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读书与不读书之别！

　　意识形态问题早已提上议事日程。意识形态问题，说大（广义），即是思想认识之严肃性以及作风问题，说小（狭义），就是读书学习端正性态度以及目的问题。前者，得以相当程度的重视，甚至被提升至党和人民事业存亡的高度，而后者，却未能获得相应的关注，甚至常常被降格为临时的部门的或个人问题。　　

　　承认与不承认，事实就是那里，不多不少不减不增。尚未意识或未能看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世界，可以认知，但不能说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均已认识，这是常识。坦率地说，当今诸多社会问题，如某些明星艺人吸毒问题，价值标准偏离或颠倒问题，谣言满天飞问题，甚至有人妄议党国大政问题，归根结底，应当正是意识形态现象背后读书学习以及思与不思教育问题。

　　首先，公平社会的通俗含义，应当即是竭尽力量推进并使得全社会所有人都有读书彰显天赋能力以及学识技能得以发挥的机会或平台。同理，家庭及教育责任的基本意义应当在于能够创造条件和良好环境使孩子及青少年获得充分受教育权利，以及心智潜能得以合理开发的机会。

　　遗憾，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富人的聚增，大有读书无用之西风压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东风的态势。在这样世风下，抛开没有钱或没有能力能使自己孩子受到足够教育以及其智力未能得以充分挖掘的家庭，最可怜的要数那些富裕家庭的诸多子女，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父母未能尽到责任并使他们未能受到应有的教育，反而当成一种时尚；他们将自己对父母的无度经济依赖视为人生资本，且四处炫耀。在我视野下，富家子女能否受到充分教育与合理开发问题，不仅牵涉到世风或社会财富的问题，而且还关乎后继是否有人或接班人的问题，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复兴的问题。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一种特殊思维方式与特别思想学问，是纯粹思维和单纯思想工作，并非是多数人或只有少数人都能胜任，普通思维一到纯思的领域就不知道到了世界的哪个方位。倘若要反对哲学及哲学家，那就到大众中去，那里最有市场。同理，中国素有死难吃书难读的比喻，甚至盛有读书无用的说法及行动，且趋之若骛。一方面，有人通过无数尖子生或高考状元，尤其是文科状元的普通生活境遇或不入流的遭遇，佐证高分低能的假设或现象;一方面，还有人将无数富豪的低学历与多金钱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证明赚钱本事与学历长短，没有关联性，甚至存在反向关系。

　　我无意我力争辩读与不读逻辑关系，但不禁想问：企图剔除高分低能的学生，是否要培养低分高能的天才?欲要排斥高学历的读书人，是否要大力栽培低学历的生意人?一个家庭低学历者的存在没有问题，一个区域无数低学历者的存在也没有问题。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都是低学历人，这还可行?李敖曾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国家经济是增长了，然而国人思想道德品质却是滑坡了。在我看来，这应当正是与国人读书学习态度息息相关的典型问题。

　　我唯实，我判断，读书学习是一个遗传学上或言传身教的价值偏好生活态度，以及教育科学方法和师资质量问题，是世风主流意识导向问题，并非简简单单的智力问题或个人兴趣爱好问题。

　　有人说过：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即是软弱性不彻底性，且百无一用是书生。毋庸置疑，一方面，知识分子，书读多了，有些话自然也就说不出口了，有些事也就做不出来了，胆子变小了，忧虑增多了(智者善忧)，悲悯心重了，不得饶处也饶人了；另一方面，有些读书人对钱势的依附性更强了，坐不住冷板凳了，也不甘愿清贫了。然而，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社会，比任何时期，迫切需要理性（逻辑性讲道理或底线）与确定性（计划性规律性或同一性）元素，而非极左极右情绪或非理性，要么借题发挥或吹毛求疵，要么强词夺理或欲盖弥彰。这不仅关系到舆论导向社会稳定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问题。

　　不可以说，所有教师和科研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但完全可以说，知识分子均是受到足够学历教育以及相应思维训练的读书人，典型特点就是较有理性确定性！仿如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企图表达意思：一个观察星象的男人（宁静致远），应当是没有品德问题的“好男人”;一个夜深人静观看怀旧影片或电视剧的人，不是浪漫，就是孤独的人，但不可能是躁动不安的人。同理，一个经历足够时间读书学习的人(知识熏陶)，无论做何事多为脑指挥手脚的人，鲜有毫无道理或完全不靠谱之人，除非是心理极度扭曲或变态。

　　名人倪萍与明星王菲问题，应当就是读与不读思与不思的问题。李敖评说王菲，她优秀托不起她传奇，她知识赶不上她价值，必然葡匐在取名敛财道上，要清楚她发力是狐魅而非狐仙！我总结倪萍，她思想托不住娱乐世界浮夸吵闹；她名望禁不住恨之入骨情爱屈辱伤害；她善良对付不了金钱社会诱惑迷茫；她沉淀满足不了独处寂寞时空需要；她行动承受不了自我幡然醒悟；她自信承载不了岁月冷漠摧残。她是明星不是学者，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是倪萍走向理性之路径，别无选择，是国步入发达国之途径，不二法门！谨慎提醒，是时候了，应当对“学历”与“文凭”进行必要的剥离并赋予“学历”适当的社会意义。 文凭并不等于学历，后者如同农作物（粮食）或动物的生长时间或周期，前者很大程度被演化成官员晋升的工具（官位标签）以及权贵的玩具（身份标志）。

  （作者：中国社科院徐鲜梅博士）

     来源：徐鲜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