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机织出汉锦 重现千年华美

汉织机织出的汉锦。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穿综。龙博摄/光明图片

　　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一台织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一块织就的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文字及一些动物花草图案十分醒目，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它于1995年在新疆尼雅被发现后引起轰动，成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以绚烂的色彩，激扬的文字，诡秘神奇的纹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被国务院列入全国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单。

　　2013年，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里意外看到四台汉代织机。这些织机虽已残破，但这是第一次让世界看到汉代织机的原样，也成了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两项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过专家技术人员不懈努力，终于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在今年5月成功复制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再次让人们领略到汉代高超的科技与织造技术。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的出土

　　回想起23年前的那一幕，现为新疆博物馆馆长的于志勇仍心潮澎湃。“当时我们在新疆尼雅进行中国首次中外合作考古发掘，在一座古墓里看到了这件文物。当时它就在棺木内男尸右臂上，与一套弓箭、箭箙等在一起。”于志勇回忆。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处如今已彻底干涸的尼雅河的尾闾地带，为漫漫黄沙湮没。这实际上是一处规模宏大的聚落遗址群，20余组由若干居住建筑遗址等构成的小聚落遗址，沿蜿蜒曲折的尼雅河下游呈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分布。遗址中部偏南，一处圆形古城形成了遗址的中心聚落。在一处墓地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分布集中的高规格墓葬。以第3号墓和第8号墓的发掘为代表，出土了一批高规格、高等级、类型丰富的文物。

　　对尼雅河孕育的尼雅古代绿洲历史地理研究和探索始自19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结合出土汉文简牍资料的释读结果，大胆推定尼雅遗址可能是汉代“精绝国”。因为在佛塔遗址不远处曾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汉文木简，在一片残断的汉简上，非常清晰地墨书有“汉精绝王承书从事”字样，昭示尼雅遗址与汉书上记述的“精绝王”一定有直接关联。

　　《汉书·西域传》对精绝国有记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通过对3号墓、8号墓木棺规格、随葬品、大量的华丽服饰尤其是大量华贵织锦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这座墓葬里的主人有可能是精绝国的王族或者是贵族，年代当在东汉的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于志勇说。

　　在8号墓葬男性尸体的右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男主人的袍服衣襟用“延年益寿长葆生孙”锦、“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镶边，显示了他的地位不凡，身份特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出土时呈圆角长方形，缝有6条带子，锦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白绢带长约21厘米。因为它与弓箭等放在一起，专家认定它的初始功能应该是射箭时的护臂。经纺织考古专家鉴定，此汉锦是五重平纹经锦。经密每厘米220根，纬密每厘米48根，织造非常厚实，经线密度大，工艺精湛，制造技术高超。从其图案和工艺来看，可以说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汉代织机的出土及复制

　　当人们想着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却找不到汉代织机时，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考古现场，考古人员在墓葬里发现4台汉代织机。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回忆，成都老官山汉墓的西汉提花机模型被发现之初，4部竹木质地织机文物浸泡在水中已难辨其形，但它的织造原理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它的出土，成了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第二年，赵丰就领衔主持了国家“指南针项目”，联合成都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还原了汉代勾综式提花机的结构，解决了关于汉代提花机的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制作了3D展示系统，并按比例复原了两台原始大小且可操作的提花机。

　　“因为其出土地在成都，我们相信这应该是用来织造蜀锦的汉代织机。我们认为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可以用同时期的织机来实现织造目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复原工作可以称为：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这就相当于还原了整个汉代的织锦技术体系，是对汉代织造技术的集中体现，我们相信这比其他复制方式和复制成果更有意义。”赵丰说。

　　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出土时是经过裁剪，制作成护膊的形式出现，出土部分只是原织锦的一部分，包含的信息不全。中国丝绸博物馆希望通过研究已有信息，联系历史资料来还原织锦的文字、图案、门幅等。所以此次复制项目，他们希望以当时的工具还原当时的技艺，最后达到还原汉代织锦技术的目的。纹样、文字的复制只能算理论研究，而通过合适的机具把文物复制出来，就从理论进入到实践阶段，牵涉的技术问题更为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织机采用什么类型。作为国家文物局纺织品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所做的这个复制工作就不只是单纯的复制，而是必须要面对大量的研究。

　　赵丰说：“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除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外，我们还可以向大众传播其研究过程、复原织造的技术难点、复原工作背后的故事，使得文物故事更加完整丰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正式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进行复制。

　　艰难的复制过程

　　今年5月20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复制项目中期汇报会上，国丝馆技术部研究馆员罗群手持梭子，脚踩踏板，向国家文物局及一众同行示范织造汉锦的过程。只见梭子在他手中不断穿过，汉代织机有序工作，一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汉锦慢慢出现在眼前。

　　当时在现场的厉美娟如今谈起此事仍激动万分。她与同伴一年多来所做的就是穿综。“我们要把10470根经线一一穿入84片花综和2片地综中，不得有丝毫差错。如果有一根穿错了，就得返工。想想看，每一根丝线有多细，有用的丝线要穿过片片不同的综，不用的丝线则放在旁边，最费眼睛了。我们两人一组，每穿一个小时就得换一组来穿，这样穿了近一年的时间才穿好。”厉美娟说道。为了穿好综，工作人员每天要在手上擦上油脂，不能让手上的肉刺划到丝线，否则就得重来。

　　早在2017年1月，主持此项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罗群和刘剑就来到新疆，对汉代织锦护臂进行了织物信息采集和分析检测。他们经过对此前研究资料及海内外相关文物的比对研究，最终确定把图案及文字还原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并据此绘制了意匠图。

　　赵丰说：“早在1997年我就绘制了这块汉锦的图案，但当时没有找到更为确切的整体图案，只发现在这块汉锦出土的同时，还出土了一些汉锦的残片，最大的一块残片宽7.7厘米，上有‘诛南羌’字样和一些图案，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如出一辙，应该是一块汉锦上裁下来的。因为汉锦有严格的规制，整幅汉锦二尺二寸，而这块汉锦显然尺寸不够。同时在‘诛南羌’这块汉锦残片上，图案里有一左一右两个羽人。一个羽人的翅膀方向与另一个羽人的羽翅方向相对，显示出这块汉锦图案呈纵向左右对称。而这两块汉锦加起来正好是一尺一寸，是整幅汉锦的一半。”

　　正是基于图案纹样的成功缀合，文字文意的缀合复原也就变得简单多了。这时，另一件汉锦的出现让赵丰他们找到了复原这块汉锦的证据。由此，整块汉锦的复制工作走出了办公室，走上了真正织造的进程。

　　2017年2月，罗群带领厉美娟等人正式开始上机穿综及织造工作。赵丰说：“用同时代的织机来织，织造难度更高，主要是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经线密度极高，是我们所了解的汉代织锦中密度最高的，每厘米的织物都要接纳两百多根经线。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原织机上有19片综框的位置，真正留下来的其实只有5片。我们的纹综有84片，这意味着整个综片所占的位置会很长。提花时，综片的提落、经线的上下交替都会变得相当复杂。第一片综片和最后一片综片间隔了一米多的直线距离，虽然第一片综片提起时开口是很清晰的，而最后一片综片提起时，前面的开口相对就很模糊了。对于织造者来说，这很难织并极易出错。所以经线的根数、综片的数量之多都是织造技术上的大难点，‘错综复杂’‘丝丝入扣’就是对织造场景的形象表达。”

　　赵丰介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的复原工作，之前其他机构也做过，都是对文物残片的局部复制，没有对整幅织锦的复原。如果只复制出土部分的织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经线即可，结合织造技术，其难度相对就会小很多。然而用复原的汉代织机以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复原同一时期的汉锦，这是第一次，涉及的整经、穿经、提综、开口等多个技术点的难度都会大量增加，而且对整幅织锦的复原需要更充分而有力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

　　“这次复制汉锦，不论怎么说，都不亚于一次技术攻关，让汉锦这个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制造工艺，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华丽，令人激动。”赵丰激动地说道。

　　(本报记者 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