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西方资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经济的蜕变

 

　　(一)

 

　　现代西方的产业与科技从何而来?是单线的自体成长，开花结果?还是横向的亚欧移植，南橘北枳?再者，如果按照西方式的线性思维、平面演绎，那就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与今同构的“古典文明”(古希腊等——始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对立”)。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阴阳辩证，则为古今变异，走到反面，暂时迂回西方，却是异常危险的“阳亢期”。全过程应该是：正→反(阳亢)→合。

　　进一步运用中式思维进行推演：鉴于近代前后的客观条件截然不同(1500年以来，自然环境无险可守，普遍性缓解矛盾的生态空间敞开了);所以在近代以前，通行于今的发展模式及知识结构皆不存在。在古代，唯有那调和天人及社会诸关系的“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才能够发展经济、发明科技、发祥文明;否则的话，在受到“道的文明”的影响之前，恒为原始停滞。这就是说，没有“道的智慧”的西方不可能原创文明及其一切方面(包括科技与知识、经济及经济学);反倒是，不得不禁锢“人为、人智”等双刃剑，以免自我毁灭。〔不同于西方或现代的思维方式，详见 诸玄识：《中西古今之思维：一体不二，合分阴阳》〕。

　　这里主要是运用东方智慧，从逻辑上推论产业与科技、发展机制与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是如何惊现西方，声势赫赫、来去匆匆的。关于其实证材料，请见拙作〔诸玄识 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

图：比较思维。实际上，西方或现代思维(智慧)只是中国传统思维(智慧)的某个截面的畸形放大。

 

 

　　(二)

 

　　资本主义的背后动因是生存竞争之最大化，它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最大对抗，这必需“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选择资本主义有两个“劫局”：.如果不能利用“全球性生态”(地缘劣势或近代以前)，那就是直接的民族自杀;.如果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地缘强势及海洋霸权)，那就是通向全面的人类自毁。第二种“劫局”的中间会出现“创造神奇、物质膨胀”，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正面意义。

　　强调资本主义的正面意义，而把它当做进步的标识，并且以此苛求历史(例如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停滞不前等论调)，这都是西方和西化的价值观和话语权。

　　诸位须知，发展与发明、进步或进化、创新和创造、科技及科学等以及它们的极端化——资本主义，凡此，在近现代皆为常理常情，但在历史上则是微乎其微——唯有中华一家略有建树，其余世界几乎为零。世界经济和经济学起源于汉朝、甚至先秦，西方或现代产业与科技发轫于宋朝。所谓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由宋朝所开发出来的物质～科技文明在世界联通的第一阶段，在“海隅西方”

　　(新出现的地理通衢和地理优势)所发生“井喷现象”而已。为什么?简明扼要地阐述六点如下：　　

　　图：虽然人具有“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由此可以产生科技和知识;但它双刃剑——造福亦造祸，这就是人的“自我否定”(图左的爆炸状)。古人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体之生命攸关，如果冒然开发人的潜能，而非宗教禁锢，那很可能是自毁家园、自掘坟墓。唯有超越科学和宗教的“道的智慧”能够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对立，做到“顺天应人、变易化生、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从而发展生产、发明科技、发祥文明。　　

　　图：传统科技或“原科学”是怎样产生的?在确保或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的前提下，承受自然的直接的致命反弹，承受着由发展所导致的诸多失衡、及其所带来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真文明的每一进步所遭遇的忧患，要比它所获得的“正果”大许多倍(今人很难理解);因而，需要超越科技的智慧(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驾驭之，其规模远不如现代科技。后者却是传统科技的量变到质变，是它的井喷现象。

　　“道”在今天似乎无用，反倒被看成是阻碍；因为自然的报复是间接的——在偌大的地球生物圈中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人们在狂热的征服自然。但在古代，如果没有“道”，那只能是原始静态、万古停滞，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因此，西方不可能原创科技，所谓的“古希腊”纯属伪造。

　　（三）

　　第一，人的社会与神的社会。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就凸显“人”的作用，例如寓言：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则全然是“神的作用”——上帝或诸神创造人与万物。究竟是哪一种创世模式切合实际呢？儒家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认为，只有“人的社会、人的有为”能够启动、推动社会发展;除了中华圈具备如此特质之外，其余人类则因为都是“神的社会、神的约禁”，尤其是在犹太—基督教地区，“人”的一切(人为、人事、人智等)均被窒息，所以皆为亘古的原始停滞。经济史家们推断1500年前的西方千年是零增长、零发展。神学家沃斯(J. G. Vos)承认，近代以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地区没有一项可信的科技发明或发现;它们作为“上帝的普世恩典”，表现为中国的礼赠，而成全了现代西方。〔近代以前的西方恒为原始停滞，详见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欧洲由“神的社会”转型为“人的社会”，是儒家启蒙的结果(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西方进入“天下文明”，进而，僭篡文明中心而“弑母”(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正因为这个缘故，西方才有机会作为中国的“接棒者”起跑和奔腾。

　　〔人的社会、人的有为→和合自然的小发展〕→〔儒家战胜西方神权：“人的世界”→在通向“全球性生态”的要冲出现大发展〕　　

图：《易经》开启文明——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顺天应人，变易化生;开物成务，利用厚生;有龙在田，天下文明……。

　　难道文明的发祥，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而不是和解?在近现代，征服自然是理所当然;但在古代，这样做行得通吗?世界联通之后的情况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先民完全依靠自己的环境，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倘若按照现代的或西方的方法，那一定是自毁家园、自我毁灭。

　　因此在古代，文明的发祥与发展的前提是“天人和解”，以确保人们的生存基础；然后方能有所作为，还得保持或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旨在可持续性、长生久视。

　　#FormatImgID_5#

　　图：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神的社会”，禁锢“人”的一切，恒为原始停滞，不存在发展、科技、文字和知识等，充满着迷信。所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文献和哲理等都是在16世纪之后被伪造或充实的。四大发明等中国科技使之从静态变为动态，宗教失控，人神火拼，部落吞噬;虽然指南针已把大部分火药能量转向海外，但其内讧有增无减，到17世纪前期达到高潮，死人千万，濒于毁灭。是耶稣会士来华，从传教变为取经，遂发生中国文化改造西方，儒家启蒙欧洲，从而完成“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中华文明的成果被用于塑造“欧美奇迹”和伪造“古典西方”。

 

 

　　第二，有限竞争与无限竞争。满足一定条件的生存竞争就会带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只有无限制的生存竞争能够造成资本主义，但它需要相应的条件与之配合，那就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是19—20世纪的事。在囿于国土生态的古代，根本不能搞“无限竞争、资本主义”;否则的话，生存竞争变为“非理性”，必然导致民族自杀。有些学者站在今天的物质文明的高峰，藐视以往，诟病华夏，说中国古人不知道搞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云云，那都是被西方中心论毒害的井底之蛙。汉朝初期实行无为而治，放任市场导向的经济;但由于其国土环境趋于饱和，发展很快走向反面(两极分化、社会动乱)。所以后来历朝都自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与市场。相比之下，近现代的西方依靠偌大的“海外生态”，汇集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财富，而登峰造极、呼唤奇迹——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难道是资本主义比传统经济要先进得多?质言之，历史中国呵护国土生态和向内平衡，所以其发展的程度较低;现代西方向外平衡和耗丧全球生态，所以其发展的程度极高;但无论如何，古今中西在这方面是因果关系。

　　〔历史中国、保护自然环境→有限竞争、有限发展〕→〔现代西方、耗丧全球生态→在无限竞争、无限发展〕　　

　　

　　图：西方或现代的发展模式和规模，诸如产业与科技规模、知识与信息的爆炸，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是“以空间换时间”的不归路。它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与科技的“量变到质变”，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是“道”的失控期。如果把西方或现代的方式方法用在古代，那就是径直的倾覆家园。

　　第三，道的智慧与人的机遇。近代以前，由于先民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人与其环境是一体之生命攸关；故而，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前提是，天人和解、动态平衡、循序渐进、整体和谐，这样的智慧属于“道”，而源于《易经》。人们针对自然的有为和索取必遭致命反弹：这在今天是间接的(例如污染→升温→北极融冰……)，故而人们暂且可以陶醉于“征服自然”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在近代以前，它(自然的致命反弹)则是直接的，如果按照现代或西方的方法，则难免自毁家园、自掘坟墓。所以，古人的有为和发展需要“道的智慧”——“顺天应人，变易化生，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进而，中国创造物器，不可扰乱世界，而要增进太平(“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国还须为全人类与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若无上述智慧，一切为零(原始停滞)，直到唯一文明(中国)打通“全球天下”，再依地理位置而定。现代西方的“爆炸式发展”伴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它主要通过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来确保其“内部佳境”(以对外制造“非理性”确保其本身之“理性”)，这种情况在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的“小发展”依靠道的智慧，近现代的“大发展”依靠地理优势。近现代的地理优势的转移为：

　　〔西欧→北美〕(海洋便捷)→〔亚太→中国〕(海陆枢纽)　　

　　图：主要由于郑和远航加上中国科技的西传，欧洲的“海洋性”被提升起来了，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开始久具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于是，西方从文明的极边变为前沿，发展和创造的重心从中国转到亚欧大陆的西端海隅，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洲陆则沦为受害者。

　　第四，量变逦迤与质变爆炸。数千年“遵道而行”的发展（起伏波进、周期旋升）达到一定规模，积累了相当的物质力量，终于突破天堑，联通洲洋；由此经济与科技“从量变到质变”，在更适合的地理环境中（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发生了井喷，它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这是破天荒的，很可能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尽头。量变和质变所需要的“人为”是不一样的。人除了禀赋一般生物本能之外，还独特地具有“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西方人及现代人所擅长的仅此而已，但中国古人还要加上调控人为潜能的“道”。发展和创造到了质变阶段可谓水到渠成、平步登天，而之前则是何其难也!传统华夏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和招致极大的失衡或忧患，她不仅不摧残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反而承受内忧外患，并且还要维护和恢复遍天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华夏所开发的物质～科技文明是“道器不二、天人合一、三才参立”的产物;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和拓展，终于在近现代发生质变。后者在性质上则走到了历史的反面(天人和解→征服自然)，在规模上有三波，一个比一个大：欧洲(19世纪)→美国(20世纪)→东亚(2025中国制造)。〔世界经济或发展的中心/重心从西方转到中国的原因，详见 诸玄识：《世界经济回归东亚主轴——地缘政治》〕。

　　物质～科技文明：量变(历史中国：人的社会、人的有为)→质变〔三波：欧洲→美国→东亚〕　　

　　图：科学～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把“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的负面性、负能量转向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亦即，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都是现代景观。但若在囿于国土生态环境的情况下，或在世界联通之前搞科学～工业革命，不仅一事无成，尤是万劫不复。在历史上，唯有“道的智慧”能够原创和开发科技与产业，但不能放纵发展，以免山河破碎、江川废流。《道德经》云：如果发展不符合“和谐之道”(“不得一”)，必将是天污地废，河流干涸，人失神佑，万物无生。现代科学和知识并非智慧，而是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只不过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绽放而已。

　　第五，道的文明与器的文明。《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明在古代中国是道器合一，在现代西方是唯器无道。两者是不同的进化轨迹和历史传统吗?不是的!“器”(科技、知识和人为等)属于“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是双刃剑(造福、造祸)，怎样获取其“正能量”呢?要么是被“道的智慧”所驾驭和调控，这是往昔的“小发展”;要么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是近来的“大发展”;两者是因果关系，是量变到质变。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科学革命和知识爆炸的根不在西方，而在华夏;她所开发的物质～科技文明传到西方，在更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发生了爆炸，并且在“原罪、性恶”的引导下走极端。另一方面，如果发展或进步脱离了“道”的驾驭，那就是被“生存竞争最大化”的惯性所驱动，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奔向“劫局”，其迟早与程度皆决定于“海外生态”：达到饱和则走向毁灭，尚未饱和则冲刺极限。后者即资本主义——通过“冲刺极限”来创造奇迹。资本主义就像这样一头怪兽：吞噬自然与人文之精华，排泄物质与精神之污毒，由此来保持起自身的亢奋与膨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达到世界地理的极限之际，则是世界大战;一旦达到全球生态的极限，必将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世界市场畅通，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部世界→资本主义→〔极限→革命或战争〕.　　世界市场受阻，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转机→经济市场化〕　　

 

图：资本主义就像这样一头怪兽：吞噬自然与人文之精华，排泄物质与精神之污毒，由此来保持起自身的亢奋与膨胀。

　　第六，大局反思与大势反转。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1500年之前的世界是显著的“中国中心”;在1700年左右，西方从边缘跻身于“天下文明”及其经贸体系，步入发展与创新的轨道;但在1800年之后，西方暴力窃篡、盗憎主人。真文明难免“树立天敌”：宋朝的技术跃进与传播则把草原的地缘优势给提升起来，从而造成了征服亚欧的祸源;蒙古征服加上郑和远航又把西洋与东洋的地缘优势都给提升起来，从而造成了征服世界的祸源;洲陆陷于逆境，犹如猎物，这是全球联通的前夕和初期的恶相。只要中国能够幸存下来，“天时地利”必然从由西转东，届时一切都会根本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正→反→合”(否定之否定)：中国传统经济是“正”，西方资本主义是“反”(取代和否定中国传统经济)，21世纪的中国经济是“合”(取代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提出“资本主义在底特律”和“亚当·斯密在北京”(书名)，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资本主义是误入歧途和失败结局，而中国的传统与未来则较为符合亚当·斯密的“自然均衡”的。他还说，美国由资本主义演变为军事帝国主义，陷于“反恐”与制造恐怖的恶性循环;而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则乘机赶超，并且在国际上复兴其传统的丝路模式，推行“合作共赢、和谐共命”，这终将赢得整个世界。　　

　　附录

“宋朝的工业革命？”

 

　　台湾淡江大学外籍教授艾德榮(Ronald A. Edwards)著《重新定义工业革命：宋代中国与英国》，节录如下：

　　在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之前的七个世纪，宋代中国(960—1279年)就已首开先河。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变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只是加速进程。正如库兹涅茨所定义的那样，宋代中国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

　　像今天一样，宋朝人口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科技的领先者。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其于1963年出版《西方崛起》一书25年之后懊悔：他当时对宋代中国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无知，使该书有很大的败笔。

　　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强有力地证明：英国并不是第一个体验经济增长的国家;在宋朝，也许早在唐朝后期，中国就已经历了包含“工业革命”特征的变革。“有着可观的货币化和产业化，意味着与现代发展相关的结构性变化，凡此，皆反映宋朝的城市的膨胀。”

　　在宋代之前和宋代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科技的领先者;莫凯尔(Joel Mokyr)、席文(Nathan Sivin)和李约瑟等著名科学史家都持这种观点。后者认为，这一阶段的亚欧大陆的科技潮流是中国发明的向西传播。宋代，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均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甚至在宋代之前，中国数学家就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自己产生重要的逻辑和几何结果的能力。

　　在数学方面，13世纪的中国人对“剩余定律”(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进行了求解和详述;在欧洲，欧拉和高斯在18世纪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数学家早已证明了一个比牛顿插值公式更复杂的版本，用它来计算行星运动。所谓的17世纪欧洲的“帕斯卡三角形”(Pascal’s Triangle)，中国人在1300年之前就发现了。十三世纪，中国在数学系列领域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宋代中国在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上居世界前列，尤其是纺织技术领先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叶的棉花工业，介绍了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纺纱珍妮和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应用带来的棉花大规模生产。然而，早在13世纪，中国已经使用了踏板操作的多轴纺车和棉胎;此外，水动力已应用于具有32锭的大型苎麻纺纱轮。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棉花产业的技术上远远领先于欧洲。

　　在500至1300年间，在许多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国臻于世界之巅。例如在生物和农药的知识上的成就。此外，由于纸印刷业的发展，在1000—1300年间，中国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学著作。中国先进的纸张和印刷技术为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各种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优势。

　　综上所述，在宋代及其前几个世纪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科技领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