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丨毛主席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

 

　　毛主席和黄炎培“窑洞对”的故事，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主席表示：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毛主席的这段话，我曾经在《愚公毛泽东》【点击阅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赘。

　　纵览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就会发现，毛主席对落实“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仅有宏大的思考，在日常工作中也时刻注意鼓励、支持人民起来监督与负责。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如旭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一切都蒸蒸日上。但官僚主义和压制批评的现象，也在一些角落暗暗滋长。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读者来信。

　　该信批评该校领导不顾“校址狭小，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缺少供实验的机器”等不利于教学的情况，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等等。

　　来信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黄逸峰。

　　看到这一报道后，黄逸峰不是虚心检查自己的工作，纠正错误，反而勃然大怒，布置学校员工联名去信《人民日报》编辑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信中说“这是个别人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不正派的、不利于我们学校的破坏手段。”学校的行政和党、团负责人都奉命以工会会员的身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与此同时，黄还使用特务手段追查作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投稿人回了信，结果被校方截获。随后，黄又布置专人侦察，发现信件被学生薛承凤取走。

　　黄随即向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申请开除薛承凤，没有被批准。

　　黄便在学校召开思想改造大会，把薛列入“恶劣”一类，予以猛烈批判，意欲通过“群众要求”的方式将其开除。

　　薛承凤迫于压力就表示愿意主动退学，但又实在不愿离开学校。黄逸峰便以学校名义两次签发给薛家长的信，称薛“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要求将其领回。

　　薛承凤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写信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信后，认为事态严重，便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处理。

　　华东局检查组进校以后，黄逸峰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形成僵局。

　　这件事情终于惊动了日理万机，正在以主要精力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在了解了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无法抑制对“人民来监督政府”被打击的担忧，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严厉批示。

　　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处分，工资连降四级，搬出了原来居住的独立小楼。

　　毛主席的批示，有力的推动了当时在党政机关中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运动——

　　1月19日，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于头版头条公布了这一决定，并配发社论《严惩压制民主、欺骗组织的坏蛋分子，为提高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战斗力而斗争》;

　　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人民的死敌》的社论——真不愧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何其痛快淋漓，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击节称叹；

　　很快《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大报相继转发了这篇社论。

　　紧接着，华东局发布《关于公布黄逸峰事件的通知》，要求所属各地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社论及有关报道。

　　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文件，要求各地党刊予以发表，检查干部中类似黄逸峰的事件，择要在报上发表。

　　于是，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压制批评的运动。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权力的腐蚀。他强调：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共中央就于1950年4月19日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毫无疑问，至今仍然令人怀念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勤政、清廉的党风，与毛主席见微知著，抓住这一事件摧垮压制批评的障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是分不开的。

　　通过鼓励批评来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推动党风的好转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在今天仍然是一条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党内同志，一向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黄逸峰毕竟是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他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严厉教训，也向党做出了深刻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因此在1956年12月被重新批准入党。

　　当然，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布为他平反，撤销1953年华东局做出的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