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月芬：从“道”文化到“官道”文化的滑坡

        京剧和绘画，也许各自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道的文化”，“精神的文化”。能够比较全面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恐怕要算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形态。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手里捧着的，基本上是除了四书五经还是四书五经，只不过汉以后加了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唐宋以后又多了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而《史记》也好《资治通鉴》也罢，从根子上说，都没有跳出四书五经的框框，大体上属于四书五经的衍生或释解。

　　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记》《资治通鉴》都是属于“论道”的经典，讲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圣言，正象孔子所说的那样“六艺治于一也，”这个“一”就是“道”。

　　这些“论道”的精典，虽试图涵盖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方方面面，但总体上看还是以“治道”为主，在帝王是如何驭臣，在臣子是如何事君，在平头百姓，则只需要知道如何做一个百折不扣的“顺民”。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坚信不疑。中国人因而对历史上能够“坐而论道”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崇拜心理，不是将他们抬上“圣人”的宝座供奉起来，就是封为“亚圣”顶礼膜拜，最差的，也起码捞顶这“家”那“家“的帽子戴戴。

　　中国的“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治道文化”。但是这个“治道”的发展轨迹，却颇为令人深思。

　　在尧舜禹汤时代，“治道”即“圣道”，讲究的是“天下为公”“让以德行，惠泽民众”。据《吕氏春秋》记载，商克夏后，天下大旱，整整5年颗粒无收，商汤就割掉头发，将十指捆起来，亲自跑到桑林中祈求降雨，他向老天爷祈祷说：

　　我一人有罪不要殃及百姓，若百姓有罪，也由我一人承担，莫要因为一人触犯了上天，而使鬼神作出伤害百姓性命的事来。

　　商汤终于感动了上苍。不久天降甘霖，彻底解除了干旱。在这里，商汤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个帝王一位统治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圣人一位贤者，一个令人佩服的道德楷模。

　　到了周代，尧舜禹汤式的“圣道”虽有所退色，但是文武两王周公姬旦仍然严守“以德配天”“明德赏罚”的理念，坚持以“王道”治国。

　　周朝这个伟大的奴隶制帝国，对于“王权”与“王道”的渴求，显然地超越先前的任何朝代。这一点，在它那个开千古之先河的宣称中，就可以得到证实，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王权”拥有一切，“王道”覆盖一切。

　　假如说，尧舜禹汤孜孜以求的，在个人是一种“圣”的境界，在社会是一种“公”的格局，那么到了周武文王周公姬旦那里，“王”的权力就成了一切的来源，“王”的秩序则绝对不容置疑不可挑战。

　　显而易见，到这里，“道文化”中“圣”的“公”的成分退色了，“俗”的“私”的色彩则日趋浓重。

　　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战争频仍，圣道失落王道式微。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靠拳头说话，靠刀剑开路的险恶环境。一切靠实力，有实力就有权力；一切靠刀剑，有刀剑就有地位。于是“霸道”就代之而起。一个国家有了“霸道”，就能够以小搏大，以弱胜强。

　　“霸道”的理念贯穿春秋战国500年，一路劈荆斩棘所向披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说法，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最形象概括。然而“霸道”虽一时好使，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对此，靠“霸道”起家并依仗“霸道”横扫六国的秦始皇，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统一大业完成伊始，秦始皇即着手实施史无前例的由“霸道”向“治道”转轨的伟大工程，并因此而建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

　　说秦始皇是中国“治道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既不是抬高，更不是夸大，而是事实。理由在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治道”，都是由秦始皇一手缔造的，比如书同文，车同轨；比如统一的度量衡；比如郡县制度九卿制度……

　　这些制度，不但为秦帝国之后所有的封建王朝所沿用，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时代天翻地覆了，制度完全不同了，但我们所用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是秦始皇传给我们的。

　　书车度量衡这些就不去说了，单就中央集权这一点讲，我们今天不但依然用着，而且用得还相当的顺手，但是其中有多少是属于我们的创新呢？　　说到这里，我们禁不住要感叹——既为秦始皇感叹，也为史学家的不公感叹。在各种版本的历史书中，在五花八门的戏剧里，特别是在街头巷尾讲野史的老人们的口中，秦始皇总是一个霸道的暴君，他不但“焚书坑儒”，而且还灭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圣道王道”。好像秦始皇是一个专跟和平专跟秩序过不去的破坏狂。

　　殊不知，正是这个秦始皇，奠定了中国2000年“治道文化”的根基。后人的那些“文治武功”，只不过是在秦始皇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作程度不同的开掘和提升而已，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并不多见。

　　秦始皇之后，以“治道”著称的皇帝不是太多，扳起手指头数数，也就是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清朝的康熙乾隆那么几位。这些伟大的帝王，都以他们卓越的“治道”而彪炳史册。

　　与远古的帝王相比，这些“明君”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已经不象尧舜禹汤那样一心一意追求“圣道”，也不象文王武王周公那样，对于“王道”锲而不舍，而是专心致志于“治道”。

　　所谓“治道”也就是“治术”，它更看重治国的技巧和手段。如果说，“圣道”和“王道”强调的是道德的话，那么到了“治道”这里，道德的作用已明显弱化，而各种能够使得国家富裕和强大的手段和技巧，则日益占据主要的位置。

　　中国的“道文化”，从“圣道”出发，降格到“王道”，其间经历“霸道”这个不长不短的插曲，再降格到“治道”，这一路走来，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滑坡现象。更糟糕的是，到了“治道”这里，滑坡并未就此打住，相反，它进一步往“官道”蹴遛下去。

　　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成熟期之后，我们看到“治道”往“官道”方向的蜕变，象瘟疫一样日益蔓延，任凭什么力量都无法将其控制。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官道文化”所渗透所浸泡，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官”社会。

　　在这个“官“社会里，无权无势的百姓见到官老爷，要叫“青天”称“父母”，要匍匐在地，要又跪又拜。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看百姓，早就不是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的那个“民”，也不是李世民眼中“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中的那个“民”，而是卑到不能再卑，贱到不能再贱的“草民”。

　　这样的“草民”，”青天”大老爷们高兴时，不妨将他们当作牛马一般驱策使唤，不高兴时，可以拿他们象猪狗一样的屠杀。

　　至于那些得着了祖宗“圣德”真传的，倒是把百姓看作了“人”，但必须在“人”的面前加上一个“下”，称其为“下人”。如此一来，既亮出了他们了亲民爱民的“圣德“，又显示了他们不容僭越的高贵。

　　中国有一句人人皆知的话，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对我们这个“官社会”，作了再形象不过的刻画。它不但告诉我们，在一个“官社会”中，所谓的“道”就是“官道”。

　　它更告诉我们，“官”就是“天”，“官道”就是“天道”。一个人做了官，不但他本人一下子升到了天上，就连他家的鸡狗也沾光而一并升天，至于他的父母兄弟七大姨八大姑，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到今天，中国“道文化”中的“霸道”成分已经彻底消失，“圣道”“王道”几近绝迹，“治道”举步维艰，唯独“官道”不但经久不衰，而且越来越繁荣昌盛。

　　不但繁荣昌盛，而且还与时俱进，花样名目不断翻新。以前我们叫官大人为“老爷”为“青天”，今天，我们改其名曰“公务员”，“公仆”。

　　从称呼的改变中，的确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但是实质到底进步了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