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谈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处理

小峦 (1974.11.22)

　　一颗闪闪的红星，铭刻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上，一个朝气蓬勃的小英雄，鼓舞着千千万万孩子们。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一幅幅寓意深长的艺术画面，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昂扬歌声，成攻地塑造了儿童团员潘冬子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红军。这部影片吸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影片和其他影片的拍摄经验，努力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创作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它是我国银幕上的一枝灿烂新花。

　　《闪闪的红星》不仅展现了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成果，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提高电影艺术创作水平的宝贵经验。从各个方面来探讨、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就这部影片在艺术处理方面，如何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从实际出发，从体现特定的主题思想出发，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谈一点体会。

一

　　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通过银幕上的视学形象说话，是它的显著特点。《闪闪的红星》运用电影艺术这一特点，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情，鲜明、突出地刻画了小冬子的英雄形象。

 　　潘冬子的典型性格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影片通过小冬子的一系列鲜明的动作，充分表现了这个小英雄的革命朝气和主动斗争精神。从小冬子猛地将肩上的柴担一抡，狠狠划破胡汉三的恶脸，到发现胡汉三逃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咬住他的手；从小冬子倔强地站在激流中，撩水洗石，霍霍磨刀，到砍断竹索，掀掉桥板，断敌逃路；从小冬子以从容不迫的斟酒动作，智胜胡汉三阴险狡诈的盘问（如果当时胡汉三已有醉意，就更令人信服），到登堂入室，火烧刀砍胡汉三的痛快场面，银幕上展现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斗图景。这肩抡、牙咬、磨刀、断索、斟酒、火烧、刀砍等一系列精彩动作，形象地表现了小英雄勇敢、机智和不畏强暴的鲜明性格。影片表现小冬子和宋大爹进镇筹盐，从他们化装走进姚湾镇，一家一户地筹盐，带盐过卡子，浸衣浇水熬盐，到往竹筒里装盐，整个过程分切了五十多个镜头，只用了几句很短的对话。这个过程的关键细节，是小冬子先在装盐的竹筒里倒了一勺热水，为过卡子巧妙地把盐水浸在棉衣里的行动伏了一笔。从倒水到过卡子这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对话，观众不仅看懂了，而且被小冬子对可能发生的困难先有对策，遇到困难能随机应变的智谋深深感动了。这里，正因为没有用对话把巧计说破，才更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这使我们想到，有的影片的编导者往往由于不善于在刻画人物动作表情上下功夫，而是让主要人物讲一些冗长而空泛的道理，不仅影响了观众的思考，而且使影片内容平、直、浅、露，失掉生动、含蓄和感人的艺术力量。

　　用动作表情刻画英雄人物的性格，并不是不分轻重主次地把英雄人物一切动作过程和琐碎细节都摄入镜头。自然主义地拍摄动作表情，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闪闪的红星》拍摄的人物动作表情，都是经过集中概括和精心提炼的。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关键地方，不惜镜头，细致入微。比如，父亲临别时，冬子躺地床上听父母对话，当他听到父亲要走很远、胡汉三要卷土重来时，不由得一惊，仄着身，瞪着两只大眼全神贯注地听；当父亲讲到共产主义理想时，他半眯着眼听；父亲走过来，他立刻闭眼装睡；当父亲讲到对冬子的期望时，他的眼泪再也忍不往了，顺着闭住的眼角流下来。冬子这一系列动作表情，深刻细致地反映了一个懂事孩子内心交织的丰富感情。而在无足轻重的地方，影片则“惜墨如金”。如冬子进米店后的生活劳动和应付沈老板的种种过程细节，除了象征决心劈碎旧世界的劈柴动作以外，尽皆省略。这一详略得当的精心处理，有力地展现出米店里的小冬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机灵的游击队地下小交通员。

　　强调电影的动作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对话。对话也是电影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用多余的对话取代人物的动作表情是不妥当的，不注意发挥台词、对话的作用，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对话。

　　当动作表情和音响画面都不足以充分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时候，用少而精的文学性很强的对话画龙点睛，常常会使人物在性格大放光彩。在茂源米店卧室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胡汉三：你妈妈在家吗？

　　小冬子：不在！

　　胡汉三：死了？

　　小冬子：不，活着！

　　胡汉三：你爸爸呢？

　　小冬子：在家！

　　胡汉三：干什么的？

　　小冬子：杀猪的！

　　这八句对话，一反一正，以反衬正，对比鲜明。胡汉三的阴险狡诈、色厉内荏，反衬了小冬子的光明磊落、坚定自信；前者狐疑、胆怯，后者明确、有力。小冬子的答话，每句只有几个字，但字字千钧，铮铮有声，既表现了小冬子的机警和果断，又含蓄地暗示了他牢记父母的嘱咐，为他火烧、刀砍胡汉三做了近铺垫。这样的对话，简明生动，扣人心弦，既推进和激化了矛盾，又刻画了人物性格。 　　影片通过人物动作表情塑造英雄形象，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当然，就这一方面来讲，影片也还有可作进一步加强和充实的地方。比如，表现母亲从掩护群众转移到牺牲的情节，可以有层次地表现母亲发现敌人后带领群众上山，为了掩护群众，又中途折返，打枪吸引敌人；然后退守小屋坚持战斗，用各种能够使用的武器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最后，在战斗中、在烈火中壮烈牺牲。这样，赋予英雄人物以一系列的斗争行动，就更能表现母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二

　　电影又是一种综合艺术。拍好一部优秀的故事影片，不仅需要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需要摄影、美工、音乐和洗印等各方面都下一番功夫。如何在体现总的艺术构思这一目标下，运用电影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段，为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服务，这是提高电影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课题。《闪闪的红星》在运用动作表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还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细致深刻地展示小冬子丰富壮美的内心世界。

　　运用外景，借变化万千的自然景物，抒发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寓情于景，以景托人，情景交融，是《闪闪的红星》的一个鲜明特色。在冬子踏上独立作战的征途上，影片特意安排了“竹排流水”的抒情写意的场景，非常感人。那郁郁葱葱的青山，翠绿欲滴的竹林，碧绿明亮的江水，生动地烘托了小冬子在接受了党交给的新的战斗任务时的兴奋和喜悦。“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随着这嘹亮的歌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寓意深长的画面：雄鹰在高空展翅，竹排在激流勇进，冬子掌心上的红星在初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外景与歌声的巧妙组合，造成一种深远的意境，生动地展示了小英雄在党的指引下，象小鹰那样搏击长空的凌云壮志和战斗豪情。

　　在色彩的运用上，影片不搞“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那一套，而是力求使色彩成为烘托英雄人物的一种手段。冬子是革命的幼苗，为了表现他蓬勃的革命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影片以鲜明的嫩绿和翠绿作为色彩基调。凡是需要出绿的地方，尽量出绿。不仅“竹排流水”中的山、水、竹都是富有层次的绿色，在游击队驻地的山林和草地，也是一片生意盎然的绿色。这些绿色，表现出小冬子在艰苦的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在茂源米店的狭小天井里，美工设计人员也精心安排了一丛翠竹来衬托冬子的红背心，表现他要砸烂旧世界的坚强意志和青春活力。影片不仅绿色出得好，同时，在该用红色的地方，也敢于使用红色，如红星、红旗、火光、映山红等，都拍得火红耀眼，激动人心。此外，影片还善于运用不同色彩的强烈对比，烘托小英雄的思想感情。在“幻觉”一场里，用现实中阴暗的天空、灰黄的山林、深褐的枯枝，与幻觉中蔚蓝的天空、明亮的春日、翠绿的群山、鲜艳的红花和打着红旗的红军队伍，造成昏暗与光明、冷与暖两种色调的强烈对比，生动地表现了小冬子在白色恐怖下急切盼望红军的真挚感情。这里用这种富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也符合孩子富于幻想的思维特点。

　　《闪闪的红星》为了突出小冬子的英雄形象，在摄影用光上，细致讲究，大胆创新。“仰望北斗”一场的夜色处理，就很有层次和意境。灯下，当小英雄谈到“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时，一片红色的辅助光，打在小冬子幸福的脸上，使他容光焕发，充分表现了小英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当小英雄和他的小伙伴走到窗前，披着如泻的月光，望着明亮的北斗，继续畅谈理想时，影片运用顶逆光和侧逆光，勾勒出沉浸在美好理想中的小英雄的鲜明轮廓，表现了“党的孩子”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崇高理想，说明小冬子已经能够把自己眼前的战斗岗位和“大得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联在一起，把“消灭胡汉三”的斗争和“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天下夺回来”的远大理想联在一起。

　　为了使光线真实可信，影片在用光上，注意了光源的合理性，如冬子看到母亲在烈水中牺牲和冬子自己火烧刀砍胡汉三的两个特写镜头，都用了红光映射他的脸部。前者显示出母亲的革命精神对冬子的激励和感召，后者强调了冬子处决仇敌时的愤怒和激动。两处光源都是烈火的自然光，由于光线生动，光源合理，冬子的形象格外丰满动人。

　　通过音乐的设计和使用，不塑造英雄人物服务，在《闪闪的红星》中的效果也很突出。这部影片中的音乐（包括插曲），不是仅仅为了取得配音效果，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补白，而是构成冬子英雄形象艺术整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整个影片用根据主题歌发展的小冬子主调音乐贯串，以欢庆胜利、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冬子参军等作为音乐发挥的重点场次。这几场戏都是小冬子饱含激情，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的时候才使用歌声的。比如母亲就义时的歌声，“高举红旗朝前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赞颂了母亲高尚的精神境界，既是母亲的遗嘱，又是冬子的誓言，充分抒发了小英雄的革命情怀。

　　运用音响效果来烘托环境气氛和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红军被迫远征，反革命将要复辟的转折时刻，编导者在乌云飞、狂风起的灰暗夜景下，精心安排了三次雷声：第一声是闷雷，预示灾难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第二声是撕裂长空的炸雷，表现了小冬子和革命人民对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的无比愤怒和迎接暴风雨考验的战斗决心；第三声又是闷雷，暴风雨来到了。通过自然音响的恰当渲染，形象地表现了小英雄内心激荡着的丰富感情。

　　《闪闪的红星》中的景物、色彩、用光、音乐、音响以及其他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在一切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总的艺术构思下，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作用，通过各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机配合，小英雄丰富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而使观众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

三

　　镜头是电影的语言。镜头的运用和组接，直接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深化。把不同时间、地点的场景，通过镜头的组接直接联系起来，这是电影艺术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脱离人物塑造的需要，单纯卖弄镜头组接的技巧，就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邪路；如果忽视电影镜头组接的作用，满足于平铺直叙，也会减弱电影艺术的感染力。《闪闪的红星》遵循革命样板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经验，把重要的、关键的镜头，尽量给主要英雄人物，使镜头的运用和组接，始终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

　　影片的主人公小冬子，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一个成长中的小英雄。周围的革命长辈都比他成熟。如何通过镜头的运用和组接，正确表现革命长辈和小冬子之间教育与被教育、衬托与被衬托的关系，是这部影片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给小英雄的迅速成长提供充分的生活根据，必须表现吴大叔、父亲、母亲和宋大爹等革命长辈对冬子的言传身教。有一些重要镜头必须给这些革命长辈，但是，如果孤立地塑造这些革命长辈的形象，势必夺小英雄的戏。为了处理好这些革命长辈对小冬子既是“老师”又是陪衬的辩证关系，影片把每一组表现革命长辈的重要镜头的效果都落到小冬子身上，在他接受教育受到启发的时候，给他比较突出的镜头。

　　影片表现爸爸在开刀取出子弹时的坚强性格，用的都是全景和中景，而当小冬子对吴大叔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时，镜头迅速从中景推成近景，表现小冬子从爸爸的行动里学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当小冬子手握那颗打伤爸爸的子弹时，给了他一个特写，表现他要牢记这笔血债。

　　表现母亲入党宣誓，用的是全景、中景和少量近景，镜头接到在草床上庄严地握着拳头的小冬子时，却是一个特写；母亲宣誓的一系列镜头，都在于突出冬子说“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句话时的一个镜头，母亲为掩护群众转移而英勇牺牲了，当得救的群众望着烈火，挥泪举刀，要下山同敌人拚命时，出现一个近景：冬子强压怒火、饱含热泪对宋大爹说：“爷爷，妈妈是党的人，决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在烈火化出的红旗下，镜头推出了冬子手捧红星，要求参加红军的近景。这一组节奏紧促的镜头，表现了母亲牺牲时冬子的悲愤情绪，几个近镜头细致表现了母亲的崇高思想对小冬子的深刻影响，使冬子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影片还注意通过镜头的运用和组接，用反面人物来反衬英雄人物。小冬子和他的伙伴们在做“抓土豪”游戏时，突然发现了逃跑的胡汉三，这时，镜头表现了小冬子警觉的目光。奋力投出红缨枪，骑在胡汉三身上，卡住脖子，双手捶打，狠狠咬住胡汉三的手等一系列英雄行动。与此同时，通过镜头的迅速转换，出现了胡汉三惊恐的神色，跌在地上的丑态，死命挣扎的凶相，狠狈逃窜的背影，这一组分切得很细的短镜头，用胡汉三这个庞然大物在七岁儿童团员面前丧魂落魄的表现，有力地反衬了小冬子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

　　由于镜头的精心组接，有时虽然没有直接把镜头赋予小冬子，但仍然起到了突出小冬子的作用。比如，当茂源米店的老板指着“今日售米”的木牌，发疯似地嚎叫：“这是谁干的？”这时，镜头一下子接到游击队的驻地，随着一声响亮的画外音：“冬子干的！”画面出现了翘起拇指兴奋地称赞小冬子的宋大爹。这种巧妙的组接，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观众和宋大爹等一起发出了会心的大笑，这笑声是对小冬子英雄行动的热情欢呼，也是对阶级敌人的无情嘲讽。

 　　《闪闪的红星》镜头的运用和组接，在全力以赴突出小冬子英雄形象的前提下，比较好地注意了剧情发展的节奏和观众心理的和谐统一，长短得体，缓急有序，生动顺畅，舒展自然，很有感染力。

　　《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虽然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其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和手段，但只要认真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并且在具体应用时善于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的创造精神，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各种艺术形式都大有可为。《闪闪的红星》的成功经验激励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努力实践，勇于创新，写出更多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篇章，塑造更多高大丰满的英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