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向来没有什么“公平”

　　有人说，军事对抗最像体育竞赛，彼此都争时间抢速度，都想比对方率先到达胜利的终点。但体育竞赛又最不像军事对抗，它是在同一赛场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按固定的规则进行。体育比赛体现公平竞争，而战争却从来没有公平可言。

　　战争，被克劳塞维茨称为“世上甚为惨烈的暴力行为”。它的残酷性就在于，一方的机会，就是另一方的灾难;一方的攻取，就是另一方的失守;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惨败。而二者之间的距离，往往不是冠亚之分，而是生死之别。因而在激烈对抗的战争舞台上，敌对双方无所不用其极，无不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无不欲将敌手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在战争中期望与对手来一场公平对决，那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到头来必至于一败涂地。

　　被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恐怕是历史上打仗最讲公平的一位。某日，宋军与楚军在泓水河上打仗，楚军半渡，他不让打;没摆好阵势，他不让打;非等楚军上岸摆好阵势再打不可。可是，他最终只能干等着挨打，自己身受重伤，沦为笑柄。还有一个二战时发生在北非战场上的著名战例，当时德军被英军坦克集群完全压制。情急之下，隆美尔命令用88毫米高炮平射对付坦克，从而转败为胜。事后，一位英军少校愤慨地说：“这太不公平了，竟然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来打坦克。”在这位少校看来，打仗只有“兵对兵、将对将”才算对等公平。可他忘了，战争只有胜败，没有规则，谁也没有规定不能用高射炮打坦克。

　　真正的对抗，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真正的对手，从来不讲情面。这种场景，不光体现在战场上。作为战争的预演和排练，平时的“红”“蓝”军对抗演习更应如此。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就有这样一支心狠手辣的“蓝军第一旅”：他们处处跟对手拧着干，成心给对手找麻烦，变着法儿让对手不痛快。在他们看来，不论什么招数，能把“红军”拉下马的都是好招;不论什么规则，能让“红军”想不到的就是准则。于是，一场场对抗演习下来，“红”败“蓝”胜成了朱日和一抹亮丽的风景。

　　然而，对于这种结果，有人很不服气，觉得规则对“红军”太不公平。比如，每次演习，都是“蓝”守“红”攻，“蓝军”已率先占领了有利地形，而“红军”远道而来，又不准提前观察地形，显然不公平。“蓝军”在朱日和练了很久，而“红军”是打第一仗，同样不公平。还有，“蓝军”与训练基地是一家，总导演、“红”“蓝”双方的导调组组长都是基地领导，他们不回避就是不公平。

　　此等不公平，如果从竞技的角度来评判，的确不合理。而这一切站在战场上来思考，那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未来战争何时打、在哪打、怎么打，至少50%不由我们说了算。有时候你准备好了人家不一定打，你准备不好对方就可能打上门了，仓促上阵、边打边准备更是常态;有时可能在熟悉的地方打，也有可能在陌生的地域打，而“客场”作战更能考验我们的适应力、战斗力。如果因为对手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就不打了，或者因为吃了败仗，就抱怨对手对我们不公平，显然是行不通的。

　　“不公平也可以是一件好事，它会让你别无选择，只能更加努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几乎每一场战争，对我们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然而，正因为这不公平，才更显示出我军将士的不平凡。无论是演习场还是战场，面对作战对手设置的种种不公平，只要用科学的态度正视这种不公平，用加倍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公平，用灵活的战术颠覆这种不公平，将来才可能成为强者、成为胜者。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