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安宁县大小黄塘村知青问题调查记

老照片（资料图）

　　“知青”，对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词语——我们呱呱坠地时，知青早已回城多年；而上山下乡，媒体电视书籍网络，几乎无一例外的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那个疯狂得令人无可理喻的年代的又一注脚。现在，国家又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要大学生深入农村。一个疑问盘旋脑中，久久不去——当年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做了些什么，对现在有什么借鉴意义。于是邀约了几个朋友，联系了昆明安宁知青联谊会的李老师、马老师、吴老师三位老师，准备到知青生活工作过的农村做一番调查。

　　11月30日，6位来自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在云南师范大学门口碰头，同行还有四位当年到安宁县插队的昆明知青程老师、陶老师、贾老师，而我们要去的村庄是知青李老师当年插队的地方。

　　十个人共坐了两辆车，一路上当年的知青和同学们就聊了开去，他们几位都是1964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安宁县连然镇大黄塘村。一下车就围过来了七八个人，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他们大多是和李老师一起由半大娃娃变得成熟的村里人，如今也都六十多了，其中有一两位属孩儿辈，如今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村民小组长也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简单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本次活动共分两块，一块是开座谈会——向村里干部和群众了解这个村庄的情况，村里知青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知青下乡这项政策的评价；另一块是分组到村里进行随机的调查。随机调查时以本村为主，兼及一旁的小黄塘村。

　　我们特意设计了两张调查表：一张针对55-7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年纪和知青相差不大，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里记为表一）；一张针对20-4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没有接触过知青，或者知青在村里时只有几岁，还不懂事（这里记为表二）。表一共有三个问题：知青下乡好不好，为什么；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村里知青你印象最深的是谁，为什么。表二也是有三个问题：听过知青这个词没；谁告诉你的知青，怎么叙述的；当时城里的知青到农村和农民一块生活劳动工作，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当然，我们在调查时并不是把表直接交给村民来填，也不是对着表来念，而是把问题融入和村民的聊天之中。而调查时也有村里老人陪同，这很快就消除了隔阂，拉近了我们和村民的距离。调查表各有30张，当时村民也有不少在田里干活，我们在村里村外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到调查结束时，表一共填了27张，表二共填了19张。
　　经过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离接触与调查，我们发现了全新的历史、全新的知青：

　　大黄塘村距安宁县城10余公里，紧挨西山区，螳螂川畔，可谓滇池出口第一村。平时水流平缓，到夏天雨季水川水汹涌湍急。现在全村有三十余户，300多人。1964年，该村迎来了第一批知青，共22人，其中大黄塘村一队9人，二队6人，小黄塘村7人，1971年大部分调返昆明工作。在1974年，该村又迎来第二批知青，这时恰是第一批知青全部返城后不久。

　　我们从收回的27张表一中，明确了解到，村里大多数干部群众（60岁前后），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国策的。

　　在表一中，回答“毛主席当年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建设新农村，好不好？为什么？”时，27张表，称“好，很好”的有25张，占92.6%，而称“不清楚”的有2张，占7.4%.关于“为什么”，可归纳为五点：①“下乡来嫩手嫩脚，对农村一无所知，跟我们下田泥一脚水一脚，学农活，我们文化少，但是比较重视教他们农活”；②“毛主席当年号召来农村很有必要，现在进城，有的骂‘烂农民，箩箩将人带倒’，我想没有农民，天下人吃什么”；③支援农村建设；④“能锻炼知青，明白农民的苦楚，工作才会上进”；⑤缩小贫富差距。

　　小黄塘村的刘大妈今年七十二岁，她说：“好！因为城里的孩子学到的知识是丰富的，但缺乏实践，不懂得当时处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民的辛苦，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对底层社会、农民的学习，包括做饭、砍柴等农活的学习，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为以后学习社会，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打下良好的基础。”小黄塘村韩绍忠大爹说：“非常好！知青从中学到了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和别人做事，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通过学习，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并影响后人。”

　　在表一中，回答“当年村里的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27张表都予以肯定，没有说没有作用的。知青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①“传播文化知识，用现在的话说，科学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当时他们实践了”，“当民办教师，教村里人认字”，“宣传毛泽东思想，读语录，教唱歌、跳舞”；②“村里分粮食，掌称安排他们”，“同我们打成一片，农民的知心朋友”，“队长、出纳都不识字，他们慢慢锻炼，又有文化，当上干部后带动群众干”；③“对发展经济其带头作用，指导农民科学种田，铺路、架桥、解决村里通电问题，建成灌溉农田用的抽水房”；④“为农民利益考虑，组织红w兵，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地址歪风邪气”；⑤“带动农村致富，种果树等”；⑥“工农和谐，城乡和谐”。大黄塘村的董兴华大爹说：“当年我属狗，李新忠属猪。我们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来呢？后来教他们煮饭、找柴、用背箩、背板，他们教我们唱歌，相当融洽。六十年代，村里文化相当欠缺，有小学文化就很不错了。账单发票都藏在腌菜罐里，做账、查账时从罐里掏出来用。昆明没有去过，都不敢去，有事都让知青去。后来他们分工到海口洗衣粉厂，还相互找在一起玩。”大黄塘村二队的杨跃钢当时只有5岁，她回忆说：“知青教我背老三篇，所以后来读书读到高中。前些日子，碰上74年下乡的知青到村里，我说，我们会接待你们的，有空只需来玩”。

　　在表一中，回答“印象最深的知青是谁”时，他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总会说出四五个名字：段老师、李老师、高老师、甘老师、席老师。比如当时任赤脚医生的席老师。有两位老人就讲到自己长辈当时犯病，席老师马上找人把病人送到昆钢医院，昆钢医院治不了又连夜送往昆明城的大医院。几十年过去了，她们讲起这事时，浓浓的感激之情还含在其中，让人感动。一位姓余的阿姨说，自己的启蒙老师就是64年到村里的知青高老师，如果没有他们或许自己当时还读不了书，而最令她感动的是，几年后一次偶遇，她没认出高老师，但是高老师却认出了她，并主动和她打招呼。
　　我们从收回的19张表二中，明确农村多数干部群众（30岁上下）是听说过“知青”这个词的，其中普遍认为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很好。

　　表二有15张听说过知青，占78.9%，没听说过的4张，占21.1%。

　　回答“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好的”有13张，占总数的68.4%。在回答“为什么”时，归纳为4点：①“体验真实生活，认识真实世界”；②“给了农民很大帮助，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③“互利互助”；④“付出汗水，体验农民的艰苦奋斗，说到底，就是要防止社会变质”。

　　对这一个问题，回答有好有坏的有3张，回答其它的也有三张，各占15.8%，可归纳为两点：①“现在更需要知识，以前知青下乡更多是向农村学习，现在知青进入农村的话更有实用性”，“没有现在的大学生下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听别人讲不好，现在文化人进入农村有必要”；②“国家的政策，知青不下来，农村照样发展”。

　　除了调查表所反映的，在交谈中我们听到的大多是64年知青的故事，我们了解到，知青给大黄塘村带来的最大变化大概是修桥和拉电了。大黄塘就在滇池水出口螳螂川边上，村里人要出去必须过川，当时只能渡船或是走木桥，雨季来时，河水上涨，就很容易冲垮木桥，船也很难渡，并且木桥很容易朽掉，两三年就得重新换一次。村里68年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知青段老师任队长，李老师任副队长，知青们会同村民想办法从昆钢买回一些废旧钢轨，又从厂里借来焊机。就是在这种没有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全村人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找到了材料，也找到了合理的架桥方案，建成了新桥。

　　据说，当时村里一位军人开了辆吉普车通过新架的钢轨桥后，村里一老人高兴的说：“你是大黄塘自屁股分两瓣以来，第一个开车进村的人。”据62年回村搞建设的高中生杨宝树介绍说，他们是68年村里完全通上电的，也同样是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材料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老人记忆中最清楚的是67年武斗时他们正到城里拉电机，在小西门还听到枪响，也是那一段时间他们进城必经之路碧鸡关武斗死了不少人。他们想法联系到一些旧电杆，电杆用马车拉到麻园，在麻园把电杆搬上火车，由火车运到昆钢650，卸货之后再用马车，如此辗转，电杆才到村里。据说那台电机用了很长时间，而有的电杆现在都还在用着。老人们说，如果没有知青，无法想象村子会在那时候修桥通电。

　　当然，知青到农村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最初也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头。据村里大爹大妈们讲，当时知青虽然有文化，但毕竟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半大姑娘，从来没离开过家，没吃过苦，许多人连饭都不会做。村里人给他们找来柴火，并教会他们煮饭、拾柴（刺柴）、种菜种粮。可以说知青们在农村人的热心帮助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什么都不会到变成各方面的模范和骨干。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74年知青，他们是64年知青全部离开后不久入村的。他们同样主动的帮助农村，比如把烟厂的废旧烟叶弄到村里当肥料（都是烟厂子弟）。或许由于政策不同，两批知青的表现还是有些差异。首先是心态上有差异，下乡时64年的知青品学兼优自愿下乡，而74年的知青是在社会大潮中下的乡。第二，待的时间不一样，64年知青待了近十年，74年知青待了三四年。第三，组织形式上不一样，64年下村后和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住的是村里借的房子，是和农民一起种集体的田；而74年知青下村后，烟厂派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干部来作指导，同时烟厂也出了些钱安置他们，再者他们的房子是烟厂盖的，他们种的田是集体单独划给他们的。或许因为这些不同，村里人说到74年知青时同样说好，但是对人对事的印象并没有64年那一批的深；村里人对两批知青都给予了不低的评价。　　虽然做的只是一个村庄的调查，但相信它代表了许多农村的真实情况。

　　调查结束后，我们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当年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中国农村封闭落后的面貌恐怕很难改变，也恐怕很难大范围的普及初等教育，为世界卫生组织引为典范的新中国毛时代的合作医疗恐怕也难以实施；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必然是农村依然封闭落后，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国民大多数是文盲，人均寿命很低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缺乏现在这样高速发展的基础。

　　而最令我们感动的是64年这一批知青，他们年轻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动要求到农村，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他们青春无悔；而到农村后他们不计名不计利，默默的奉献着。或许只有这一句话能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重：“甘洒碧血写春秋”。特别是当村里有人说，你们下来待几年才有用，我们无法回答时；当我们看到周围许多朋友当村官，并不是冲着改变农村面貌去的时，我们的敬重之情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