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革命不仅塑造了中国道路，而且还有美国道路

《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

作者：萧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萧武兄的《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开宗明义的讨论了近年来国内舆论场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而今的发展成就，是不是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是在1978年。如果在此之前的30年内，经过漫长革命的中国没有挑边站，停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阶段，不启动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启动市场化发展，是不是等于获得了额外30年的红利？

　　市场化改革的推崇者喜欢用日本、韩国与中国进行对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日本正处于民主改造，仅仅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需要建立一个遏制中国及苏联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堡垒，所以草草停止了民主改造，转为着力扶持。日本抓住了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军供应后勤的机遇，再后来更是主动把握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迎来了快速腾飞。韩国的腾飞晚于日本，但总体上也源自于美国的支持。

　　日本和韩国之外，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大多数直接启动市场化发展的国家，发展结果却很不一样。有两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富国陷阱: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认为，亚非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失败，主要源自美国和欧洲国家“使坏”，也就是故意为新兴民族国家提供错误的经济政策指导，使之产业结构单一化，并欠下巨额债务。这种说法有一些事实依据，当然也不乏争议。但是，即便我们不采信任何程度上的“阴谋论”，援引经济学界的说法，在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政策药方，内核是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组合，并没有让其中多数国家走向富裕，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倒退到比民族独立以前时期还要糟糕。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某一个新兴民族国家，不属于美国、老牌的欧洲殖民国家有意关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对象，嫁接美式或欧洲的经济制度，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没有运转正常的治理体系，所谓产权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土地等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发展独立的民间资本和产业，缺乏前提；陷入宗教、民族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也很突出；经济发展缺乏服务于本国长期利益的战略规划，而是一步到位服务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业链利益结构，必然强化发展可以带来短期收益的原材料供应、配套粗加工生产等产业，形成固化的利益依赖；无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构建一套可以不间断的、大批量的培养不同层次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没有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反而使得旧的社会丑恶现象、畸形的社会关系，延续到了旧时代（甚至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到了21世纪还因为社交网络的发展而“焕发生机”）。同时，一些新兴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有很高的概率遭遇美国的霸权干预，而这些国家缺乏必要的国防力量和尖端的国防科技装备。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继承1949-1978年三十年“革命红利”的情况下，实现的所谓发展奇迹。过去，很多人总爱把1976（1978）年的中国经济，说成是濒临崩溃，但统计数据以及很多亲历者的回顾，都可以证伪这种判断。与亚非拉许多国家所存在的上述发展困境相对应的是，1949-1978年的中国却分别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整顿乃至革命化的颠覆。换句话说，以中国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节点，中国跟其他许多国家是站在了不同的起点上，中国固然人口众多，脱贫的压力巨大，但正如《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这本书所说的那样，革命红利的存在使得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开放中国，有着一个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而那些在20世纪50-80年代在西方发展经济学指引下不断“试错”的国家，则因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革命/改革不彻底，很难真正发挥市场的作用，反而可能滑入权贵化、民粹化以及赤贫化的危险境地。

　　《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这本书的最大看点，是理顺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最近的四十年（1979-2018）的承继关系。割裂两个时期的关系，将后者说成是对前者的背弃，或者颠覆，都无从解释市场化改革在中国的成功，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失败。

　　革命，很多语境中是对于暴力、暴力式政治手段的矫饰，所以会被小清新式的知识分子鄙视。但我们应当清楚的知道，美国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再到19世纪后期的快速崛起、20世纪更是跻身霸权国家，与两次革命密不可分：独立战争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美国人清算了英国式的贵族制度，南北战争期间以革命的方式解放了黑人奴隶。如果没有这两场革命，美国更可能发展成为又一个墨西哥或者阿根廷，而不是小清新们热爱的自由舵手。

　　当然，上述两个时期的发展，也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最近的四十年间，一些年头里，过去的经验曾被不加区分的否定，所以出现了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因此造成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变得突出的现象。我们今天在媒体上看到的有关农村衰败、留守儿童、“农二代”滑入比父辈还要糟糕的处境等问题，说到底都是因为此。《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这本书的另一大看点就是，超越“左”与“右”的争论，客观而深刻的评析了最近四十年来，农村、国企、司法等领域发生的改革、政策调整，指出“改革的成就并不完全来自改革本身，在很多方面都受惠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理论”。

　　《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这本书包括四篇长文，除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阐明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成功的深层次历史因素以外，其他三篇《基层社会的革命：土地制度变迁与民族区域治理》、《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从甘阳谈起》、《新儒家的“政治”与“心性”》尽显书作者在政治哲学、文化理论等方面的深厚理论功力，书作者对于土地制度变迁等具体的公共政策嬗变的梳理也非常清晰，对于读者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走向，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