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教？还是不教？是个问题

 

　　北大“马会”的一群90后，成为今日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与北大的后勤工人交朋友，撰写了关于北大后勤工人的调查报告。他们与进城农民工交朋友，努力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努力帮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建立尊严。他们坚持研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结合阅读思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人类的命运。

　　当他们为人民民服务的热忱不被理解时，当他们对平等社会的向往不被理解时，当他们的努力遭遇挫折时，他们以毛泽东、周恩来等执政党创建者为榜样，不屈服，不退缩，展现了理想主义者所本应具有的执着和勇气。

　　今日世界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占据世界人口的多数。在人类历史上，多数时期各个民族都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近年来，由于信仰迷失，中国被一场拜金狂潮所席卷，这样的拜金狂潮不仅在世界各国很罕见，在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罕见的拜金时代，这些青年人的热忱和勇敢尤其珍贵。突然间见到这样的一群“90后”，我感到眼前一亮，受到鼓舞，受到感动。

　　窃以为，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重要的是他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热忱，而不是看法正确(right or correct)，只要他们在阅读，在思考，在行动，他们会逐渐成熟，他们的步子会越走越稳。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包容年轻人的探索。

　　我注意到，他们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毛的著作，他们主要的效仿楷模是毛、周恩来等执政党的创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与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不同，确实与许多70后、80后们不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坚持在学校中讲授《马哲》《毛概》等课程所取得的成果。

　　这批90后的出现，使教育主管官员面临了一个尴尬的难题：《马哲》《毛概》课程继续教?还是不教?继续教，会教出更多类似的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需要耗资建立更庞大的维稳队伍，需要耗资建立更多的看守所。不教，靠什么力量来抵御汹涌澎拜的拜金狂潮?靠什么力量来抵御可能颠覆执政党执政基础的自由民主思潮?

　　2014年9月9日，习同志在访问我曾经学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时说：“‘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根据新华社报道)

　　我高度认同习同志的看法。30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出版的我的《心理测量学讲义》的开篇“绪论”(第6页)中我就曾写道：“笔者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今天，我们的许多学校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

　　怎样“传道”?怎样成为“人师”?怎样发展学生的健康人格?怎样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价值观?这是今天中国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家长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严肃问题。事实上，也是我告别“审辩式思维”微信公众号而创建“文明与本能”微信公众号的主要考虑。

　　今年是改革40年。40年来，一直是打着“不争论”的旗号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难题，绕道走，躲着走。面对读书和思考的90后们，面对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90后们，还能继续躲吗?还能继续混吗?庙堂诸君，需要深思。

　　1972年刘兴元曾主政四川。据说，在他离京赴蜀之前，毛接见他，对他说：到成都，先要去武侯祠看一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幅对联中包含了武侯“七擒孟获”和“严刑治蜀”的两个典故，讲了“攻心”，讲了“宽严”。这幅对联，也值得庙堂诸君品味。

 

　　作者：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