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金：毛泽东有的放矢讲党课

　　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在讲党课中高屋建瓴、说理透彻，并密切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进行权威的讲解，效果更好。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

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回忆他在“抗大”讲党课时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认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不是注入式、不是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法的具体做法是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把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小问题，启发诱导学员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问题的全面，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事物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每次讲党课时，总是事前了解学员干部的思想情况，语言的针对性强。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每次讲课的前一天夜里，都在红大窑洞附近的大树前挂上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在“抗大”上党课时，毛泽东每次都利用课间休息20分钟的时间，找学员交谈，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然后，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毛泽东有一次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斗。于是没等毛泽东讲完，就有一个学员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一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大”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斗争经验丰富、文化水平较低、理论基础薄弱的学员，采取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启发他们积极思考，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解能力较强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则采取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在“抗大”讲党课时，毛泽东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生动例子。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毛泽东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在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时，毛泽东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他伸出一个指头去戳一块木板，木板没有变化；他又拿出一根锥子去扎木板，一会儿就扎透了。他说打仗也是这样，我们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敌人的接触面越小越好，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从而通俗地说明了歼灭战的重要意义。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据2018年第5期《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