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三俗三不第一课

        各位同学好，我们开始上课了。

        这个学期的课，开始得有些晚，已经到九月下旬了，才排到我的课。我本来都准备好上个礼拜上课了，上个礼拜要上课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孔老师，不要表现太积极。还没轮到你上课。”有点小尴尬。我们小时候说：“大班长，显积极，脑袋扣个西瓜皮。西瓜皮——掉了，大班长——笑了。”只好尴尬地笑了。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不鼓励显积极的时代。没事儿上什么课啊？没事儿上课属于“寻衅滋事”，不但不会受到表扬，可能还要遭到惩罚，甚至是“绳之以法”。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地“依法治国”。尽管我们都知道，依法治国是绝对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先进的文明是依法治国的。依法治国的恶果，我们看见过无数，以后还必将看见更多更血腥、更暴力、更非人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我研究生的生活。每个研究生宿舍如何打水？小问题吧？这就鲜明地呈现出依法治国好不好。我们宿舍是不依法治国的——人人都抢着打水，壶里永远都是满满的，只要一个壶空了，马上就有人去打水；我们隔壁的宿舍是依法治国的——四个人，严格地规定了打水的时间，每个人一天半，四个人加起来六天，礼拜天空闲。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只要熬过自己的一天半，就可以净等着喝别人打来的水，所以每一个人在他打水那一天半的时间，总是不在。你说他有什么错误吗？谁都没什么错误，法无禁止即可为啊。所以每个人打水的一天半，都到我们宿舍来喝，这就是依法治国。而且时间长了，这个宿舍人际关系非常恶劣——彼此诋毁，彼此排挤，彼此挖坑，而一切又都不违法，都非常合乎资产阶级文明。一个一个都会说一套资产阶级话语：人性、民主、人权。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从毛主席的时代人人争着打水，到这个时代人人都不打水，企图去喝别人的水。这还算好人了，没往水里给你下毒呢。

　　我们现在的公检法部门，一个重要的职责，不是抓坏人，而是好心地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小心这个小心那个——上街小心被人家抢了偷了，买东西小心被人家骗了。你看我们的派出所都变成知心大哥了，担负起中央电视台的责任了。而他们贴的信息、发的标语，又充满了那么多的错误——思想错误、表达错误、政治错误、语文错误。这些事情是不是和我们要讲的通俗小说有点关系？我也不能确定。 

　　这个学期我给大家开的这门课，对于大家来说是很不重要的课。它是一个公选课，它不是你的专业基础课，也不是你的专业选修课，也不是北京大学规定的通选课，完全是你随便爱选不选的这样一个课。我想大多数同学选这样的一个课，大概只是想要一个学分，或者要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成绩。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打分手一点也不松。我宁可一个人都不选我的课，也不会把一个80分的成绩，给成85分；我只会倒着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顽固的人。

　　我小的时候有一场运动叫“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运动中说：“孔老二是花岗岩的脑袋。”这是贬义，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个称呼要超越褒贬，看它说的是不是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正确的——孔子的脑袋就是花岗岩的，就是打不破的。孔子的脑袋是花岗岩的，鲁迅的脑袋也是花岗岩的，毛主席的脑袋也是花岗岩的。你要想成为伟人，就得有一颗花岗岩的脑袋。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力所动、不为金钱美女所动：这就是孟子讲的大丈夫的精神。
　　我在开学之前，该致歉的地方，都事先要向大家致歉。我这个课，纯粹是个没用的课。一定是你多余的精力用不完，有点儿闲工夫，有点闲爱好之后，才来做一点庸俗的事。这是我先要跟大家讲的。由于我准备上个礼拜上课，没想到这个礼拜上，所以我今天第一次的内容做一点压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课相关的信息，然后我就直接讲课。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做好选课的准备，并不打算听我胡说一些东西，只好委屈你，跟着大家胡乱地脑子里灌一些没用的东西。我很抱歉，占用了你的脑细胞。

　　我是学鲁迅的，鲁迅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占他人的心地。我们一般不占人家便宜——不占人家金钱的便宜，不占人家空间的便宜，不占人家时间的便宜；但是我们总是隐隐约约希望对方记住自己。这在鲁迅看来，仍然不是高级的境界。你干嘛希望人家想着你，你干嘛要占据人家心灵呢？最好的爱，是让对方都不知道你爱他，连一丝对方的心灵都不占用。比如说最近要过中秋节了，我上午去办公室，发现收到了一些礼物。有的人送我一块月饼，送我一个什么什么吃的——没有署名，上边就写着：“孔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孔老师请您尝尝”，“孔老师我爱你”。我看了之后心里特别爽。因为他没有署名，我根本写日记都没法儿写，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所以我就白白地获得了一份幸福。我觉得这些人，他不一定读过鲁迅，不一定从哲学角度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高的境界，但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竟然没有署名，他本能地没有署名。我觉得他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一种超一流的境界。我们人只要秉着一颗本心，诚实地对待自己，秉着一颗善心，不一定要学多么高深的哲学。

　　现在知识都平均化了。你到北大来上学，和你到东大西大南大上学差不多。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听到北大老师的声音。我们北大学生到底高在哪里？我们如何超越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不论科技如何发展，即使国家不给北大拨钱了，我们北大学生永远站在时代潮头。我们高在哪里？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的信息。这个课叫“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课的名字，往往跟内容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由于我们现在是依法治国的——大家懂的，依法治国有多少罪恶——老师不能随便开新课。你也可以开新课，但是麻烦多多——要申请、要填表、要批准、要汇报等等。你给我多少钱，给我添这么多麻烦？我凭什么要经历这么多麻烦？我又无求于你。说得直白一点：我跟北京大学之间谁求谁呀？我没有必要折腾这些，所以我就报了一个原有的课程，只要通过就行。即使我花言巧语另编一个特别时髦的名字，我讲的还是这些。也就是说，你有你的依法治国，我有我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不要太在意名字。

　　名字的问题，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大问题。孔夫子早就讲要“正名”。可是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孔夫子正名的思想，就必须结合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名也叫恒名，避刘恒的讳。什么叫常名，什么叫恒名？要把这个名看透，要看穿，要重视这个名，但重视完了又要不重视。在每个问题上做到这个境界，你就打通了儒释道。所以当我们用儒家的思想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参考道家、佛家。当然，不是说我们名字叫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然后故意讲古代的先锋小说——那是不对的。

　　我以前的讲课方法是很老式的，按照时间顺序一段一段的，像讲文学史一样，按照时间。这一次我想带着问题来讲，把我要讲的内容分成若干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是公选课，大家不一定是中文系的，对于你的专业来说，没有直接的帮助。我讲这个课，我总是要想：我这个课对人家学生有什么用。人家可能是学国政的，学教育的，学社会学的，学物理的，还有北医的，人家凭什么选你这门课呢？你按照时间一段一段很系统很完整地讲下来，对他没用啊。他不需要这么掌握，他需要的是单刀直入切入他的人生，直接对他的人生有帮助。不要讲得这么高大上，讲得庸俗一点：他需要跟人“白话”。他需要跟他的小伙伴炫耀他上过哪门课、掌握了哪些知识的时候，你要想他在他那个场合，他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这才是有用的课。不论你这个课得多少分，或者你只是旁听，二十年后，你偶然有一次跟人家谈到张恨水，你就是那个空间里张恨水的专家。那个时候你一想：忘了哪个学期，听过一门课叫通俗小说研究，也忘了这个老师长啥样，反正比较讨厌，但是他讲的东西有用。这就行了，发生实际效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除了自己好好研究学问之外，要经常想一想：“你的工作，到底给人家带来什么好处了？”要不怎么好意思拿国家一份儿钱呢？尽管那个钱很少，但再少你也得想想，你凭什么拿这份钱。按照问题讲，虽然远远也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但是比按部就班、按着时间顺序讲要好一点。当然讲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讲。 

“三个俗”

　　本课的要求，都是很庸俗的要求，没有那么硬性。用我的话说，第一就是，听点俗课。大家在北大听的课都是高端的、高大上的，都是人类文明顶峰、科学顶峰。我们拿出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听点俗课。我的课的名字是俗的，内容也是比较俗的——当然关于什么是俗，我们后边可以探讨。

　　光听课是不够的，北大学生更厉害的是读书。为什么每年都有一部分同学，不怎么认真听课，但是学习很好？你不要以为他去玩儿去了，他是把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读书了。比如说我上本科的时候，北大图书馆的好多工作人员都认识我，因为有多少个下午、多少个黄昏，我就坐在书架前看书。那时候图书馆条件很差，我就在两排书架中间，拿本书，坐在水泥地上，就能读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下班都不走。一定要让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认识你、熟悉你，哪怕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是哪个系的。我们应该在上课之外读书，在这个时代特别要强调读书。外边都以为我们北大学生读书多么刻苦，但是我是知道的，其实北大学生读书风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提醒一点，我们这个课是个无底洞。通俗文学是个无底洞，读不完的，是汪洋大海。我自己也只读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勺。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有机会就读点，不然什么都没有。

　　听点俗课，读点俗书之外，还要想点俗事儿。我觉得我们北大的学生，不需要强调求雅。你们都是一路求雅上来的。从学校到院系的开学典礼上，老师们讲的那些报告，说得非常动听的，总结起来，不就是鼓励你们往雅了去吗？不就是鼓励大家高大上吗？有没有哪个老师鼓励你们要俗，要走入民间，要与工农兵结合，要关心那些卖菜的、关心那些上访的、关心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我没有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听到这样的号召。当然讲其他的内容也对，那也是北大的传统，也应该听，但是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一维——缺少了想点俗事儿？要知道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因为它“俗”。北大是跟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如果有哪个时代，北大不跟这个民族的命运发生关联，就不配是北大。不要去看网上的排行榜，那一点价值都没有。那能证明北大的价值吗？算算你的科研设备、招生数量，留学生多少，科研投资多少……那跟大学有什么关系？那跟大学毫无关系。什么叫大学，古人早告诉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明德了吗？你关心工农兵了吗？所以少说你是北大学生。我最赞赏的北大学生，现在在监狱里关着，他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被抓进了监狱。那才是北大学生，那才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那才是鲁迅毛主席的学生，所以他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我们听课读书之外，要想点俗事儿。不要装雅，装雅是最恶俗的。敢于亮出自己的俗才是高雅。

“三个不”

　　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多，鼓励学生聪明、鼓励学生质疑，这也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到“几个不”。

　　第一，不妄言。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鼓励学生胡说八道——把胡说八道等同于一种怀疑精神。什么叫怀疑精神？你看看五四前辈，人家怎么说话，人家怎么质疑——那叫做有怀疑精神。有怀疑精神的前提是你有东西，你拿什么去怀疑？你得有怀疑的本钱。不能老师刚说“2+3=5”，你就说：“老师，凭什么2+3=5，不见得吧？”好像你多么高深似的。这就叫妄言。妄言是很吸引眼球的，妄言者有很多的观众，还有很多人给你喝彩，很多人敲边鼓，但是最后你就把自己害了。妄言不如沉默。即使提问题也要注意，一个问题要把老师问倒。你提问题之前，自己要练习三个回合怎么回答。能查的问题，都不问；能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问。哪怕出门问路，一定憋得走投无路、晕头转向了才问。你看现在的人都成了路痴了吧——出门就开导航。有的人竟然不认识自己家——我知道好几个人都不认识自己家，因为他每次回家都是导航导的。原来觉得是笑话，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

　　第二，不自欺。我们现在社会的规范，能做到不欺骗别人，这已经是好人了。其实最根本的是不自欺——不需要外在的证明，不论外界评价怎样，你自己评价自己。我们如果不能做到“每日三省”，你三天一省总行吧？给你减少九倍，你从每日三省变成三日一省，隔个三五天想一下自己，有没有用心？是不是很多事儿糊弄过去了，敷衍过去了？在这个时代这是真正的学习。

　　第三，从上课考试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出来令人害羞的，就是不抄袭。在北大课堂上讲不抄袭，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堕落。北大学生还需要提醒不抄袭吗？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提醒，仍然每学期都有抄袭。我们这个课的考试方式已经多么民主了啊，也不闭卷考试，我们期末考察方式就是请你写一篇读书报告。你随便凑点字儿，码点字儿——多么容易，为什么要抄袭呢？我一再强调，抄袭是我最愤恨的，最看不起的，最遗憾的。怎么说也是不合道德的，是傻的，是浪费自己生命的。考试就是个玩儿嘛，你为什么放弃玩儿的机会，把玩儿的机会给别人呢？就像我小时候过年，买不起那么多鞭炮，我就盯着旁边邻居家，他家有钱，买好多鞭炮，但他家小孩儿不敢放，我就帮他放。我心里想，这就等于他爸爸妈妈花钱给我买的。那他等于浪费了。我们考试也是一样的，你干嘛买了鞭炮让别人给你放呢？一定要养成不抄袭的好习惯。我以前总是批评留学生喜欢抄袭，后来我发现，我们中国同学也有个别开始抄袭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同学写入党申请书，竟然抄袭。这就是人品问题了。不管你是不是真心入党，一个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丧失了。写入党申请书你还抄袭，你从小就缺乏自省精神。这还算个人吗？这已经不是人了。前两年有一次，我在中文系党委，看了一大堆同学们的入党申请书。我就凭着直觉拿出了若干份，我说这些肯定是抄的。然后领导说：“你为什么说是抄的？”我说：“你看这两个，第一段一样，再看最后一段也一样，中间把自己写进去了。”我说：“这些就不用考虑了，而且要把他记入黑名单。”这些人混进党内，还得了吗？我们都痛恨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不就是从大学走出来的吗？贪官污吏都是我们曾经的同学，汉奸卖国贼都是我们曾经的同学，也都在宿舍里慷慨激昂过。所以，救国救民从宿舍开始。

　　经常有同学问，孔老师是怎么给分的。我给分儿是完全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完全按照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规定。我给分儿是比较科学的正态分布，特别高的分很少，但的确有写得好的，也要给高分。总的原则就是奖惩分明。其实这也是中华文化早就总结好的，我们古代对人就是奖惩分明。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教育学传统，什么时候讲过快乐教育？快乐教育就是禽兽教育，就是畜生教育。一定要奖惩分明，这才是教育的真谛。从孔夫子到诸葛亮，一直到曾国藩，一直到共产党，都是直面现实，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对人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