的知识分子。
文化汉奸制造的汉奸文化，如同癌细胞一样在中华民族内部迅速扩散，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官僚和资本阶层，由此造成了卖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独特历史现象。未来历史学家很难相信，美国只是简单地评选了一个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名单，就让中国自己设计了一套种族灭绝的自杀道路——拼命把环境和资源彻底毁掉，拼命把食品变成有毒食品，拼命把饮用水变成有毒污水，拼命把大气变成有毒雾气，拼命把原本朝气蓬勃的劳动大众变成弱势群体，拼命把原本活蹦乱跳的健康人群变成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绝症人群，如此祸国殃民还嫌不够，又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禁绝的转基因主粮弄进中国，彻底断绝中华民族回头的后路……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去做而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去做的罪恶勾当。
那些习惯于只看事物表象的人或许会说，这些丧天害理的勾当都是官员干的，和知识分子没有关系。实质恰恰相反，这些事情都是在中国官员成为“学者型官员”以后干的，是在知识分子替换掉所有官员以后干的。中国历史上官僚学者集于一身的科举制度和改革以来知识分子当官的文凭制度，是把知识分子变成社会毒瘤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制度基础。
欧洲中世纪皇权与教权双峰并立的权力制衡，造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生存空间，客观上形成了封建集团、僧侣集团和知识分子三权分立的历史格局。在这个三角格局中，知识分子力量最薄弱，只能借助于民众力量才能与皇权和教权相抗衡，而要借助于民众力量，就必须替人民大众呐喊呼吁，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这就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捆绑在了一起。特别是在历史转变时期，知识分子的整体总是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成为人民革命和人民造反的鼓动者和领导者。直到今天，西方知识分子仍然是与资本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则正相反，中国大一统社会形成的科举制度，官僚学者集于一身，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能否做官以及官位高低，是衡量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科举成功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成为官员，科举失败的则成为官员的幕僚或富人的走狗。如此一来，知识分子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全都是依附于官僚和富人的奴才。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奴才地位，决定了其“舅舅不喜老娘不爱”的可怜命运——官员和富人看不起奴才，人民大众则是仇视奴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引起官员和富人的重视，改善自己的奴才地位，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绞尽脑汁地替官员和富人出谋划策，尽可能把民众和穷人往死里整。所以中国老百姓特别痛恨和鄙视知识分子，每次革命和造反都要先砸孔家店，把知识分子和官僚地主阶级一起打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从砸烂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开始的。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糟糕的知识分子，就在于不仅文凭制度再次复辟了官僚学者集于一身的封建制度，而且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都变成了资本的小三儿，整体上被资本包养起来，上学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学术研究的唯一方向就是为资本服务。由于西方资本集团最为强大，专业繁杂的西方文化最有利于文凭统治，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倒向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只讲术而不讲道不讲德的特点，更加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心理，便联合起来彻底背叛了重道讲德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汉奸文化，当今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汉奸文人。
当今中国汉奸文化泛滥和汉奸文人辈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代文凭制度比古代科举制度更加糟糕。现代文凭制度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双重奴才，知识分子一奴二主的特殊地位，改变了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不再象西方国家那样互相监督和制衡，而是联合起来共同欺负老百姓，形成官僚、资本、学者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独有现象。这三种社会力量不仅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反倒成为共同抢劫老百姓的利益铁三角。而且在这个抢劫铁三角中，无良学者最坏，所有丧尽天良的勾当无一不是无良学者筹谋策划的，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只不过是从中选择最有利的一种付诸实施而已。如果单就邪恶程度来讲，无良学者是铁三角中最坏的一角，也是老百姓眼里最坏的群体。无良学者也知道自己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是最坏的群体，只要中国老百姓有机会，绝不会放过自己。所以便走上了卖国求荣、卖国求安的汉奸道路，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永久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反抗问题。这就是控制媒体和舆论的中国公知及其无良学者在中西方所有冲突中，永远站在西方立场上仇视和妖魔化中国老百姓的根本原因。
2012年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以及此前捍卫奥运火炬的08年爱国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中国公知，全都站在敌视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上，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讨伐“爱国贼”、“民粹”、“暴民”、“义和团”、“文革余孽”的声浪响彻云霄。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本国知识分子辱骂本国老百姓是“爱国贼”，呼吁本国政府替外国人镇压本国人民，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空前汉奸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倒退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前的历史暗夜之中。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和平演变”西方国家，西方绞尽脑汁防范中国“输出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红卫兵运动几乎波及全球，特别是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风起云涌，主要依靠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同现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中国依靠的是普世价值一样。当时中国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够战胜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就在于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赋予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以真实内容，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赋予了这些“普世价值”以鲜活的真实内容，才告诉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什么才是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福利住房、国家养老，就是当今时代最大的人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当今时代最大的自由；造反有理就是当今时代最大的民主；共同富裕就是当今时代最大的平等。由此，让世界人民看清了西方资本主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性质，掀起了与中国文革相呼应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反毛狂潮，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全盘否定了新中国为“普世价值”注入的鲜活内容，把普世价值变成了掠夺中国百姓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武器，致使中国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后，又为自身安全否定了西方普世价值。如此一来，中国在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不仅没有象苏联东欧那样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反倒连资本主义制度也一起否定了，在思想文化上把中国一下子拉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拉回到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前的封建社会，并且还不是文明比较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而是极端愚昧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放在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把中国牢牢钉死在了世界道德洼地上，使拥有5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视为野蛮民族和垃圾人口。全世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中国领导人更是习惯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批评敲打，几乎所有美国领导人都敲打过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敢于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理直气壮地指责和批判美国违背人权，残害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中美之间在和平演变问题上一百八十度大掉个儿，完全颠倒过来——中国由普遍真理的传播者和大众民主革命的输出者，变成了普世价值的反对者和“颜色革命”的防范者；美国则相反，由普遍真理的反对者和“革命输出”的防范者，变成了普世价值的传播者和“颜色革命”的输出者。中美之间这种革命角色的历史转换，一下子转懵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越是“实事求是”地直观看待这种现象，就越是会倒向普世价值和汉奸公知，不由自主地跟随汉奸公知走上西化道路。其中许多人并非是名利之徒，而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在社会主义文化被彻底否定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普世价值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所以不是把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先进的政治文明做比较，而是与当今中国独具特色的官文化和金钱文化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只能是选择普世价值。他们自认为选择的是先进政治文明，并且在客观上也的确选择的是先进政治文明——因为他们思想视野里没有更加先进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政治文明如大众政治文明，早在他们选择之前就已经被彻底否定掉了。这种具有历史定向性的选择条件，是造成知识分子空前汉奸化的客观原因。只是这种汉奸化的责任并不在知识分子本身，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只要改变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这种汉奸化倾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
中国历代先贤和民间百姓，古往今来一直以不同方式揭露和鞭挞中国文人的这种弊端，《水浒》中水泊梁山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名叫吴用(无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干脆把知识分子道德水平放在妓女之下，鲁迅更是把中国文人的丑恶本质揭露到了入木三分的极致程度。但是，唯独人民领袖毛泽东看到了拯救中国知识分子的光明大道，这就是让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如同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成为人民代言人，由此获得具有独立人格的强大力量，通过对当前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刻思考，引领社会走向完善和高尚，知识分子本身也会变成越来越完美的社会进步力量。为此，毛主席不惜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如轮流到工厂农村短暂参加劳动，到“五七干校”长期参加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以此来推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让知识分子从官僚和资本的双重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人民的大脑和社会的良心。
怎奈朽木不可雕、死狗扶不上墙，毛泽东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精英，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是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全部包养下来的，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不仅具有封建科举取士的千年奴性，更有着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变态心理，一旦遇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金钱环境，立刻变成了集各种邪恶于一身的人形畜牲。他们对毛主席生前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历史拯救不仅不感恩，反倒用尽各种最恶毒最卑鄙最下流最龌蹉最肮脏的极端手段，造谣泼污毛泽东，把毛泽东改造和拯救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康庄大道，污蔑为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对毛泽东的极端妖魔化以及对毛泽东亲属的极端迫害，简直达到了人神共愤的极端程度。丧心病狂地反毛污毛，使中国知精英迅速堕落成为最邪恶的群体，由最初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最终走上了反华反人民的汉奸道路。我们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是愚昧短视看不见这样做的后果，还是极端自私不管不顾这样做的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恩将仇报，势必会迫使中国人民做出与毛泽东慈悲为怀截然不同的相反选择，如同他们恶毒咒骂文革势必会迫使中国人民选择武革一样。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注定的历史宿命，只是这个历史宿命不是上苍注定的，而是他们自己的邪恶注定的。中国人民一直在忍耐在克制，希望中国知识精英不要太过分，不要太恶毒，不要太下流，然而他们确实太过分，太恶毒，太下流了，在美国播出要“杀光中国人”的电视谈话(是精心剪辑的录像而不是无法控制的现场直播)时，作为中国媒体和舆论主导的中国公知，居然全都支持“杀光中国人”的美国立场，而把抗议美国要“杀光中国人”的中国人，十分轻蔑地骂做是“民粹”、“脑残”、“暴民”、“极左”、“文革余孽”等等。
中国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华民族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也已经达到了尽头。哈姆雷特王子“生存还是毁灭”的悲愤呼喊，如同炸雷般回荡在中国上空，要么13亿中国人民消灭汉奸公知，要么13亿中国人民象印第安人那样被消灭，此外，不可能再有其它任何选择。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的第一道单项选择题。
下面请看黎阳先生的文章。
敌人就在“公知”里，就在“学者型官员”里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中国内部有敌人没有?当然有。在哪里?就在中国的“普世公知”里，在“学者型官员”里。凭什么这么说?就凭这帮人支持“杀光中国人”——冷嘲热讽肆意诽谤海外华人抗议美国电视台“杀光中国人”节目，强词夺理百般狡赖为这个“杀光中国人”的节目辩护开脱——这不是实际支持“杀光中国人”又是什么?对凭空捏造的“轰炸东京”暴跳如雷：“无知狂徒”、“宣扬战争”、“激发战争狂热”、“逃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应该法办!”、“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今日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对美国战略网页实实在在“轰炸北京”的计划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对光天化日之下大厅广众之间“杀光中国人”的叫嚣公然支持——立场如此坚定、爱憎如此分明、敌我如此明确、支持“杀光中国人”如此坚决的人，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敌人?
有杀光美州印第安人的历史先例，有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战略决策，有西方精英“地球资源不能承受十三亿中国人的生活达到西方国家标准”的长远考量，有“杀光中国人就可以不还债”的现实利益。“杀光中国人”不是童言无忌，不是笑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行动，“能做不能说”却实实在在的行动，每日每时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行动——“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假酒、假药、假钞票、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牛奶、“大头娃娃”、豆腐渣工程、强制推行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粮、进口日本核污染食品、“耕地面积每年以10万亩缩减”、“十八亿亩红线难保”、“中国粮食自给前景危机”、“80%河流枯竭”、“2/3草原沙化”、“70%的主要河流严重污染”、“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污染已渗入中国地下。受监测的水井中，超过一半的井水作为饮用水是不安全的”、“90%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过活”、“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筐”、“沙逼北京、猪投上海”、“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喂人民服雾”、“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世行称中国劳动者税率达45%高出美国近一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几乎是全世界最低”、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青岛输油管爆炸死伤200余人”、“化工厂入住宅区中国老百姓活在炸弹上”、“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成都青白江区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所有这些哪一样与“杀光中国人”无关?凡客观效果是破坏中国人的生存又坚持不改的东西，就是“杀光中国人”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大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具体谁来杀、以什么方式来杀没什么本质区别——外部敌人直接来打是杀，内部敌人背后下刀子同样是杀;杀人见血是杀，杀人不见血同样是杀;明火执杖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是杀，偷偷摸摸借刀杀人、借毒杀人、借假冒伪劣杀人、借豆腐渣工程杀人、借污染杀人、借转基因杀人、借压榨剥削杀人同样是杀;用硬刀子杀是杀，用软刀子杀同样是杀——“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绝死”。
没有灭绝人性的理论，就没有灭绝人性的行动。有“杀光中国人”的行动，是因为有“杀光中国人”的理论。什么理论?“精英”论——自命“精英”，把中国老百姓打成“劣等文化劣等人”，根据“市场法则”、“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野兽逻辑得出结论：“清除垃圾人口”、“杀光中国人”有理。
在中国制造推销这套“杀光中国人”的理论最疯狂最卖力的是谁?整天开口闭口辱骂中国老百姓“脑残”、“智障”、“愚民”、“屁民”、“刁民”、“暴民”、“暴戾”、“劣根性”、“民智未开”、“反智”、“素质低”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叫嚣“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的朱学勤;叫嚣“劳动不创造财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中国人“95%有破坏性”、“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的茅于轼;叫嚣中国人“喝狼奶的教育，不是喝人奶的教育，训练出来的是狼，不是人”、“野蛮对抗文明”、“义和团式爱国”、“暴民暴乱假爱国真祸国”、“民粹爱国是害国”、“民族主义最危险”的袁伟时;叫嚣“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灵魂”、“这个民族如此的下作低劣”、“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的民族，一个对于自己过往恶行毫无忏悔能力的民族，一个只有斧头才是万能钥匙的民族……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的萧瀚;叫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三百年殖民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我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的***;叫嚣“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的吴敬琏;叫嚣“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的马立诚;叫嚣“杀掉两亿中国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是由13亿支那劣种组成的四流国家”的周亚辉;叫嚣“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的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叫嚣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凯迪网络”的“飞龙在半天”;叫嚣“草泥马，祖国”是“行为艺术”、斩钉截铁宣誓当“带路党”的“自由公知”……
在中国把这套“杀光中国人”的理论变成现实最疯狂最卖力的是谁?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
——把中国老百姓变成“改革代价”、以“改革”名义疯狂掠夺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的历以宁;“顶层设计”出“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樊纲;“顶层设计”出“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的李剑阁;“顶层设计”出“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的吴敬琏;“顶层设计”出“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的张维迎;“顶层设计”出“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的茅于轼;“顶层设计”出“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的江平;“顶层设计”出“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的陈有西;“顶层设计”出“‘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的贺卫方;“顶层设计”出“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郑必坚;“顶层设计”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的“大领导”;“顶层设计”出滥发钞票制造物价飞涨掠夺中国老百姓去“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声称“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政权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的“271”
——造成中国社会大规模腐败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用“先富起来”摧毁“干部不准有私产”的公有制、为以权谋私持权抢劫贪污腐化大规模泛滥大开闸门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当初拼命鼓吹用“先富起来”毁灭“干部不准有私产”的是他们，如今拼命叫嚷“干部公示财产”的又是他们)：“顶层设计”出“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市场制度最道德”的张维迎;“顶层设计”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的张曙光;“顶层设计”出“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的张五常;“顶层设计”出“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的茅于轼;“顶层设计”出“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的朱学勤;“顶层设计”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厉以宁;“顶层设计”出“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的盛洪; “顶层设计”出“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的樊纲;“顶层设计”出“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的钟伟;披旧衣穿破鞋而老少三代举家齐贪的“271”
——造成中国社会大规模污染泛滥假冒伪劣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无孔不入推销“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的厉以宁;“顶层设计”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刘伟;“顶层设计”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张维迎……
——勾结国际资本强盗里应外合疯狂抢劫中国老百姓血汗的是他们——“顶层设计”出“融入世界”、“负责任大国”、“中美国”、“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的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顶层设计”出“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的林毅夫;“顶层设计”出“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的龙永图;“顶层设计”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271”;“幽默‘首秀’以夫妻妙喻中美经济关系”、“不能走离婚的路”、“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争取成为哥们儿”、“争取成为铁哥们儿”的“大海”;把万亿中国老百姓血汗变成美国白条的“大领导”……
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身为中国人，为什么要“杀光中国人”?因为他们是寄生虫，是癌细胞，专门靠毁灭赖以生存的机体生存。他们跟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脉相承，是一群以“知识”为招牌招摇撞骗的文匪流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工于心计，精神贵族，自命不凡，鄙视劳动，仇恨人民，从不创造财富，只知巧取豪夺，不事生产，专攻权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他们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他们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和茶叶不是他们发明的;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算盘不是他们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他们设计建造的……他们不干实事，专门欺压干实事的人，专门嫉贤妒能陷害忠良——因为干实事的人吃香了，他们的招摇撞骗就没有市场了。为了不劳而获欺压百姓，他们必须获得权力;因为不干实事不肯流血流汗，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窃取权力——过去闹科举、如今闹选举，方式不同，目标一样：靠花言巧语舞文弄墨等主观夸张实现“空手套白狼”。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在中国制造周期性大动乱等罪恶记载充斥了几千年的中国史——使中国封建制度继承延续数千年之久的是他们，长期阻碍中国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是他们，断送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的是他们，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坚持闭关锁国变为崇洋媚外、勾结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是他们。从古到今他们从不创造财富，从不保护人民、保卫国家、抵御侵略，从不凝聚人民、凝聚社会，对中华文明无任何贡献。他们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阻碍中国发展而无任何进步作用的最反动的群体。他们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同时又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尔虞我乍、勾心斗角、虚伪怯懦、互相算计、互相利用——号称“言论自由”，实际上“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号称“理性宽容”，实际上个个唯我独尊，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连自己一伙的陈有西跟左派学者司马南合影都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他们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唯我独尊，一触即跳，只善于制造敌人，从不会凝聚朋友，永远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政权，永远必须投靠权贵狐假虎威，利用别人的权力为自己谋利。他们积极“杀光中国人”有两重目的：第一，他们“骗出一个体制来”的“顶层设计”把中国老百姓害惨了，老百姓恨透了他们，他们也知道老百姓恨透了他们，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抢先杀掉受害者，决不给受害者清算报仇的机会。第二，他们想消灭中国，但不想自己流血，只肯当“带路党”，以出卖中国根本利益为代价引诱外国人流血拼命为他们打天下。他们想利用外国势力，外国势力同样想利用他们——双方都想消灭中国，但都不想牺牲自己，都想让对方流血拼命当替死鬼，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都拼命鼓动对方说：“别犹豫，快动手，只要你动手，我一定支持，一定能迅速取胜。”坚决支持美国“杀光中国人”同样是这场讨价还价互相欺骗又互相勾结的丑剧的一部分：用此举诱使美国得出印象：美国在中国的“带路党”势力大大的，要消灭中国轻而易举，因此应该赶快下决心出兵消灭中国。
“流氓土匪不可怕，就怕流氓土匪有文化”。中国“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正是有文化的文匪无赖。他们连对卖身投靠的美国主子都谎话连篇尔虞我诈，更不用说对中国老百姓了。他们污蔑毛泽东“饿死三千万”，自己呢?“杀光中国人”——“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再加上死于有毒有害食品的、豆腐渣工程的、工伤事故的、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因贫病交加绝望自杀的、“被自杀”的……把这一切都加起来，每年死了多少?年复一年，三十年来死了多少?而且情况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恶化?有头没头?“饿死三千万”是对过去的凭空捏造，无凭无据全凭嘴说，而“杀光中国人”呢?却是每个人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耳闻目睹根本用不着“考证”——就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死于癌症、污染、绝望?整天叫嚷“开放档案”、“公布数据”，敢不敢如实公布“改开”以来死于上述“特色”的中国人的统计数据?自己蓄意在“杀光中国人”、整天鼓吹“优胜劣汰”、“淘汰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切切实实每时每刻都在动手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生存权，却拼命血口喷人污蔑毛泽东“饿死三千万”，天下还有比这更卑鄙无耻的吗?
普通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危害与“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这些拿笔的敌人的决策卖国祸国殃民的危害大不相同：一个是战术性技术性的，一个是战略性根本性的;一个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地零售，一个是持之以恒釜底抽薪地批发;一个是长期见效的“量变引起质变”，一个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斩首行动、一箭穿心”;一个是疥藓之疾，一个是心腹之患;一个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尚不至于搞垮整个社会，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彻底崩溃——前苏联没有被十四国的武装干涉和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搞垮，却被“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的“普世价值”、“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休克疗法”搞垮了;前南斯拉夫被纳粹德国占领了都没有灭亡，却被“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的“普世价值”、“自由选举”、“一人一票”消灭了。
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
“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坚持“杀光中国人”，中国人只要不甘被杀光，迟早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亿众一心回归毛泽东，团结起来跟这些“杀光中国人”的人拼命——别看“普世公知”和“学者型官员”们如今似乎势力强大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仍然是纸老虎，仍然如毛泽东指出的：“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试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黎阳发表于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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