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源自古汉语，赠予古希腊

　　理智编辑

　　2019年3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郑重的向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赠送了一本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马克龙介绍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有过启发。

　　正是孔孟思想带给了西方自然法哲学家们最深刻的启示，西方学者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表述的思想称作“道德黄金律”，于1793年和1795年两度写入法国宪法。

　　被启发的何止孟德斯鸠和伏尔泰，17—18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在“中国风”中癫狂（前半期的中心在荷兰，后半期在法国），带领欧洲走出黑暗中世纪的启蒙运动，正是中国元素主导。1667年，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巴黎天文台成立，与其说是观天象，不如说是在遥望中国。

　　一般认为，欧洲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盛行于18～19世纪，纵观几百年来西方研究中国所著的书目：政治经济、文字语言、文化军事、科技医疗、艺术宗教、财政农业、天文地理、宫廷民俗、动植物矿产……洋洋大观包罗万象。仅汉语汉字一项，从1575年至1800 年，入华传教士就编有60多种外汉和汉外字典汇集：

　　1575年，西班牙奥古斯汀会修士马丁·德·拉达编成《华语韵编》；

　　1586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葡汉辞典》；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编有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

　　法国传教士孙璋编《华拉文对照字典》和《华法满蒙对照字典》；

　　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有《汉法字典》；

　　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编《汉语札记》；

　　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编有《法汉字典》；

　　法国传教士钱明德编有《汉满藏蒙法字汇》；

　　荷兰新教徒赫尔尼俄斯编有《荷拉汉词典》；

　　葡萄牙传教士谢务禄撰有葡汉字典《字考》；

　　西班牙耶稣会士齐瑞诺编有《汉语西班牙语词典》；

　　1694-1700年，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的《汉拉词典》；

　　…………

　　——通过这些目录，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没有震撼吗？

　　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缺乏法治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逻辑？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真是无知者无畏啊！西方精英视为圭臬，西化之国人却弃之如履。

　　1727年12月15日，法国耶稣会士龚当信致信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说：“两年前，我有幸给您写了好几封谈中国的治国之道的信，我谈到一种在全国流通的‘邸报’，我从中取得好多资料。”

　　不得不说，“邸报”确是收集信息最好的渠道，西方窥视、潜心研究中国长达数百年，站在“巨人”的肩上遂成为“暴发户”之后，却过河拆桥欺师灭祖，通过话语权和“民国大师”的鹦鹉腔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殖民，致使中国百年西化浑浑噩噩。

　　——这才是拿破仑“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感谢上帝！就这么一直让他睡下去吧！”的真正本意。

　　然而，1988年1月，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说的就是这帮盗憎主人的西方精英（朝菌和蟪蛄）。

　　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中华民族的崛起，其底气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而文化自信，就是正本清源！

（一）开场白：逻辑故园

　　西方不可能原创逻辑，因为它没有表意文字——唯一的承载、承传知识及其方法（逻辑）的工具。

　　西方于现代早期从“汉字密码”中获得了逻辑。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说：“通过将汉语作为一种模式，当成真正知识的工具，由此来修补我们（西方）的抽象语言的缺陷（to repair the ability of our poor abstract speech）。”

　　他进一步说：“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what Chinese represented…… was a natural alternative to all Western logic and abstract systematizing）。”

　　作为人的思维的内容与方法，知识和逻辑均根植于“深层意识机能”，它须由表意文字（汉字）来承载和承传。至于表音文字——这里主要指18世纪前的西方文字——所包含的，与知识与逻辑毫无瓜葛，而来自“浅层意欲机能”的感觉，其特点是个别性、本能性和排他性。

　　再说，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皆处于恒变状态，它和它所含的信息也都不能可靠播送；如果诉诸文字却徒然增加“负能量”——鸡同鸭讲、鸡声鹅斗、强词夺理、强人所难，以致争吵不休、冲突不止，这就是16—17世纪的欧洲陷于宗教战争、而不可和解的症结之一。

　　从17世纪晚期，西方从“汉字密码”中摘得“表意内涵”，包括语义、知识和逻辑等，因而其字母表音文字则由“发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这样，西方人便使用如此“中体西用”的新文字（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基于“东学西渐、中学西被”之厚积，塑造现代西学和伪造“古典西方”。

　　19—20世纪的西方中心论便把它变成“古已有之”的专属，反而污蔑其余人类——尤其是中国——没有逻辑，是思维缺陷。

　　图解：表音文字（左上）包含和表达“本能信息”——意欲。表意文字（右上）包含和表达“思维信息”——知识。因此，在其于17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表音文字没有知识与逻辑的成分。人类知识及其表达与推论方式（逻辑和相关符号），总源于《易经》，而通过汉字传导的。

（二）基于汉学的“逻辑学之父”

　　第一、西方逻辑的前因后果

　　西方逻辑形成的“三段式”（ABC）是：

　　A.亚里士多德 ←B.莱布尼茨 ←C.“汉字表意”

　　〔假逻辑：A.亚里士多德（19世纪成型）〕←〔真逻辑：B.莱布尼茨（逻辑学之父，17世纪末）← C.“汉字表意”（所有西方知识与逻辑的主要来源）〕

　　C＝Chinese（汉语）；

　　A＝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B＝Bouvet（白晋：法国数学家、赴华耶稣会士，把《易经》和表意汉字、以及两者所包含的“原逻辑”，介绍给莱布尼茨）

　　第二、寻找人类知识的钥匙

　　剑桥大学教授约翰·马伦本（John Marenbon）讲述：

　　莱布尼茨……寻求有关中国的思想和语言文字的信息。……1697年之后不久，他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开始了最有趣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信件交流；尽管在1702年之后中断联系，令他非常沮丧，但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从未减退，倒是贪婪地反复解读已得到的中国资讯。……莱布尼茨和一些学者分享这样一个信念，即：汉字系统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结构，由此，便找到了一把易于掌握汉语的钥匙。

　　有了这个逻辑了不得，不仅可以解码汉字，而且通过解码汉字，它便成为打开知识宝藏的钥匙。正如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所言：“汉字……反映世界的逻辑秩序，乃至使发现真理成为可能。”

　　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说：“为了回应欧洲寻找“汉字秘钥”（Clavis Sinica），白晋认为……伏羲不仅发明了汉语钥匙，而且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J. Marshall Unger）说：“由于汉字显然是表意的，任何人能找到破译的钥匙，他就会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

【资料来源：新浪：思东的博客】

第三、莱布尼茨开创西方逻辑

　　为什么说莱布尼茨是“逻辑学之父”？怎么不是亚里士多德？

　　这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克拉伦斯·欧文·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论证的——“刘易斯的（逻辑）历史的开创者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莱布尼茨；（换言之），逻辑与逻辑符号开始于莱布尼茨。……正是莱布尼茨提出了‘通用语言’的计划，旨在表达科学和作为‘普遍演算’的推理。”

　　此外，刘易斯还说，逻辑符号的媒介是“表意象征”（idiographic symbolism）；“逻辑是运用‘表意象征’表示精确科学的通用方法。”

　　还有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斯科尔茨（Heinrich Scholz）称道：“莱布尼茨是逻辑学与数理逻辑之父”；“莱布尼茨确实是现代形式逻辑的鼻祖”；“……逻辑演算的正式语言叫做‘莱布尼茨语言’（Leibniz language），……以致现代逻辑意识已经成为‘莱布尼茨逻辑遗产’（the heritage of Leibnizean logic）”。

　　西方逻辑的源头在中不在西，其首创者当然不是伪亚里士多德，而实实在在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的莱布尼茨。所谓的“莱布尼茨（逻辑）语言”，也就是“汉语表意”。

　　正如北密歇根大学名誉教授凯尼尔（Kurt von S. Kynell）指出：“莱布尼茨通常被认为是‘符号逻辑之父’，……它是表意汉字式的通用语言结构和确定公式。”

　　李约瑟确认：“莱布尼茨之所以成为符合逻辑与数理逻辑之父，是因为他的成就来自表意性质的汉字的激发。”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从20岁（1666）发表逻辑学文章《论组合术》首次提到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到他去世前最后一篇《中国自然神学论》（1716），莱布尼茨可谓是终身关注着中国，穷其一生都在研究以汉字为摹本创建可用于概念运算的“通用字符”，是那个时代欧洲对汉字研究最深入的大家之一。

　　有了大量赴华传教士的编录和补充词典的基础，由笛卡儿倡导，经A.基歇尔（Athanase Kircher）、J.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莱布尼兹等人草拟的【关于文字和普遍语言、关于万能沟通手段（pasilalie）、多用文字（polygraphie）、通用思想符号（pasigraphie）的所有哲学计划】，希望借助新发现的汉字设想一种西方历史上没有的哲学语言模式。

（三）亚里士多德是毒赝品

　　第一、伪造物成为绊脚石

　　在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及亚里士多德“手稿”，都是神职学者伪造的。彼得吕斯·拉米斯（1515—1572年）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是伪造的或虚假的”（the thesis that everything in Aristotle was forged or false）。

　　由于那时的西方文字是神学性的（没有关于“人”的合理表意），“古希腊”与基督教构成欧洲进步的双重障碍，若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科学～工业革命。即：“在培根影响下的近代科学通常伴随着反经院学派的斗争，……谴责亚里士多德，把他看作是进步的大敌（the arch-enemy of progress）。”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鲁本斯坦也说：在17世纪的欧洲，对于试图掀起科学革命的新派人物（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来说，“亚里士多德不是灵感，而是敌人”（Aristotle not as an inspiration but as an enemy）。

　　另据英文版维基百科：在现代早期，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全是过时的、经院派的和错误的（Aristotle came to represent all that was obsolete, scholastic, and wrong）……。

　　在1632年，威廉·哈维通过展示血液循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

　　第二、鸦片一般的思维陷阱

　　尽管主要是在19世纪，所有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著作”都被用新语言、新思想进行改造或改写；但它们充其量是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优秀遗产”和“话语霸权”，而与实际的科学发展则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说：亚里士多德是“现代科学的大敌”（arch-enemy of modern science）。

　　在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年）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科学思维和一般理智的死敌。”

　　诺贝尔奖得者梅达沃（Peter Medawar）称：“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代表着真正科学的敌人。”他所著的《纯净的17世纪》陈述：亚里士多德是编造的“一个奇怪的、一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传闻，一个有缺陷的观察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人们则过于轻信之……”。

　　第三、中国因素重塑古希腊

　　至于被捧上天的“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是现代西方学者利用“莱布尼茨逻辑语言”加以改写的结果。也就是上文所说的：A.亚里士多德←B.莱布尼茨←C.“汉字表意”。

　　汉堡大学教授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论文《莱布尼茨语义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透露端倪。其中写道：“莱布尼茨……对外延与内涵的精确定义……为三段论逻辑的解释打下了可靠基层；……为亚里士多德普遍命题提供了语义学之定义，提供了可能性；……莱布尼茨的概念作为思想的通用工具，被用于构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内涵模型。”

图：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是近代早期伪造的（19世纪有改写或重写）

（四）莱布尼茨撷取汉字逻辑

　　第一、逻辑所基于的文字符号，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汉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罗兰·豪德强调，表意文字是通用语言、科学语言和逻辑符号的基础。他解释现代逻辑系统是如何从莱布尼茨开始的：

　　如果能设计出适合的符号系统，这将有可能构建一种通用语言；后者是表意的，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单独的含义……。这种语言完全没有歧义，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语言；它将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理演算，并且就像组合艺术一般地构成一部知识百科全书。

　　如上所述，纯粹的西方表音文字，也就是15—17世纪欧洲的文字，只是发音符号，而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几乎不能传播；它所包含的意思只限于个别性、本能性和排他性的，绝无“人类的共同认知”。

　　后者乃表意文字（汉字）之属性，即“汉字密码”——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普遍性与抽象性、形而上与形而下、逻辑与逻各斯……。

　　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要把“汉字内涵”移植到西方文字之中，使它从“表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因此，只有表意文字（汉字）才具有逻辑成分，而西方文字原本则只是“音标”；后者从17世纪末，开始从“汉字密码”里摄取“表意内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诸文字只是“汉字表意”的符号。

　　第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莱布尼茨从“汉字表意”提取通用语言与逻辑符号的成分？

　　印度哲学家穆尔提（K. Satchidananda Murty）指出：“表意汉字可能使莱布尼茨想到了逻辑符号。”

　　古汉语及汉字文献中蕴藏着原生逻辑，这是莱布尼茨感兴趣的。汉学家、澳门大学教授梅勒（Hans-Georg Moeller）说：

　　莱布尼茨同样很欢迎中国的语言与逻辑。……莱布尼茨勾勒出基本的数学与逻辑模式，他认为，这些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表达了，至少是以初步的形式，即最初是在《易经》的阴阳关系的原理中映射出来。莱布尼茨还认为，汉语书写系统是表意的；因此，它是人类通用语言与文字的最佳候选者。这种语言文字不会与特定语音相捆绑，而是超越它们来表达普遍共享之思想。

　　伦敦大学教授斯彭德从西方宗教传统的角度来论证，即：“莱布尼茨这一计划，即建立在表意汉字基础上的通用术语，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符号逻辑与生成语法。它们都是试图回归伊甸园的原初语义，即回到文字与物体的彻底一致上；那是神性的标识语言，而后则发生语言堕落——变乱口音、混乱争吵的‘巴别塔之劫’”。

　　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达塞克（Val Dusek）在其所著《物理学的整体思维的启示》一书中指出，西方逻辑及数理逻辑直接来自莱布尼茨，而间接源于表意汉字。他写道：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他是命题符号、逻辑和数学逻辑的发明者。两百年后，弗雷格、罗素、怀海德和皮尔斯在莱布尼茨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而扩展之。宇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演绎系统，对于上帝来说，所有的真理皆能凭借逻辑定义来确认……。

　　莱布尼茨设想了“通用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那是一种数学语言，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被公式化。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皆用符号逻辑的理想语言来解释哲学这一方法，同样来自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其中达成统一，所有的争端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化解。……莱布尼茨的理想是，万物皆可由相应的符号来表示，并且能向读者直接揭示万物之本质，这就是中国表音文字（汉字）。……中国表音文字原本就与万物的本质密切相关和精准一致，它代表着华夏先哲对万事万物的直接洞察，而不受（时空变迁）所腐蚀和变乱。

图：莱布尼茨利用《易经》推演出逻辑系统和二进位数学，后者是现代电脑的基础。

（五）贪天功为己有却盗憎主人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的歪曲是非理性的，毫无道理的。

　　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络德睦介绍道：

　　汉语不是表音的，而是“用符号标识思想本身”；这竟成为黑格尔定性汉语“不成熟”的证据，说它没有达到西方语言的高度。……马克斯·韦伯也持这种论调，他观察到，“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停留在绘画和描写上。”和黑格尔一样，韦伯确认了这个“不幸事实”的悲惨后果，即：“中国人无缘于逻各斯、定义和推理的力量”；……“逻辑的概念迥异于中国思想”……。

　　然而作为反例，请考虑一下莱布尼茨，一位优秀的中华爱好者；对他来说，表意（而非表音）的汉字则是人类通用语言的启蒙工程的蓝本，它就像代数符号一样地可以直接交流思想。

　　才一两代人光景，正在加倍吸收儒释道的康德和黑格尔等人，便过河拆桥、盗憎主人；倡导西方中心和种族主义，贬低中国的一切，说中国语言与思想低下，产生不了哲学和逻辑。这些都已变成了“西方话语”，却被西化华人奉为至理名言。

　　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本身就是“妖魔”（歌德剧本中的背神从魔的浮士德）。为了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蒙古征服、郑和远航、陆海丝路和技术传播等开始联通世界，开启海洋时代。“天时地利”的转移改变了西方的命运——从远离文明中心的极边，变为“全球通衢”和最佳“地缘政治”，这就使西方有可能荣登现代文明之中心；亦即，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发明机制在新形势下“从量变到质变”，并且在更适宜或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欧洲——发生“井喷”（爆炸性发展）。

　　西方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聚敛古今世界成果与财富，从而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成为“文明的暴发户”。进而，为了永远宰制世界，西方便贪天功为己有，编造“黄金家谱、优异禀赋”，要在精神上凌驾于其受害者。

　　然而实际情况则是，越是被标榜的“西方性”差不多越是“中国性”，包括文字与文学、科学与哲学、制度与国政等。

　　原先的西方是“神的社会”，窒息人为人智，因而是原始停滞。在其宗教战争濒临毁灭之际，所幸赴华传教士改为“取经”，利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使之成功转型，从而进入“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其内容几乎都是中国的。

　　就拿18世纪的德国来说吧，其国王腓特烈二世拒绝使用德语；后者还是低劣土话，以致依靠印刷术形成的文字也不胜任于正规写作。到该世纪末，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首次使用德语讲中国哲学，这标志着德语（德文）迅速成长——它继法文和英文之后而寄生于“汉字内涵”（定义、概念、范畴和推理等）。

　　新兴的德文通过三个途径撷取“汉字内涵”：

　　1.穆勒的“汉字秘钥”（Clavis Sinica），即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获得“中国知性”；

　　2.莱布尼茨通过移植“汉字表意”（语义、概念、雅言），把西方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

　　3.歌德凭借被翻译的汉语文献，建立“世界文学”资料库，用来书写西方及希腊文学。

（六）结束语：漫谈逻辑

　　逻辑只是思维方法或工具，如果把它当成思维本身、甚至当成“智慧”，那是很愚蠢的。

　　逻辑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逻辑与创新是两回事；若是执著于逻辑，反而阻碍创新——创新就是突破逻辑。爱因斯坦说：“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

　　其次，逻辑与情感是矛盾的：太讲逻辑的人，则“不近人情”；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那才是“智慧”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逻辑只适合于处理“死物”（能够掌控的对象），而不胜任于应对“活物”；后者如战场、商场、官场、赌场和清场，所以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万有引力可无法对坠入爱河的人负责。”

图：逻辑与情感是矛盾的？

　　古代中国是万物众生之共存而永续，相对来说是“全活”，所以逻辑的用途较小；而今之客观世界则是“半死不活”——生物圈已被捆绑、任人宰割，所以逻辑大显身手。　　《孙子兵法》是应对“活物”（战场）的智慧，它基于逻辑而超越之。而逻辑的源头《易经》则告诫人们“不要执著”，即：“…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中“不可为典要”说的就是，不要执著于死公式或死逻辑。再完美的逻辑或公式都不能执著。《道德经》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举例来说。《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分别对应于20世纪的中国（伐谋、超逻辑）、俄国（伐交、超逻辑）和德国（伐兵、太逻辑）：

　　德国，执著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战争自身需要使用最大的暴力来争取胜利（以暴易暴、永无和平）；德国缺少外交智慧，两次世界大战都输在“两线作战”这一兵家大忌上。

　　俄国，在这方面要聪明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成功地化解受到德日两强夹攻之态势，即分别通过对华和对德盟约，把战祸引向他方（1937、1939年）；但它弄巧成拙，因而陷于德苏战争（1941年）。

　　这两国较之中国的“战国策”乃小巫见大巫，尽管在实力上则是相反的。

　　中国，在大边疆上受害于俄熊，不亚于倭寇；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伐谋伐交”，加以扭转，几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先是从被瓜分的命运变为“战胜国、联合国”，再是通过合纵连横与局部涉战，而变为冷战的真赢家，和平崛起。

　　《孙子兵法》是中国和平智慧的一个方面或缩影。中国古人在思维上是“基于逻辑而超越之”，只是由于“超逻辑”的部分太大，而使今之西学人士如盲人摸象，找不到“逻辑”。

　　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现代学者看不到中国传统的逻辑与“超逻辑”，后者则令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等少数人惊叹。德里达说：“由此，在所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之外，我们见证了一种强大的文明运动。”（we thus have the testimony of a powerful movement of civilization developing outside of all logocentrism）。

　　我们的结论是：逻辑≠思维≠智慧；逻辑＜思维＜智慧。

　　逻辑是“数点连线”的推理，思维习惯于“线性”，而智慧则要求前两者在整体、有机、多维、动态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